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记忆

雪雁鸣

地主的记忆

文/雪雁鸣

小时候的最深记忆，除了饥饿、寒冷、疾病之外，就是斗地主了。
被打成了地主，那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斗地主的过程更是触目惊心的。地主的老婆，大家就叫她地主婆。地主的儿女，大家就叫他们地主崽。尤其是地主崽这个名称太难听了，也太有压抑感了。许多家庭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跟那些地主崽一起玩的，他们不是认为地主崽是怎样怎样的坏，而是怕影响不好，怕影响了自家的名声，或是会受到牵连。

我听老人家说，我家乡的地主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坏，他们的一些财富并不是靠剥削来的，也是靠勤耕苦做得来的，他们在平时比一般的人更能吃苦，生活也很俭朴，家里的粮食比一般人多一点，也是凭双手的劳动，他们平时也帮助人，谁家没米吃了，他们就给那人家送一点米。谁家的孩子病了，他也舍得给些钱帮助。人们所说的地主搞剥削，主要是他家的一些田地给农户租种，他就从中收租，这拿到现在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是一种剥削。第二种剥削是，他们放了贷款，收了利息，这在现在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第三种剥削是，他们做些生意，在农户家里收土特产，如茶油、苎麻、棉花，还有药材，贩到外地去买，获得了一些利润，也被人称之为搞剥削。我最记得我家乡黄沙有个人叫得明昌泳，在五、六、七十年代，一直是个民间的底层商人，通过艰苦的积累，有了较多的财富，被称为“黄沙第一富”，运动来了，就把他打成了地主、资本家，把他的家抄了，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财富都收缴了，在黄沙礼堂展览，满满一礼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两块上海手表，有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镯、皮鞋、绸布、棉袍、大衣、毛线衣、金银首饰、各种银器、各种瓷器、高档家具等等。组织各大队分期分批到黄沙礼堂参观，几个讲解员给参观者讲解明昌泳是怎样怎样的剥削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家里的东西用底价骗走，用高价卖出，比如说，他本是用一块钱一斤买进苎麻，可他对买的人说是一块三买来的，这是严重的欺骗劳动人民。再用两块卖出，这明明是赚了一块钱，可他说只赚七角钱，这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这是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黑心肠，首先他还不承认，通过严厉审问、严刑拷打，才不得不供出了实情，可见这个地主这个资本家的狡猾和不老实。他还说什么，这是他辛苦赚来的，是通过平时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这打死我我也不信，这就是剥削来的。他还把剥削来的东西送给贫苦农民，表面看来是救济劳动人民，实际上是腐蚀劳动人民，大家说，我们会答应吗？参观者零零星星、有气无力地说：不、不答应，不答应。有位社员说，他把钱和东西送给社员，这是好事啊。他的话遭到了讲解员的驳斥：这说明你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你迟早是要犯大错误的。讲解员的语气还算平和，没想到被在旁边执勤的民兵听见了，他狠狠地揪着那个社员，把他推出了礼堂。另一民兵喊：你们说这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下子大家才大声回答，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坚决不答应。讲解员说，对，坚决不接受他们的财物，就是饿死也不接受，这些人的心肠太坏了，想把我们贫下中农变成资产阶级。

那时的报刊、墙报、黑板报、宣传栏，地主的形象是很丑陋的，都是尖嘴猴腮、猪头牛尾、满脸凶恶的，幼小的我就想，难道地主的相貌都是这样的吗？作为外面的地主我不认识，可能是这样的相貌，但我们这里的地主的相貌跟我们差不多啊，怎么也画成那个样子呢？我家乡有个地主名叫阮名银，天生一个笑眯眯的相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长得蛮英俊蛮帅的，但也被画成很丑陋的样子。他的老婆朱翠花蛮漂亮的，也被画成巫婆的样子。他家道较好，讲一个漂亮的老婆也不足为奇。我就想，那些不认识的地主，肯定也是被画成这样的，肯定不会长得那么丑吧。

地主的时光，在我的童年显现，是我童年的一段哀愁，给我带来了恐惧，也增添了我的忧郁。那时的大会，基本是批斗会，每次开大会，就拿地主出气，总是五花大绑，押到台上跪着，每次总有十多个地主、还有富农，富农等级比地主低一些，但也是批斗对象，是反派角色，等级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和贫农是正面角色，被称为贫下中农，且是个光荣的称号。那时提倡越穷越光荣，口号是宁种无产阶级的草，不种资产阶级的苗。当时少小的我就想，肯定是有美国的特务在搞破坏，不然怎么是越穷越光荣呢？富裕多好啊，有吃有用的，如果国家穷了，做不起枪，美国打进来了何结果啊？斗地主的那个搭的舞台，就是在农民家里卸下厚厚的大门，还有板凳，都搬到学校的操场上搭起了舞台。跪在头戴着用白纸、绿纸糊成的帽子，形状尖尖的，有一尺多高，像一个塔子，帽子写着地主的名字，打倒地主某某某，打倒反动分子某某某。地主们也习惯了，简直是逆来顺受了，被驯服了。每次开会之前，十几个地主都蜷缩在一角，等着上台批斗，大会开始了，民兵连长对着放在主席台上扩音器大喊一声：把万恶的地主押上台来！一群民兵就手忙脚乱的把地主睏着，用木枪把地主押到了台上跪着，把那做好的帽子给他们戴上。然后民兵连长又举臂高喊：打倒万恶的地主某某某，打倒剥削阶级，打倒反动派，每喊一声，台下就跟着高喊起来，一些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也跟着高喊，我怎么也喊不出来，旁边的伙伴就说我怎么不喊？说我思想不好。我也只得跟他们一起高喊起来，但我是有气无力的。那时不论开什么会，生产大会也好，文艺演出也好，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斗地主，也就是说是个保留节目，是少不了个一道菜。

