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沟的故事

小虫2一徐虹

　　坐在视野宽阔的吉普车里，看着眼前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和水 ，不由得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我还能重返这里；也不知为什么，对这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恋，总想再回来看看……。

第一章 上山下乡

第一节 终于有了去处

1974年8月24日上午，在等待中煎熬了半个多月后，终于踏上了专程送我们去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现龙门乡)青龙大队插队落户的解放牌大卡车，心情一下子释然了。

之所以叫“等待”、“煎熬”，是因为大约一个月前，我高中毕业了。当时正值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兴未艾，既:所有高中毕业生除身边子女(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外都得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叫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才能在贫下中农推荐下，招工回城或上大学。

我当时因父母正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延吉市工农二队(郊区菜队)参加农业生产，所以上初中就被分配到菜队同学相对集中的班级，直到高中毕业(初、高中共四年)。虽然，高中毕业后菜队同学都可以回到所在生产队，当时叫“回乡青年”；但因我父亲刚刚“落实政策”，回到学校工作，子女就没有资格回市郊菜队了，必须到其它地方落户才行(叫“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我们班因“回乡”同学多，组不成“集体户”，就得“插队”到其它班的集体户，这样就耽误了时间。

如果没事，十天半月一晃就过去了。但在当时，正值青春年少，又逢上山下乡高潮，同学们一毕业，就一窝蜂地奔赴到“广阔天地”，开始新的生活。而没走的，多数是找各种理由不想下乡，想留城的“落后”分子。像我这样表现积极，但又没走的寥寥无几。所以在等待与其他班还没走的同学组户，等待分配下乡地点的日子里，看 到同学们兴高采烈的背上行李，坐上大卡车，歌声嘹亮的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农村的时候，我就像在逃避，就像丢了魂儿似的，整天待在家里不敢到学校，不敢见老师见同学，甚至不愿见熟人，那种感觉就是度日如年(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单纯至极)……。

终于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说:学校找了一个知青点儿，在和龙县龙门公社有个叫“青龙沟”的大队，比较偏僻，问我去不去？我一听，高兴的不得了:“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是知青点儿就行。”于是，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和其他两个班的三位同学(两男一女)组户，到青龙大队插队落户。

第二节 青龙沟

青龙沟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现和龙市)龙门公社亚东水库上游15里地的一个自然屯，再往里走15里，就是国营长仁林场了。

之所以叫“青龙沟”，是因为以公社所在地一一亚东水库为界，水库下游是平原区，交通相对便利，经济条件也较好；上游则是山区，两山夹一河，越往上走河床越窄，山越高。夏天，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从水库大坝向上远远望去，河床就像一条曲折蜿蜒的“青龙”，故而得名“青龙沟”。

沟里交通相当不便。当时除了正常天气(没有雨雪的情况下)每天通一次“大客”外，几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通行十分困难。

再就是冬天没有电。夏天靠从林场下来的河水勉强发电，但夏天天长基本用不上。到了冬天，河一封冻就一点儿电也没有了，家家户户靠点煤油灯度过漫长的黑夜。

青龙大队有四个小队，朝汉两个民族，大约百十户人家。一、二队是汉族队，三、四队是朝族队。有一所小学“戴帽”初中的小学和一个公销社(日用品商店)。

由于地处山区，气候偏冷凉，农作物生育期短，产量很低，所以只能“靠天吃饭”。但根据当时的政策还要年年“交公粮”(缴纳农业税)。所以，为了有收成，不至于绝产，四个小队水稻、玉米、高梁、谷子、大豆、黄烟、蓖麻，什么都种。一般是山脚或半山腰，石头少点的“好地”种水稻，其他地块儿谷子、玉米、大豆，年年轮作，还有一片“好地”固定种黄烟。尽管如此，当地经济还是入不敷出，年年都吃“返销粮”不说，连工分都是“负”的。(这些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当时一点不知道。)

第二章 美好憧憬下的现实生活

第一节 美好憧憬

坐在颠簸摇晃的大卡车上，看着山下的绿水，四周的青山，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终于离开家了，离开了学校，来到了农村一一这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一定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被推荐上大学……(因为下乡前就知道招工不用太努力，要等待回城的指标；上学就必须表现突出，才能被选拔和推荐。)

从亚东水库开始进山，一路都是盘山沙石路。越往里走山越陡，水面越窄，一路见不到人家，只在水库上游几近水面尽头的沟里，(在水库到青龙沟中间的地方)见到了几户人家。到青龙后才知道那是水文站家属房，是长期住在那里监测水位的工人及家属住房。

下午1:00点左右，卡车进了青龙沟，停在离三队集体户不远的路边，已经有老户的户长领着大家在集体户门口等我们了……。大家帮忙拿行李、箱子，互相打招呼，认识之后就开始吃饭。记得那天还真是满满的一桌子菜，还有酒。我们也都肚子饿了，这顿饭吃的很香。

吃过午饭，卡车要走了，送我来的父亲也要回去了。我兴高采烈的让父亲放心，我会在这里好好干，不会给家里添麻烦。可父亲却看不出一点儿高兴的样子，眉头紧锁着点了点头，就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别忘了我给你带的那几本书，有空就看看，总有一天还是要考试上大学的。”我明白，父亲指的是放在我箱子里的那几本日语书。我点头答应。

第二节 一言难尽的集体户

车走了，父亲也走了。送走了他们，我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心里突然觉得空落落的。新的环境，新的“家”，新认识的人，就连同来的其他仨个同学也是今天才熟悉的。好在还有一个女同学做伴儿，我俩被分在同一屋住。这屋原来还有一个老生叫姜华，家是和龙福洞煤矿的，在青龙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隔壁还住着一个叫王萍的女生，是和姜华一起来的。

青龙大队共四个集体户，一小队一个:一、二队是汉族集体户；三、四队是朝汉混合户。我们插队的是三队集体户。原来老户有五人，三个汉族(姜华、王萍和户长)和两个朝鲜族男生。户长是男生，大约25~26岁，人很老实，我们去时他正等着招工。两个朝鲜族男生比我们年龄稍大点，是山下水文站的职工子弟。

因为三队是朝鲜族队(只有两户汉族)，所以集体户的房子也是朝族式的:窗户和炕都很矮，朝族锅。但格局是中式的:中间是灶堂，灶堂两侧是卧室:男生住一侧，女生住一侧。

在家住惯了，突然住集体宿舍还真不习惯。好在有老生的关照，我们也都很自立，也算很快就适应下来。记得刚到集体户这半年，因为新生都带口粮，并且很快又到了秋收季节，新粮下来要先留“口粮”，所以户里不缺粮食，日子很好过。尤其水稻收割后，磨完稻子分到的“口粮”是白花花的大米，集体户天天吃大米饭，别提多高兴了(在家每人每月只有五斤大米，而且都是陈化粮)，就连集体户养的猪都跟着吃剩的大米饭。过年回家每人也能拿点大米回去，大家都美不胜收。

