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家乡的小学，也是全州所剩无几的几个双文双语实验小学。“双文”指的是汉文和苗文，“双语”指的是普通话和苗语。刚入学的孩子，不懂普通话，就用本民族的语言先讲，然后用普通话再讲，这样学生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降低初入学学生的学习难度。苗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所谓的“苗文”是拼音符号，自治州的苗文以花垣县吉卫镇的苗语为标准音。我们小时候的校歌就是用苗语唱的。
小学7年（我五年级的时候留了一级），我跟着爸爸辗转牛堰小学、塘桥小学、落潮井小学、麻冲小学等四所学校。我在家乡的学校只念三年的书：一个三年级，两个五年级。
这里有我太多的童年回忆。 原来学校是没有围墙的，操场边上就是大马路。进门处的操场还在，但却由原来的土操场变成了水泥操场。呈“品”字形的土砖房也早已经拆掉了，当时是低年级的教室。
操场是我们活动的重要场所！课间做操、玩游戏，操场就是我们欢呼雀跃的好去处。我记得我和大舅、二舅一起在这所小学读过书。二舅五年级，满舅四年级，我三年级。因为他们的年龄大不了我几岁。那时二舅比较腼腆，做操的时候动作放不开，老是被体育老师批评。
我们当时最爱玩的游戏是丢沙包，男生女生都可以参与。沙包是自己缝制的，里面装的最多的是黄豆或是米。丢沙包的场地不要太宽，两根线一划，接沙包的站在中间，丢沙包的站在两边。接沙包的想尽一切办法躲、闪、跑，丢沙包的要瞄准目标，动作要快、准、狠。被打中者，退出游戏区，等待同伴接到沙包“救”自己，直到把这一队的人全部打中了，第一轮游戏结束，双方角色互换，新的一轮沙包大战又开始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躲沙包时摔了一跤，还没等我站起来，丢沙包的同学就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把沙包砸在我的身上，想置我以死地，我当时虽没有站起来，但是反应还挺快，随手一抓，沙包居然被我接住了！我的同伴开心不已，丢沙包的同学看到我滑稽的样子，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走到教学区，要经过这条林荫小路。两边的树是当年村干部倡议村里所有吃皇粮的人捐赠所栽，当年我和老爸积极响应村里的号召，各捐了50块钱，没想到当年的小树现在都长高了，为家乡的学子们带来一片绿荫，我很高兴。 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深深地被墙上身穿民族服装的老师们的合影吸引住！虽然很多老师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家乡的教学质量一直相当好，全是因为有了这群辛勤的耕耘者。按下快门，我也要和可爱的同行们来一张合影！ 学校建在一个山包上，当年没有围墙，下课我们经常跑到山里玩打仗的游戏。随意在山上捡一根破棍子就是我们的“枪”；用草编一个圈，往头上一戴，便是我们的帽子。下课时，山上时常响起我们“冲呀！杀呀！”的呐喊声。我虽是女生，却经常参加打仗的游戏，因为我喜欢在山上奔跑的感觉，喜欢和同伴们为共同完成一项任务齐心合作的过程。
跳山羊也是有趣的很。一个人当“山羊”，我们把跳山羊游戏分为四级，每一级有不同的高度：第一级是蹲，跳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易跨过；第二级是半蹲，也没有什么难度；第三级是站直弯腰，跳者要按住“山羊”的腰跳过，弹跳力不好的就止步在这一级；第四级是直立低头，跳者按住“山羊”的背，从“山羊”头上飞过方可过关。如果“山羊”个子不高，我还有勇气去跳，如果“山羊”个子高，那我只能望“羊”兴叹了。能跳过这一级的，都是我们心中的“勇者”！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跳第三级时，“山羊”使坏，在一个同学按住他腰的时候突然蹲下，这个同学措手不及，一个狗啃泥，直接摔地下，吓得我们赶紧把他扶起，没想到他把嘴里的泥土杂草一吐，咧着嘴说：“没事的，就是味道不好吃！”他一说，我们揪着的一颗心全部放下，又因他的幽默哈哈大笑！不过，以后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好规则，不能再这样做了，万一摔断牙齿，那可不是好玩的。
当然，我也有斯文的时候。教学楼后面的这个草坪，现在已经修成了厕所，当年是我们打扑克的绝佳之地。二人或四个人席地而坐，一副扑克牌放在中间便可以玩起来。五十k，吹牛皮，七王五二三，搂搂牌，斗地主，二十四点……这些是我们经常玩的扑克形式。打扑克不是我的长项，正因为这样，同学们经常邀我玩，因为他们能在我身上找到自信！再加上我左手抓牌的反常人之举，也常常被他们善意的笑。我也无所谓，因为家族中家家都有用左手吃饭、做事，在我们家族中，不用左手做事才是反常呢。
当然，我们也有浪漫的时候。在草坪上抓蚂蚱、掏蚂蚁洞、扑蜻蜓、追蝴蝶，我们都做过。现在想起，都觉得开心！ 我身后原来是老妈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菜地，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当年，家里的开支就是老爸一个人的工资。但是，因为帮叔叔贷款做担保，没想到叔叔生意砸了没能还上银行的钱，所以老爸这个担保人的工资就被银行扣了还账。
