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读后感

高宽众

小说被平反后，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实际是第一卷，只写到1932年）。我收藏了一本:

随后，作者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又写了二、三两卷，并克服阻力于2009年11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将三卷书一起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各38万字，第三卷40万字，合计116万余字，其中第三卷主要写肃反，据说又引起争议，被停止发行。李建彤此后长期申诉一直无效，于 2005年2月14日抱憾离世。此三卷本网上仍可淘到，但要贵很多。第一卷定价：29.90元，第二卷定价：28.00元，第三卷定价：29.90元，合计：87.80元。但上个月，我花480元才淘到此书（三卷）：

一、作者李建彤

作者是刘志丹的亲弟媳，既是一位知识分子，也是一位老革命家。1919年3月26日，她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陈姓贫民家，刚出生即被父母遗弃，由小生意人李福顺收养，几年后过继给姑家，改名韩玉芝。

1934年，就读许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写作，在河南洛河《警钟日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诗歌《理解》。

1935年毕业后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

1936年辍学随姑父去南京。

1937年初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图音系，主修钢琴、声乐和油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韩玉芝辍学回故乡准备投入抗日，先到许昌女子第一小学担任艺术教员，冬天进入中共在泾阳县安吴堡开办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改名为李建彤。

193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42年初考人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4年提前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

1946年，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结婚，婚后调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刘景范被任命为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建彤随丈夫到北京就职，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1954年春，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国务院监察部，李建彤改任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

1959年，监察部撤销，李建彤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即请了创作假继续写小说《刘志丹》。

1962年冬开始停职检查，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中共党籍，到江西省峡江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底因病回北京治疗。

2005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文革前李建彤与丈夫刘景范及其子女的全家福照片：

旧社会，大多数女孩子上不了学。但李建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在延安学习工作十余年。在她动笔写《刘志丹》时，她与丈夫刘景范已经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对刘家既有感情，又有亲情，应当是创作《刘志丹》的最佳人选。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发表《刘志丹太白收枪》的李建彤来执笔。此后数年，她采访了参加西北土地革命斗争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数十人，还自费去陕西采访和考察当年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访问了大量老红军和帮助过红军的群众。

1962年夏，小说《刘志丹》六易其稿后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不久即因曾与刘志丹有过历史冲突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上将反对而相继停止，阎并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同年秋，《刘志丹》被打成“反党小说”。

二、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党史小说

我读过1979年版的《刘志丹》（工人出版社出版），感到非常好。这次花了一个月，把三卷本的《刘志丹》通读了一遍，非常过瘾。

这恐怕是建国后第一部以党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她把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陕北土地革命的由来、发展、曲折，全景式地展现给读者，一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习惯也拿捏的十分到位，基本史实均有据可查。我们以前学党史，基本是些抽象的理论。通过小说学党史，可以把抽象的历史还原为可见、可摸、可体会的历史。

应该说，《刘志丹》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党史小说，无论作为党史资料还是地方史志，都值得学习和收藏。

小说第一卷写得最好。比如，写到刘志丹家乡，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陕西省西北部有个保安县，人称‘山保安’。"

我们家乡的老人提起志丹县，就说是山保安，因为那里山大，人少，偏僻。原因是清朝同治年间（1863 - 1870），关中发生回民起义，他们一直攻到陕北，“见人就过刀，整个洛河川，几乎杀断了人苗子。”

上个月，我驱车到刘志丹故居：志丹县金丁镇芦子沟，门前立的石碑，记录了当年的惨状：“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回luan，刘科举全家四十九人出外逃亡，其中有四十七人先后罹难，仅存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和叔祖父刘士哲。”

小说真实的描写了当时陕北农民的思想状况。说到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刘培基十七岁那年娶的亲，妻子是金汤镇王家的女儿，比刘培基小两岁。隔不多久，家里添个娃娃，刘士杰做了爷爷。老公公抱上娃娃就摇头：可惜是个女娃。”

志丹的姥爷家的确是当地王家。上月我去志丹的出生地：志丹县金丁镇金汤村，碰巧遇到了王家的后代，说她们是志丹的姥爷家，她家爷爷随刘志丹闹革命牺牲了：

文中塑造了一个农民人物：郑万银，实际是刘家的长工。但小说没有脸谱化处理，而是把他描述为刘家的好邻居，刘志丹的干爹，陕北话叫：“干大”。郑干大一直疼爱志丹，他的两个儿子与志丹成了好兄弟、好伙伴，后来随志丹参加了红军。

三、人物塑造

以党史为题材创作小说，其实很难，特别是涉及很多活着的人，这就是这部小说难产，争议很大的原因。敬佩作者的勇气和担当，吃苦，坐牢都不怕，穷其半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遗产，我们应当永远感激她！

她说，她不是写党史，不给人物排座次，也不对人物评价。但有个别人物，为写作需要，写了真实姓名。在敌人方面，绝大部分写的是真实姓名，以说清楚当时的事件和历史环境。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小说人物中，找到真实人物的影子，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珍贵之处。

1. 小说中男二号人物王兆平，是志丹的表弟，从小丧父母，跟着志丹母亲长大，和志丹亲兄弟一样。这让人想起志丹的亲弟弟刘景范，即作者的丈夫，年龄，成长过程，随志丹闹革命的情况，有至少80%的相似度：

2. 小说中的女一号，叫何婕舒，是从关中到陕甘边苏区的共产党员，后任苏维埃政府的妇女部长，1935年肃反时被杀于甘泉县的下寺湾。历史上，确有其人。

此人真名叫张景文，乳名张秀云，也有记录为张静文（景文、敬文、静雯），绰号张大脚、张放心，1911年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一个开明富裕的农民家庭，是蓝田县很知名的望族。父亲的开明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她享受到了身边其他女孩子无法得到的良好教育。1924年，张景文进入陕西省教会学校读书，1928年考入陕西省（西安市）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此时恰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军阀混战，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黑暗的社会击毁了张景文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寻求平等，寻求解放，使天下劳苦大众过上安稳日子，成了她的追求。1930年初，张景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转为中共党员。

张景文抵达陕甘边根据地南梁后，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的热烈欢迎。

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张景文担任苏区政府妇女委员长。为了发展苏区教育事业，苏区政府办起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景文担任教师。她带领六十多名学生垒土台，支木架，用窑洞当教室，自编教材，以地面当纸，以木棍当笔，出色地开展起苏区教学工作。刘志丹、习仲勋决定成立一支红色宣传队，由张景文带领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路线，张景文走村串户，写宣传标语，编诗歌，顺口溜，信天游小曲……