可是过完年再回到集体户时，已经面目全非了:一年的口粮已所剩无几，还有大半年时间新粮才能下来，怎么办？集体户的惯例就是，一到这时就找生产队，向国家要“返销粮”。国家“返销粮”给的全是玉米。我们朝族队还好，因为朝鲜族不吃玉米面儿，所以都给磨成了玉米碴子。一、二队汉族集体户可就惨了，全给磨成了玉米面儿。所以，每当我们冬天顶着寒风去山上修梯、条田时，中午带饭盒汉族户不是玉米饼子就是玉米面条，我们朝族户都是玉米碴子饭，然后就着用水桶炖的从砸冰窟窿的小河里摸到的鱼和虾(里面只放点儿盐)，却吃的很香！

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同往常一样:背朝里(冲火堆)脸朝外，围着火堆吃的正香，不知谁喊了一声“有糊味儿！谁衣服烧着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还以为是说话的人在恶作剧！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与我同来的女生吴景瑛的棉裤腿已经烧到脚脖了，还在冒着烟。因为她穿的是部队发的大头鞋，鞋腰高，所以她自己都没感觉到。大家赶紧用河水将她冒烟儿的裤脚火熄灭，接着继续顶着寒风在封冻的小河边吃饭……。

春节过后直到秋粮下来(十月中旬)，集体户一日三餐都是玉米碴子。朝族不喝粥，所以三餐都得是干饭，这样我们口粮就得省着吃，否则，不等新粮下来就又断顿了。记得到集体户的第二年，老户长招工到福洞煤矿走了。我们新来的四人中，一个男生当了户长，我当了生活委员，这可难为死了我。因为有了一年的生活经验，知道粮食得计划着吃，尤其是大米，不看好仓库，一年的口粮三个月就没了。我拿着仓库钥匙，算计着怎么才能不浪费，哪怕吃到最累的时候一一插秧也好。谁知老人，新人，不是一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很难管理。加上之前的老生也不是一块儿来的，人心不齐，都在“混”，谁也不把集体户当成家，也就养成了“偷、拿、造”的习惯。大米一下来，就有人趁做饭机会偷偷往社员家拿大米；还有人公开要大米，说还欠社员家的。更有人做饭不计量，也不问几个人吃，一做一大锅，剩了就喂猪。人家是老生，又是先来的，你也没法说。就这样，仍然是过完春节回来就得吃国家的“返销粮”，苞米碴子就咸盐水一吃几个月，很难熬！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说好了都回来吃，结果两个朝族老生到很晚都没回来。恰巧那天好心的朝鲜族妇女队长给我们送来点儿大米，我便做了顿大米饭。看着锅里给他们俩人留的大米饭，干等他们也不回来，心里馋的直痒痒，就一会儿吃上一口，结果一小盆儿饭不知不觉下去了一半。我心想:他们俩经常回家，也许今晚不回来了。索性剩下的半小盆儿饭也让我一扫而光！当时“撑”的是坐不下，躺不了，连腰都弯不下，就在院子里溜达，还怕他俩回来没饭吃，那滋味儿别提多难受了……。直到半夜他俩也没回来，我才回屋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咋没撑出胃病来？

在青龙集体户生活了三年，不管是大米饭还是苞米茬子，终归还能填饱肚子，但吃菜就没有保障了。夏天自己种点儿菜，社员再给点儿，还能有菜吃。到了冬天，生产队分的土豆、白菜、萝卜，勉强能吃到春节前，等春节回来直到六月份，就是苞米碴子就咸盐水，一点儿油腥菜叶都没有。有时社员来集体户玩儿，看不下去眼就给拿点儿菜来，但也是杯水车薪，吃一顿就没了。尽管这样，我们后来的四人也没退缩，仍然满腔热情地参加队里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的就是好好表现，早点儿回城或上学。

记得来户第二年的冬天，平原集体户(我们习惯这样称呼:以亚东水库为界，水库下游的叫“平原集体户”；水库上游的叫“沟里集体户”)同学来“串门儿”，当时户里白菜萝卜都没有了，只剩土豆。于是我们就用土豆做了四个菜:土豆丝、土豆片、土豆泥、土豆酱，还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白酒，大家白酒就土豆吃的不亦乐乎！

尽管我们后来的四人处处小心谨慎，生怕与老生闹矛盾，影响团结，但矛盾还是发生了。起因是老生因为来得早，有的与社员关系好，就时不时的拿户里的大米“送礼”。我们看不顺眼，也管不了，就向贫下中农户长尹大爷(一位很负责任，热心肠的朝鲜族老大爷)反映。结果做贼心虚的人就在户里指桑骂槐，弄得大家很难受。我是生活委员，自然逃脱不了“干系”，等轮到我做饭时，没有劈柴老生也不管。怎么办？我就自己劈。可待储存的劈柴都烧完了，不能没柴烧啊！我就跟同来的户长商量:老生不干我们也得烧火做饭，不能向社员借劈柴吧？我们自己上山砍！于是，我们请了一天假，借了一辆牛车上山去砍柴。(队长不放心，给我们派了一个社员领着我们)

青龙的山不是很高，但很陡。要砍柴就得爬到半山腰，将一棵棵碗口粗的树干贴根儿砍断，再去掉枝叉，然后用牛爬犁拽到山下，再装上车拉到集体户。上山不是问题，因为老牛上山也是一步一步往上爬；下山可就难了，户长崔民哪赶过牛爬犁！陡峭的山沟就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牛拉着绑着木头的爬犁，在贯性作用下向冲刺似的往山下跑，吓得我们嗷嗷大叫，捂住了眼睛不敢看……。并且这次砍柴我还差点儿受伤，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因为男生负责将树砍倒，我就负责打枝杈。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干的起劲儿时，一棵树干向我砸来，当时我也没看见。等听到喊声时，树干已经砸到我后背，我顺势弯下腰……。因为有树枝的抵挡，树干砸的不是很重，我也有惊无险，躲过一劫，砍树的男生也吓得够呛。(如果不是树枝抵挡或砸在头上，还不知什么后果)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去砍柴了。打定主意:没柴烧就不做饭！上山砍柴本来就是男生的活，女生不能干！

