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江湖

铁甲骑兵

草莽江湖

张 胜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同上》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己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教。”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同上》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同上》119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对当时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兵力和部队的机动能力来说，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了。鬼子和伪军1600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100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队伍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了“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跨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胯胯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蹿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今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

父亲说“见到面倒是挺客气的”。其实，也就是要给他个下马威，有吴法宪的队伍蜷伏在身边，父亲解释道:“双方都还在摸底。”同时他也承认“对危险，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不久，对方终于动手了，我方人员江上青牺牲，那是后话了。

开张还是顺利的，但没多久，一纸调令，吴法宪被调走了。苏鲁豫支队的隶属关系本来就不顺，不是一个系统的，谁会听你招呼?全靠有熟人。父亲说:“算了吧，求人不如求己”。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收编了徐州附近的一支小游击队，头头是孙象涵，大概因为是后娘养的吧，反倒很配合，以后成了父亲创建皖东北天下时组建九旅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吴法宪在困难时的帮助，父亲常会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常来家里的客人不是很多，但吴胖子是一个。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是我妈妈战争年代的好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可“文革”后我们两家就形同陌路，父母每次谈起和吴、陈夫妇的往事，总会陷入深深的叹息。

灵璧县的许志运，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官商一体嘛!这帮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平日里好习文弄墨，舞枪使棒，上联官府，下结豪強，标榜豪爽仗义，抱打不平，在地方上形成势力，待有些人气。他们办有一个龙源槽坊，题名“抗日大饭店”，南来北往之客，凡和抗日沾边的，一律免费食宿。临别还赠钱粮。有的书上描写苌宗商是胸飘长髯，衣着黑衫，骑头毛驴。父亲说起他:“是个大地主，民团团长，儿女都是共产党，小儿子苌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前牺牲了，他对抗战有贡献，解放后安他任地方的水利委员会委员。”他们一听我父亲的来由，就大哥小弟的乱呼起来，再一神侃，立马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父亲说“皖东北许多重大事项的议定，我都是在龙源槽坊筹划的。”说到这里，我想，假如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漠北古道上，还不成了“龙门客栈”?刀客剑客，藏龙卧虎，浪迹江湖，看来古往今来皆有之。

他们得知我父要继续深入皖东北腹地，遍访当地的地头蛇们和豪强势力，便提醒说，去青阳一路，要走老周圩子，有个周汉波，是个抗日的士绅，仗义疏财。我插话，八成像《水浒》里的柴大官人吧?他们还告诫说，万不可走张楼，张楼有个张海生，生性凶残，暗中与日伪勾结，是个黑店，不少抗日人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父亲说:“听了这话，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不是像《水浒》里的祝家庄?”我打趣说。“不要打断我!”老爷子讲到兴头上，是不允许别人插话的。

从泗县往东40里就是皖东北专区的首府青阳了，今天这里叫泗洪。原来洪泽湖是安徽、江苏各占了一半，20世50年代统划给了江苏，青阳也随着给了江苏，名字也就改了。从泗县到泗洪的公路有一半在安徽，一半在江苏。这条路我走过，很特别，江苏境内相对繁华整洁些，一进安徽，整个一个脏乱差。泗县的人请客要专程跑到泗洪去，真惨。但父亲讲起这里，还是习惯叫青阳。据当年陪他同行的刘玉柱回忆:“根据苌宗商的指点，我们过老周圩子，住在周汉波家。接着就巧遇了到宿灵两县视察工作的杨纯和她的随行人员邓青（女)。”(注:《刘玉柱纪念文集》)

刘玉柱回忆中提到的这个女人杨纯，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我党众多的妇女干部中，她没有甘心当“夫人”，而是一路从政，官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位置。据说。当年可帅了。剪着短发，挎着手枪，当过游击队长，她是中共山东分局派过来的，职务是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皖东北行政公署的民运科长。我父亲当年什么样?画家芦芒随郭沫若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来过这里，解放后俩人重逢，他凭着记忆给父亲画了幅油画。画布上的人戴了顶破旧的斗笠，低低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个脸，透过斗笠的网眼，射出的目光是冷冷的，摄人魂魄。像个游侠?下脚注了几个小字: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在皖东北。现在的一些女同胞看了说:“哇噻，好啊!”

