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一株梅（三）

黄知精

　　（三）“待业知青”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单位上准备发展香妹子入党，希望她把团组织的关系转到单位上来。那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而她离开学校也有两年多，团组织关系早被转到荆竹坝公社当地政府。

“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地处穷山僻壤的荆竹坝小镇，这里的“小鬼”彼彼皆是，平日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原本就对林家老太婆那张利嘴，十分不满。当他们得知香妹子在“三线建设”中的单位来函要转调团组织关系时，妒火中烧，以“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由，状告“长江指挥部”，强烈要求把香妹子下放回本地下乡插队。慑于当时“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政策，指挥部只好把香妹辞退。

原本壮志凌云的香妹子，就这样被贬回交通闭塞的山区小镇，犹如落魄的凤凰。走在街上，遭人指指点点，冷落耻笑。回家不久，只好背起包袱，到邻近大队去插队安家。那个大队的书记与林家粘亲带故，原本指望在他所在生产队安家比较安全，但书记怕得罪镇上领导，不肯接收。香妹子一气之下，第二天就打道回府，在家“待业”。

话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省政府在荆竹坝十来公里的山梁上开辟三千多亩的茶场，由七个生产队经营。这些茶农有的是到茶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而大部分是陆续从重庆等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茶农的活路很苦，冬季挖“巷”，裁枝，春季施肥，除草；春夏之际，采茶最为繁忙，除各队茶农外，还临时雇佣大量街上居民，农村社员帮忙摘茶。

茶场也是卧虎藏一龙的地方。

其中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有精通几国外语的大学讲师；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有一次，上级主管部门分来一套外国制茶机，说明全是英语，场里领导只好屈尊去请讲师“出山”，才把说明书翻译过来，最后群策群力，才让机器运转起来。

下乡知青中，最初部分是 一九六五年从重庆巴蜀中学直接参加“星火茶场”创业的初高中毕业生三十五人和重庆其他学校，社会闲散人员。这些知青，大部分家庭出身“有问题”不是资本家就是“五类分子”。他们都是“社会弃儿”没有资格考大学，而主动要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他们思想觉悟高，大部分是“老三届”，有真才实学。能吃苦耐劳，深受当地茶农的欢迎。

其中，就有重庆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她是一九六五年主动下乡，参加开发“星火茶场”的。一直在太平县坚持了十三年。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专业，毕业后下海经商，最后成为企业家和作家。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时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一直到七六年，每年都有下乡的知识青年分配到茶场当工人。

　　香妹子从乡下回来，无所事事，为了生计，只好到茶场摘茶，然而，采茶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常要早出晚归，不辞劳苦。为了能加工出上等好茶，从开始的茶叶的采摘，就要求严格。

1.茶叶采摘时要使芽叶完整，在手中不可紧捏，放置茶篮中不可紧压，以免芽叶破碎、叶温增高；2.采下的鲜叶要放置在阴凉处，并及时收青，运往茶厂每天至少中午、傍晚各收送一次；3.运青的容器应干净、透气、无异味；4.运送鲜叶过程中，堆放时不可重压。只有把握好采茶的各个环节，才能最终制出好茶。

采茶喜叶香，早起天气凉；

双手如蝶舞，朝露湿衣裳。

但愿多采撷，何惧腰腿酸！

香妹子初学采茶，手脚并不敏捷，天不亮就到茶园去采茶，待到太阳升起，露水巳把衣服湿透，直到中午，太阳才把衣服烤干。就这样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也摘不到十斤嫩叶！而每斤茶叶的采摘工钱只有区区四分钱。开始摘茶的日子并不好过，动作又慢，腰又弯不下，街坊邻居的姐妹都要取笑她，只有茶场的知青，有过共同的经历，同情她的遭遇，也有共同的语言，常常鼓励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磨练，最多的时候，每天可摘七八十斤嫩芽。

　　香妹子的家成了知青落脚点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香妹子的父亲也五十多岁了。于是放弃了农田的耕作，一心一意在家里经营杂货。而母亲一方面卖点熟食，一方面给客人烧茶送水。因家在中街，每逢赶场天，乡下的亲朋好友，都会来喝个茶，放个背蒌之类的东西。姐姐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嫁进城。姐夫在城里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单位同事，家中有知青在这个方向下乡的，赶场天，也会来喝碗茶，要点腌菜之类。有时，城里家人托运粮车，给乡下的孩子送点吃的，或者衣服等日用品，也放在林家。所以，每逢赶场天，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林家成了知青们的落脚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六、七十年代，城市里的书店，除了毛主席著作和革命样榜戏，几乎看不到任何科技书籍和文学作品。这些从学校出来的下乡知青，除了白天在茶场和周围生产队的辛苦劳动外，精神上的“饥荒”更加难耐。因此，有些胆大的知青，千方百计到县城原学校偷出图书，有的把家藏的小说拿来互相传阅。以打发这无聊的岁月。