集体户生活虽然艰苦，生活没有保障，但我们都庆幸自己分到了三队集体户，因为三队户的贫下中农户长尹大爷一一 一位年近七旬的朝鲜族老头、老共产党员，对集体户的责任心是其他三个户都“享受”不到的。尹大爷虽是朝鲜族，但汉语是同龄人中说得最好的。他经常来集体户嘘寒问暖，帮我们解决生活困难，尤其是女生应该注意的生理问题。(他家只有一个女儿，比我们大两岁还没出嫁，他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女儿看待。)我们刚来时什么都不懂，他就告诉我们女孩子下水田一定要穿靴子，千万不能着凉。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高潮，早晨4点就下田插秧，水都冰手。于是我们都买了过膝长的靴子，从不光脚下水田。还有就是叮属我们，不管干活儿回来有多累，都要把炕烧热了，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解乏，女孩子千万不能睡凉炕，那样要做病的，并且时常过来“监督”“检查”。这些话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虽然都是些“小事儿”，但我觉得尹大爷说的对，是为我们好。所以在青龙插队的三年中，不管干活有多累（尤其是插秧和铲地的时候，累的饭都不想吃），收工回来我都要把炕烧热了，用热水泡脚后再睡觉。有时候赶上农忙，地里活儿多，男生累的连柴火都不劈，我就自己劈，反正不能睡凉炕！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转户。后来回想起来，真得感谢负责任、好心肠的尹大爷！因为下乡前我们都生活在城里，回家都有父母照顾，这些小事从来都不在意，也不懂。就青龙四个集体户而言，其它三个户女生经期肚子疼、胃疼、腿疼的常有，我们户就没有。

多年后，为了感谢尹大爷对我们的关心关照，我还借去青龙报恩的机会，想再见见尹大爷，向他道谢。可遗憾的是，村里人说尹大爷早就离开了青龙沟，随女儿去了女儿出嫁的地方了(具体也说不清哪里) 。没能再见到尹大爷是我终生的遗憾！

1978年春节过后，公社为落实“知青政策”(青龙沟条件差，不适合安排知青)，把我们从沟里转到了平原地区一一亚东水库下游的进化大队三小队集体户。也是朝鲜族生产队，但集体户都是汉族，仍旧插户！原来的老知青也没剩几个人了。印象较深的是两个年龄较大的上海男知青:一个姓姚，叫姚庆红，都三十多了，在等待回城；另一个姓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烫了满头卷发，整日拉琴弹唱，无所事事，也在等待回上海。我因要参加78年高考，待到“五、一”就请假回家复习功课，到录取通知书下来，就彻底离开了集体户。

从74年高中毕业到78年上大学，在集体户生活了整整四年。而前三年在青龙沟，除了每年春节回一次家(大约20天左右)，其余时间全都在生产队干活。这三年，我除了每年回家时向小队会计借5元路费外，只从生产队拿过25元钱，也是借的。到离开青龙时，会计说我还欠队里不少钱，知道我也不能还就算了。我一脸的惊讶:“什么？欠钱？我们起早贪黑干了三年，没挣到钱不说还欠钱，这是什么道理？”后来才知道，我们挣的工分是“负”的，也就是干的越多，欠的越多，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鬼地方”？

第三节 来的目的是离开

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父母先后于1957、1958年被错划“右派”)我小学连“红小兵”都没入上；中学虽然表现积极，一年级(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加起来共四年)就填了入团积极分子表，可直到高中毕业前不久，才被批准入团。所以，在我心里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是“右派”子女，“黑五类”子女，要表现十分突出才能与其他人竞争，才能有出路，否则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来到青龙后，我就抱定了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锻炼自己的目标，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中，每天起早贪黑“学大寨，赶小乡”，与贫下中农能打成一片，干劲十足，从不偷懒，也不叫苦叫累！

干了一段时间后，大约是第二年的春天，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东哲(退伍军人，当时在我们小队回乡务农)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天天只埋头干活儿，不写入党申请书？我说我父母有历史问题，我是“右派”子女，不知道我表现好不好，我不敢写(后来才知道，知青来到后多数都写了) 。金书记对我一番教育鼓励后，一句话让我卸掉了包袱:“周总理说过，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不久，我向党小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便成为一名党外积极分子了。

有了党组织的关怀，我在生产队表现更积极了。除了劳动外，生产队的大会小会，只要让我们参加，我都积极发言，思想汇报也是定期上交，自己都觉得像换了个人似的，“轻装上阵”了。

不久，大队民兵连改选，我被选为民兵副连长。连长是我们小队的朝鲜族青年叫金昌范，他家很穷，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身体不好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当时弟弟正上初中，妹妹上小学，他因家庭困难初中毕业就回生产队干活儿了，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来源。他很正直，与我们年龄相仿，工作很努力，也很积极向上。我们在一起配合了一年多，把大队民兵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可就在这时，大队通知我到学校当老师。

虽不愿离开已经打下基础的小队和民兵连，但去学校当老师还是大家都启盼的。因为毕竟老师是脑力劳动，不用去地里干那“永远干不完”的农活了。(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高潮，我们晴天干旱田活，雨天干水田活，早晚熏黄烟；冬天还要修梯田条田。总之，除了春节回家半月二十天，没有闲时候)大家也都觉得这是我表现好，大队重用我，我便欣然接受了。

到学校报到后，我被分配教新入学的小学一年级。记得全班只有九个学生:五男四女，其中汉族六个，朝族三个。尽管学生不多，但学校有要求:算数、语文、体育、音乐这四门是必修课，都得教。于是我这个“五音”不全、“四肢”也不发达的知青，不仅得教算术、语文，还得教体育和音乐。好在算数语文有教材，体育音乐没教材我可以随便发挥，教几个小孩儿还是不成问题的。

农村孩子朴实单纯，很快我便和他(她)们打成一片。上课教他们知识，下课跟他们一起玩儿，很开心。记得班级有一个超龄上学的汉族女孩儿(九周岁，名字记不得了)性格很孤僻，感觉就像弱智，下课不爱玩儿，总是坐在那儿着不动。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以为她就是懒惰，不爱动。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说她经常尿裤子，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她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哭了。于是我找到她家长问明情况后，才知道她胆儿小到有尿裤子的毛病；而且也因为这个一直不敢上学，今年是学校上家动员才来的。知道原因后，我对这个学生格外关照。每当自习或不讲课的时候，我都到她跟前小声问她有没有尿？下课让同学们主动跟他玩儿，让她胆子大起来。后来到学期末的时候，她尿裤子的毛病基本没有了，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还有一个朝族小男孩儿，非常聪明，学习也好，我经常在课堂上表扬他，于是他就成了我的“第三只眼睛”。我不在的时候，谁违反纪律了，谁不好好写作业了，谁打架了，他都一一向我汇报。记得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会回来，在每天只有一班的公交站刚一下车，就齐刷刷围上来一群小孩子，七嘴八舌的向我告状:谁没写作业了，谁不守纪律了，谁又打架了……我一查:九个，一个都不少！连最不敢说话、常尿裤子的小女孩儿都向我“汇报”……。