杨 纯

　　据有些书上描写:杨纯带着随员邓青正巧和张爱萍打了个照面。见是两个女子，扮相举止不凡，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也会有如此气度之女子?但人家毕竟是个女流，哪里好死死盯着的。张爱萍遂将头一低，擦肩而过。不想，那女子却回过头来，喝道:站住!张愕然；是路西过来的?不等回答，又抢道：哈，你是张爱萍!……杨纯真是快人快语。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我后来看到父亲1959年对安徽党史办同志的谈话记录:他（苌宗商)告诉我很多情况，大庄区的区长石（名字打印不清)，是抗战的，好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叫陈光薇（杨纯)，八路军派来的。于是我找到了她。语言直白，平铺直叙，现实生活总归不如小说描写得那样浪漫。

原来在党政委员会争论彭雪枫支队向西还是向东发展时，国民党皖东北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接受了他的秘书，我地下党领导人江上青的建议，派吕振球持盛函到彭雪枫部，寻求与我合作抗日。父亲奔赴路东，彭遂将这个关系介绍给他，并附上了给盛子瑾的亲笔信。

通过杨纯这条线，父亲认识了江上青，江立即安排父亲来和盛子瑾会面。在皖东北，盛是国民党的最高长官，父亲是共产党方面的最高长官，皖东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接触由此开始。

盛子瑾，黄埔军校六期生，精明自负，常以三国周公瑾自诩，故名子瑾，人称“粉面金刚”。早在六安任县长时，就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配合，把日军从六安城赶跑了，由此名声大噪。盛子瑾的夫人杨文蔚是军统戴笠的人，承命监视桂系。盛子瑾这次调皖东北敌后任职，是桂系的一个阴谋，假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这个隐患。盛子瑾何尝不明白，他到皖东北后，上受省政府打压，下遭许志远等地方势力顽抗。迫于形势，他当然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站稳脚跟，迅速坐大。

父亲这方面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孤身只影，除了八路军代表这块牌子，他还有什么?

他有杨纯和江上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力量在敌后的渗透。杨纯对我父亲说，我来安排你给盛子瑾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讲课；江上青说，我来邀请盛子瑾到场，父亲表示自己新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杨纯说，那我给你出题目、给你准备材料总行吧。父亲还记得，她出的题目是，“处于敌后的皖东北地区能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又怎样建立根据地?”杨纯还找了本盛子瑾写的《我的目前主张》。说，你参考一下，或许会起些作用，并嘱咐讲课时一定要提及到。

父亲当年做的《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抗日游击战》的报告还保存着，收集在他的军事文选中。报告分析了皖东北对敌斗争形势，重点阐述了“建立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的主张：一、制定皖东北地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共同决定》；二、共产党拥护在专署领导下执行《共同决定》；三、净化抗日力量，土匪及各派力量中的腐化、动摇、欺压人民者一律在打击之列；四、为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各组织、团体、党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发展不受干扰。

这个报告正式向盛子瑾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立场。它的实质是:只要盛专员抗战，共产党就坚持支持拥戴；以净化抗日队伍的名义，配合盛一起打击皖东北地区的反动地方势力；同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这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智慧的文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互利双赢。”

讲课那天，盛率公署的许多人来听，父亲不时地引用盛的主张，盛子瑾果然”龙颜大悦”，赞许说，真是个济世之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幕后的女英雄。