1935年秋，张景文在肃反中被活埋于甘泉县下寺湾，牺牲时仅二十四岁。解放后，蓝田县召开追悼大会，为张景文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2000年，习仲勋、齐心夫妇捐款修建了甘肃省南梁列宁小学教学楼，习仲勋题名为“景文楼”，这是以南梁列宁小学教师张景文的名字命名的。

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以张景文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女性白灵，即白嘉轩之女。《白鹿原》中白嘉轩接到革命烈士牌后，才知道女儿白灵下落，与上述史实吻合。

甘泉县党史部门曾就张景文（张放心，陕甘边区妇女主任张静文）遇害访谈过目击者，下寺湾村民白耀富。白耀富说：

“张放心（陕甘边区妇女主任张静文）被关在田家沟村张六的窑里（今为张启亮的窑洞，编号019），我母亲带了20个熟鸡蛋，领着我去看望张放心。……张放心两只手掌被打的肿的老高，胳膊窝里被点燃的香把子烧烂了。张放心对我说：‘娃娃，姨姨罪很重，只能活过今天。你给我放下7个鸡蛋就够了。这里很危险，不要叫你妈进来了。我没有后人，将来就看你给我报仇了。’这时，经允许，我妈也进来了。张放心哭着说：‘今后再也见不上你们了’。

张放心被活埋在田家沟寨子湾崖底下，一起活埋的有19人，而女的只张放心一个。我妈说等没事了，再偷偷把张放心的尸首拉回来埋葬。结果不久我妈也被威逼吓疯了，我们也没有前去偷尸首，但我还去那里给烧过纸。后来过了多年，那地方被洪水冲坏了。”

3. 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徐一知，也是从关中到陕北的年轻共产党员，比志丹小好几岁，1935年肃反中也被逮捕。这与习老的经历高度吻合，应该是以习老为原型的。

2016年11月26日，我千里单骑，专门去参观了习老他们开辟的南梁根据地旧址，这是我当天发于微信朋友圈的文字和图片：

我爷爷高克厚，上世纪三十年代跟随刘志丹在此地闹红军，1935年内部肃反被误杀。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南梁的故事，一直想去实地看看，今天沿陕北富县的葫芦河北上，在大山里终于找到这个地方。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人吃人，狗吃狗。这给穷人造反提供了契机。1934年陕北红军初创，先在铜川的照金建立根据地，但因敌军围剿，红军左倾盲动，1934年，转移到陕甘三不管的大山：南梁（现属甘肃省庆阳市的华池县）。

他们在这个穷乡僻壤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老任主席（图二）。成立大会在一个戏台上举行（图三），政府就在后面的关帝庙办公。但敌军还是不放过，又来围剿，苏维埃政府只好搬到几十里外茫茫苍苍的大山顶上，易守难攻，隐密安全，此地叫南梁。我是陕北人，今天开车上山，还有路标，竟然迷路了。1935年，苏维埃政府翻山越岭，搬到了到了我们甘泉县的下寺湾，习老又在下寺湾又当了半年多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9月，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来了，大肆肃反，差点把老人家活埋。

4. 书中还塑造了郭保权，贾天夫等一大批正面人物。

（1）郭保权，一看就是写郭宝珊，解放后历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师长、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宝珊将军】

1905年1月23日生于河北大名县（今河南省南乐县元村）。幼年随家逃难到陕西，在洛川谢家峁村（今黄龙县三岔乡）落户。其父、叔靠挖煤挣钱，逐渐购置土地、耕畜，家境开始转好，地方民团却劫持其父，勒索财物。 为赎人质，郭家倾家荡产。十四五岁时他就挑起了全家生活重担。

1929年，陕西大旱，郭父带他们兄弟四出揽工，好不容易用血汗钱买了几袋粮，星夜赶运回家，但走到马镇北沟湾时，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殴打。郭父忍无可忍，空手夺枪打死国民党士兵后逃往北山。驻澄城的国民党军连长“韩疯子”捉拿其父子未获，便勾结民团，抢走他家的耕牛财物，放火烧毁茅屋，连留在家中正坐月子的婶母和婴儿也被活活烧死。

“官逼民反”。在造反较早的陈老万的支持下，郭率领一帮穷苦兄弟攻打“韩疯子”部队，未能得手，随即投靠国民党洛川县驻军张金贵部，任排长。旋又投奔冯玉祥部随军入豫。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郭秘密返回黄龙山。

正在困惑、徘徊之中，听说刘志丹领导穷人在陕甘边打土豪。郭学习刘志丹，集合众多结义兄弟及一些颠沛流离的散兵，于1931年举旗造反，占山为王，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不久加入土匪梁占魁部，任营长。他为全营立下几条铁的纪律：不得伤害骚扰穷苦百姓；不准欺负妇女；不结交青红帮；买东西要按市价加倍付钱。有犯者立杀不赦。

陕甘边界山区红军的活动，对郭的影响越来越大。刘志丹也了解郭的穷苦身世和被迫“上山”的经历，所以对这支队伍十分关注。1934年6月派黄罗武化装上黄龙山，向郭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革命的目的及红军纪律等。郭听后表示拥护和赞成。同年秋，冯钦哉部向黄龙山“进剿”。面对强敌，梁占魁欲投靠甘军，郭则想加入红军。

他们带上队伍向西转移，到甘肃合水时，刘志丹又派黄罗武、马锡五慰问，使郭坚定了加入红军的决心。10月25日，他率领百余人在庆北宣布脱离梁部，加入红军。11月1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梨园堡将其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建制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为司令员，任浪花为政治委员。

郭宝珊参加红军后，思想进步很快，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攻克延长、延川、安定（今子长）、安塞、保安（今志丹）、靖边六座县城，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还开辟了甘泉、中部（今黄陵）、宜君、环县等地区，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创建、发展西北苏区和反“围剿”的斗争中，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1935年10月，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郭入党不久，陕北发生错误肃反，他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先后被捕。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被释放，任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团长。西安事变后，部队整编，郭担任红军独立师团长，奉命在延安剿匪，保卫陕甘宁工农政权。

1937年春，组织上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春结业分配到甘泉县任保安大队大队长。 1940年， 富县、甘泉两县保安大队合编为富甘独立营，郭任营长。

1942年任警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率部积极参加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他带着战伤，与战士一起在甘泉县清泉沟和吴旗县金佛坪、二道川开荒种地、生产、练兵。