一个学期下来，我和这些孩子建立了感情，其乐融融，我更乐此不疲。但是一回到教员室，我就像霜打的茄子，怎么也精神不起来。因为到学校没多久，我就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不论中学还是小学老师，好像都在故意躲我，不和我说话。尤其大队书记的女儿一一教小学的魏淑娥(我们同龄)，总是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眼光对待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很难受！这是怎么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我整天沉浸在迷茫、困惑、痛苦之中。后悔来学校当老师，不如在生产队干活，虽然身体累，但精神愉快。在这种压力下，我干脆回避上教员室，早晨上课铃一响，我就把算术、语文书一拿，到教室一待一上午，直到放学，课间也不回教员室。但下午还是得回去受煎熬，因为小学就半天课。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天下午，教员室只剩我和教初中数学的刘老师(一位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他和我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躲我，不和我接近。原来是魏素娥放出话来，让大家孤立我。因为我表现太积极了，她看不惯，怕我和她争上学的名额。迫于她父亲是大队书记，手握“生、杀”大权，谁也不敢得罪她，所以都不敢接近我。后来，也有几位老师看不惯她的傲气，背后和我说了类似刘老师的话，我才知道了原委，也就不那么沮丧了。

在学校干了一年，又把我调回生产队，让我担任大队团书记，我很高兴。终于离开了那个高傲但可恶的面孔，但有点儿舍不得那九个小孩儿，至今他们那天真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把我调回生产队的原因，是原来的团书记(本地青年)被推荐上大学了(吉林大学)，没有合适的人选，便让我接替。这对我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压力。好事说明这两年我没白干，大队小队对我都有一定的认可，这对以后推荐上学是个很好的基础；压力则是我怎么管得了这帮年轻人！本地青年不说，单四个集体户的知青就够“喝一壶”的了。而且原来的团书记很有工作能力，把团工作做的有声有色，我哪比得上他呀！但无论如何，我得挑起这副担子，因它离我的目标一一上大学又近了一步！

我又回到生产队干起了农活，闲暇之余开展团的活动。也许大家看我是个女的，不忍欺负我，搞活动还真没有调皮捣乱的，我也按大队党支部的要求，认认真真地开展团的工作，还算一帆风顺。然而，就在我干的起劲儿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

一天，一个本地青年找到我，说他要入团。因他虽是积极分子，但表现一般不够条件，我便对他进行了帮助，让他继续努力，等够条件了一定吸收他入团。谁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入团是假，想借机和我处对象是真。明白他的用意后，我便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也不来找我了，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在一个月明的夜里，我正熟睡，突然啪的一声脆响，把我惊醒。我惊魂未定就坐了起来(当时就我一人)环顾四周，只见一块窗玻璃碎了。再往地上看，借着月光看到地上有一块包着纸的石头，捡起来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小心点儿，有你好瞧的。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我既生气又害怕。怎么办？他父亲是队长，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哥哥也是小队干部，我得罪不起，只能忍着；但又怕他再弄出什么事儿来。无奈，我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小队平时对我很好的汉族青年王金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闺蜜”)，想去她家躲几天。她一听便欣然答应，并把这事告诉了她父母。

她父亲快七十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爷，人缘很好，个子很高，也很魁梧，长得很帅气，是队里的技术员，专门负责水稻育秧，在家说一不二；她母亲个子不高，很柔弱，买盐都得向老头要钱，但人也特别好。两位老人听说后也很生气，说“这不是欺负人吗？”王大爷让我就在她家住着，不能再回集体户了。并且告诉老伴儿每天都做干饭吃(她们家只在农忙时吃干饭，平时都喝粥)，我非常感动。在王家住了半个多月，感觉总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就找那个青年长谈了一次，把话说开了，感觉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就又回到了集体户。

这件事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离开农村，离开青龙沟这个“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的决心。我要争取早日入党。只要入了党，我就有机会上学，离开这里。

第三章 入党的代价

自从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我还真是对自己严格要求，处处起带头作用，希望自己早日加入党组织。至于目的，除了党章上写的以外，就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了。我把入党作为我能离开青龙沟，能上大学的“跳板”。至于“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过，也从未在任何场合表过态。

记得有一次，公社召开知青大会，主题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要求各大队派知青代表发言，我们大队经党支部讨论，决定派我和另一位上海知青代表发言。当我接到这个任务时非常矛盾:发言吧，我从心里不想扎根儿，更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太违背良心了；并且话说出去后，再有推荐上学的机会不给你，你也没办法张口。不表态吧，这是一次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也是一次考验的机会，没理由拒绝。好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让我去，我如释重负！

为了入党，我在生产队埋头苦干，天天出勤，从不误工，积极参加各项活动。那是1976年八月十五晚上，我们收工回来刚吃完晚饭，站在院子里聊天赏月，就听大队喇叭广播说:长仁林场着火了，所有青年团员、党员、民兵都到大队部集合，去长仁林场救火。听到广播后，我二话不说，拿起外衣就往大队部跑。到了大队部，已经有大卡车在那里等候了。我们先到的都上了卡车，等人来的差不多了，卡车载着我们直奔沟里的长仁林场。

虽然长仁林场离我们仅15里地，但因交通不便从未去过。坐在大卡车上，一路就想:林场是个什么样子呢？山火又是什么样子呢？结果还没到林场，就越往里走天色越红越亮。到了林场就能见到远处火光冲天，漫山的大火在明亮的月光下将整个山林照的就像白昼！我们下了卡车，每人分给一把镰刀，就跟着上山的人流往山里走，说是去打“防火道”。一路走着，只见不远处一棵棵粗大的树干就像一座座大锅炉，火苗从树干中央呼呼向上窜，越烧越旺，根本靠不到跟前。而人流越往山上走越分散，最后只剩下我们仨个认识的人在一起，不敢再走散了。大家都不熟悉山里的环境，怕走丢了回不去，就不敢再往前走。也不知“防火道”在哪里，我们也都走累了，就在离大火远点的灰堆里坐下休息。看着漫山遍野的大火，近处就像一个个大火把，远处是一片通红(都说水火无情，这次是真的见识了)，我们不知该往哪里去，所幸就坐在灰堆里捡核桃吃。

树上掉下来的核桃被山火烧的都裂开了嘴，有的焦了，有的正好，吃着分外香；再抬头望望天空，圆圆的月亮挂在空中，把天空映得洁白透明，感觉这个八月十五应该是终身难忘！

八月十五日虽是秋天，但到了半夜山上还是很冷。灰堆很热乎，吃完核桃我们也都困了，就不知不觉在灰堆里睡着了……。等醒来时，天已经快亮了，火势好像也小了。我们吃了那么多核桃，渴的嗓子直冒烟儿。没说的，赶紧下山找水喝，要不渴死了！

到了山下，我们找到那条小河，在小河边喝足了水。这时，听说山火基本扑灭了，有的人就开始下山了，我们也就随着下山的人流上了大卡车，回到了大队。由于山核桃油性大，我们喝的又是冰凉的河水，结果回来后就拉肚子，出不了工。这次上山虽然啥也没干，但我们态度好，表现积极，大队还表扬了我们。

由于交通不便，加上我要好好表现，三年我只回家了三次，既每年春节回去一次，平时从未回去过。父亲给我带的书，也一直压在箱底，从未动过。我始终坚信，入了党，我就可以有机会上学，离开农村，否则我就没有出头之日。甚至到了1977年春节过后，我去公社开会，见到和我同来的女生吴景瑛(她插队第二年就去公社当文书了)告诉我说今年要恢复高考，她已经开始复习了，我根本不信，认为不可能。我依旧一心一意参加农业生产，定期写思想汇报，接受党组织考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7年6月下旬，党的生日来临之际，大队党支部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上报到公社党委。

