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21

谈笑风生

改革开放 不坠青云之志

父亲平反以后，被组织上调到煤炭部直属的事业单位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于1972年12月19日被任命为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母亲也一块调到煤设院资料室工作，劫后余生的一家老小也随同前往。与此同时，左清溪也从芙蓉矿务局调到煤设院任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父亲随后也接到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的任职通知，成为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到了1973年8月，在煤设院召开的第三次党员大会上，父亲又被选举为院党委副书记。

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科研单位，在“文革”动乱时期，许多职工被打成“臭老九”和“白专典型”，英雄无用武之地，才华得不到施展。加之派性斗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父亲回到领导岗位后，就开始着手排除“文革”干扰，顶着逆流纠正冤、假、错案，冒着风险拨乱反正。首先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职工落实政策，补发了17人的工资。接着又将在“文革”中受冲击、靠边站的院级与科室领导陆续甄别和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工作和职务。全院的干部职工见父亲不拉帮派，秉公办事，都对他十分敬重和拥戴，多年遭受政治迫害和歧视的人更是心存感激，压抑已久的工作激情又重新焕发出来。煤设院先后组织了6个设计队和4个设计组，深入到芙蓉、松藻、渡口、华蓥、广旺、永荣、红岩、中梁山、天府等煤矿现场设计，支援矿区建设和三线建设。1973年10月，煤设院派出145名设计人员远赴河北邯郸、邢台，参加邯邢煤炭基地建设。至1975年，煤设院又抽调200人前去增援，最后组建了邯邢煤矿设计研究院。在此期间，“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他力挽狂澜的举措之下，国民经济开始得以复苏。煤设院开展了“全院动员，苦战三年，为实现大庆式勘察设计单位而奋斗”的群众运动，全院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各个煤矿现场大显身手，涌现出渡口设计队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光荣出席了重庆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

1975年6月，褚培仁同志也从永荣矿务局调来煤设院任院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次年8月，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大地震，根据煤炭工业部的指示，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先后两批共派出42名设计人员，由院领导褚培仁、卞正新带队，奔赴开滦马家沟煤矿承担震后恢复重建设计任务。支唐抗震设计队先后共完成设计189项，恢复重建面积达82739平方米，受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和煤炭工业部的嘉奖。

1976年金秋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文革”动乱中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被一扫而空，全国人民又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第二个春天。这一年，父亲正好整整走过了人生的一轮花甲。当父亲得知“文革”的罪魁祸首一个个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兴奋得开怀畅饮，一醉方休。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后，“文革”的产物革委会也寿终正寝，父亲便大刀阔斧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在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摘掉了院里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重获新生。摆脱了精神羁绊的知识分子似骏马脱缰，迸发出来的创造激情如山洪飞泻，全院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双革”热潮。1977年，由煤设院采矿专业提出开展的《煤和瓦斯突出煤层巷道布置》的科研课题，被国家煤炭工业部批准立项，又一次性通过了部级鉴定。支唐抗震设计队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煤设院参与编制的《开滦煤矿设计会战总结》和《煤炭企业抗震设计若干规定》，分别获得国家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父亲也于这一年5月，代表煤设院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受到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这张长达近两米的巨幅照片，父亲特地用镜框装好，妥善地保存至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1979年3月10日，国家煤炭工业部发出通知，正式任命父亲为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院长，级别为正厅级干部。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身为一院之长的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老当益壮。他上华蓥，下渡口，到广旺，赴天府，亲临一线，四处奔波，朝气不减当年。为开拓勘察设计市场，他派人八方寻找项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父亲的主持带领下，煤设院主动摆脱计划经济的区域局限，把触角伸向西南地区以外，派出设计队深入山东、山西境内承揽大型煤矿的设计项目，为后来煤设院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化经营管理、开拓扩展设计市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煤设院还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率先打破行业限制，主动报请重庆市城乡建委同意进行行业外设计，为后来承接重庆农业银行大楼、西南民航宿舍、南山旅游客运索道、国营建设机床厂装配车间等工业和民用建筑的设计项目铺平了道路。这在当时计划经济还没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是少有先例的。

七十年代末，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还仅有两幢三层和一幢两层的办公楼，家属区也只有大、小七栋为数不多的职工宿舍，工作区和生活区极为狭窄，而且省煤田地质实验中心、川煤十二处、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第二普查大队的办公楼和家属院也夹杂其中。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父亲亲自出面向当地政府反复争取，终于获得批准划拨了十几亩土地，使煤设院才拥有了如今的办公区域、新建的大楼和面向大街的院门。家属区也今非昔比，职工宿舍焕然一新。

八十年代初，煤设院相继成立了电算站，兴建了科技情报资料大楼，开办了专业技工学校，获得了煤炭部颁发的“甲级勘察设计证书”。煤设院先后被四川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获得了省级“文明单位”称号。接着，煤设院又陆续参与了重庆首座长江大桥的地质详勘等若干项目的建筑设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后来，由煤设院主持设计的重庆朝天门广场更是经典之作，广场的造型像一艘巨轮的船头，巍然屹立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象征着新重庆这个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扬帆启航，劈波斩浪驶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