共产党方面作出的承诺是：

拥戴盛专员为领导皖东北抗战的领袖，恪守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

积极配合国民党安徽第六区抗敌指挥部，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行动。

双方议定的条件是：

准许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公开设立指挥机构。

灵璧、泗县二区由共军负责掩护，执行当地行政。也就是说这两个县由共产党行使行政管理权，但接受专区的领导。一国两制嘛!多说一句，灵、泗二县是许志远等地方势力的地盘，他盛子瑾插不进去，干脆给你共产党算了。

另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为共军活动区，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说白了，是给你点势力范围，别到我的核心区来闹腾。

再有，民运工作由我方派出干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共方一人担任。责成当地士绅吴敬轩每月向共军提供军饷法币1万元，共军不就地筹粮。这一条极为关键。

最后，由双方组成设计委员会作为协议执行的权力机关;并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与，共谋抗日大事。

谈判成功!皖东北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形成了，起码大面上是这样了。第一步，站住脚了。有名分，有地盘、有资金，和现在办公司的条件差不多。

这一下可就惊动了国民党上层，岂能容你坐大!

1939年7月29日，当地反动地主武装柏逸荪、王铸九伏击了盛子瑾的队伍。中共党员江上青和他同行，不幸遇难，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干部朱伯庸等8人。烈士的遗体被丢进濉河，而盛子瑾反倒侥幸逃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小弯子事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据掌握的材料看，柏，王的背后是许志远，许又是秉承桂系安徽省头目李品仙的旨意。刺杀的直接对象是盛子瑾，江上青是误杀。为什么?皖东北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盛子瑾这小子为了坐大自己，居然纵容共产党？

江上青

　　江上青，中共皖东北地下党负责人，1927年参加革命。和父亲一样，江上青来皖东北前，也深知环境之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拼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以示誓死之决心。不想此联竟成谶语，9个月后他就遇难了，时仅28岁。他的牺牲，是我党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重大损失。大业方兴，折我大将，这个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　　

江上青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的养父。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的江泽民找到我父亲，请他为江上青烈士题写碑铭。父亲回忆说:“”记得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晚饭后，有人敲门，是江泽民同志。他说请我为江上青同志写个墓碑，我问，他是你什么人吗……”当父亲知道这个背景后，大恸。江上青牺牲的那年，江泽民才13岁。江泽民同志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牺牲的烈士啊，你可以安息了，中国革命，后继有人。1999年12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我父亲90岁生日前夕赠诗写道:“皖东风雨舞长缨，一片丹心日月明。”父亲去世后，江泽民又填词书赠我的母亲，他用诗的语言赞颂老一代革命者们：“百战千征，碧汉英雄路。”

历史如此沉重，后人岂能忘却?

这时的父亲，虽然作为皖东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最高代表，但只是个光杆司令。在这次恐怖行动后，陇海南进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李浩然担心父亲的安全，硬是派了王东保带了一支40人的队伍，给这位省委书记警卫。王东保后来是从大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离休的，他的夫人林浩同志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观念超前、充满朝气和实干的妇女干部。他们的儿子王小雷曾是我的榜样，他“文革”前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全军的标兵，后不幸因公牺牲。

动乱中的中国只认枪杆子。父亲说，在他读中学时，学生中就以对政府的态度分成两派，用“文革”语言来说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不用说，共产党当年肯定是造反派。两派学生由赛球到辩论，最后发展成武斗。在殴斗中，保皇派首领吴以柯拔枪示众，枪响两声，把在场的人全征住了。这件事对我父亲印象太深了。后来陈毅以党代表名义来达县，召见当地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我父亲提出来要搞枪。陈毅大惊，说学校又不是战场，你个中学生要枪干什么?3年后他们在中央苏区重逢。陈毅已不记得他了，提起当年要枪的事，陈毅大笑，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看来。枪比人更惹眼。

　　要拉队伍，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登高一呼，贫苦百姓纷沓而至。军队是要花钱的，就是军饷，千八百人的队伍每日三餐，军装，被褥，武器，药品……总不能当土匪去抢吧。我的三叔，当时也在淮北一带工作，他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穷人有的是，要招兵，满大街没饭吃的都会抢着来。但枪一响，准保跑的一个都不剩……