在家里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老妈把苗家妇女的勤劳发挥到极致！她把学校的三块空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这样不仅能自给，还能拿到集市上卖。记得当年老妈种的长豆角多，卖新鲜的来不及，老妈便把这些长豆角一部分切了放在坛子里，做成酸豆角；还有大部分就用水煮熟，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成干豆角。经过加工，这些长豆角的价格也会升高，我们也能吃到不同味道的菜。
当然，老妈还喂猪，养鸡、鸭子，为此，家里多了一个猪圈，老爸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两层的笼子，鸡住楼上，鸭子住楼下，鸡鸭相安无事。那时，妹妹还小，看猪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这也是我童年中唯一的一个看猪的经历。
因为老妈的勤劳，我家在这里顺利地度过了最难的两年，也让我懂得了父母的艰辛！
为此，我把这份懂事放在了认真学习上。五年级的时候，老爸当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为我一直像个假小子，整天疯疯癫癫的，根本没把学习放在心上，所以一到四年级都是稀里糊涂过来的。但是老爸教我就不一样了，从小我就怕他，原来不认真，他都不知道，现在就不一样了，天天在他眼皮底下，稍不认真，都逃不过老爸那双火眼金睛。其他老师上课，我也不敢松懈，因为他们会向老爸反馈我的情况。为了不受老爸批评，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上课认真，作业工整，脑壳也像突然开窍了，原来不懂的，现在懂了；原来不会的，现在也会了。仅仅一个学期，我的考试排名就从班上的后面排到了中间，第二个学期，就基本在前几名了。这种求学态度的转变，为我以后的求学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身后是我读五年级时的教室，当时能在水泥砖建的房子里上课，我们是幸福的！家乡重教之风由来已久，当年因为家乡出了个重视教育的副州长龙文玉，所以每年毕业生中都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到全州最好的学府——州民族中学读书。这对一个村小的孩子来说，那是多大的荣耀！所以大家卯足了劲用自己的成绩争取这个机会！因此，家乡不断有学子从这里走出家乡，靠读书改变命运！ 三姑在幼儿园教书，我特意跑去看看她。我们当年是没有幼儿园的，现在这栋两层的楼房专门是为幼儿园而建的。这里场地宽敞，地面有绿绿的塑胶草皮，孩子们在这里开心地游戏。
叫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帮我和三姑合个影，小家伙大大方方地拿起手机，“咔嚓咔嚓”一阵拍，拍完后还用普通话叫我看看照相的效果。当我竖起大拇指夸她时，她露出了开心的笑脸。这笑脸，如阳光般射进我的心房，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有木板之处，是我家当年住的地方。这是一间教室，老妈用柜子把这里隔成客厅、 卧室、厨房。条件虽简陋，但是我们却很满足。早上阳光会从窗子射进我的书桌，明媚而亮堂。打开窗户，我家生机勃勃的菜园便向我问好。青青的辣椒，红红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都已经醒来，在菜园里等着我去摘。
可别小看了这间教室，这里住过中央民族大学两个语言系的教授哦。依稀记得，当年有一个麻姓的阿姨来学校调研双语教学，和她一起来的是关辛秋阿姨和她当海军的老公。当时，阿姨们住在我家，叔叔住在另一个老师的家。记得阿姨们都特别和气，麻阿姨胖胖的，关阿姨瘦瘦的。
麻阿姨走时，还赠给老爸一本她自己写的书，书名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里面写的《慌江山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新。因为慌江山的故事在我们苗乡口耳相传，每个苗家人都能说出几段他的故事。慌江山跟维吾尔族的阿凡提是一类的聪明人物，靠自己的聪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后来几次搬家，也不知道这本书掉到哪里去了，真是可惜。 我要和这间房子合个影，回家让老妈看看。 这是现在的教学楼。 校长和三姑送我到校门口。 和三姑在校门口再来一张合影。
坐在回程的车上，我感慨万千：1989年，老爸响应为苗乡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号召，主动申请到最偏僻的苗乡——麻冲去任教，于是，我们离开家乡。此后的27年里，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我一直没有回到塘桥小学。离开家乡时，我还是一个刚读完五年级的小姑娘；现在，我已是一名站在三尺讲台19年的老师。
时间如过隙的白马，匆匆又忙忙，它能改变很多的东西，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对家乡的那么眷恋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