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阎连科（随笔）

黄山一叶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可谓多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激情彭湃的李存葆，有《高山下的花环》那样的热泪盈眶的“颂歌”式书写。8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了才华横溢的莫言，颠覆了以往传统的循规蹈矩的叙事，有了心态失衡的“喜剧”式书写。

90年代以后，更多年轻的不年轻的军旅作家层出不穷地冒出来。阎连科，是其中特别勤奋多产而又成就突出的一个。他的作品大量问世，代表一种新的清醒而平静的叙事。尤其他的小说叙事和故事中的军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品味的。

我最早读到阎连科，是他的《两程故里》和《瑶沟的太阳》等探究故土之根的“瑶沟人”系列中篇小说。在钦佩其善于表现地域文化背景和把握当代农民心理的同时，又不觉他“新乡土小说 ”作家群体中有什么过人醒目之处，然而，92年以后他竟一下子抛出《中士怀乡》等八部中篇，在“新军旅作家”中，俨然成为是一员出类拔萃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大将。

如果我们读过“瑶沟人”系列中篇的话，也许还记得，那里面的主人公“我”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还是逃离了瑶沟，而逃离的出路就是”参军去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妨想象，阎连科的“农民军人”系列中篇就是他的“瑶沟人”系列的“续篇”，其中的中士、排长、连长和指导员们不过是“我”的一个又一个“化身”，在这里面虽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写的却正是阎连科自己的心灵轨迹和情感历程，这是一部部隐藏了“我”的“自传小说”。

　　再换一角度看，又可以说，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主人公仍然是农民，是那个瑶沟人“我”的长大而已，只不过是穿上了一身军装，活动在军营罢了。他的着眼点仍然在于农民。如此一来，他无形中获得了一种超越：写军营而不囿于军营，写军人而实则解剖农民乃至国民性。甚至可以说，阎连科其实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农民军人咏叹调，加入到了现代以鲁迅为开山的“乡土文学”大合唱之中。换言之，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正是当代新乡土文学的别一分支，抑或是某种补充。由于“我”的复杂性，从而创造出数量上颇为庞大的一个“农民军人”的形象谱系。他们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几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且，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

那是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黠的农家子弟兵们，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世界。这是一批新时代的农民军人，是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入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眼光短浅的，希望以当兵作代价换回一个老婆(《中士还乡》)；志向远大一点的，则企图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再大胆一些的，是幻想自己当了团长，“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以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这种种愿望或信念当然远不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拿破仑格言的中国翻版，它只是一些来自贫瘠土地上的中国军人对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最朴实的向往。然而此前，它总是要被一种精神万能的超现实的道德律令所压抑所否定，从而变得隐蔽、变得委琐、变得鬼鬼祟祟，一旦暴露出来，不是受到批判，便是受到嘲讽，常常导致农民军人的人格分裂或心理病态。

现在阎连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在我国军旅作家中，有许多出身军门的军旅作家，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等；也有不少农民军人的作家——即农民出身的新军旅作家，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唐栋、雷铎等等，阎连科无疑属于后者，而且也许是最为多产而执着的一个。

这个人不仅多产，而且几年就有一次风格上的变异，或是质量上的提升。后来又有《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不断问世，颇有大家或天才气象——巴尔扎克言，天才就是量，就是壮实的牛。阎连科是一头写作写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壮牛。要理解他的作品并不难，只要细心读下去，同时记住：阎连科自己是一个农民军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之子。

200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