与盛子瑾谈判的最大成效，是有了地盘有了钱。《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起兵哪来的钱?国学大师南怀瑾考证，是大商人张世平给的钱。曹操起兵是“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刘邦则是靠的吕后的娘家给钱。我们老爷子起兵是盛子瑾让大地主吴敬轩给的钱。各有各的路子。

在这里，他看中了一个人。

赵汇川，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同字脸，讲起话来声如洪钟。1933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自己的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打出宿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后经江上青斡旋，编入盛子瑾的麾下，番号六抗三支队。六抗，是国民党的番号，即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下属的第三支队。父亲是一眼就看上赵汇川了。赵在学生时期曾组织过一个篮球队，取名”赫赫”，四个“赤”字，可见其之激进。后来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平定堡一战负伤六处，可见其之勇猛。

赵行，但他的部队不行。这是一支隶属国民党地方编制，而由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四不像”部队，起自民间，带有浓厚的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父亲有文：“着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灌输红军建军的传统和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他征得盛子瑾同意，借口护送他，把赵汇川的部队拉到彭雪枫部队去参观学习，以连为单位开展结对活动，并派了一大批干部充实进去，最终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从此，赵汇川带领着初建时最早的这支部队，跟随着我父亲转战江淮战场。父亲说起赵汇川来，总是要加一句:“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创建海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他的这段出自草莽的曲折经历，在“文革”中肯定难逃一劫。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样板戏里那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赵小父亲3岁，因备受折磨，先我父亲去世。父亲说过:“我和赵汇川相识相知57年，是生死之交。”他的夫人马如珍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由父亲题写书名《汇川大海》，取其名字“汇川”，意寓风吹浪涌汇入大海。父亲与创业时期这些老同志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赵汇川去世时，父亲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八十三载革命路，身经百战，大智大勇，功勋卓著，一身正气奔大海；

五十七年战友情，并肩抗倭，同创海军，患难与共，满腔悲痛送汇川。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一下睡过去，梦见赵汇川一身戎装，带着一支部队，牵了两匹战马，上前对父亲敬了个军礼说，大将军请上马!遂后两人纵马飞驰而去……

梦，许多人认为荒唐，但我信。

就是这支赵汇川支队，成为夺占皖东北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力量，后来编为9旅27团，解放战争中的华野21军63师189团。另外还有两支队伍：

徐州沦陷后。周围十多个县，一下子涌现出大大小小上百个群众自发的游击队，他们就是陇海南进支队的前身。只要听听他们的名称，就不难想像起家时那种原始的、草莽的特征了:邳县青年义勇队；睢宁救国团；沭阳三县联防自卫队；上马台民众自卫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也叫邳睢铜三角区，那里的青洪帮头面人物夏慕尧把他400人的抗日义勇军交了出来。国民党上校军官胡大勋回到家乡铜山组织了200人的队伍，拥有70条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也加入进来，编成机炮连。徐海行署蔡少衡把行署常备队交过来，编为第八大队。开明士绅朱庆轩组织了400人的队伍，编为独立第4营。这样，陇海南进支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即由300人发展为3个团、7个营。共7000人。1939年9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成立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向华中地区渗透，陇海南进支队编入其中，由江华带进了皖东北。这支队伍的一部分留下来，编入了我父亲的队伍，番号9旅26团，也就是解放战争中的21军63师188团的前身。

再一支是铜山县桃山集的抗日游击队，由孙象涵统领。最初只是80个人，从铁路警察哪买了几支枪就起家了。后来并入萧县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被收编过去，整编为游击7大队，由吴法宪带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父亲管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孙象涵叫孙大炮，说他配合的最为得力。独立大队后来扩编为9旅25团，是21军63师187团的前身。

这就是九旅的前身。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仗吗?