解放战争开始后，郭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等职。在强攻安边宁条梁、消灭伊克昭盟反共“王爷”祁恩成、奇袭盐池县兴武营等战斗中，在解放渭北、夺取宝鸡、攻占兰州等大小战役中，他都亲临前沿指挥，受到彭德怀的赞扬。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1970年11月27日病逝。

（2）拓天，一看就是写的贾拓夫。

贾拓夫（1912年—1967年），原名贾耀祖，又名贾元、红光、烛光，字孝先，陕西省神木县人。

1926年考入省立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绥德），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先后任团支部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绥德县学联主席。1928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在米脂筹备召开共青团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获释。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代理团陕北特委书记。

1931年秋调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8月调回省委，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2月，任中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33年初，被派往渭北指导工作，领导建立了渭北游击队。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年底，贾拓夫赴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后留中央苏区工作。先后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委会候补执委。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多次向毛泽东介绍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对党中央决定向陕北发展，把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毛儿盖、芦花地区，贾拓夫完成了60万斤筹粮任务。中央抵达陕北后，负责中央与陕北党组织及西北红军的联络工作，并且协助王首道、刘向山接管陕北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局，且按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妥善处理了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

1935年11月，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抗战时期，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中共西北中央局秘书长。1939年编著《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等多部书籍，为党中央开展西北和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等职。曾协助陈云、李富春制定私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和“一五计划”。

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等人陷害，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享年54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贾拓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 反面人物：张廷芝

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志丹、吴起一带的大户，与刘志丹还有点远亲，解放初在内蒙被捕并枪决。

张廷芝，1908年生于陕西靖边县(今吴旗县)金佛坪村，其父以上五辈先后有8人中文武举人，祖辈一贯横行乡里，鱼肉黎民，是靖边县第一大恶霸地主，方圆400多个村庄的土地大部分是他家的。

靖边县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的压迫剥削下，经年劳累，不得温饱，苦不堪言。民国初年，张廷芝的祖父——张四疯子，勾结军阀井岳秀，购买枪支，组织民团，自任团总。建碉堡，筑寨墙，扩充武装，欺压靖边人民。张廷芝的祖父死后，他的父亲张鸿儒续接团总职务，继续残害靖边人民。张廷芝本人从小赌博成性，抽大烟，当吹鼓手，跟一伙二流子鬼混在一起，过着下流可耻的生活。

早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组织红军、创建苏区时期，他就开始组织反动武装，坚决与革命为敌。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了一个团的人马准备暴动，但遭到了张廷芝匪部的袭击，兵运工作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张廷芝一手制造的罪恶的“三道川事件”。此后，他曾多次率部进攻苏区，杀害、打伤、抓走了许多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共产党员刘景科就是被他杀害的。

1935年10月，我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张廷芝继续配合蒋匪军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经常偷袭边区，杀害干部。1936年4月，张匪亲率匪军，在清扬岔将我一个独立营包围，遭到我军坚决反击。由于我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部分突围以外，多数人被他们杀害或抓走。1943年冬，我党5名高级干部由苏联回国，在途经安边城南的吴家湾时，误以为进入根据地，被张匪所部匪军发现逮捕，遭到了严刑逼供。这5位同志宁死不屈，张匪便下令把他们全部活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廷芝可称得上是陕北的摩擦专家了。他曾将霸占来的民女梅廷及其孩子用刀活活砍死，把不愿应征当兵为匪的梁镇刘挂湾村农民张东生用木棒活活打死，还在安边县城杀害了我女工作人员薛兰英……直到1949年张廷芝从陕北仓皇出逃时，还带了一千多个匪徒，流窜在陕甘绥交界处，为非作歹。

据抓获张廷芝的我公安人员孙有光同志回忆：

1949年10月及1950年6月，张廷芝曾两次混入绥远起义部队，我军曾两次对他进行收抚教育，希望他在我党对待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感召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1950年1月和7月，又两次叛变为匪，先后偷袭我区公所及合作社各一处，杀害我干部12人，抢劫汽车及大马车30余辆，抢去骡马150多匹。1950年1月第一次叛变后，他派匪徒祁仁德、李岳玖化装成商人潜入包头市进行特务情报活动，建立白萝葡情报站，收集我党政军情报，勾结恶霸地主、伪保甲长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头子和叛匪头目转送来往情报。他所率匪部经过我剿匪部队多次打垮甚至全歼，他本人却几次侥幸漏网逃脱。

在回武川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张廷芝是个老奸巨猾的匪首，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骑兵连、营、团长及陕北三边保安司令，在反共战场上可谓“身经百战”了。听说他本人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手下的匪徒虽已为数不多，但都是亡命之徒。而武川县公安队刚刚成立不久，只有四五十名公安队员，其中半数还是留用的旧警察，其余半数是刚入伍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战斗训练，别说打仗，有的连枪都没有放过；武器也都是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杂牌枪，每支枪只有五六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追捕张廷芝这样的匪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必须摸清情况，周密布置，行动迅速，争取主动。否则，万一我们行动不慎，打草惊蛇，使敌人有了防备，那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而且可能使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回到武川，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很不凑巧，公安队员大都配合工作队下乡了，只留下十几个人，负责县委、县政府机关的警卫任务。公安局长赵立信也已随工作队下乡，只有县委代理书记、县长曹文玉同志在机关主持工作。我把成庚鸣处长布置的任务，向曹文玉作了汇报。曹文玉是当地人，抗战时期就在武川大青山一带打游击，对武川的情况很熟悉。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小花窑子附近的地形情况，并让我从留在机关的公安队员中挑选3名精明强干的公安战士，连夜赶赴二份子区公所，找赵立信研究具体行动方案。临走时，我把我的左轮手枪换了他的二十响驳壳枪。

下午5点多，我带着3名公安战士出发了。二份子在武川县城的西北方向，距县城约120华里。那天正下着大雪，西北风卷着雪片，发出呼呼的狂叫声，打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白毛风把田野变成一个混混沌沌的白雪世界，20米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如果不是一个当地籍的战士路熟，冬夜在这样的暴风雪中行军非迷失方向不可。骤然降临的严寒，把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座下的战马在坎坷的羊肠小道上疾驰，几次打前蹄跌倒，踏入雪坑，可它们好像懂得我们急切的心情似的，爬起来迎着西北风继续疾驰，并且越跑越快。120多里路，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跑到了。