到一九六九年，香妹子又有一个弟弟从邮局下放回家，无所事事，加入了“待业知青”的行列。因此，他们也成了知青的天然朋友。

到了十冬腊月，农闲之际，家里弟妹那么多，她也有两只手，不能吃闲饭。于是，每天跟着街上的青年男女，两头摸黑，翻山越岭，走四，五十里山路到新店子一带山上去砍柴，背回取暖，做饭！

荆竹坝位于一片山梁上，要到周围的大队，几乎都要走几里路的下坡，然后再爬坡。解放初期，四周山林茂盛，就连街道上都有几株二、三丈高的古老松树，遮风蔽日，故镇上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但在上世纪末大办钢铁之际，全被砍伐，用来烧高炉炼钢了。周围二、三十里的高山峻岭，光秃秃一片。当地居民，和山区里的农户一样，平日里生火做饭，冬日取暖，家家户户都是在堂屋中央，挖一火坑，在坑的正中屋梁上坠下一根铁钩，在铁钩上挂上铁锅做饭。同时也烧火取暖。

砍柴是个十分艰苦的活，头天晚上就要预先磨好砍柴刀具，在炉膛里烧上二个“烧饼”作干粮。半夜两点左右，香妹子身穿补钉衣服，脚穿棕皮草鞋，跟着街上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向五十里远的新店子方向出发了。

一路上，下坎上坡，涉水过河，走的是羊肠小道，冷不防脚上会被石头，竹桩插伤，身上，手上有时也会被荆棘刺伤。

就这样，走走停停，要用三、四个钟头，才能到达目的地。天亮后，抓紧时间砍柴。有时，为了砍到较好的柴火，往往越走越远。而且上山砍柴还不单纯是卖力气的活路，时刻要提防当地的护林员。因为大部分的山林都是集体的。不幸遇到护林员，轻的会被“教育”一顿，把柴火没收了，重的连砍刀都会被没收。

砍完柴，把柴火打成捆，这时已饥肠辘辘，抓紧时间吃完干粮，就要打道回家了。因为山路崎岖，杂草荆棘丛生，当地人习惯把柴捆放在背上直接背。背柴可以说是最苦最累的活。一百多斤的活柴压在背上，上坡时，几乎是爬着往前走，双手抓紧身边的小树小草，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上攀登，下坡时，就更加困难了，要一步一步往下退。就这样，上一道梁，下一面坡，都费九牛二虎之力！三四十里的山里，走走停停，要花八九个钟头才能到家。当香妹子第一次把柴火御在屋檐下的时候，才长长舒一口气。躺在床上，觉得整个身子像垮了一样，一动也不想动，眼泪伴着汗水流了下来。

一个冬天下来，除了下雪天，少说也要砍六、七十捆柴，把吊脚楼下堆得满满的。

　　

1963年，一大批来自重庆的知识青年插队到大巴山深处的草坝镇，为那里的发展奉献青春。今年恰逢他们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72名重庆知青重回万源草坝，回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谷永树是第一批插队到万源草坝的重庆知青之一，今年已经66岁的他已是肺癌中期。5月6日当天，尽管当地天气恶劣，雨下不停，他还是和妻子一起在雨中重游故地。50年的时间，曾经的穷乡僻壤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只能凭着记忆寻找当年的足迹。 　　重庆知青谷永树：“（为什么要回来？）还是有意义，看到比较欣慰，感觉这个变化。这是我们从小建设的，很怀念当时的情景。（今天看到了什么？）茶叶、还有苹果树。我最感慨这个房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房子是我的了，是我亲手建造出来。” 　　在自己亲手搭建的房子前，谷大爷和同为知青的妻子王阿姨忆起了当年。 　　重庆知青谷永树：“来的时候，草坝草坝，以为是一片草原，都向往草原，结果没想到越走越高是荒山。” 　　谷大爷的妻子王桂英：“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就哭，有的就装疯，想回去。正要让他回去的时候又笑起来了。别个就觉得是在装，就没有回去得成，有一个知青。” 　　在谷大爷的口中我们得知，当他们插队到万源草坝茶厂的时候这里还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生活艰苦是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大难关。 　　重庆知青谷永树：“我们到了吃晚饭，吃包谷饭我们误认为是鸡蛋饭，觉得这里可以，生活这么好，结果一吃是苞谷饭。说句老实话，我们心都凉了。” 　　谷大爷的妻子王桂英：“走到这里才看到，遍地是荒山。很艰苦，粮食也不够吃，有时候连衣服都是换的米。（最艰苦？）有时候挖茶巷挖不动，一锄头挖下去连骨头都挖出来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来自重庆的知青大多数在这儿一呆就是几十年，有的甚至扎根在这片土地。现在，作为花甲老人的他们，再回忆起这段岁月，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 　　

——摘自“重庆知青情系万源草坝50年后又重聚”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地自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办了两年农场后，接到省委“拆场插队”的指示，又分散到生产队落户，原因在于“知青集中在一起，不利于思想改造”。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帐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小麦播种“撒满地”，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人，还指给我们看，那那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

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田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卢晓蓉“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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