父亲在上

变焦靠扭

　　

一直想写写我的父亲，总不知该如何落笔。今天不能不写了，因为，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

一

天鹅的春天是从天鹅山下来的。

正月初二，连续的阴雨过后突然放晴，微风夹着寒气吹过村庄，温和的阳光普照大地。年味正浓，拜年客们已在到来或前去的路上。有人不经意间把头一抬，看见天鹅山的半山腰多了些白的颜色，一小块一小块，像薄薄的云，又像淡淡的雾。都明白，这是野樱桃开出的花。这种花开了，春天就真的来了。

过了正月十五，年才算完，这期间，人们不问农耕，不思琐事，该吃吃，该耍耍，该走亲戚走亲戚，该跳花灯跳花灯。

父亲没有这么轻闲，开春了，再过三周就是公历的3月1号，这是开学的日子。新的学期开学，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前头。天鹅民校共有两名教师，张校长教算术，父亲教语文，还负责后勤。

学校在两公里外的缓坡上，一栋四列三间木房，以前是庙子，后来搬掉菩萨，稍加改造，成了孩子们上学的地方。瓦房需要年年维护，重点是捡瓦，一年一小捡，三年一大捡，今年正好是第三个年头。学校捡瓦需要事先报告，捡瓦匠由大队指派，再由所在的生产队按劳记工分。

吃过早饭，父亲换了身干净衣裳，提着放有两包白砂糖的篮子出门。他要去的地方叫毛坝坨，属于另外一个生产队。他去找大队支部书记，问捡瓦的事情。支书家很闹热，有人在玩川牌，一圈人围着看。支书姓周，牛高马大，四十多岁的样子。见父亲进屋，连忙招呼，看牌的人也围过来，十分热情地喊田老师。父亲表明来意，周支书立即说，年前就安排好了，马上找人通知，趁天色好，明天就捡。

天鹅大队有六个生产队，除了高台子和大坝田在崖下的长溪河边，其余离学校都不太远。开学前的这段时间，家访是必不可少的，有孩子上学的家庭，户户都要走到。父亲包我们生产队和长溪河，剩下的由张校长负责。家访就是做家长的工作，让孩子继续上学。一个学生一学期交八角钱学杂费，收完庄稼再交十斤包谷籽，这个负担可不轻。学杂费全额上缴，父亲和张校长都不是在编人员，在大队一级民校教书，不拿工资，不记工分，这些粮食就是报酬。

终于到了开学的日子。开学典礼简朴而隆重，所有学生和家长都参加，校长安排工作，支书亲自讲话。

上面配发课桌，学生自带凳子。入学那年，父亲特意请木匠给我做了一条方凳，柏木的，有些重，但十分牢实，快四年了，一点不见松动。学校有三间木板房，一年级和二年级一间，三四五年级一间，还有一间，堆放杂物和老师办公。好在全校只有七十多个学生，复式教学，虽显拥挤，人人都还是有位置。

开学典礼在学校泥坝上子举行。坝子边有根木杆，很高，一面红旗在上端迎风招展。学生排成几个纵队，规规矩矩站着，家长在外面围成半圆，或袖着手，或吸着烟，老老实实听讲。该周支书讲话了。他只讲了一句：都要听老师的话，哪个不听，扣你们家工分。

典礼结束，孩子们带着新课本和作业簿回家。他们跟在大人身后，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只幸福的羔羊。

读完五年级，就该去石龙完小上初中。父亲日夜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没能升学。据说大队是推荐了的，但是上面没有批准。这一年，父亲三十四岁，我十三岁。

新的学年开始，父亲继续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母亲和祖母继续为全家挣工分，而我，开始一心一意放羊。我们家有八只羊，最初的那只母羊是亲戚送的，几年过去，如今已子孙满堂。我喜欢这群羊。站在高高的天鹅山上，能隐约看见远处的学校，那熟悉的读书声，却怎么也听不到。

又一个春季来临，父亲带我重返课堂。一天，他放倒了院门前的一棵楠木树，树干锯成几段被人抬走，剩下的枝叶当做柴烧，直到暑假结束，都没烧完。

石龙完小的校门为我敞开，父亲背着沉重的行李送我去十公里外报到。在那个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在成排成排的灶头边，他为我筑了一方小土灶。大寝室在楼上，竹笆壁，木楼板，竹席往上一铺，摆上被褥，就是床了。一切安排妥当，他对我说：孩子，你当努力。

第二年秋季学期，父亲从天鹅民校调到石龙完小。对我们家来说，这是好事，虽然还是民办教师身份，但毕竟进了一步。对于我，更是难得，不仅能随时听到父亲的教诲，饮食起居，也有了较大改观。