填表后，别提多高兴了，激动的好几宿都没睡好觉。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有了回报。上学的事指日可待了，我天天喜上眉梢，干活都不觉得累了，就盼着公社党委的批文早点下来……。

一晃到了秋天。小队青年都被安排上山挖土豆，住在山上。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0月22日，吃过早饭，还没开始干活儿，在我们小队蹲点的工宣队队员(朝鲜族，名字想不起来了)就悄声对我说:“这回是真的了。刚才听了中央新闻广播，说今天恢复高考，具体时间没定，以后就不推荐上大学了。”我听后如“五雷轰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吴景瑛说的是真的。人家年初就开始复习了，我这大半年天天干活，一眼书都没看，怎么参加高考？我恨不得马上飞回家，问问父亲怎么办？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了。工宣队看我着急的样子，安慰我说:“还有两天土豆就挖完了，等下山后跟队长请个假，回家去想想办法。”我勉强在山上挨了两天，简直度日如年。回到集体户，我就向队长请了假，第二天就回到家里。令我为难的是，家里正准备搬家，东西堆了一地，没有下脚的地方。父亲得知我想参加高考后，让我不要再回集体户了。问我想考文科还是理科？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理科，父亲便回学校给我借了初、高中的理科书。

家里乱的没地方待，我就联系了小学最要好的同学李春燕，正好她也想参加高考，于是我就在她家“安营扎寨”，开始高考复习。他考文科，我考理科，我们俩还无法相互帮助。望着厚厚的一大摞书，拿起这本想那本，根本看不进去，也无从下手。因为得知高考时间是在年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么多书怎么看得过来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却什么也学不进去，眼看临近高考了，还得回公社报名，领准考证，就更学不进去了。到了考试那几天，别人考完都垂头丧气，甚至因答错题而“悔青肠子”，我却跟没事似的，不喜也不悲。结果在回户等待通知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全大队甚至公社都传说我考的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愁，整天做着被录取的“美梦”！直到录取通知书陆续下来后，我才傻了眼:人家学习好的，提早复习的，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尤其是听说吴景瑛考上了华东理工学院后，对我打击太大了。我慌了手脚，开始后悔没信她的话。直到现在，这个打击也是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无情、最无奈并且最沉重的，压得我几近崩溃: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还有前途吗？我不禁想起了父亲送我上集体户时临走说的那句话，也想起了压在箱底的那几本日语书，如果听了父亲的话，抽空看一看，三年时间也会收获不小，也不至于考的一塌糊涂！

再说入党也赶倒霉，“点儿背”！据说材料报到公社后，初审就没合格，是因为大队把章盖错了，公社让拿回来重盖。然而还没等公社党委讨论，新党章就下来了，这一批就被搁浅了。

想想这几年为了入党，我付出了不少，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我后悔莫及！这时，入不入党已经无关紧要了，摆在面前的是参不参加78年的“全国统考”？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再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今生再没机会了，再难也要搏一搏！

　　第四章 来之不易的农学院

决心下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这时，我们已从沟里转到了平原区的进化三队集体户。此时的进化集体户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因为高考政策一出台，多数人都回家找出路去了，只有少数几个没有“门路”的人还在集体户坚守着，等待着招工回城……。

春播还未开始，生产队没啥活儿(有活儿大家也不干了)，每天就是吃饭，聊天，等待消息。我因要参加高考，就每天四点起来看书，然后做饭，收拾完之后再接着看书。由于整个集体户只有饭厅暖和，还有桌子，我就在饭厅复习，其他人也都聚在饭厅说拉弹唱，但他们一点儿也影响不到我，因为我专心复习了。

有一天，上海知青姚庆宏问我:“你真想参加高考吗？”我说:“真想考啊”。他说:“那我们天天在这闹闹吵吵的，你能学进去吗？”我说:“能呀，你们不影响我”。他说“怎么能不影响？你要诚心参加考试，还不赶紧回家复习，在这儿＇硬挺＇什么？”我说:“回家没有口粮，我吃什么？”姚大哥皱了皱眉头，想了想之后说:“我去找队长给你要”。结果第二天，我向队长请了假，队里又给我送来50斤大米，我便带着米和书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现在回想起来，姚大哥真是我的救星。如果没有他的雪中送炭，我还不知道要在集体户待到什么时候，高考也许名落孙山，与上大学永远无缘了！可惜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也没有联系方式，但我内心是永远忘不掉他的一一一位善良并乐于助人的上海知青大哥(那年他大概有三十多了，在等待回上海)。

回家之后，我更专心复习了。除了帮着父亲做饭，其他什么都不干。可尽管这样还是心里没有底，总怕考不上。因为77年高考是各省出题，又是恢复考试第一年，考题相对简单；78年是真正的全国统考，并且应届毕业生比例加大，像我们这些本来上中学就没学多少东西的文革高中生，毕业后又上山下乡干农活，所学的那点知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要和应届毕业生去分高考那杯“羹”，岂不是“拿鸭子上架”吗？无奈，父亲利用在学校当老师的便利，给我在延边二中找了一个毕业班当旁听生。此时，距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尽管课堂上老师讲的有很多听不懂，但还是起了起了很大作用，起码复习有了“抓手”，不那么盲目了。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复习，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又回到了和龙考点。从7月20~22日连考三天，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五门课程。因为参加过77年高考，所以对78年的考题感触很深:如果将77年的试题难度比做初中水平的话，那么78年的难度就是高中水平了，尤其是理科题，除了几道基础题外，大题我都答不上，考场上急的直冒汗。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77年人家后来被录取的人出考场都垂头丧气，而我却无任何反应？因为人家复习了，知道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错了；而我是胡乱答一通，不知对错，所以才没有感觉。

高考结束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接着就是“焦急”的等待:能考多少分儿？录取线是多少？能不能被录取？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在煎熬中等待。

一个月后，录取线下来了，文科270，理科280。还好，我过了录取线，总算没有白努力，没白付出，这代价也太大了！接着就是报志愿，母亲见我分数不高，就建议我报延边师专，说师专可找找熟人选择专业，我不同意。因为我始终认为我是高中毕业生，中专与高中是同等学历，我念完高中又下乡四年，然后再念中专，这不是又学回去了吗？我抱定了再好的中专也不去，再“破”的大学也比中专强的想法，报了延边农学院(现延边大学农学院)农学专业。

等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青龙沟，告别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老乡时，他们一脸的疑惑:上农学院学什么？毕业了干什么？还回来种地吗？弄得我哭笑不得，无法回答。是呀，在农村苦苦挣扎，煎熬了四年，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再回去吗？