说起有伴，这里就扯上了，地主是孤独的，是没有伴的，只有地主与地主婆相依为命，他们这类人，有的子女也是恨他们的，怨恨他们成了地主，导致自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被打成地主了，人们就再不敢与他们来往了，不敢与他们为伴了，大人不敢与地主来往，小孩不敢与他们的子女来往，他们可是地主崽啊，与他们来往是要学坏的啊。这是一些与地主有私怨的人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也是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说的，有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地主孤独，地主崽也孤独。那么地主之间能有来往吗？也没有，只有在批斗大会上，他们才会在一起，他们在台上跪着，五花大绑。他们在热不可挡的酷暑季节里集中劳动，不准带草帽；他们在大雨滂沱中干活，不准戴斗笠；他们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打赤脚去挖烂泥田，其实这个烂泥田根本不用挖，只是用这个手段折磨他们。旁边观看者是被民兵押来的临村的地主，让他们来现场接受再教育。还有不少贫下中农，要他们现场举报他们的罪行。这些地主在劳累中受肉体的折磨，在孤独中受精神的折磨。那些地主崽们，也是在孤独中度过，没有伙伴，偶尔有几个地主崽在一起玩，算是伙伴了。有的地主为了安慰年小的儿女，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地主也不是我一个人，地主崽也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其他地主崽呢。

那时，地主家里的粮食被收缴而去，饿肚子是常事，可以说，被打成地主的人，还没有其他人的日子好过，因为贫下中农还有救济粮，地主是没有救济粮的。小孩之间扯皮拉筋了，那是要被骂成“地主崽”的。家乡有童谣：地主崽，不老实，前年细，偷粮食。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些地主崽，我不觉得他们是怎么的坏，没见过他们的劣迹，只觉得他们很可怜，没有人与他们在一起玩，只有地主崽们偶然在一起玩。他们走路总是低着头，有点害怕我们，特别害怕红小兵们。红小兵扛着红缨枪走过，他们就赶快躲开，红小兵搞恶作剧，举起红缨枪追他们，实际上是恐吓，他们就吓得大哭，边哭边跑，红小兵一声大喊不许动，他们就吓得不敢跑了，就吓得蹲下身来，蜷缩在墙头下。红小兵又一声大喊，不许哭，他们就不敢哭出声了。红小兵拿着红缨枪对着他们作刺杀的样子，又在他们的头上一阵乱晃，他们就手捂着头，吓得全身颤抖。红小兵又是一声高喊，滚，你们快滚！地主崽半信半疑，吓得不敢动。红小兵大喊一声：再不滚，就不准你们走了。这下子他们才敢飞快的跑开。一红小兵又是一声大喊，站住，地主崽们就立马站住了，有一个来不及站住，打了几个趔趄，头撞上墙角，头破血流。

地主的子女，不但在本地受尽凌辱，在政策上也是受着不平等的待遇，招工、参军、上大学都是没他们的份的，他们就是被世道遗弃了的人，不但被遗弃，而且受冷落、凌辱，就是这么回事。

冬天过去，总是有春天。到了1976年以后，政策来了，地主被平反了，这是地主们做梦都没想到的，当了一两十年的地主们，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是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的，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命，虽说现在平反了，但自己已经老了，自己的年华已经交给“地主”了，但想到儿女们，内心就有了莫大的安慰。地主崽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有出头的一天，机会向他们走来了，上学、招工、参军，原来地主崽们，是很难讨到老婆的，他们要么是在地主之间互相婚嫁，要么就是年纪好大了还是单身，很难婚嫁。自从平反了，摘掉了地主的帽子，是他们命运的大转折。朝代不同，人的命运也就不同，人的命运总是受世道的约束，同样是个人，就看到落到了哪个世道。

一颗石头甩上天，总有一个落地时。公平与不公平，总有一定的界线。倒霉与走好运，也有一定的时间段。地主这个角色，渐渐消失了，这个人群也早已去世，那些“地主崽”们，后来遇到了好时光，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有的发了家致了富，他们的孩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老板，在各自的地盘里兴办了自己的事业，过上了自己的幸福时光。那一段灰暗的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根短线条，虽不明显，但记忆深刻，在脑海中无法抹去，成为了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一道记忆的光影，在底片沉淀着，在银屏晃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