二

天鹅大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了。

秋收完毕，公粮上交，各家各户储存好从生产队分得的口粮，已就进入了冬闲。成立文宣队是大事，区里成立了，公社成立了，每个大队都要成立。成立文宣队也很简单，乡里乡亲的，谁能说会写，谁能跳会唱，谁会吹会打，全都一清二楚。

冬月初三，天气晴好。学校前面的大坝子挤满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比往常开批斗会要热闹好几倍。支书站在中间的空地上，用宏亮的嗓音宣布“天鹅大队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

首批队员名册里，有张校长和父亲。按说，父亲不能入队，但整个大队只有他一个初中生，能写会画，还识得简谱，所以破了例。父亲自然求之不得，能够加入这样的队伍，光荣无比。

接着开始节目表演。节目没有经过编排，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才艺展示。也没有人报幕，这个演完，那个登场。

四人各持响器上场，鼓声一起，锣钹齐鸣，一通闹台，打得全场沸腾。一老一少上前吹唢呐，都是熟悉的曲牌，两人腮帮子鼓得又大又圆，里面像有吹不完的气。有人唱起了歌，曲调婉转，声音低回。“三月桃花开，闲言两丢开。听我唱本祝英台，山伯山伯访友来……”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唱的人不少，唱得全的人没有几个。小调很长，唱完至少要半个时辰。才几段，人们正听得津津有味，调子突然一转，成了《十望郎》：“……初三早起去望郎，小郎要吃乌鸡汤。罐罐煨来人看见啦天平年，帕帕包来又无汤哟年太平……”支书这时发话了，他说，这些调调做活路的时候唱要得，今天唱要得，往后的排练和正式演出要不得。众人不解，《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头听到尾才过瘾，天天听才过瘾，怎么就要不得呢？支书说，我也弄不清楚，反正要不得。

平日里听惯了唢呐和锣鼓的声响，父亲的笛子和口琴吹奏让所有人感到新奇，一个个张着嘴，睁着眼，痴痴地站在那里，像睡过去了一样。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两种乐器的，也曾听他吹过，但次数不多，有时在放羊的山背后，有时在砍柴的密林中。祖父抗美援朝任连级指导员，转业后在东部一个省的民政部门工作，期间，父亲随祖母前往探亲，在那里完成了初中前两年的学历。也许，和这有关。

突然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跑进去，不声不响连翻几个“簸箕圆”。随后又进去一个，跟在后面，一圈接一圈地翻。想不到长溪河边的高台子还有这样的角色。这种叫连贯侧手翻的“簸箕圆”把在场的人都看呆了，支书高兴得不行，当场宣布，增补进文宣队。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编排，“天鹅大队文艺宣传队”即将正式亮相。消息传出，除了本队的人，邻近的大队也有不少人赶来看热闹。公社很重视，特派要员，亲临指导。

地点仍在学校，单搭戏台就用去整整一天的时间。台前木柱间拉着条幅，没有幕布，没有音响，报幕员往那里一站，演出的序幕就拉开了。表演的节目有三句半、快板和歌唱，当然还有打闹台、吹唢呐、吹笛子口琴。男声独唱的时候，两个小孩在后面不停地翻“簸箕圆”，把所有观众的目光都吸引了去。演出结束，人群散尽，支书悄悄对父亲说，公社领导说了，快板和三句半那两个节目写得好演得好，今后有可能参加公社文宣队的巡回演出。

一天，大队接到通知，要文宣队全体队员到公社看电影，同去的还有大小队所有干部。电影的名字叫《红灯记》，讲的是一家三代勇斗日寇的故事。看完电影没几天，任务下达，要排戏了。全戏很长，公社文宣队负责难度大道具多的几场，难度小的分摊到大队文宣队。公社发了剧本和歌单，要求各自排练，年前汇演。

《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不复杂。父亲建议，张校长演李玉和，大队会计演王连举，他演鸠山。戏中，除了动作表情，对白和唱腔尤为重要。高音喇叭里天天在放，真要把几个唱段学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封请帖藏毒剑，风云突变必有内奸。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我满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巍然如山。”父亲逐字逐句教，张校长逐字逐句学，翻来覆去，不在状态，记不住倒在其次，关键是那腔调，稀奇古怪的，不像是在唱。周支书实在听不下去，断然决定，二人对换角色。戏里的鸠山只说不唱，王连举是个小配角，就短短的两句台词，这样一变，排练就顺畅起来。