其实，学农根本不是我的初衷。在青龙沟这三年，我尝尽了农村的落后，闭塞，没有出路的苦头；但没办法，我分数不高，不敢报好学校，能被农学院录取我都得“烧高香”了，好歹也是大学啊！

　　第五章 挥之不去的人和事

在青龙插队三年，算起来也就一千多天。记得有一部很有名的童话故事，叫《《一千零一夜》，我没看过，不知是否讲了1001个故事，但我在青龙沟的1000个日日夜夜，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也有许多至今挥之不去的人和事。

1、姜华一一她是我刚到集体户时最先认识的女知青。曾和我们同住一室，比我大两岁，人长得白净，个子也高，我们去时她已在学校当老师了，我很羡慕，也很尊重她。尤其她对我们说的“女生要守身如玉”之类的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曾一度以她为榜样，处处向她一学习。但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在我们同寝几个月后，她就时常夜不归宿了。起初还是“偶尔”，后来就是“经常”。再后来就传出他和一个叫小柱子的本地青年搞对象了。小柱子是二队的，在大队开拖拉机，没有母亲，家里就爷俩。当时青龙大队只有一台“二八”拖拉机，司机有两个，另一个是我们小队的朝鲜族青年。因为开拖拉机属于技术工种，不累不说，还总有人求其到山下捎东西帮忙什么的，大家都挺“敬”着，所以起了个绰号叫“九级工”(酒鸡工)，意思是给人家帮忙，经常有酒喝，有鸡吃，是个好差事！但无论如何，以姜华的条件跟小柱子谈恋爱都感觉太“屈才”了。如果谈成了，不就一辈子扎根在青龙了吗？这和当初给我们言传身教“守身如玉”的姜老师简直判若两人！一年后，她们真的结婚了。婚后姜华离开了学校，户口也从三队集体户迁到了二队。听说她们后来搬到了福洞煤矿，生活过的比较拮据。姜华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患癌去世。

2、王今珍一一我们小队仅有的两户汉族之一(拿现在的话说，就是“闺蜜”)，一位比我大三岁的本地青年，人很腼腆，从不多言多语，但心里有数，非常善良。我因干农活手笨，尤其插秧时拉长绳，一人插一段，我总是没等插完，绳就挪动了，她便默默的帮我插完我那一段，几乎多干一半的活。我很感动，也很受益。时间长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在青龙沟的三年里，干农活时她就像我的左膀右臂，几乎帮我干一半；生活遇到困难时，她家就像避风的港湾，为我遮风挡雨。尤其她那年迈的老父亲，让我总是感恩不尽:虽然他对家人、对老伴儿很“抠门”，但对我们知青却特别大方，非常热情，让我们感觉住在他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很温暖。

离开青龙后，我总想去看望老人家，报答感恩之心；想去看看王今珍，她过的怎么样？于是我安排好时间，利用去延边出差的机会，特意去龙门公社看望王今珍。

因为在我离开青龙之前，王今珍嫁到了公社所在地的马姓人家（实际人家姓张，我给记差了）。丈夫会木匠活儿，我就让司机把车开到那里找姓马的木匠。结果找了一圈儿也没找到，人家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姓马的汉族木匠。无奈只好继续前行，去青龙沟打听。

以前，从延吉回一次集体户要大半天时间，并且还得起早走，否则到公社赶不上去长仁的客车，那可就惨了。现在，真是今非昔比。过了亚东水库转眼间就到了青龙学校。那天是周日，老师学生都休息，没见到人，再往里走就是屯子里了。十多年了，屯子没有多大变化，山还是从前的山，水还是从前的水，但我不知为什么却心生涟漪，对这“穷山恶水”产生了一丝的眷恋……。路上没几个人，更见不到熟人，我打听王今珍的父母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老乡告诉我说两位老人都已过世，王今珍也搬和龙县城去了。于是，我又让司机继续往沟里开，将车开到了水田地边，找到了正在干活的王今珍的大哥。大哥告诉了我王今珍在和龙的地址和电话；我又打听二队的田家“四嫂”还在不在这儿住？热情的大哥又把我领到了“四嫂”女儿家。当时四嫂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都认不出我了，更不到离开三十多年后我能来这里看她。一番问候之后，我给“四嫂”留下点钱，让她买点好吃的；“四嫂”也忙不迭地翻出塑料袋，给我装了些木耳和蘑菇，说是自己采的，没农药，让我带回去。

离开“四嫂”′家，已是晌午歪了，我们还没吃午饭，下午还要去和龙找王今珍，便没再打听其他人。赶到公社吃完午饭，就直奔和龙县城。

到了县城，按大哥给的地址，很快找到了王今珍上班的单位一一木材加工厂。打听到她正在班上，我就直接去了车间。等她走过来时，尽管捂得很严实(电锯车间声音很大，木屑多，她带着帽子、口罩、套袖，围的严严实实)，我却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喊:“王今珍，王今珍，你看我是谁？”她摘下口罩，眼里放出光芒，“你是老谁家那谁来着？”她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太突然了，她一下子懵住了。“你再好好看看，我是老谁家那谁？”我开玩笑说。“徐虹”……她一下子喊出了我的名字，泪水夺眶而出，我们拥抱到一起，久久不愿松开，太激动了……。

吃完晚饭我就住在她家，聊到快要天亮。我讲了去公社找她没找到，又去青龙沟找的过程，她哈哈大笑，说老公不姓马姓张，我也笑的前仰后合:是呀，“张冠马戴”，上哪儿去找啊？知道她现在过得不错，我也释然了。她老公会木匠手艺，总能赚到钱；两个儿子都在威海打工，打算以后自己开厂子。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每个孩子扔下点钱，算是一点儿心意吧。

告别了王今珍，我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见到了有恩之人。看到她心情不错，身体也好，两个孩子也都很自立，就不再牵挂了。遗憾的是没能见到他的父亲一一热心肠的王大爷，让我很内疚。

　　3、许国妹(其实她的真名叫许杰俊，因大家都习惯叫她的乳名“国妹”，所以我一直以为她就叫许国妹)一一二队集体户的上海女知青。

到青龙插队不久，便听说二队集体户有个很能干的上海女知青叫国妹，时任大队妇女主任。虽然不在一个队，但她和王今珍是好朋友(闺蜜)。听说三队来了新知青，还有两个女生，她便约了王今珍来看我们。一见面，我便被她热情爽朗的笑声吸引住了:她很健谈，人又热情，说着上海普通话，给我们讲了不少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四个集体户的情况，说我们初来乍到，遇事别急，多与贫农户长和生产队沟通，慢慢适应。果然与众不同，第一次接触就感觉她是识大体，明事理的人，与姜华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认识之后，我们经常来往。因四个集体户距离都不远，我也经常去她们户玩儿，遇到麻烦事儿或不好解决的问题都愿意向她请教，她也乐于助人，渐渐的我们成了好朋友。在她身上你好像永远见不到她有愁事，整天乐乐呵呵，身上全是正能量。多年以后，我去上海时找她，那时她已是上海冠生园分公司的支部书记兼销售部经理了，整日忙的不可开交。说起青龙沟，才知道她是1968年初中毕业（其实是纯小学毕业，初中基本没上课）就来青龙沟插队的，直到1978年才办“病退”回上海，在青龙待了整整十年！这十年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都不敢想象……。

