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下图为浮梁县旧城，1949年以前景德镇一直是归浮梁县管辖</p> <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 《陶录》云：景德镇“水土宜陶，陈以来（公元558－589）土人多业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新平（景德镇旧名）冶陶，始于汉世（前206－公元220）”，但是到了南陈以后，所谓的冶陶制瓷才在景德镇地区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而且很多的“土人”开始以冶陶制瓷为职业。这也就意味着冶陶制瓷已成为南陈时景德镇“土人”谋生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土人”希望通过冶陶制瓷，达到攒钱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的目的，这也就是商品经济的雏形。</p> <p class="ql-block"> 如果说景德镇冶陶制瓷业在南陈及其以前是作为“土人”农耕之余的副业，那么进入唐朝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陶录》卷五历代窑考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旧名）瓷名天下。”又载：“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陶瓷业由汉至唐已经完成了从陶到瓷的发展变化过程（虽然还有待于现代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明）；而这些正是景德镇陶瓷业从南陈及其以前属于农耕之余的“副业”向独立于农业之外的“主业”转化而来的，也就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产品竞争导致了从陶到瓷的转变；导致了以“陶窑”、“霍窑”为代表的制瓷作坊、窑户的大量涌现。从而标志着制瓷业作为一个独立于农业之外的手工业产业已经在唐朝前期的景德镇成形；而镇瓷远销关中，则意味着制瓷业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范畴，而且已经步入了商品经济的海洋。</p> <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 景德镇制瓷业在宋元两朝，首创了盛极一时的青白瓷与卵白釉瓷，而千古叫绝的青花瓷也成熟于此时的景德镇。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的宋元时期是景德镇制瓷业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绝妙时期。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建立在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及城市商品经济不断繁荣的基础之上。据康熙《饶州府志》卷二十一“陶政”载：“陶厂自唐武德二年（公元619），陶人献假玉器，由是置务”，到了北宋后期，即元丰五年（公元1082）八月，由专门成立了“瓷窑博易务”，从而使得景德镇专司瓷窑税收事宜的行政机构从一般税务机关镇务中分立出来，这说明其时景德镇制瓷业的政治、经济地位已日显重要，最终又促成了“浮梁瓷局”在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的设置。对此，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行政与税务机构的设置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瓷业商品经济繁荣壮大的过程，也就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p> <p class="ql-block"> 据史料记载，早在北宋初年，景德镇便已是浮梁县境内一个拥有众多居民，且有丰厚税课收入的所谓“繁盛之处”。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景德镇一年的税课收入虽略低于浮梁县，但“几乎与德兴全县额数相等”。同年，景德镇年税收额数开始单列于文献之中（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计划单列城市）。南宋时，景德镇年商税收入在三万贯以上，等于熙宁十年（三千三百三十七贯）的十倍，这说明其时景德镇制瓷业及城市商品经济较之先前更为发达。</p> <p class="ql-block"> 进入元朝以后，景德镇一镇之商税不仅超过了浮梁，而且已是饶州路一路商税的二分之一；要知道，在北宋熙宁间（公元1068－1077）景德镇的年商税收入还只是饶州的八分之一。另外，在“拥有一百八十五路、三百五十九州、一千一百二十七县的元王朝，其商税收入在五百锭以上的处所，只有一百七十四处”，而景德镇却已名列其中。由此可见，入元以后的景德镇制瓷业及城市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之势。 </p> <p class="ql-block"> 三</p><p class="ql-block"> 封建社会里的商品经济活动的逐步深入开展，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即将诞生；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过程，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孕育过程。</p><p class="ql-block"> 古代景德镇制瓷业从“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到“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古代景德镇制瓷业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发型的商品经济过渡；也就是古代景德镇城市商品经济逐步孕育发展的过程。从“不受艺佣”到“佣工数万”，标志着古代景德镇自明朝嘉靖、万历（公元1522－1619）开始实行的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用劳动力的管理形式，从而说明明嘉靖、万历时的景德镇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城镇之一。</p> <p class="ql-block"> 随着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不断发展，“四方无籍之徒”的蜂拥而至，以人口不断增加为标志的古代景德镇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史籍记载，浮梁在“宋咸淳乙巳（公元1269），户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二，口一十三万七千五十三”；到了元至元庚寅（公元1290），浮梁地区人口增至“户五万七百八十六，口一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八”；而明朝后期，景德镇已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口的大镇”，“十之七八的人家从事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万历时期（公元1573－1620），“差不多所有的工匠和劳动者，不论他们生产御器还是商品瓷，都是被雇用的了”，倘若包括聚佣于此的“四方无籍之徒”，明朝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24）“景德镇从事瓷业的人数已达十万余”。