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17

谈笑风生

几经磨难 旋即官复原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左倾错误。彭德怀同志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这是在向党进攻，于是转而开始展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指责他写的那一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接着，在会上将彭德怀同志以及同彭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下去。

一向对上级指示不折不扣的父亲，这时也明显地觉察到了左倾“狂热幼稚病”给煤矿生产造成的损害，于是自行决定将1960年矿务局的生产指标做了适当下调。在此之前，四川省工业厅未做深入调查，就盲目投资61万元在永川煤矿建焦煤厂。结果因技术不过关无法投产，造成厂房设备资产闲置，投资泡汤打了水漂。父亲对这次浪费耿耿于怀，就在后来出席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期间，向时任省工业厅厅长的沈兰芝同志提了中肯的意见，并对他当选省委委员投了反对票。谁知这一来，竟得罪了某些领导同志。1960年4月13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会上点了重庆钢铁公司经理安子文、成都铁路局刘局长以及父亲的名，指责他们右倾保守，叫他们上台“亮相”。会后，由省煤炭厅厅长刘石安、江津地委书记江枫带领的工作组来到永荣矿务局，继续揭发批判父亲等一些领导同志所谓的“右倾思想、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火线整风。他们提出“哪里产量低，哪里有右倾，就在哪里反”，要求矿区职工“班班反，天天反，右倾不过夜”。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永荣矿务局有156名局、矿、井（科）级干部先后被批判斗争。当年10月，父亲及矿务局副局长褚培仁同志受到降职处分的错误处理，省里决定由煤炭厅副厅长李俊轩来矿务局主持工作。父亲则调到荣昌矿山机械厂任厂长，级别降为县处级。母亲也受到牵连，被调离局计划科，下放到永荣发电厂工作。

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泛滥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苏联赫鲁晓夫政府背信弃义，向我国逼债，中苏关系破裂，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物资匮乏，粮食奇缺，老百姓靠野菜、芭蕉头、白鳝泥或代食品充饥，全身浮肿，体质下降，不少人甚至因饥饿而死。永荣矿区也出现了弃工经商、人员外流、回家种自留地等现象，职工队伍涣散，产量直线下滑，煤矿生产受到极大冲击。父亲当时即使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工作上受到限制、生活上面临困境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和矿区职工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顶着压力发动职工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自救。

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那年，恰逢父母最后一个孩子降生，家中六个小孩连同外公、外婆共有十口人，一大家人天天张着嘴巴等米下锅，父亲还得勒紧裤带接济山东老家的亲人。他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悄悄寄往山东以解祖母一家的燃眉之急。为了顾全大局，父亲还以身作则，劝说在矿务局机关招待所当所长的外公辞去公职回家种地。在食物极度紧缺的日子，外公就带着稍大的孩子到野外采槐树花、摘青杠籽、挖清明菜、刨蕨鸡头、寻野蘑菇，稍小的孩子就四出割青草、采树叶喂兔和鹅，外婆则将采回来的野菜和着米糠、面粉做成糊或粑勉强度日，聊作无米之炊。有一次，长子实在饥饿难忍，就背着家人和邻居的孩子上山采马桑子充饥，造成食物中毒，因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嗷嗷待哺的幼子因严重缺乏营养，头大身小，骨瘦如柴，恰似《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他每逢吃饭时就张着小嘴不停地喊：“我要多！”其他几个孩子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四肢浮肿，每到开饭时就饥肠辘辘地围着外婆，迫不及待地等候分配食物，嘴里不住地向外流清口水。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常常将自己的那份食物默默地分给几个孩子。为此父亲多次受到母亲的责怪，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矿工的主心骨，母亲不忍心看到父亲的身体垮掉，就吩咐外婆给父亲“开小灶”。外婆常常将家里仅有的鹅蛋烧丝瓜汤，作为最好的滋补品给父亲补充营养，以致于久食生厌，父亲直到现在一见丝瓜就反胃。后来，外公又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整理出一块空地，大人小孩一起动手，种上牛皮菜和南瓜、土豆、红苕、苤蓝、丝瓜、棉花、葡萄等农作物，还养了一些家禽，才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60年10月，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的指示精神，永荣矿务局下放给江津专区直接管理。李俊轩改任地委煤炭工业工作部部长，胡金钵任专区煤炭工业局局长，永荣矿务局停止办公。这段时间，因人事体制变化，煤矿疏于管理，不到半年，矿区竟连续发生三起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矿难。父亲及矿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见此情形，甚为痛心疾首，甘冒风险多次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且就在这段时间，父亲从山东老家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元配妻子张氏没能扛住天灾人祸，于1961年初因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饿死乡间。父亲此时正大难临头，闻知噩耗更是雪上加霜。

1961年8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阎秀峰来矿区调查，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向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提出报告，要求恢复永荣矿务局。当年10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发出通知恢复永荣矿务局，批准江津地委书记江枫兼任局党委书记，李俊轩任副书记兼局长，父亲、褚培仁、胡金钵、曲文芳任副局长。11月1日，永荣矿务局在荣昌广顺场原址恢复办公。

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各中央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会议主要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认识，加强民主集中，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同年8月10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永荣矿务局收为省煤炭厅直属企业，便于统一集中管理。1963年1月，四川省委批准免去李俊轩党委副书记兼局长职务，改任局党委书记。3月2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正式任命父亲为永荣矿务局局长，恢复地师级待遇。经过两年多的政治磨难与生活煎熬，父亲终于官复原职，重新主管全局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