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为什么会被毛泽东取代？因为历史的选择原则就是“优胜劣汰”（资料来自网络《乔鞅文史》）

彭亮文（谢绝献花）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操控下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解除了军权的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由他亲手创建的红一方面军，抱病黯然去了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

被罢免的毛泽东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第二年，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前线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由周恩来和朱德负责，后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则由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和朱德顶住博古临时中央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巨大压力，成功地打了两场漂亮的大兵团伏击战，歼灭敌人近3万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开展得风生水起。

1933年9月，蒋介石见中央苏区和红军屡次“剿而不灭”，便下血本，调集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志在必得，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政治上进行连坐法和经济封锁同时进行，军事上实行“堡垒战术”，妄图彻底消灭中央苏区和红军。

这时，毛泽东仍然在后方主持苏区根据地建设，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干脆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规阵地战的经验生硬地照搬过来，反对此前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诱敌深入”的战法，而是命令红军必须全线出击，结果导致红军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疲于奔命，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

尤其严重的是，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广昌时，博古和李德竟然拒绝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弃守广昌、诱敌深入”的正确建议，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一死战”。血战了18天后，红军伤亡惨重。

博古和李德见“决一死战”打不过，面对敌人新一轮进攻，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改而命令红军实行“兵分六路”的全线防御，导致红军再一次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

红军时期的毛主席

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之下，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手里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些优势，很快被折腾得干干净净，到了10月份，随着兴国等地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被敌人压缩得越来越小，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约8万6千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向西突围的漫漫征途，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这时，博古中央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仍然是牢牢掌控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本来长征是战略转移，博古和李德却硬生生把“退却”搞成了“逃跑”。

逃跑还不是轻装上阵的逃跑，而是“大搬家”似的逃跑，部队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大量物资，导致一路上行动迟缓，屡次遭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尤其是经过湘江一战，红军减员严重，由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

就是在这种严重减员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依旧“一条道走到黑”，坚持要按原计划行进，仍然固执地命令红军向湘西进军，在这里，国民党集结了重兵，就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眼看着所剩不多的红军就要全军覆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建议红军改而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所幸的是，12月份，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终于确定了红军向贵州进军的路线。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在这里，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里连续休整了12天。在这段时间里，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深刻反思，大家一致意识到，就是因为多次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才导致红军逐渐陷入绝境。

尤其是经过了湘江一战的沉重代价后，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看得更加透彻，他们更加迫切要求立即纠正“左”倾错误，要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能让党和红军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

血战湘江

但在党和红军中这些转变并不是轻易得来的，毛泽东在其间付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主动争取机会对王稼祥、张闻天和红军高级干部，反复分析这一时期“左”倾中央在军事上犯下的种种错误。

这才让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慢慢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们与博古、李德的分歧才越来越大，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转向接受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月15日至17日，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和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仍旧为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极力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分析了长征以来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的发言最为振聋发聩，也最为重要，他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和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支持，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上面，据此，张闻天负责起草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获得常委审查通过，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提出下一步目标是在川、滇、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遵义会议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果。

遵义会议取得的第二项重大成果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共中央在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因为张闻天等新的中央领导层和毛泽东之间密切配合，此后很多重大战略决策基本上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执行的，这就在事实上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油画作品《遵义会议》

历史曾经给过博古一个机会，让他担任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但他却把红军和中国革命带到了险些覆灭的危险境地，事实证明他担负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能担负起这个领导重担的只有毛泽东！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第五次“围剿”到遵义会议这段曲折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是很公平的，它的选择原则就是“优胜劣汰”，而这也正是博古之所以最终会被毛泽东取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