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及其产品对外传输的意义

春光秋影

<p class="ql-block">  下图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路线图</p> <p class="ql-block">  本文根据古文献记载与现代考古发掘之情况,初步分析了古代景德镇瓷器产品及其制作工艺对外传输的形式、途径及其在确立景德镇作为瓷都过程中所拥有的巨大历史意义,从而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身不断对外传输的结果。</p> <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 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写道:“(景德镇)水土宜陶,陈(公元558-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以来名天下。”又云:“陶窑,唐初器也,土为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公元618-626)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蓝浦的这段叙述至少阐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制陶作为食力谋生的手段,自南陈以后逐步为镇民所接受,制陶(瓷)业作为一种工业生产行业也因此兴起;其二,景德镇生产白瓷始于唐初,其烧造者之一陶玉在唐武德年间,(主动)将“陶窑”之器运往关中地区(销售),被(消费者)称为“假玉器”,而且(将其中的上品)进贡朝廷;其三,景德镇瓷器自南陈开始,特别是在唐武德以后,才稍有名气,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时封建王朝的首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这是景德镇制瓷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外传输产品,其作用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都是不可低估的。它标准着景德镇制瓷业已经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生产状态中迈向开放的商品性生产的海洋;而像陶玉这样的景瓷先辈们深知在商品生产中自我宣传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先辈以超人的胆识,不断自我宣传,不断开发市场,使得景德镇瓷器的名气逐步由小变大,终于在唐末战乱中,以其博大的胸怀、诱人的自然地理条件,引来了第一批烧造秘色瓷的越窑陶瓷工匠,景德镇制瓷业也因此获得了优秀的人才与先进技术,并融汇原有的生产技艺进行瓷器烧造,不仅在景德镇烧造秘色瓷(青瓷中的上品)获得成功,而且在长期的青瓷与白瓷的生产实践中,独创出一种举世无双的青白瓷,并且很快便在国内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窑为中心,遍布东南沿海各省的“青白瓷窑系”,可谓盛极一时。</p> <p class="ql-block">  然而,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成熟与成名,不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包含着景瓷先辈们超人的聪明才智和无数的辛酸苦辣,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先辈们不断的对外传输产品,不断的对外自我宣传。青白瓷初创于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完成于十一世纪中叶前后。青白瓷诞生后不久便被景瓷先辈们大量的外销于各地,并且在它日趋成熟之际,即三十多年后的北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8),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宋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都来仿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名遂之微。根据上述史料记载,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青白瓷正是由于在对外传输中,得到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慧眼相识与钟爱,从而引得各地竞相仿效,以致在中国陶瓷史上形成一个“青白瓷窑系”;第二,正是因为有了青白瓷,景德镇之名才由昌南改为景德。以封建皇帝的年号作为一个城镇的名称,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其作用也绝不仅仅在于此。如果历史真像上述史料记载的那样,那么它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及其家族的好恶,必然影响和左右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好恶;景德镇正是因为有了青白瓷,并且得到皇帝及其家族的垂青,才使得景德镇制瓷业在国内的名声大噪,从而引得各地陶瓷工匠不论“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若鹜”,也才有了景德镇制瓷业在南宋以后的大发展、大繁荣,并逐步登上瓷国瓷都的宝座,继而成为世界的瓷业“圣地”。然而这一情势的逐步形成,正是由于景瓷先辈们具有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并且勤于探索、勇于开拓、善于宣传而逐步造就的。</p> <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 如前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瓷业之“圣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无数的景瓷先辈们以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勇于开拓、善于宣传,对各类艺术之精华能够兼收并蓄等行为而逐步造成的。以青白瓷为例,景德镇窑在奉命生产御用青白瓷以及在国内大量销售青白瓷的同时,青白瓷也已大量传输到亚非欧诸国,“其中以亚洲国家发现居多”。今天,“在日本国内,景德镇窑及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出土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传输到国外的青白瓷中,最初可能是作为礼品由宋、元王朝赐给外国使臣,随之而来的则是作为商品由外国商人慕名前来采购、订购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景瓷先辈们以赢利为目的而主动向国外大量传输的,或三者兼而有之。