鱼沟，1940年的春天。

在九旅刚刚3个月大的时候，那时还不叫九旅，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起名字，就投入了和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一场生死的博斗，这对久经沙场的我父亲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至今回忆起来情绪上还难免有些激昂。

为了扫灭西部的敌人，半个月来连续打了13仗，部队异常疲惫，父亲说，他决定在西北部山区暂做休整。我那年到现地去考察时己是夏天了，沿灵璧至徐州的公里蜿蜒而过，周围的山不高，确切地说是丘陵，军事上称为中等起伏地。植被茂盛，尤其是高粱长起来后，有很好的遮蔽作用，皖东北像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个隐蔽休整的好地方。鱼沟是个集镇，在它的东南方十来里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个大吊角，部队利用夜暗，轻装简从，从鬼子尚未形成的合围缝隙中跳出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哪晓得走到鱼沟附近时，被邳睢铜地委书记李云和拦住。他恳求部队无论如何要多留一天，好掩护地委机关的同志们转移。又是地方政府机关！这几乎和三年前陕北青阳岔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时是胜利班师，没有敌情顾虑;而这次是被鬼子围堵，网一旦撒开，再要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父亲说，在这样的情况面前，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多留的这一天，就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一天。

父亲说:“哪里有把自己同志丢下的道理。我给部队动员，决定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地委机关先撤出去。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围上来了。石村方向是敌人的主力，当面的鱼沟是敌一个中队。我叫赵汇川在石村顶住，自己带一部分先消灭鬼子这个中队。鬼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出击，一下子就被打散了，一部分躲进围子里。我组织攻坚，迫击炮也用上了。鬼子火力很猛，也很顽强，一直打到中午。我真有些急了，在鬼子合围圈里，久拖不决是很危险的。这时，石村那边枪声越打越近了，我感到不对头，赶过去看看吧。一出高粱地，就和鬼子迎头撞上了，几辆坦克和大股部队包抄上来。这时赵汇川他们也撤下来了，正面敌人攻得很凶，顶不住了，一连连长也牺牲了。这形成了腹背受敌。我说快往山里跑，不要管队形了，分散开往山里撤，越快越好，越分散越好。赵这边撤了，但鱼沟那边露出了空当，敌人从背后卷击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又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时间了，叫通讯员也来不及了，我就拼命往回跑，叫鱼沟那边的部队赶快撤。也是分散开来往山里撤，越快越好。那是一片上千米的开阔地。敌人的机枪猛扫，每一声都像打在我心上，但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有尽快通过去。眼看着部队都撤出去了，我身边只留下几个警卫员。敌人的两辆坦克追上来，紧咬着不放。那是个大平原，有些庄稼，跑得我累坏了，没有了力气。实在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我说放下我，你们快跑。他们怎么能听，这样又拖又拉……正巧，前面横了条大沟，坦克过不来，救了我们。我想这下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了，但清点人数，一个不少，怪了?当夜，我们就转出去了。

打一个中队的鬼子都如此费劲?

遗留在档案中油印的字迹告诉了我许多连父亲自己也遗忘的事实:

部队的逃亡从末停止过(两个月差不多逃跑300余人)，而战斗伤亡也是不断的有。

在部队中进行了两次审查，洗刷了一些面目不清者，进行了党的教育。战士质量提高了。但最近又有了变化，就是俘虏成分大大增加。26团俘虏占40％~50％，其一连占到70％；27团占35％～40％；25团也占30％。