赶到二份子区公所，赵立信因胃病复发，刚从乡下回来，正打算天明回县城。我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和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并一起进行了研究。他很赞成我的想法。因为他有病，我想让跟随他的那两个公安队员和我们一起去捉张廷芝，他在区公所等着，我们完成任务后再来接他，但他坚持要带病跟我们一同去完成任务。

我们在二份子区公所吃过饭，喂了马，稍稍休息一会儿，就连夜出发了。因赵立信和两名公安战士的加入，我们这支小小的剿匪队伍增加到了7个人。张廷芝的活动规律是昼伏夜出，我们必须等到天明张廷芝回到小花窑子才能动手。黎明前，我们赶到了大花窑子，在村东头悄悄叫开一家老乡的门，了解了小花窑子的情况和地形。这位老乡主动要求给我们带路。这时，东方已经发亮，风雪渐渐小了。我们决定向小花窑子进击。

小花窑子在大花窑子东北，只有二三里地，一条山沟河槽路，没有岔道。我们快马加鞭，直向小花窑子冲去。在这暴风雪后的黎明，那个屡遭我军围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匪首张廷芝，也许正在做着这样的美梦：在这远离武川县城100多里的偏僻小山村，在这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在这农历的腊月二十八，谁会去追捕他呢？他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安然无恙地睡大觉、过大年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着这样美梦的时候，追捕他的公安战士已经神速地来到了他的虎穴边。

我们冲到小花窑子村西墙外，立马观察地形。这是个一家村，两串院坐北朝南，村前一道河槽，村后紧靠着山坡，西院是羊圈和柴草垛，东院住人。正看着，从房后的北山坡上下来一个穿白茬皮袄的人，慌慌张张地朝村里跑来。我问那个带路的老乡是否认识这个人。他说：“这村只有一家人，是给闫子和家种地的，我认识。这个人我没有见过。”我们立刻作出判断：第一，这人可能是夜间出去作案刚回来的匪徒；第二，可能是敌人的观察哨，他发现了我们，但没有鸣枪报警，看样子没带武器。赵立信有病，身体不好，我们商量由他带两名战士和带路的老乡去村北山坡上，一面堵截、辨认那个可疑的人，防止他跑进村里向匪徒报信；一面居高临下，监视村里的匪徒逃跑和防备来援之敌。

我带3名战士，直入院内追捕。说罢，赵立信等便向北山坡冲去，我和另外三名战士转到村南，在东院南门下了马。我对三名战士说：“我们今天要捉的匪徒，不是一般的叛兵，而是陕北匪首张廷芝。进了院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沉住气，见机行事，动作要迅速，尽量捉活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击毙他们。”我把二十响驳壳枪从木盒子里掏出来，换上20发的长梭子，上好顶膛子，让三个战士也做好准备。留下其中一名战士牵马守门，我带着另外两名战士进院。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正房的顺山大炕上，坐着一个神态紧张、面色憔悴的中年妇女，怀里搂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边轻轻拍打边摇晃着。看她那疲劳的样子，像是一夜没有睡觉了。我估计她可能是这个地主庄园种地人的主妇，便迅速靠近窗户，看到屋里再没有别人，小声问她：“你们这里有外人吗？”她没有说话，只是惊慌地用手向西房指了指。见此情形，在我左边的那个战士抢先向西房冲去。西房是两间土房，一门一窗，门上挂着一个用谷草打成的破草帘，窗上挂着两片破麻袋。这个战士刚刚挑起草帘，很快又准备退出来。

这使我意识到：西房肯定有敌情，新战士准是初次遇敌，不知如何处置。现在草帘已经掀起，如果他把草帘丢开，发出响声，就会惊动敌人，致使敌人起来持枪拒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后果。事情已到千钧一发之际，一切决定于动作迅速，争取时间。想到这里，我一个箭步跨到门前，举起左手撑住草帘，两人向前一冲，“砰”的一声把两扇半掩着的木门撞开，闯入室内。

在右边顺山大炕上躺着的五个匪徒，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他们几乎是同时猛然坐起，惊慌地去摸身旁的武器。我把二十响驳壳枪向前一甩，“咔嚓”一声打开机头，对准炕上的匪徒们喊道：“举起手来！不准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这一声喊，把睡眼蒙眬的匪徒们吓蒙了。他们的武器就在身边，抬手就可拿起，我们的处境也是危险的。但是只要我右手食指勾动扳机，20发子弹全部射出去，片刻就可让这五个匪徒全部毙命。

但我不能这样做，大青山剿匪斗争正在进行，郑殿卿等匪首还没有抓到，活捉张廷芝这伙匪徒，能从他们嘴里了解到敌特活动的新情况。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轻易把他们打死。这时，留在门外的两个战士听到我厉声警告敌人的声音后也跑进来了，四支枪对着五名匪徒。与此同时，赵立信等在我们房后的山坡上，也在厉声审问着那个被抓来的可疑人。

我们的战马在院前院后“咴咴”高声嘶叫着，好像在为我们助威。炕上的匪徒们看着我们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左臂上的盾形公安臂章，听着院子里的人喊马嘶，知道他们的观察哨已被捉住，而且真以为我们有千军万马的大部队在外面，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都望着中间的那个老匪徒，这说明此人可能就是匪首。我向前迈了一步，把枪口对准这个老匪徒的脑袋，喊道：“再不举起手，就先毙了你！”他哆哆嗦嗦地说：“我……我……”一句话没有说完，就举起了双手，其他匪徒也跟着举起了双手。

我给身边的两个战士打了个手势，他们很快把匪徒们的枪支弹药收起，有两支日本制三八式步枪、三支德国制二十响驳壳枪、一支美国制的加拿大牌撸子，手枪、步枪子弹500余发。我们把五个匪徒逐个从炕上揪下来往门外推，这时赵立信让跟他去的两名战士也从山坡上跳到了院子里来帮助捆绑匪徒，我们推出一个，他们捆绑一个。当屋里的匪徒全部被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对他们的观察哨怒目而视，好像是在怨恨他预先没有报信。

当我们用一条绳子把这六个匪徒捆好串联在一起时，我逐个问了他们的姓名，却没有叫“张廷芝”的。被我用枪口对准脑袋的那个老匪徒报的名字是“闫子平”。这个地主庄园的主人叫闫子和，当过国民党的骑兵第十一旅连长，据说是张廷芝的连襟儿。凭感觉我知道这是张廷芝用了化名，这个叫“闫子平”的匪徒，可能就是张廷芝。我们正要带他们走时，那个“闫子平”操着陕北口音，指着窗前放着的一套钉鞋工具说：“你们看，这是我的钉鞋工具，我是钉鞋的，是被他们抓来背东西的。”其他五个匪徒也异口同声地说：“是，他是被我们抓来背东西的，放他走吧。”

