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时常念起的一些事

潘明志

母亲年事已高，拄着拐杖，依然步履蹒跚。做儿子的谁不希冀老母长命百岁？能达茶寿以上则更好！ 　　母亲直至八旬，尚在老家一一皖浙交界之新安江畔一处偏僻的高山上勤劳耕种，只是近些年在儿女们一次次的“苦劝”下才来到子女所生活的小县城。她依然那么忙碌一一甚至有些喋喋不休一一成天总是津津乐道与人们谈天说地，乐此不疲…… 听得多了，量变产生质变。日前我突然问自己，母亲每天这般“辛苦”，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于是今天就毫不迟疑地拿起手机，以她的口述材料为基础，替她撰一美篇，与美友分享： 我生肖属猴（1932年生人），今年90岁。家住今新溪口乡一个土名叫鸭子坑的地方（安全自然村）。 我现在记性不好，或许上午做的事下午就忘。但年轻时的一些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却如风随影，不时在我眼前晃动。 我生母姓齐，名发凤，外婆是浙江遂安县（今属淳安县）人，出身贫寒。外公、外婆双双早亡，生母成为孤女后，被一表哥家收养。 不过十四五岁，生母便由表哥家作主，做了人家的妾。夫家只是把生母当“牛”看待，每天驱赶下地，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地干，换来的仅是一点残汤剩饭。二年后，生母生下一女，惨遭夫家嫌弃（旧时重男轻女厉害）。从坐月子开始，每天总免不了遭劈头盖脸地拳打脚踢。嗣后夫家更串通一宗族头目，放出风声，说是生母歹毒（以偷吃腌辣椒，造成无奶〈有网料披露，产妇过量吃辛辣刺激性食物会造成奶水减少〉，想饿死孩子为借口），要开祠堂、行家法，活埋生母……情急之下，经众邻相帮，生母逃离夫家，潜至表哥所在的戏班，旋即随出演的表哥一道去到安徽歙县璜蔚徐台降（自然村）。时在清末民初。 徐台降当时被称是我另一外公、外婆家（我生母后夫之大老婆娘家）。因我生母后夫之大老婆出嫁后多年不育，而旧时视“无后为大”，以致我生母后夫家乃至另一外公、外婆家均感到很不安。即经人撮合，花80银元买下我生母作我生父的偏房（小老婆）。自此至我生母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数十年中，生母终未有缘与原遂安别离的女儿再见上一面。 1933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兵役法》，实行征兵抽丁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1946年，改成三丁抽二，五丁抽三。不断加重百姓征兵负担，是当时统治集团加紧内战补充兵员的需要。为此，一些游击区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有力地抗丁活动。而在其他区域，面对乡、保势力因完不成征兵任务而大肆抓壮丁（18岁至45岁男性），有的逃离家乡，有的则就近藏身深山老林（俗称躲壮丁）。 我娘家独居今新溪口乡白洋岭（自然村）一高山，除家前屋后分布有几亩薄地外，四周山连山，岭接岭，常年云缠雾绕，灌木茂密，一度成为白洋岭、棉坑坞、里坞、上宅、下宅（均为今新溪口乡所属自然村）等壮丁栖身的好出处。记得1946年秋的一天傍晚，数十名青壮年又纷纷避往我家。那年我十多岁，没等家里大人开口，即驮了一条松木板凳，静候在堂屋门口那条很高的坦塝前沿，不停左顾右盼。约摸八点钟，借着银色的月光，我猛地发现西边的山道上有几个穿黄衣服的匆匆朝我家方向奔来。“不好！”我一边打着寒战，一边慌忙叫大家快躲。眨眼功夫，数十位壮汉便四散没入山林，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位荷枪实弹的乡丁扑了空，顿时恼羞成怒，不容分说，就五花大绑绑走了我生母（次日早上放回）。 记得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当地乡保势力到处抓丁拉夫，造成了不少贫民家庭妻离子散。光鸭子坑就有一姚性、一凌姓壮丁被抓，从此杳无音讯。姚姓、凌姓两家均寡妇带幼子（女）。“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至1949年歙县解放后，生活方才逐渐好转。 黄连是一味很苦的中药，夫家的贫困宛若黄连。 被逼联烟。旧时婚姻多系父母包办。得知东家（多见于受雇者对雇者的称呼，民间也有敬称上门提亲的人家为东家）一贫如洗，我父母极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既然女儿被人相中，东家自有东家的办法一一即我未来的婆婆去找了其弟江淑权。 江淑权可谓水南街口境内的大佬，民国年间曾先后任溪口乡（属地为今新溪口乡）乡长、街口镇镇长，俗呼“太平王”。 江淑权有钱有势，虽看不起其姐，但对最小一个外甥的终身大事也没说不管。这天他戴着礼帽，柱着文明棍（拐杖），去了一趟白洋岭，说是想买一株树一一“顺便”提起婚姻之事。见我父亲默不作声，江提高了嗓门：你不是有几个儿子吗！我可保他们平安（言下之意，即江可以保证不派人抓他们壮丁）…… 意欲抢亲。