过了几天，公社派人来检查排练情况，刚一开场，领导的脸就马下来了，厉声说，正面人物怎么能随便叫个人来演，立马换人。

汇演如期举行。腊月天寒，公社完小操场上人山人海，高音喇叭里的声音响彻四方。

三

腊月二十四五扫阳尘。这之前，烧炭砍柴舂碓推磨杀年猪，家家户户不清闲。扫完阳尘，再去供销社补些年货，不忘买回几张红纸，写成春联，岁末最后一天下午往门框上和窗户边一贴，就都有了过年的模样。

我们家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远远近近的乡亲来找父亲，请他写春联，顺便讨要几张旧报。

旧报纸是稀罕物，也是好东西，包装礼品再合适不过。拜年的礼物有荤素之分，猪腿和条状猪肉叫“荤礼”，送给娃娃亲女方家或至亲长辈，鸡蛋、面条和白砂糖称作“素礼”，送给其他亲友。鸡蛋拿稻秆包扎，十个一把。白砂糖用白纸包装，一斤一封。包面条则是旧报。裁叠好报纸，把称准的面条放在上面，裹拢去粘牢，规整又大方。本来，每个生产队都订有报纸，但上面有不能乱扔的图文，有人因此吃过苦头，从此不敢轻动。父亲订的是《参考消息》，刊登的几乎都是国外的人事。一年一订，看完也不丢，年底就是高高的几摞。除去自家使用，有求必应，直到送完为止。

父亲的大字写得好，除了用墨汁书写在纸张上，还能用石灰浆刷写在土坎和石头上。石灰浆写的是标语，秋后和次年夏前这段时间，秸秆砍尽，玉米苗尚未长高，放眼一望，到处白晃晃的，全是父亲的辛劳。

登门的人络绎不绝，有的写好便拿走，有的将红纸留下，回去忙别的事务，改时再取。

写春联，先磨墨。现成的墨汁供销社有售，却不如买墨锭现磨省钱。父亲把少量清水倒入土碗，拿起墨锭，食指按顶端，拇指和中指夹两侧，轻轻压在碗底绕着圆圈慢慢划动，如此往复，直到浓稠刚好为止。墨好磨，取红纸裁好，折成格子，然后提笔开写。

父亲有一个手抄本，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对联，婚丧嫁娶，立房建屋，贺寿庆生，无所不容。当然，还有春联。“一年好景随春到，四化宏图与日新。”“雷鸣天宇催春雨，霞被山河锁西风。”“祖国山河好，人民岁月新。”……写毕，晾干，小心翼翼一副一副叠好，双手捧给立等的人。有的人不带纸，一直站在边上看，样子很入迷，人走尽了也不离去。父亲心里明白，从买来的红纸里取出一两张，裁写成对，客客气气相送。

全部春联写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扎灯笼。父亲扎的灯笼比花灯队那些大出许多，也格外精致，四棱方形，飞檐斗拱，红色黄色绿色纸扎花串挂在上面，好看得不得了。

灯笼扎好挂在堂屋大门外，和红红的春联相配，喜庆无比。

天色渐暗，远处有鞭炮声响起。父亲点亮灯笼，再拿鞭炮去大门那里放。母亲和祖母的年夜饭早已上桌，几盏油灯，满屋亮堂。望着桌上那碗猪头肉，我的清口水一下子就上来了。

吃过年夜饭，串门的人陆续到来，大家挤坐在灶门前火塘边，听父亲讲杨家将的故事和《参考消息》上的事情。祖母从里屋端出麻饼酥食儿，母亲挂起煮老鹰茶的铜壶，送走旧年最后一个夜晚，又迎来崭新的一年。

小伙伴们更喜欢结队去村子里乱窜，到鞭炮废屑里寻找哑炮，然后藏猫儿。夜深了，母亲在远处用拖得老长老长的声音喊我回去睡觉，喊过几遍，依然恋恋不舍。

摸黑回去，转过一片竹林，终于看到了石院子里的亮光。亮光是那盏灯笼发出来的，虽然有些微弱，但我知道，那是家的方向。

四

近来，学习一定很紧张吧，因为期终考试即将到来。

看了前次的来信，从一个侧面知道了你半期以来的成绩，令人高兴。但以高的标准衡量，还有差距，因为有的科目不及格或分数低。

你信中说，初到二中，生活不习惯，十天半月就想回家，没有考虑如何抓学习。有此想法很正常，但必须立即克服，安心学习。

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二封信，写于1979年12月11日。务川第二中学设在濯水区，分高中部和初中部，有食堂和寝室。学校离家三十五公里，山高路远，不能经常回家，父亲就托人捎带书信和生活费。