哦！我清楚了！张廷芝匪部曾几次被我军打垮、围歼，他却几次漏网，原来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逃脱的。这时，赵立信也从后山坡下到了院子里，他听到张廷芝说他是“钉鞋的”，严肃地说：“我们决不会冤枉好人，到了武川县城，经过审查，你确实是‘钉鞋的’，我们会放你走的。”其他五个匪徒还在继续为“钉鞋的”说情。一名公安战士厉声喝道：“你们老实点！明明他就是匪首张廷芝，你们胡说什么！？”刚才还诡称是“钉鞋的”想蒙混逃脱的张廷芝，听到这句话，知道我们是专门冲着他来的，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低下了脑袋，再也不说话了。

就这样，我们一枪未发，反共二十多年的匪首张廷芝及其带领的五名匪徒就全部落网了。那个在正房顺山大炕上抱孩子的妇女，看到我们把六个匪徒全部抓起来了，便走出来，和那位带路的老乡一起站在台阶上，喜笑颜开地为我们送行。她一定是受够了这伙匪徒的欺凌。

当我们押着匪徒们登上小花窑子村南面的小山冈的时候，风雪已经完全停了，金光四射的太阳正在从东方冉冉升起。

判处张廷芝死刑

我们七个人骑着马，踏着积雪押解着六个步行的匪徒，向武川县城方向前进。按照匪徒们步行的速度，这120里路怎么也得走两天。赵立信有病，正发着高烧。经过研究，赵立信和他带的两名公安战士，带上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先回武川。由我们原来的四个人，继续押解张廷芝等六名匪徒前进。由于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又是刚刚下过大雪，也可能是人们怕土匪抢劫，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我们走了一天，路上也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到了四区区公所所在地——西乌兰不浪村，天已经黑了。

我们想住到区公所，可是区里的干部都不在，区公所的门也都锁起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向县城方向前进。又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五家村时，人困马乏，张廷芝等六名匪徒也提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在五家村东头一家车马店住下了。这个车马店，店主住北房，东房住客，西房圈牲畜，当天除了店主，没有别的客人。东房有南北两盘顺山大炕。吃过饭，我让3名战士睡在北边的炕上,轮流出去站岗、喂马，轮流休息；让张廷芝等睡在南边的炕上，我坐在当屋一条板凳上看守他们。我对他们说：“如果夜间遭遇股匪袭击，你们躺着不要动，你们不动，我们不向你们开枪，如果你们有不轨行为，那我们只好先对付你们了。如果大小便，要先报告，经过允许再起来。”

他们躺下以后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寸步不敢离开，更不敢打盹。张廷芝等匪徒也一直没有睡着。到了凌晨两点，张廷芝报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睡不着，想坐一会儿。”我说：“你坐起来吧。”他坐起来就问我：“我能见见高岗吗？”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见高岗呢？”他说：“民国19年我在谭世麟部当骑兵团长时，刘志丹是我们团的副团长，高岗是教导队副队长，在三道川发生纠纷以后他们参加了共产党，拉起一部分人马组织红军，我组织民团。民国25年我参加了国民党，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对头，经常打仗。民国38年10月，我从陕北带了一部分人马来绥远投奔了刘万春的111军，被编为直属骑兵大队。今年1月刘万春对我说，高岗从北京来电报了，说你是极端的反革命。要调你去北京受训，我怕去了北京回不来，就拉了两个骑兵连，跑出来了……”

我说，我们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待被抓到的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至于你能不能见高岗，我们把你们送到上边以后，你可以向管教部门提出。我问他：你们的电台和密码本呢?他说：我们的电台和密码本，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埋在西乌兰不浪村西南的圪妥村东沟里了。他还交代了一些别的情况，我和张廷芝一直坐到天明……

万幸当天夜里没有发生股匪劫持。吃过早饭，我们押解着张廷芝等继续行进，于当日下午回到了武川县城。第二天就是春节，我们完成了活捉张廷芝的任务，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过了春节三天假期，我就可以投入新的剿匪战斗了。我准备打电话告诉萨拉齐县专员公署公安处成庚鸣处长：他交待给我的活捉张廷芝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过，赵立信说他昨天回来就给公安处打电话报告了捉到张廷芝的消息。成庚鸣处长指示，过了春节三天假期，一上班就让我亲自带队把张廷芝等六名匪徒送到萨拉齐县专署公安处。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匪特并没有因为过年停止活动，正月初二上午就接到群众报告：叛匪又在武川县东南山里的保气沟村抢掠，我提出要带公安队去剿灭。赵立信说：“成庚鸣处长指定你带队去送张廷芝等六匪徒，后天早上你就得出发，你去恐怕来不及，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让治安股长孙子英和你们侦察股的副股长边日安同志带队去吧。”我担心他们一直在地方工作，没有打过仗，恐怕我们吃亏。由于孙子英和边日安同志积极争取要去，我也没有说服了他们，他们带着20多名公安战士去了。在这次剿匪战斗中，孙子英和边日安等四位同志不幸牺牲了。50多年了，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们，心里就非常难过。

为掩埋烈士遗体，往萨拉齐县专署公安处送张廷芝等匪徒晚走了一天。正月初五，即1951年2月10日，我带了五名公安战士，雇了一辆胶轮大马车，拉上张廷芝等人，是早晨从武川县城出发，经过120里路的行程，于晚上8点到达归绥市，因为那时向西到萨拉齐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是早晨经过归绥市，我们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乘火车去萨拉齐县，于是就把张廷芝等人送到公安厅监狱羁押。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提解张廷芝时，看守所长告诉我：张厅长指示，让你们不要往萨拉齐县专员公署公安处送张廷芝一伙了，就把他们留在这里吧，因为你们送去，公安处还得再送回来。我给成庚鸣处长打了个电话，说张厅长让把张廷芝等六名匪徒留在公安厅监狱了，我也不到公安处去了。他说：“交给你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为大青山除了一大害，回到武川好好休息几天吧！”

根据张廷芝的历史和现行罪恶，绥远省公安厅于1951年3月12日作出判处其死刑的决定，1953年3月，在归绥市被执行枪决。

三、“肃反”