清末至民国年间，抢亲现象在歙县水南地区一些贫困家庭时有发生。所谓抢亲，系男女到达婚约时间，男方出不起聘礼，女方陪不起嫁妆，男女双方家庭在婚期临近之前暗中约定，男方不出聘礼，女方也不陪嫁妆。先由媒人领未婚夫设法暗中去认识未婚妻，由男方先约几名亲朋好友商定抢亲的具体时间和方法等；然后由新郎邀集一帮亲友到女家附近“隐蔽”。女方父母则故意遣其待嫁的女儿出门，新郎等一帮人便一拥而上，“趁其不备”，新郎背起新娘就跑……但我准婆婆此念一出，我父亲悖然大怒。夫家无奈之下，只得典当唯一一块薄地，雇轿明娶。 郎无嫁衣。依照歙县水南溪口（今已改称新溪口）一带风俗，在女方出嫁乘轿抵达新郎家门口时，新郎须送一件为新娘备制的新衣裳（上衣外套）入轿。我16岁（1947年）出嫁那天上轿前，母亲对此千叮万嘱，让我切记。如果没有，就不出轿。结果衣裳送是送了，但我赌气没穿。因我发现那衣裳外表虽新，却是洗过的，不是意想中的那种新。事后获知，那件“新衣”竟是临时从一新媳妇处借来的。 做饭无锅。提起极贫，人常说“锅底朝天”。我的夫家，却是穷至无锅。婆婆早年丧夫，寡妇拖男带女（三男三女），硬靠东跑西颠，为人牵线作媒、得人施舍、饱一餐饿一顿维生。我嫁过去后，婆婆即要我们小夫妻另起炉灶，单独生活。锅仅有一口（所有权属婆婆），做饭的却有3家（即婆婆家、二伯母家、我家）。于是饭得轮着做，比如早餐，约定谁家起得早，就谁家先做。 嫁入夫家直到1951年土改前，因无土地，生活全靠丈夫外出务工（代工缝纫）糊口，入不敷出时，多靠我娘家救急（娘家有几亩山地，省吃俭用略有节余）。 太平口战斗前前后后。太平口（又称溪口）战斗是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3兵团12军35师（师长李德生）于5月1日夜在今新溪口乡政府驻地进行的一场追歼战。战前我去在娘家白洋岭。 娘家居住的高山脚下，可见新安江北岸的歙（县）淳（安）公路棉坑坞坞口段及新安江水面溪口至米滩段。一连几天，大家神情紧张，不敢迈出家门半步。白天我常趴在堂屋楼上（二楼），透过面南的窗口远看队伍行军。记得太平口战斗前的那几天（1949年4月下旬末至5月1日），棉坑坞口的公路被分作两部分一一一半车道，大概因路面狭窄，各类军用车辆通过，几同爬行，焦躁的喇叭声不时传来；一半行人，黄色的队伍人流如同蚂蚁，缓慢前行。江面上的船只这时也较往常多出很多…… 娘家距太平口隔有一座大山包。5月1日夜发生的战斗，我只听到从太平口方向连续传来密集的枪声（该战我104团歼灭正在溃逃的国民党73军一个美械团）。 太平口战斗打响后，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成了惊弓之鸟。5月2日清晨，许多人从窗户里看到，棉坑坞口的山坡上，棉絮一片白（溃兵取下被套，弃絮逃跑）。 太平口战斗后返回夫家，我发现大伯家多了个穿军服的壮汉一一他自称是湖北人，姓宗，孤单汉一个，被抓了壮丁。太平口战斗中趁夜逃脱到鸭子坑一一大伯同情他，将其暂时收留。 太平口战斗后一邻村猪头山，还传出一桩大喜事一一几年前被抓了壮丁的姚某毫发未损，逃回了家。 公共食堂怪事多。1958年全县办起人民公社，冬，办起农村公共食堂。鸭子坑百余户300来人，办有“凌家”等2个公共食堂。凌家公共食堂出的怪事，我记忆较深的有3件：一是中舍村整体搬迁凌家。鸭子坑片村由凌家等4个小村（时称生产队）组成。其中中舍小村吃饭划归凌家公共食堂。中舍小村20来户近百人口，居家比较集中，离凌家不过三五百米。直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被安排整体搬迁，安插到凌家小村每家每户中居住？二是学生一律得在学校驻地公共食堂吃饭。那时我家大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7周岁。而他就读的学校距家足有一公里，风里雨里，沿途上下坡，道路坑坑洼洼，相对不安全，为什么不能由父母陪着在同一处食堂吃饭？三是最酸不过吃蕨渣粿。1960年，农村缺粮严重。这年深秋，不少人被安排到大山里去挖野蕨根来制淀粉。一天因我挖到的野蕨根较多，被评为“劳动标兵”，得到“特别奖励”一一2个蕨渣粿，即2个由蕨根提取淀粉后留下的残渣所做的粿。哪知我大儿子食下后，连续个把礼拜肛门直发胀得厉害，却解不出大便，难受得满地打滚……最后不得不去公社卫生院请医生来灌肥皂水，时称洗肠通便…… 改革开放以后，国泰民安，国富民强，我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甜，越来越好！社会主义制度真好！共产党领导真好！ ………… 母亲时常念起的这些事，虽然零星，虽然琐碎，但在母亲的心底，乃至在我们的心底，却象瑰宝一般的珍贵，却象县花杜鹃一般的瑰丽一一因为老人大半个世纪，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一它是时代某一区域的划痕！它是国家、民族不断走向富强、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和谐的见证！ 日月不老，青山不老，故事就不老一一这是母亲节，我献给老母亲最朴素的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