……上两周，学校和区教办几次动员我报考中师，虽然我的年龄已大大超过了在职教师放宽到三十二岁的年限，但他们说：“年龄问题有上级负责。”叫我不要担忧。一方面年龄大了，已经没了这方面的心肠。另一方面，考取后反而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时的困难，影响你们上学。因此，我辜负了领导们的期望。名虽没报，却勾起了我对一些心酸往事的回忆。

我和你一样，从小就喜欢学习，由于刻苦，小学到初中，各科成绩一向优秀。考上高中后，正值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家中母亲生活艰难，自己无心读书，上了一个学期的高中就辍学回家了。六四年生活好转，社会青年踊跃报考各类学校，母校的老师和亲戚朋友一致要我报名，我也欣然同意。当时，我风华正茂，才出学校也没几年，考个中专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我面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大队拒绝给我办理相关手续，报考学校的美好愿望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一次，公社领导见我拿着生产队订的《贵州日报》看，当场震怒，连夜在生产队召开会议，严加斥责。无奈之下，我节衣缩食，订了一份《参考消息》。

六五年，上级知道我这个人懂得点文化，也还老实巴交，就叫我在本大队民校教书，后虽遭波折，总还是教到了现在。幸运的是，教育战线的领导和同行们对我非常关心和信任，十多年来，我得到的奖状不是很多吗？但你是知道的，我从未张贴过，每次得奖，都心存感激，默默地捆好，放在家里不显眼的地方。

虽然我不是国家正式职工，但我热爱教育事业。几年来，授课之余一直在专研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多种教材，争取能胜任初中各门课程。

因“报考学校”一事引起的感慨很多，信写得过长。说了这么多话，其目的是希望你从中体察我的心意，不要忘记国家对你的教育和培养，立下志愿，珍惜得之不易的时光，看准目标，以更高的要求努力奋进。

这是父亲写给我的最长的一封信，足足五页信笺。时间是1980年6月15日。

离家又是两周有余，想念自然是难免的，愿你努力学习，有所长进。

今天，陈老师又到区里领工资，顺便捎个信，给你讲两件事：一是，陈老师给你九元钱，以作下月的伙食费用，本月底就不要请假回来了，以免影响学习。二是，你母亲给你许下的诺言已经实现，现在就看你的了。表的牌号是“中国上海”，虽是半钢的，但走时精准。目前在我手上戴着，我一定倍加爱惜，明年就给你。当然，表的全身都浸透了你母亲、婆和外婆的心血，望你切记，切记。

另外，你上次的信中有两个错别字：寒东（冬）和无羌（恙），今后要尽力克服。

这封信写于1980年10月16日。这时，我读高中二年级，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要毕业了。母亲曾许诺，只要考上大学或中专，就给我买块手表。

本来，早就想给你写信的，但又想等到上次我去县里参加“民师择优转正”考试结果出来后再写，于是拖到今日。

3月25日，区教办通知我赴县办理转正手续，当时的心情你一定想象得到。但又听说还要体检，我的心又冰凉了，其原因，你自然清楚。到了县里，并没有谈及体检，填了一份招工表，教育局又开了一张干部介绍信，叫拿到濯水区公所办理“户口”和“粮食”，就这样百事大吉了。

29日回到区，办完手续准备去二中看你，路上遇到梁老师和崔老师，他们跟我说了你的近况，又说你正在上课，我就直接回来了，没有去打扰你。

1981年3月31日傍晚，坐在校门外的小河边读父亲这封信。信未读完，泪已满眶。

……关于政审所需填写的内容，现开列于后，望你毫不隐瞒，如实填写：

父亲，田应春，三十九岁，学生成份，国家职工，现在石龙完小任教。

母亲，余林英，三十八岁，富农，已摘帽（填社员，下同），在生产队务农。

祖父，田凯，转业军人，1975年冬病故。如需填写详细情况，即是：解放前，读书，做过半年保长，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连指导员，1953年转业为浙江省民政厅干部，1968年被遣送回家（若不需要，只填简单的）。

祖母，陈桃英，六十七岁，富农，已摘帽，解放前后均务农。

外祖父，余汉阳，地主，解放初（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外祖母，田金花，八十岁，地主，已摘帽，在家养老。

1981年的大中专院校招生，政审和体检是在考试之前。5月的最后一天，收到了父亲托人带来的书信，同时收到的还有6月份的生活费和前往县城体检的盘缠。

如果政审和体检都能顺利过关，再下个月的6号，我将和众同学一道，上务川，进考堂，去迎接已经准备了很久的一场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