记得在青龙时，有一次我们闲聊服装，我说我母亲很喜欢上海服装样式，说比北方的好看，她便爽快的让我买好布料，量好尺寸，等她回家时，拿到上海给我们送服装店去做。我说:“那太麻烦了，怎么好意思。”她说:“朋友嘛，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在她的热情感召下，我向生产队会计借了25元钱(当然还不上了。这是我在青龙干了三年，除每年春节回家借5元钱路费外，拿到的唯一一次钱)，买了两块“的卡”和一块“的确良”布料，让她带到上海，给我自己和父母亲各做了一件上衣(那块“的确良”还给自己做了件衬衫儿，穿到大学毕业)。

衣服做好后，她又从上海带回青龙，问我满不满意？我把衣服拿给父母看，他(她)们高兴的不得了，说上海服装就是好看，做工也好。这几件衣服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穿:父母只在上班时间穿，回到家就立马脱下挂起来；我也是一直穿到大学毕业。直到衣领袖口都磨破了(要知道:迪卡布料很结实，还不褪色，穿到破了实在不易！)还舍不得丢弃。现在想来，还多亏国妹不嫌麻烦，我才向生产队借了钱，也算给父母和自己一点儿“回报”，否则就亏的更多了。

国妹也快70岁了。前两年见到她时还一直在上班，她说在国营退休后，她又自己创办公司，直到去年6月才因家里实在脱离不开，才“第二次退休”，真正退下来了。在我眼里，她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永远都是那么阳光、开朗、乐观、向上，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她何止于此？她的人生应该是更加辉煌，前途无量！

　　4、金昌范一一我前面提到的大队民兵连长。他是本地青年中为数不多的既正直又上进的朝鲜族青年，在当地既没有背景，家庭条件又不好，但人很聪明。如果不是家庭困难，他能继续读到高中毕业的话，也许就有上大学的机会，可惜他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回乡务农了。

我们在一个小队，每天一起出工，干活儿，开会，天天在一起。遇到脏活儿累活儿，他总是抢着干，以身作则，而且风趣幽默。在民兵连工作中，我们配合的非常默契，也很开心。记得有一次去公社武装部开会。午饭后，武装部长把我们沟里的留下，给我们开了个“小灶”:每人五发子弹，打手枪。我那是第一次拿真枪，手都有点抖，第一发子弹都不知道打哪儿了，好像飞上了天。他笑着调侃道:“民兵连长不会打枪，敌人来了还不成逃兵？”

参加工作后，我借出差机会专程去二道看望他。他仍在务农，看上去不是很富裕，也老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他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结婚出去过了，小女儿学习比较好，高中毕业后在长春念大专，准备毕业去韩国。回来后，我去学校看了他的小女儿，给了些资助，但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一想到金昌范，我就感慨万千: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色……。

　　5、刘义林，徐粉子一一他们都是本地青年，高中同学，青龙沟的娇娇者。

刘义林天资聪颖，长得帅气，据说是私生子(亲生父母是朝鲜族)送给了一队汉族老刘家(刘家没有男丁)。我们到青龙时，他刚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不久，就当上了大队团总支书记，而且很有能力，把团的工作做的非常出色，口碑也好。每次参加团的活动，都感觉他就坐在那里说几句话，手下的人(团总支委员)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跑来跑去，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吧！

徐粉子是朝鲜族，很能干，我们去时，她已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口碑也很好。在青龙她和刘义林比翼齐飞，我们来的翌年秋天，她(他)们就同时被推荐上了大学:刘义林去了吉林大学经济系，她被推荐到清华大学电子系。后来听说刘义林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部委，干的不错；徐粉子则分配到了吉林省电子研究所，单位就在长春市新民广场(我原来不知道，是见到王今珍后才听说的)。省电子研究所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就抽空去她单位找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像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泪盈眶(其实在青龙时，我们接触并不多，只是彼此认识)。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因在青龙时，就知道她有肝病)她说不是很好，总感觉累，工作压力大。后来我去了她家，见到了她女儿和丈夫。女儿正在读初中，学习还可以；丈夫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很会聊天。但她说丈夫心眼儿小，日子过的不是很开心。后来我们两家还在一起吃了饭。

大约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有一天她丈夫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徐粉子走了，追悼会过两天在朝阳沟开。我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怎么好好的说走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她肝病到了晚期，在省医院住了几个月的院，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回来……。我当时真是后悔莫及！省医院离我单位很近，我若早点儿知道，去看看她陪陪她也好啊！她才五十多岁，走的也太快了！也许是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让她不堪重负，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人活着真不容易啊！她表面那么风光:从农村出来的，上了清华那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分配到省城工作，在同龄人看来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但她内心的苦衷又有谁能知道呢？……

　　6、上海知青一一一她(他)们应该是最早来青龙沟落户的。据说刚来时有二十多人，都是“初中”毕业生，最小的才十六七岁。据国妹回忆说:“当时从上海码头出发，汽笛声一响，从船上往下看只能看到来送行的乌央央的人群，船仓里要走的和码头上来送行的人全都哭声一片，这情景至今都挥之不去，真的太惨了！就这样离开了上海。到了龙水坪车站，换成军用卡车，滿满的一车人只能站着，越往里开，只能看到山，看到破旧的村庄(当时都不知道以后还有招工，招生和回城)……。到了青龙，一下车所有知青全都放声大哭，开车的司机和随行人员都替他们难受，说上海娃真可怜呀！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到千里之外的穷山沟来吃苦。从大城市到穷山沟，很长时间不适应，“吃、喝、拉、撒”都过不了关:集体户里只要有一个人想家哭了，那就全体“大合唱”(哭成一片)；劳动关也过不了，插秧时腿上会被蚂蟥叮咬，吓得只会坐在田梗上哇哇大哭；插秧，除草，铲地经常累的直不起腰来！在上海哪吃过这样的苦？”

她(他)们被分配到一、二、四队集体户，三队没有。后来多数都是办“病退”回的上海，一少部分是招工回去的。其中，只有两人被推荐上了学:大学一个，中专一个。

我们到青龙的时候，常年见到的只有许国妹、于阿金、陈亚萍、付毛楠和叶兆和五个女生，男生基本没见过。国妹是大队和公社树的标兵，她本人很能干，是知青的榜样。于阿金她们四人则是我们来之前就和本地青年结了婚。阿金嫁给了生产队长的儿子(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她本人又在学校当老师，生活还可以；毛楠则嫁给了学校老师(也是本地青年)，日子过的也还行；但陈亚萍可就惨了，她嫁给了铁匠。虽说铁匠平时对她还不错，但一喝酒就发脾气，还动手打人。