……

都是本地土医生，不愿随队伍上火线，怕死，不能使伤员早些止血，形成死亡率加多。卫生员都是小鬼，打起仗来就发抖，把棉花药品都丢掉。

27团2营通讯员牟长俊(未用真实姓名)听说鬼子来了，就把枪丢了。

25团1营3连通讯员，张楼战斗，连长要他送信，他说你枪毙我也不去。

25团3营9连、26团2营5连，黄圩战斗中，擅自撤退，致使战斗受损失。

干部逃亡严重，26团教导员刘民显等十余名，27团逃亡排长以上数名。

全旅除10个老干部外，其余全是新的，能力弱，经验差，但一般政治上还进步。

干部质量不强，军事技术差，尤其射击更差。27团及独立大队东西梁庄战斗，共消耗子弹7000余发，只打死敌人八九十人，平均射死一个敌人需77发子弹，这是相当的浪费。

部队组建时有两个错误:一、只要能够发展，什么人都要，以为只要发展起来，再派干部去洗刷。但并无干部去掌握部队，所以，发展了3000多人，但并未能大部分巩固下来，且纪律很坏，造成以后整理时很大困难。据大概统计，从产生到现在，共发展了10000多人，但现在只有5000多人，只能巩固一半多些。

这就是部队的素质。那么作战方法呢?档案文件告诉我们:

用四轮车造土坦克，加上土坯，三四个人隐在后面推，轻机枪可以射击。一直推到外壕边，几次都发生了作用。

还有火鸡，造法是用老百姓养的母鸡，满身倒上油，先燃上尾巴，着草既可烧起来。

　　利用竹竿手榴弹……

自己造铁弹，用土炮射击，经实验，普通砖墙中炮后即可穿透。

土毒瓦斯，是烧辣椒粉，塞进炮楼内，使敌人吃不消，我即可接近。(注:以上均摘自《九旅作战文件汇编》）

这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早在一年前，林彪率由红1军团和红15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仗歼灭了日军10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级的战友们，许多都在抗日的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杨成武率领由红1师改编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黄土岗消灭了日军侵华中将阿部规秀；陈锡联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10师部队改编的八路军769团，夜垄阳明堡机场。就是由南方八省健儿组建的新四军也都大多有红军部队的坚实基础，陈毅和傅秋涛的一支队，由湘赣边的红16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1500人构成；张鼎丞和粟裕的二支队由闽西红军和闽粤边红军游击支队，以及浙南红军挺进师构成；张云逸和谭震林的三支队由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闽东红军及红10军团部分组成。与他相隔只有百里之遥的彭雪枫部队，现在也已经可以和敌人进行营团规模的作战了。翻开战史的序列表，八路军总部、115师、129师、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山、吕梁山，等等，有多少父亲同时期的战友，在正规部队里，有领导，有机关、有武器、有后方，甚至还有医院、干部学校、杂志刊物，可他呢?偏偏要一意孤行，脱离主体，游离于大部队之外，来到这个鬼地方，单枪匹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他这是何苦呢？

命运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经受磨难的。

华中抗战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的历史书上，连篇累牍地记述着众多的领导人对发展华中的英明决策。但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就不能给老子一支像样的部队吗?现在的历史书只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我真的为我的父亲难受。还是彭雪枫够哥们，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借给了我父亲一个团，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母不嫌儿丑，即使是这样一支杂牌军，父亲对它充满了深情，他在当年的作战情况的总结上写到:“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兵团，战斗力不是很强，然而他不仅是坚持皖东北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块根据地基本上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始终在那里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张爱萍《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

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著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培养和加强，部队建设，干部提拔，通常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但九旅呢?它不是红军爸爸和红军妈妈所生，它只是一个孤儿。它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鱼龙混杂、群龙无首，没有人搞得清他的种族和血统。可怜的九旅，它在混沌的世界中呱呱坠地，自己在草莽中艰难地慢慢长大。

现在的九旅还不足3个月呢!但这并不丢人，以一支这样的部队，去抗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忍不拔。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正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我敬重他们。

1988年，我参与组织兰州军区西部-88演习，军委首长和全军的大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军长们都来观摩了。这支由九旅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它的坦克集群，伴随着装甲履带巨大的轰鸣声滾滾而来，它扬起的沙土，遮天蔽日，连太阳都黯淡无光。我想到了皖东北，想到了鱼沟，想到了九旅……我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你们的创始人和前辈当年被日寇的坦克追逐的情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