及至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景德镇“雇用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有一百万人口”；同样，景德镇在清朝光绪八年（公元1882），据“当地政府估计人口为一百万，……其中四分之三为生活水平低下的坯房及窑厂雇工”。</p> <p class="ql-block"> 古代景德镇的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因为古代景德镇少有战乱，是外地陶工避乱的好去处，也不仅因为古代景德镇是宋元以后的全国瓷业中心；关键在于古代景德镇的城市“交通与商业发达”，“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从而使得“豪商大佑咸聚于斯”；使得“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趋走如骛”云集于此，所谓在景德镇“从幼年儿童到体弱的成人，都能找到活儿做，甚至盲人和残废者，也能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p><p class="ql-block"> 四</p><p class="ql-block"> 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在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对此，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先辈们是深知其中之奥秘的。 产品要想在竞争中赢得市场，首先必须大力自我宣传。对此，景瓷先辈们的做法是：主动将产品运往外地销售，主动将产品进贡于朝廷。真是因为这些聪明的举措，使得景德镇瓷器早在唐朝武德年间就赢得了“假玉器”的美称；正由于此，封建王朝才会下诏“制器进御”，封建皇帝也才会赐名于景德；正由于此，景德镇瓷器远在宋朝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就能“著行海内”，并引得四方都来仿效。</p> <p class="ql-block"> 产品要想在竞争中赢得市场，产品本身必须优质、新颖，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在生产地方特色瓷的同时，非常注重仿造其它窑口的瓷器产品，以此来达到“天下窑器所聚”，进而丰富本窑口的产品种类，最大限度地扩大本窑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在仿造其它窑口产品时，是有讲究与选择的。诸如：“仿钧超钧”，仿古“胜于往古所造”；又比如：在仿造青瓷时，，景瓷先辈们则是选择“青瓷中的上品”——秘色瓷进行仿造。只有这样，那些仿造产品才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几有供不应求之势”。不仅如此，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在仿造其它窑口产品之后，能够结合于仿进行创新。如仿钧能够“繁衍出许多新的釉色品种”；面对青瓷泛滥、竞争激烈的市场情势，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在仿造青瓷的基础上，结合景德镇原有的白瓷生产技艺而独创出了青白瓷，这种青白瓷一问世便“成为能集中地代表宋代制瓷水平的一个名贵品种”，引得各地竞相仿效，并且很快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窑为中心遍布东南各省的“青白瓷窑系”；这以后，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创新品种问世，像元朝的青花瓷、明朝的五彩瓷、清朝的粉彩瓷等，所有这些创新品种的诞生，不仅在于丰富了本窑口的产品种类，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的出现使景德镇瓷器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得到巩固和与提高，进而促成了景德镇瓷器在国内外市场的一统天下，古代景德镇的瓷业商品经济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清朝雍乾时期（公元1723－1795），景德镇制瓷业“生产产值三百万到四百万两白银，主要商品额折银五百二十万到六百万余两，只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年出口值低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相当于十八世纪法国出口商品值的三分之一强”。</p> <p class="ql-block"> 产品要想在竞争中赢得市场，产品不仅要物美，还需价廉；从而让产品以优质低价的面目出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本窑口的产品，进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古代景德镇制瓷业非常注重通过工艺的革新优化来达到降低产品成本之目的。古籍《陶记》在描述南宋瓷税制时，这样写道：“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兴烧之际，按籍纳金。”说明其时的瓷窑赋税是按窑的大小来确定的，而且是在满窑之后未烧之前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瓷器尚在半成品阶段，也不管以后的烧成质量如何，只要点火烧窑，就须缴纳定额税金。为此，覆烧工艺流行于南宋时的景德镇制瓷业，窑工们期望以此增大窑炉的装烧密度，提高产量，从而达到降低单件瓷税金的目的；在元朝，景德镇制瓷业又对流行于宋代的容量庞大的龙窑进行窑炉结构的改革，产生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的镇窑的雏形，既大大缩小了窑炉的体积，又能提高烧成比率。</p> <p class="ql-block"> 产品要想在竞争中赢得市场，产品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而生产，也就是说，产品必须讲究市场的适应性。蒋祈《陶记》云：南宋时期，“浙之东西，器尚黄黑”，湖田之窑为之生产；“江、湖、川、广，器尚青白”，镇之窑为之生产。在元朝前期，依据“元俗尚白”之风，景德镇制瓷业创烧了卵白釉瓷；元朝中后期，为了迎合伊斯兰教区人民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及满足广阔的伊斯兰市场之急需，景德镇制瓷业又大量生产青花瓷。正是由于产品是为市场而生产，景德镇才能在宋元以后，“独占着向世界各地供给瓷器荣誉”。</p><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古代景德镇制瓷业从发生与发展，到最后成为全国瓷业中心、世界瓷业“圣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经济的内在动力起到了强大的催化与促进作用，如果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先辈们不是以陶为业，不是以陶作为“食力谋生”的手段，不是以获利为目的，而是单纯的为了满足宫廷需要，那么四方的人们（包括南迁的北方陶瓷工匠）就不可能蜂拥于景德镇，景德镇制瓷业就不可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天下窑器就不可能汇聚于景德镇，至精至美的瓷器就不可能产生于景德镇，景德镇瓷器就不可能运输至全世界，景德镇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 (全文完)</p><p class="ql-block"> 原载《陶瓷研究》1992年第四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