小说第三卷，40万字，主要写1935年发生在陕北根据地的“肃反”，时间、地点、人物应都有历史根据，的确是左倾错误导致的一场灾难，差点葬送了陕北根据地。

作者气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肃反”的发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不相信搞肃反的人就是存心要搞垮红军，搞垮根据地，因为他们当时也是执行中央的精神，自认为要搞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执行陕北肃反的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都是老资格的党员，解放以后都任党的高级干部。作者把肃反的审讯过程描写为坏人与好人的斗争，甚至受审者反过来审问审讯者，恐怕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把肃反主要负责人“申超然”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恶棍，恐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如果说不足，小说第三卷对“肃反”的描写是不成功的。

反省历史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汲取教训。

尽管如此，应再次感谢作者给大家的启示：右倾固然应防，但左倾更可怕，左倾的危害性更大，防止左倾错误，应警钟长鸣。

缅怀老革命家李建彤！

缅怀所有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的革命烈士！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強！

附件一：刘志丹年表

【1903-1925】

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名景桂，字子丹。

1922年，考人榆林中学，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交往甚密，深受民主、进步思想熏陶和影响。

1923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长，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进步活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接任书记。

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秋，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1926-1930】

1926年初，入军校四期步兵科第一团二连学习，不日转入炮兵科。北伐战争开始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誓师大会。

10月，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在马鸿逵部建立了政治机关，进行新式训练，使这支部队成为攻打军阀刘镇华，解围西安，东出潼关，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1928年1月，陕西省委派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到达洛南县，参与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的起义组织工作，任参谋主任。

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赤卫队骨干。

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5月，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出任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领导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界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31-1936】

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1932年1月，刘志丹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队长。

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总指挥、三支队队长。

年底，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任政治处长、参谋长，领导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左”的错误领导下，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辗转回到照金，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

1934年5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红四十二师与红军游击队密切配合，打垮了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围剿”，在陕甘边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2 月，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建立，刘志丹先后出任西北工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领导第二次反“围剿” 斗争中，率领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红色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南到淳化、耀县，西接庆阳，北抵长城的广大区域，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劳山战役。

10月初，西北根据地发生严重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被捕人狱，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获释，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军委委员等职。

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

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牺牲，年仅33岁。

附件二、1935年陕北肃反部分被害人员名单与简况

　　一、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民人员：

　　001：金理科，男，三原县辛武地区人，I 933年春任陕甘特委第一任书记，1935年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按烈士对待。唐致祥、宋飞、刘景范、张邦英等提供。

　　002：杜 宛，男，华阴人，关中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主任，新正县县委书记，陕甘特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唐致祥、宋飞、刘景范、张邦英等提供。

　　003：宋子琦，男,耀县城里人，耀县地下党县委负责人，县委书记，1935年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宋飞、刘景范、张邦英等提供。

　　004：黄培兰（黄佩兰、黄兰），女，三原人，(黄子祥女儿，中学生)，18岁，参加革命的学生，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唐致祥、宋飞、刘景范、张秀山提供。

　　005：周 荣，山西人，大学生，时在陕甘边南区党委做油印上作，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唐致祥、宋飞、张邦英提供。

　　006：姚智一，男，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唐致祥提供。

　　007：田□□，男，特委指导员，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陕甘南区三甲原贾连坡。唐致祥提供。

　　008：张纸匠（名字不祥），南梁地主张彦庆家长工，以“狗腿子”被杀。蒋成英提供。

　　009：武生荣，男，华池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被杀。蒋成英提供。

　　010：王二鸿，男，赤安县二支队战士，受张策派遣到庆北侦查，以“逃跑”罪名被杀。蒋成英提供。

　　011~014：李□□等4人，李为党员，带马鸿宾部队一个连起义，被华池战区书记指挥杀害。蒋成英提供。

　　015：高有富，华池战区，被杀。蒋成英提供。

　　016：杨 浩，男，延川（延长）人，1931年参加革命，党员，时任陕甘边军委副秘书长，杀害于田家沟。刘景范提供。

　　017：吴 浩，男，陕西人（有说南方人），党员，时任陕甘边军委秘书，曾任宜川第十支队政委，被杀。刘景范提供。

　　018：冯希禹（冯玺玉、冯西禹），男，韩城人，1929年参加革命，党员，陕甘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曾任红军某部骑兵师政委，被杀。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按烈士对待。刘景范等提供。

　　019：冯树立，男，韩城人，陕甘边政府文化教育部长，被杀。甘泉县提供（疑与冯希禹同一人）。

　　020：陈学鼎，陕甘边政府教育部干部，时外出视察工作未归，下落不明，疑被杀害。王华提供。

　　021：李 彦（李炎），男，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合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甘洛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22：李 艳，女，华池县秘书，被杀。甘泉县李生华提供。

　　023：李 谦，男，北大学生，富县人，《战斗报》编辑，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24：张好勤，男，渭南人，陕甘边区政府秘书，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25：冯白雪，男，安塞县人，洛河川教员，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26：张尚逹，男，关中人，1935年入党，陕甘边区赤安县政府秘书长 ，安塞县政府县长，被杀。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刘景范等提供。

　　027：张静文（景文、敬文、静雯），女，蓝田县人，绰号张大脚、张放心，西安大学生，陕甘边区政府妇女主任，1935年被杀于洛河川。刘景范、张邦英等提供。

　　028：李希萍，男，大学生，陕甘边区政府畜牧科长，1935年被杀于瓦窑堡。甘泉县提供。:

　　029：李习平，文化教员，被杀死在田家沟。王守仁提供。

　　030：王凤岐，男，澄县人，党员，县委书记，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31：周志恒，男，22岁，蓝田人，1935年5月任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肃反被杀。刘景范、张邦英等提供。

　　032：李志恒，男，肃反被杀。甘泉县提供。

　　033：惠德红，男，蓝田人，同周志恒一起被杀。甘泉县、习仲勋提供。

　　034：曹世忠，男，陕甘边区兵工厂厂长 ，肃反被杀。刘景范等提供。

　　035：李清山，男，保安人，边区兵工厂副厂长，肃反被杀。刘景范等提供。（一说被国民党杀害）

　　036：朱肇奇，男，西安大学生，和张静文一起被杀。甘泉县王守仁、贺寿山提供。

　　037：曹承业，男,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38：高金山（高景山），男，保安杨庄科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窨子沟。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39：陈保全，男，保安人，随投诚民团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40：陈保学，男，保安人，随投诚民团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41：胡继元，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团总，带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9月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2：卢种林，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3：路草兰，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4：李建堂，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5：李青山，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6：王喜善，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7：张国殿，男，保安人，永宁山民团班排长，随民团团丁多人投诚革命，1935年9月26日被杀于王家坪。1980年志丹县革委会给予平反。高存义、刘景范提供。

