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的记忆

信缘随缘

撰文：程新摄影：安一中七三届高中毕业老照片 　　1973年5月12日，这一天应该是安陆一中一九七三届一百多个高中毕业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这一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纪念日。 　　这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五月的阳光洒在安一中的操场上明亮又刺眼，这里是我们四年中学上学每天做操的操场。 　　今天这个操场上停着三部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上都披红戴绿彩旗招展，车头上挂着大红绸布折叠成的大红花，车厢二边写着大幅标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学校办公楼面朝操场的走廊栏杆上挂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整个操场布置得热烈而又庄重，在这个隆重而又肃穆的氛围中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今天就要在这个操场上告别我们熟悉的母校，去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未知的知青生涯。 　　其实我们的高中课程一九七二年底就结束了，同学们都在家待业听候发落。当时寇泽伟同学约了我去县石油站做搬运工搬运油桶，就是把车上满装的汽油桶柴油桶还有机油桶搬下来并在货场上堆砌好，然后再把空油桶搬上车。记得工钱是记件搬一桶油五分钱。一个月下来能挣七八十块钱，要知道当时的青工一个月工资才18块呢。 　　后来需要装卸的油桶太多寇泽伟和我感到吃力，又邀了黄长湘同学加入我们的队伍，黄加入后做的时间不长，我们就接到了插队落户的通知，很婉惜的结束了这个“高收入”工作。 这天的早上，安一中的操场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老师、同学、送行的家长和亲戚朋友，还有大包小包以及各种箱子等随身物品挤满了整个操场。哈哈，这里叫随身物品没有叫行李哦，因为此行不是去旅行而是要准备“扎根一辈子的”此时大家对插队落户去农村大有作为还是充满了期待。 　　我们这一届同学除了少数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的外，全部集中下放到了安陆东面的李店区。记忆中好像也冒得么仪式，大概到了十点多钟解放牌大卡车就拉着我们离开了安一中。这一离开当再次踏上这个操场时已是35周年以后2008年5月12日的同学聚会了。 我和同班同学丁益群结成了插队搭档，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叫陈店公社枣林大队六小队（廖家冲），这里离陈店街有六七里地，陈店离安陆县城三十多里地。在此后二年另七个月的时期，廖家冲、枣林岗、陈店、安陆城之间的奔波就成了我们插队生活的组成部分。 1974年全国插队落户知青的生活基本上都陷入了窘迫的困境。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本来就不富裕粮食不够吃。再来了这么一些长身体特能吃的年轻人，生产队的粮食和蔬菜供给变得非常紧张，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六队动用了谷种给我们吃才让我们聊以度日。吃菜就更谈不上了，我们用盐水撒在米饭上面，或者是到门口的水塘捞水草当菜吃。 这时福建莆田县的教师李庆霖（当时他有两个儿子，都下乡插队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生活的困难，毛主席作了一个批示，“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很多知青家长看到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的时候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国家财政拨出了专款改善知青的生活，同的把知青从分散插队的状况，改变为集中在一起办起了知青农场。这样知青的生活稍许得到了一些改善，这个是后话了。 　　我们这一拨同学乘坐的解放牌大卡车离开学校走出县城，沿路就近放下在不同地点插队的同学，当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陈店公社时车上只剩下李谦、郝庆献、徐惠琴、叶惠珍、顾建芳、丁益群和我等七个同学了，这里是大卡车的最后一站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不通车了，这里也是本届同学离县城最远的一个插队公社。 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师和亲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放眼望去都是黄泥巴糊起来的房子土砖土墙土路，令人感到时间倒流好像回到了从前。 　　空气中嗅到的是乡村特有的泥土气息，这就意味着以后伴随我们的将是农耕生活。倒是田地里成熟的小麦随风摇曳，仿佛是欢迎我们这群人的到来。 此时大家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同学们没有了离校前的欢笑，隐约感到前路的茫然和严峻，大家收拾自己的物品各自寻找该找的人，寻觅该走的路，急匆匆奔向指定的插队点，甚至连互相打个招呼的心情都没有了。 这插队的第一天，丁益群的父亲随车过来准备送我和丁到生产队，但我和丁却接二连三的碰到了尴尬事。 首先是没人接待不知道插队点廖家冲怎么走。离开学校时轰轰烈烈欢送似是时代的骄儿，到了公社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其他同学都被插队所在地派来的人接走了，我和丁孤怜怜等了好久，才有位廖家冲附近湾子的沈姓村民来公社办事，公社的人赶紧拉住他请他把我俩带走。 再是走到半路挑物品的扁担断了。我的担子一头是一个木箱子另一头是床被衣物等，大概走了大半路程，扁担突然断了，只见那沈姓村民二话不说，抓住木箱把手就把木箱扛上了肩头，这人做事就是干净利落没有什么拖泥带水。此时我也急忙把另一头的物品抱上肩膀继续往前走去。廖家冲前面的一座小山叫长山，走到这个长山上面，廖家冲的田地和土垒的住房一览无余。这里地多人少所以把我们分到这里了。 　　这个时候是5月中旬了，当时农村有一句口号叫“不插五一秧”就是说这个种早稻是要抢季节不能超过五一节的。但是整条冲里的水田现在大部分都还是白汪汪的一片水。这就意味着我们来到这里劳动强度会非常大。当把我们安顿下来以后，丁一群返身送他父亲回去的时候，父子二人就站在长山的山上相拥而泣了，这实际上是对这里恶劣现状的一种敬畏。 没料到廖家冲的房东不欢迎我们入住。走了六七里地我们一行来到了枣林六队，生产队的朱朝华队长径直把我俩带到一周姓农户家里，这家人当时的成分比较高好像是富农，户主我们都随村民叫她二婆，家里突然住进二个生人肯定有诸多不便，她面露愠色表示对队长不满，但由于没有别的安排她也只好接受了，于是帮我们找来二块门板二个长木凳就在她家外面的偏房搭了个床铺。二个多月后的一个中午我母亲来到这里看我时（事先不知道她来），我正坐在床边削莴笋准备做午饭，当她看到我们生活在如此简陋的环境时背过身去悄悄擦眼泪。本来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可当看到她擦眼泪的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处在严酷的环境和艰难生活之中。 最大的糗事是首次下地割麦子就割伤了自己的手指。安顿好住的的地方就到了下午，我俩为了给村民留下表现好的印象不敢有所怠慢提出马上下地干活。队长安排我俩割麦子，下到麦田我俩就头也不抬的挥镰割麦，割得腰都伸不起来也不敢歇口气，怕村民说我们偷懒。割着割着速度越来越慢，割着割着动作变形了，割着割着右手握的镰刀不听指挥了，不经意间一镰刀砍到左手的无名指上，顿时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事隔四十三年，2015年12月19日我们这届安一中在北京的同学聚会，我亮出左手无名指的这道伤症诉说这段经历时，坐我旁边的北京（原安陆五七棉纺厂）同学王小明立刻伸出他的左手的食指并情绪激动地抢过我的话头说：我也有这样一个伤疤。我看过去，居然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他的左手无名指上的有一道几乎和我一模一样的伤疤，他也是下放割麦时留下的伤疤。大概这就是同学的涵义吧，相同的经历相同的遭遇甚至连伤疤的部位和大小都如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