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16

谈笑风生

三面红旗 席卷永荣矿区

1954年6月10日，因父亲在重庆江北煤矿的出色表现，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父亲调任永川煤矿矿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与他形影不离的母亲，带着刚出生的老三和一家老小也随同来到永川。当年10月，省委又调来巴县县长于新民同志任煤矿党委第二书记，协助父亲开展工作。

永川煤矿储量大，煤层厚，产量高，交通运输和生产条件都比江北煤矿要好得多。父亲一到那里，就放手大干。在煤矿建立了调度室，各井口、运输段设调度站，辅助车间设调度员，统一安排矿山生产。接着先后提拔了382名有实践经验和培养前途的工人分别担任科长、车间主任、股长和科员，当时的《四川日报》特地报导了这一消息。父亲还在全矿推行由矿工新发明的大台阶采煤法，将台阶高度从原来的4米增大到8米，工效大为提高。不久，该矿工程师陈次铮设计的土法提炼焦油的新工艺也获得成功，省煤炭工业厅还专门来永川煤矿主持现场交流会，在全省推广该矿炼焦取油的经验。当年9月，永川煤矿黑龙凼电厂开工建设，安装机组500千瓦，到次年2月就投产发电。一向把为民造福视为己任的父亲，一到矿山就着手筹建矿工生活基地，在父亲的关照与操持下，一排排职工宿舍拔地而起，矿工们第一次兴高采烈地住进了新家。

1955年，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币也由旧币换为新币，规定每一万元旧币折合一元新币。永川煤矿此时移交西南煤管局领导，矿井也撤销了井级机构，改为采煤、掘进、通风、运输、供电分区管理。当年11月，苏联专家葛拉佐夫、柯斯金到永川煤矿视察，对煤矿的生产、安全、机电等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煤矿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年底，能容纳960个座位的煤矿职工大礼堂建成投入使用，矿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56年5月，全国煤炭工业劳模大会在北京召开，永川煤矿采煤工秦远政、掘进工郭会成、技术员李明谦、工程师周述海出席了大会，并荣获先进生产者称号。当年7月，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父亲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11月1日，永荣矿务局筹备处在荣昌县武城乡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副主任，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这期间，家中四、五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家庭人丁兴旺，正应了当时“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历史潮流。1957年4月，煤炭部地质局、基建局、设计院的专家，以及重庆煤管局的领导组成联合工作组来永荣矿区实地考察，为永荣矿务局的建设和远景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接着，永荣区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处党委成立，父亲任党委书记。

1958年，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经国家煤炭部批准，永荣矿务局于当年的2月1日正式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属地师级干部。打得一手好算盘的母亲，也被分配到矿务局计划科任职。后来上级主管部门又陆续调来几位副局长，充实局领导班子。矿务局机关办公楼设在荣昌县广顺镇。

永荣矿区是五十年代四川煤炭工业的重点建设区，又是开发较早、综合利用煤炭及其副产品有较强物质技术基础、交通方便的新型矿区。矿区分布于永川、荣昌、隆昌三县，属浅丘陵地带，有成渝铁路、公路贯通，濑溪河自大足县穿越矿区汇入沱江，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位置优越，生产建设和科技发展较快。矿务局拥有职工22000多人，下辖曾家山、永川、双河、荣昌四个煤矿及洗煤、发电、机修、建材、水泥五个工厂。当年6月，永荣矿务局广顺至双河煤矿的铁路专用线开工兴建，次年1月建成投入运行。至此，全局各矿的运输都接通了成渝铁路。矿务局成立了运销处，负责煤炭运输和销售任务。在此后的30年时间里，永荣矿务局累计为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省的十多个经济部门、一百多个工厂和铁路等单位，提供了成品煤3000多万吨。

那是一个狂热而又幼稚的年代，在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面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凭着迫切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在全国各地刮起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共产风”。一时间“大跃进”像流行感冒一样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许多人头脑发热，利令智昏，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产量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父亲领导的永荣矿务局也不能置身事外，矿区开始“大办钢铁”，四个煤矿也先后建起了炼铁炉和炼钢炉。矿工实行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集体化，把家里的饭碗都收了，统一到矿上吃“大锅饭”。同时还发动家属、学生炼焦炭、捡废铁，全民上阵搞生产。但是，蛮干终究代替不了科学，各矿几经折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炼出一丁点符合质量的钢铁来。被虚假繁荣所迷惑的上级主管部门，一再将煤炭生产指标层层加码，矿务局只得硬着头皮组织职工开展高产运动，每隔五天搞突击放一次“卫星”，要求日产原煤突破万吨。在这高得离谱的指标面前，不少矿井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将每天产煤截留一部分在井下，累积充数五天后出井，投机取巧以应付上级检查。

1959年，上级下达给永荣矿务局必须完成年产原煤280万吨的指令性计划。矿务局也给各矿分配任务，要求确保300万吨，力争350万吨。然而，面对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高指标，无论矿工怎样加班加点，大干苦干，当年底实际年产原煤只有161万吨，只完成计划指标的一半左右。由于片面追求产量，忽视安全生产，煤矿事故频发。4月22日，曾家山煤矿三井东西大巷交叉点顶板大面积垮塌，死亡4人，重伤1人，轻伤4人。12月19日，曾家山煤矿一井因乱挖乱采，造成瓦斯爆炸，导致15人死亡，2人重伤，48人轻伤。次年2月11日，双河煤矿八井因电钻发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造成死亡7人、重伤3人、轻伤12人的重大事故。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夜不能寐，只要家里电话一响，八成就是发生矿难。连一家人也不得清静，跟着父亲担惊受怕。

由于天灾人祸，事与愿违，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三年极度困难时期。因工农业减产，粮油食品紧张，矿工营养不良，永川煤矿暴发了黄胆性肝炎。不少人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患者逐渐增多，至1959年12月底，矿区医院共收治621人住院治疗。为了改变困难局面，永荣矿务局奉上级指示，成立了支援农业生产委员会，父亲兼主任，帮助矿区职工及附近农民兄弟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