　　048：李金芳，女，三原人，(李腾云的女儿，中学生)， 参加革命的学生，1935年9月26日被杀。刘景范、张秀山提供。

　　049：白养真，男,陕甘边区政府保卫队长白天章的父亲，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0：侯 富，男，甘泉人，下寺湾养护伤员的群众，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1：冯连海，男，甘泉人，下寺湾养护红军伤员的群众，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2：杨 二，男，甘泉人，下寺湾养护伤员的群众，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3：□□□，在下寺湾给红军伤病员看病的四川籍医生，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4：张克宜，男，1935年被杀于下寺湾。贾生秀提供。

　　055：冯世光，男，赤安县游击队指导员，1935年被杀。

　　056：小 吴，男，桥府峪小学教员，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57：冯向学，男，甘泉桥镇人，桥府峪小学教师、区政府秘书，1935年被杀于下寺湾戏台后的麻子地。刘景范等提供。

　　058：冯斌清，男，甘泉府君店人，冯向学户家爷爷，以土豪劣绅名义捕杀。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59：田 阳，男，甘泉石门南渠湾人，下寺湾游击队员，1935年被杀。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0：康长周，男，甘泉葡萄沟人，肃反以抽大烟、流氓、土豪名义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1：康清周，男，甘泉葡萄沟人，以抽大烟、流氓、土豪名义肃反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2：魏进才，男，甘泉张槐湾人，曾任民团团头，肃反以富农、土豪劣绅名义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3：魏占彪，男，甘泉张槐湾人，以地主成分，惯赌，二流子名义肃反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4：马成途，男，甘泉沟门人，以哥老会会员，大爷名义肃反被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5：魏兴成，男，甘泉府安人，曾任国民党村里的乡约，肃反被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6：柴福来，男，二区区长，逮捕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7：李学信，男，二区保安助理员，逮捕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8：张花田，女，妇女干部，逮捕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69：高继科，男，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担任国民党一区区长，肃反逮捕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70：李XX，外省人，详细情况不了解，逮捕杀害。张邦英提供。

　　071：李X X，女，李腾云的侄女，姜旭的对象，聂洪钧批准杀害。聂洪钧、张邦英提供

　　072：李永文（李允文），富县钳二人，北大学生，党员，曾搞兵运工作，1935年搞《红色西北报》誊写印刷，9月底被杀于下寺湾。吴志渊提供。

　　073：拓桂芬，，安塞碟子沟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财粮科办事员，捕杀于碟子沟口大槐树下。张正谦提供。

　　074：魏荣华，男，甘泉张槐湾人，陕甘红军副营长，1935年被杀。甘泉县提供。

　　075：白光彩，男,甘泉王家坪人，安塞县区文书，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76：李 炎，甘泉县政府主席，1935年被杀。甘泉县提供。

　　077：张□义，富甘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总指挥，1935年被杀。甘泉县提供。

　　078：张□□，北大学生，随冯树立到边区，任红色中华报编辑，1935年被杀。甘泉县提供。

　　079：李□□，红色中华报编辑，1935年被杀。甘泉县提供。

　　080：张吉厚，男，赤淳县副县长。1935年被杀。郭文学提供。

　　081：王文厚，男，党员，府谷人，大学生，淳耀县委书记。1935年被杀。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张邦英提供。

　　081：高崇和，男，安塞县碟子沟人，大学生，曾任安塞新乐寨学校校长，1935年被杀。甘泉县、张正谦提供。

　　083：张良才，男，临潼（高陵）人，1935年参加革命，陕甘边区安塞县政府副主席、秘书长，1935年被杀害与安塞沿河湾镇侯沟门村，一说杀于下寺湾。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刘景范、张秀山、张正谦、志丹县周志章提供。

　　084：白文才，男，安塞县区文书，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85：白焕章，男，安塞招安白家坪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被杀于下寺湾。刘景范、张正谦提供。

　　086：车义銮，男，安塞县碟子沟人，安塞县区政府秘书，逮捕杀害于下寺湾。甘泉党史办、张正谦提供。

　　087：车履发，男，安塞县碟子沟人，车义銮父亲，安塞县苏维埃政府财粮科办事员，逮捕杀害于碟子沟口大槐树下。张正谦提供。

　　088：王士礼，安塞高桥任家台村人，共产党基层村长，被人诬告，在张田河村逮捕，杀害于下寺湾。张正谦提供。

　　089：郭金声，男，安塞高桥人，开明绅士，肃反逮捕杀害。甘泉党史办提供。

　　090：高生桂，男，安塞王尧高家沟口人，党员，肃反中遭诬告捕杀于安塞高桥川。张正谦提供。

　　091：高克厚，男，祖籍米脂，住甘泉寺沟河村，搞红军联络工作，被杀，已按烈士对待。甘泉党史办提供。

　　092：孙德胜，男，外地人，党员，靖边县游击队政委，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93：张选青，山西忻县人，在山西工作，刚进苏区即被捕杀，原在山西汾阳军校学习。张文舟提供。

　　094：李宝轩，山西晋北人，原山西汾阳军校第七中队，1935年被杀。张文舟提供。

　　095：王好勤，（慎公），男，蓝田人，1928年入团，被杀于洛河川，已按烈士对待。汪锋、严克伦提供。

　　096：郑燕青，河北人，渭北游击队参谋长，1935年被杀。汪锋提供。

　　097：牛金钟，男，临镇东区党委委员，镇列宁小学教务主任，与马文瑞一起被捕，押送途中杀害于付家湾井子渠。宝塔区临镇梁聚财（时任东区特派员）提供。

　　098：靳云，红泉县独立营战士，与马文瑞一起被捕，押送途中杀害于樊村。宝塔区临镇梁聚财（时任东区特派员）提供。 　　二、红二十六军人员：

　　001：李志恒，男，随张文舟来的军事干部，被杀。刘景范、张文舟提供。

　　002：李昌明，字寿亭，山西人，石楼县南街门牌2 0号，党员，山西汾阳军校毕业参加同盟军，至西安步训班学习，随张文舟来的军事干部，不久被捕，被杀于洛河川下寺湾。刘景范、张文舟提供。