</p> <p class="ql-block">  如果说宋元之际,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窑系”对外大量传输,在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龙泉青瓷窑系相比稍逊一筹的话,那么,当划时代的青花瓷于元朝中后期在景德镇烧造成功之后,景德镇制瓷业不仅在国内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在世界上都可谓独领风骚数百年(公元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独占着向世界各地供给瓷器荣誉”。青花瓷的烧造成功,作为“元、明、清三代技艺水平最高的产品”的典型代表,它在国内外的大量传输,不仅使得景德镇制瓷业扬名于天下,从而给景德镇制瓷业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而且为古老的中央之国赢得了一个“瓷器之国”的雅号,并由此而引来无数的“朝圣”者不辞辛劳,不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一个身为山区小镇的景德镇学习、探究制瓷的奥秘,景德镇制瓷业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而这一历史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景瓷先辈们不断地将景瓷产品大量的对外传输。</p> <p class="ql-block">  三</p><p class="ql-block"> 景德镇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被大量传输到国内外之后,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里,景德镇瓷器被视可与珍宝、玛瑙、翡翠、钻石相媲美,即使在被毁损之后,也被用作装饰物镶嵌在土陶之上;而在信奉上帝的西方国家,景德镇瓷器则与黄金等价,成为皇室及贵族们爱不释手的宠物,而且“促使西方国家在没有瓷土和技术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摹制”。</p><p class="ql-block"> 景德镇的“至精至美之瓷”被“运输至全世界”(马可波罗语)以后,首先引得国内各窑场为谋利而竞相仿制。以青白瓷为例,“江南广大地区许多瓷窑都有专仿或兼烧”,其中“福建、广东两省生产的青白瓷以外销为主”,这就是所谓的“青白瓷窑系”形成的原因所在。其次引得国外业陶者群起仿造,如十五世纪的高丽国“用中国的回青料仿造青花瓷器,有‘类饶产’或‘与饶相似’之说。”</p> <p class="ql-block">  目前,据考证,当时国内外的业陶者获取仿造景德镇瓷器生产技艺的途径有三:其一,景瓷先辈们亲赴国内外传授制瓷技艺。对此,《景德镇的青花瓷》一书描述道:“十六世纪初时,有中国的陶瓷工人来到波斯,直接为他们烧造瓷器”。其二,国内外的业陶者赴景德镇学习制瓷技艺,这一类以以日本的“吴祥瑞”为代表。明正德初年(公元1506-1511)日本伊势松板人五良太浦随“遣明使”来到中国后取名“吴祥瑞”,“祥瑞在景德镇整整五年,重点学习制造‘素肌玉骨’的青花瓷。学成回国,在肥前有田附近开窑,烧造青花瓷器”。其三,国内外的业陶者派遣“密探”前来景德镇巧取制瓷技艺。前面说了,地处欧洲的西方国家最初是在没有瓷土和技术的情况下摹制景德镇瓷器,虽然在十五世纪后期经土耳其从阿拉伯的业陶者那里获得了少许制瓷技艺,但毕竟有限,西方国家便转而通过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来猎取第一手的造瓷技艺。对此,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绪)是其中的典型,昂特雷科莱是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由法国耶稣教会派来中国的,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期间,“煞费苦心”地“研究了传播世界各地,博得人们高度赞赏的美丽的瓷器的制作方法”,然后以信函的形式,向法国方面“较为详细地记述”,其中包括“许多特殊情节”,诸如“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墩子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精瓷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以及高岭矿的寻找方法,另外还有釉料的成分及制备工序与方法,瓷器的成型过程,胎瓷烧成及控制适宜的烧成温度的方法……等等,可谓无所不及。</p> <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景德镇制瓷业大概自十五世纪初前后已从单一的对我传输产品,转而变为既对外传输产品,又对外传输技艺。前者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产品提高景德镇制瓷业在世界各国的知名度;后者则在巩固前者取得的成果的同时,通过向全世界传输博大精深的景德镇制瓷技艺,从而进一步展示了景德镇作为中华瓷都与世界瓷业“圣地”的实力。事实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最初就是通过景德镇瓷器产品与制瓷技艺的对外传输而逐步了解、认识中国的,这也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把“瓷器”与“昌南”作为“中国”(China)之雅号的原因所在。</p> <p class="ql-block">  总而言之,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及其产品的对外传输,无论是在什么时期,也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何种途径,它在使景德镇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镇逐步“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可限量的。今天的人们在了解、认识先辈们的业绩及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或许能领悟到先辈们创业的艰辛,“瓷都”金字招牌得来不易,进而思考一下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先辈,自豪于后人。(全文完)</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原载《陶瓷研究》1991年第四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