记得有一次，二队集体户的知青来我们户玩儿，说:“昨晚陈亚萍又跑了，他们下山找到半夜才把她找回来。”我们不知咋回事儿，便问个究竟。原来陈亚萍经常在家挨老公的打，轻了就忍着，重了就往山下跑。一开始婆家怕她回上海再也不回来，她一跑就去追，回来一顿好话也就拉倒了。时间长了，婆家人知道她也跑不出青龙沟，干脆连追都不追了。但也怕出事儿，就找邻人给集体户报信儿，让集体户的知青去找(他们也太损了！)……。我纳闷，为什么她们要在青龙沟结婚？为什么要嫁给本地青年受这个罪？怎么不等着招工回上海呢？

集体户的老生说，她们刚来的时候比我们还小。离开上海来到这个穷山沟，根本就不适应，尤其是女生都闹着要回家，但这么远怎么回得去？于是，当地的社员或青年便常来看她们，还请她们去家里吃饭。时间一长，她们便经不住人家的“好意”……。

看着这几个上海知青在这个鬼地方过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头的穷日子，看着他们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心中无比的惆怅:难道这就是知青的必由之路吗？好在听说落实知青政策后，她们都先后回到了上海。这使我想起了那部描写知青回城后生活的畅销小说《孽债》，究竟是谁在“造孽”？

　　7、 “四嫂”一一一位耐人寻味的朝鲜族妇女。(和国妹一样，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叫金今子，也不习惯那样称呼。还是习惯称她为“四嫂”)

其实，在我心里，在青龙沟生活乃至离开青龙后的日日夜夜，“四嫂”的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并且挥之不去。之所以这一章的题目用了“挥之不去”这个词儿也源于此。而且平时我一闲下来，就有一种“我若学文科，会写作，一定要回青龙沟采访四嫂；以她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一定会很精彩。”这样一种冲动。

为什么“四嫂”给我的印象这么深？并且在我心里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这要从我认识她说起。

“四嫂”是朝鲜族，姓金。因村儿里青年都叫她“四嫂”，以至于我们都忽略了她的大名。她是二队的，她的娘家是我们三小队，她哥哥是我们三小队的生产队长，妹妹和我们年龄相仿。虽然“四嫂”是朝鲜族，但她嫁给了汉族一一二队的生产队长田忠厚。田忠厚排行老四，所以大家都习惯叫她“四嫂”。

虽说青龙沟四个小队都在一个屯子，但各队之间地块、收入、财务等界限划分的很清；并且四个小队的队长都是“能人”，都四五十岁，年富力强。在那个全国都在大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年代，各队之间年年评比，谁也不甘落后。队长之间表面“混合”，实则都在暗“较劲”，谁也不服谁。久而久之，这种氛围便影响到了家庭。

田忠厚长得很帅，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中等个头。除了常年因风吹日晒脸是古铜色，外表挑不出任何毛病；并且为人忠厚仗义，是二队的主心骨。

第一次认识“四嫂”，是我刚到集体户不久，那天轮到我做饭，谁知没有盐了，现买来不及，就去房后的“四嫂”家“借盐”。(说是“借”，其实就是要，哪有“还盐”的？)四嫂见我来了，热情地招呼我进屋里坐，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问这问那，我因急着做饭说明来意后，就拿着盐匆匆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她。虽然没待多一会儿，但她却给我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起码和她的哥哥和妹妹都不一样。

因为她家就在集体户房后(旁边就是我们小队的政治队长家)，人又热情好客，汉语又好，所以集体户缺东少西的都愿上她家借，她也从不厌烦我们。而住她隔壁的政治队长家老伴儿岁数大，听不懂汉语，借东西很费劲，我们也就很少去。

和“四嫂”接触越多，越感觉她气质不凡，和其它妇女不一样。并且，在青龙沟这个闭塞、落后的地方，一个朝鲜族女人能嫁给一个汉族男人，应该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据我所知，她很少回娘家(尽管都住一个屯子)，她的妹妹也不常去姐姐家，她也很少提及她的哥哥一一我们小队的生产队长。冥冥之中，我一直感觉她是个有故事的人。可惜那时天天干活，开会学习，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所以在离开青龙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提起上山下乡，提起青龙沟，我都会不由自主的首先想到“四嫂”:她现在怎么样了？过的好不好？这也是我去青龙沟找王今珍时，没打听别人只打听并去见了她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次见到她之后，原来那个美丽端庄的“四嫂”形象已经荡然无存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她已六十多岁了，身材也发胖了，脸上的褶皱也出来了，甚至多出了下眼袋……。我去时，她正在大女儿家洗衣服(她和田忠厚育有一儿三女)，见到我，起初都认不出来了(因为太突然了)，待我说出名字后，她显得格外激动，眼睛湿润了，忙不迭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激动，终于见到“四嫂”了，当年那个热情、爽朗、好客的“四嫂”又呈现在我眼前……。

据国妹讲，田忠厚后来得了肝癌，去上海治疗一段时间也未见好转，后来离开了人世。儿子小义挺出息，很孝顺，也很有个性，像爸爸。

老伴儿去世后，“四嫂”和一队队长(汉族)过了几年，后因总闹矛盾就分手了。分手后住到了在青龙的大女儿家，帮助女儿料理家务。

至今，“四嫂”在我心里都是个“迷”:她为什么嫁到了汉族队？为什么又和一队队长过了几年？她内心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后 记

一气呵成，流水账式的记述了我的知情岁月一一青龙沟的那些人和事，以及我在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挥之不去的都一一记录了，但仍感意犹未尽！……因我笔拙，好多感受都未能生动的表达出来，真后悔当初没有学文，否则不会是本文这个样子。

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大学同窗一一柳跃武同学，是他率先写了《岫水河》，才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更激起了我的提笔欲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古往今来，前所未有！它牺牲了一代人的前途和命运；也造就了一批人的坚强和执着……。尽管不堪回首，但也值得回忆。

借次机会，我要再次感谢青龙沟的尹大爷、王大爷，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收到我的祝福。

再次感谢王今珍、许国妹(许杰俊)、金昌范、金东哲、“四嫂”，还有进化集体户的姚庆宏大哥！感谢她(他)们在那个年代给予我的终生难忘的关怀和关照，希望她(她)们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下面四张照片是找到王今珍后，又找到了徐粉子和金东哲等人。目前仅存的四张照片，一并呈上。

　　我和王今珍在和龙照相馆合影留念。那年应该是1996年初夏，就是我去和龙找到她的那一年。

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1996年6月17日，在长春徐粉子的办公室，让她同事给我们拍的合影。这是我知道她在长春工作后，去她单位见到她时的留影。

　　去和龙找王今珍时，见到了曾经一起“战天斗地”的本地青年。左上:“四嫂”的妹妹金今淑；右上:金松竹。

上左:本家先生；上中:徐粉子爱人；上右:金东哲朋友。

下左:徐粉子；下中:金东哲；下右:本人。

徐 虹

二O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於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