　　003：王文元，男,随张文舟来的军事干部，被杀。刘景范、张文舟提供。

　　004：余振西，男，山东莘县人，党员，红26军78师234团一营营长，24岁，1935年10月4日晚被杀于下寺湾阎家沟洛河西石崖下，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按烈士对待。郭宝珊、刘景范提供。

　　005：于正学，山东菏泽人，党员，24岁，78师234团参谋长，下寺湾逮捕押送途中跳崖，被枪杀而亡。郭宝珊、马佩勋提供。

　　006：何伯平，渭南人，党员，78师234团一营副营长，1935年10月4日晚杀害于阎家沟洛河西石崖下，22岁。郭宝珊提供。

　　007：白文华，安徽砀山人，1928年入党，78师参谋主任，劳山战役后错误肃反被杀害，26岁。郭宝珊提供。

　　008：师玉峰，河南孟津人，党员，78师234团二营副营长，劳山战役后错误肃反中被杀害，25岁，郭宝珊提供。

　　009：李德旺，河南伊川人，党员，78师总号长，中国工农红军统一号谱创始人，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被错误肃反杀害，22岁，郭宝珊提供。

　　010：阎东山，78师234团一连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1：龙世兴，78师234团二连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2：张忠仁，白水人，78师234团四连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3：马成启，延长人，78师234团六连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4：李有存，淳化人，78师234团五连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5：邵宝华，武功人，78师234团九连指导员，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6：田养民，横山人，78师234团少年先锋连长，劳山战役后杀害于下寺湾一带。郭宝珊提供。

　　017：冯有才，男，党员，红26军3团青年营营长 ，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18：李志恭（李子功），延长交口人，男，红26军连级干部，1935年被杀。刘景范、吴志渊提供。

　　019：李长明，男，红26军连级干部，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20：曹志学，男，红26军连级干部，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21：李保学，男，红26军连级干部 ，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22：张选法，男，26军连级干部，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23：张选青，男，山西忻县人，1935年从西安步兵训练班到苏区被杀。张文舟提供。

　　024：赵铁娃，男，26军连级干部，1935年被杀。刘景范提供。

　　025：X X X，曾在红一团一连任指导员，名字不知道，从敌占区来的以身份不明被杀害。本人是个大学生。张邦英提供。　　

　　三、陕北根据地党政民人员

　　001：李光白，男，清涧白李家村人，1927年参加革命，清涧县委宣传部长，1934年冬被杀。1945年已上陕甘边英名录。刘景范、张秀山提供。

　　002：张如德，(张秀山父亲)，肃反被杀。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提供。

　　003：杨□父亲，肃反被杀。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提供。

　　004：史之纯父亲，肃反被杀。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提供。

　　005：高志奎，葭县人，革命群众工作人员，1935年被杀。张达志提供。

　　006：雷发华，男，清涧人，革命群众，因其父曾任民国联保主任而杀害。李万春提供。

　　007：白光厚，男，清涧人，1935年被杀。李万春提供。

　　008：郭启雄，男，绥德人，共产党地下交通员，1935年被杀。李万春提供。

　　009：□□□，女，清涧人，群众，因曾给国民党军队洗过衣服，被杀。李万春提供。

　　010：丁学濬，男，吴堡人，教员，1935年经吴堡县政府介绍到延川工作，遭杀。丁学哲提供。
　　
　　四、红二十七军人员

　　001：任浪华，男，耀县人，党员，红二十七军参谋长，1935年错误肃反受尽酷刑，气息奄奄，1936年1月亡故于瓦窑堡。郭宝珊、刘景范、张秀山提供。

　　002:王士杰,男，葭县人，党员，78师团长，1935年被杀。刘景范、张秀山、郭洪涛提供。

　　003:樊文德，男，吴堡人，78师团参谋长，1935年被杀。刘景范、张秀山、郭洪涛提供。

　　004:刘汉武，清涧人，西北军委供给部科长，被抓後死在监狱。张秀山、吴志渊提供。

　　006：孟寅生，男，81师243团营长，榆林桥战役后15军团调动工作，人无下落。

　　007：李学臣，南，81师243团营长，榆林桥战役后15军团调动工作，人无下落。

　　五、其他

　　001:崔占奎，男，旬邑人，党员，1928年参加工作，红大学员，1935年被杀于瓦窑堡，旬邑县已落实政策。唐智祥提供。

　　002:燕久发，男，1928年参加工作，党员，红大学员，1935年被杀害于瓦窑堡，旬邑县已落实政策。唐智祥提供。

　　003:胡邦彦，男，延长人，1926年参加工作，1928年任延安组织部长、后参加刘志丹部队，1935年被杀。王志匀提供。

　　004：强全宇，男，延长人，当时在县委工作，当时本人回家，肃反追到家中逮捕用枪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005：张孝良，男，绥德人，盐工出身，肃反逮捕杀害。甘泉县党史办提供。　　

　　六、另外：

　　（一） 民政部原副部长刘景范提供：26军被杀的五，六十人不知姓名。关中分区也杀了四、五十人，陕甘边区之华池、合水还杀了几十人。以上仅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民政部机关委员会印章证明1984年6月22日）

　　（二）） 甘泉党史办记：

　　1、据张邦英谈，富县南区游击队被红二十五军一次就抓捕五十人，当晚杀害三十人。

　　2、还在关中的刘家店、杨皮头、杨家店杀了不少人。

　　3、甘泉田家沟一起押的有170多人，几晚上杀埋的只剩下7人。

　　4、康子文全家几口人都杀了。

　　（三） 松树林孙家砭村老党员陈志明提供（其时任红泉县松树林乡赤卫军班长）：宝塔区松树林邓屯村杀人沟，1935年秋红25军肃反队杀了5个人，都是延长人。

　　（四）宝塔区党史研究室《红色记忆——红一方面军在延安宝塔区》载，宜川县云岩镇南窑村孙文际（党员）提供：临镇东区赤川县独立营102人，1935年秋被朱仰兴肃反队杀害于今宝塔区麻洞川石窑湾村南黑汉沟。

　　（五）郭宝珊提供，1935年9月18人永坪整编后，西北红军75师编余的30余名干部编为战训队送到红25军学习，以后再没有见到一人。

　　从统计资料知，有名姓者145人，无名姓者二三百人。无名姓者为红军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因为战争环境和极左路线势力在建国前后干扰调查，一些被冤杀的人直到1983年还没被平反抚恤，引起其家属家族的强烈不满。因此，1983的中央［28］文件强调：“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被害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一律正式平反昭雪。”

　　在此，谨对死去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