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景德镇制瓷业崛起的原因

春光秋影

　　下图为画在瓷器上的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清代民窑青花）

　　《景德镇陶录》写道“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时出吉州”，这说明景德镇的制瓷业至少在宋以前是没有什么名气的。虽然“新平（景德镇旧名）冶陶，始于汉世（前206－公元220）”，虽然“唐武德中（公元618－626），……昌南镇（景德镇旧名）瓷名天下”，虽然北宋景德中（公元1004－1008）“其（指景德镇）器尤光细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然而，景德镇及其制瓷业真正扬名于中华，蜚声海外，是在南宋以后，特别是元统治者（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以后，及至元中后期青花瓷成熟以后，景德镇作为全国瓷业中心地位才得以确立，并逐步得到巩固。究其原因，不外乎大批陶工纷拥而至，给景德镇带来了人才，带来了技术，带来了市场，带来了创新的精神，带来了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由此给景德镇制瓷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从而使“景德镇压倒了历史上一切著名的窑场”，一跃“成为当世之冠”。

一、工匠来八方

虽然宋时已有“五大名窑”之说，但是没有哪一个名窑称得上是全国窑业的中心，而“宋以后的窑业则是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窑业了。”之所以如此，用《景德镇陶录》的话来说，这个中心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南宋以后，各地陶工不论“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若鹜。”为此，在元王朝灭宋以后的十一年（公元1276－1286）中，浮梁（景德镇旧名）人口猛增了百分之四十，到了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据“当地政府估计人口为一百万余，……对此数据可以怀疑。……相信至少五十万，其中四分之三为生活水平低下的坯房及窑厂雇工”。各地“挟其技能”的陶瓷工匠之所以在南宋以后纷拥而至浮梁之景德镇，对此，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陶工避乱的好去处

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群山环抱，是一座典型的山区小镇。历史上的景德镇，一直远离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地，一直是作为浮梁县属下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城镇，及至民国六年（公元1916）浮梁县治才从旧城迁到景德镇。为此，景德镇历来非兵家必争之地，“……始终没有成为直接的战场”。然而，南北许多著名窑场相继毁于宋辽、宋金、宋元等历次国内战乱之中，景德镇则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例如，在宋元战争中，公元1275年元军从鄂州顺江东下临安，江南战火弥漫，公元1277年吉州窑成了宋人抗元的主战场之一，为此，吉州窑业在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摧残；而浮梁之景德镇早在公元1275年2月便随同饶州府投降了元军，景德镇的制瓷业因而免遭战火的焚毁，经济与技术实力得以保存，因而逐步成为各地“挟其技能以食力”的陶工躲避战乱的好去处。

2、全国瓷业中心所在地

忽必烈大帝正式定国号为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后的第八年（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元王朝便在饶州浮梁之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监烧宫廷及贵族用瓷。由此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历代君主几乎都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遣督陶官监烧“御器”。这一举措，客观上使景德镇成为全国仰慕的制瓷业中心，景德镇也就因此而逐步登上了中华瓷都的宝座。

“浮梁瓷局”设立之初，元朝统治者便将在灭宋战场中俘获的南北诸窑的陶瓷工匠们遣送到景德镇，作为“浮梁瓷局”的主要劳动力，这些被遣送到景德镇的各地陶瓷工匠，既是劳动力，又是“挟其技能以食力者”，他们把南北诸窑的制瓷技艺带到了景德镇，并和景德镇原有的制瓷技艺交流融合，从而使景德镇制瓷技艺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日益繁荣与发展。

　　“浮梁瓷局”设立以后，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窑”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南北诸窑的陶瓷工匠蜂拥而至，“挟其技能以食力”，相传吉州窑“工作器，入窑变为玉，工惧其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由于瓷器的生产制作，无论是矿石开采、粉碎搅拌，还是做坯成型、烧炼出瓷，全部是由手工来完成的。为此景德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适应其制瓷业的日益繁荣与发展。据记载，明朝嘉靖时期（公元1522－1566），“人们从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和都昌等县被吸引来到了景德镇”，到了明朝万历时期（公元1573－1620），“差不多所有的工匠和劳动者，不管他们生产御器还是商品瓷，都是被雇用的了”，因为景德镇制瓷业的“工钱吸引了江西东北部各县的人们”。据调查，今天在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科研、教育的仍然以外地人居多，其中都昌人尤甚，而土生土长的浮梁人所占比例相当小。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在景德镇及其周围的邻县常听到这样一句口头语，即凡是到景德镇去做工、探亲、购物等都一律称之为“上镇”，或谓之为“到镇上去”。为此，景德镇“宋以后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明清之际，由江西雄镇发展为中外闻名的瓷都。”

二、天下窑器所聚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中写道：明朝崇祯时期（公元1628－1644）景德镇有一种烧造小件瓷器的葫芦形窑；清朝雍正时期（公元1723－1735）的无名氏在《南窑笔记》中形容此窑“如卧地葫芦”。又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宋朝（公元960－1279）这种葫芦形窑便在福建出现了。这说明宋朝以来各地陶工纷拥而至景德镇后，各地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也随之来到景德镇，并被迅速运用于瓷器制作以“食力”谋生，从而“使全国历代名窑的许多制瓷技艺逐渐集中于景德镇并得到迅速发展”，最终使得景德镇制瓷业“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所谓“厂窑至此，集大成矣”，其中自然也包括先前各名窑的代表性瓷器产品都能在景德镇找到自己的再生地。

1、始于拿来

据说“景德镇瓷器是从仿越窑秘色瓷开始创烧的，而且是在青白瓷产生之前”；又据《辞海》中的“越州”与“越窑”二条可知：“秘色瓷称青瓷中绝品，由我国唐至五代宋初的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的瓷窑生产”； 又据《辞海》中的“青瓷”条我们可以推断景德镇瓷器的创烧可能在五代时期，且从仿烧秘色瓷开始，实现了从汉代以来半陶半瓷阶段向五代以后全瓷阶段的转变；随后宋代青白瓷的生产，也可说是在秘色瓷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对此，笔者以为，所谓五代时期在景德镇仿烧秘色瓷的陶瓷工匠，很可能是在唐宋战乱中由越窑南迁来的第一批陶瓷工匠，是他们开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新纪元。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仿烧”，实际上是同一类瓷器产品（泛指某类瓷器产品）在不同的地域生产而已，二者只有先后之分，无所谓谁仿谁，对此，鲁迅先生谓之为“拿来”；因为生产后者（泛指所谓仿烧的某类瓷器产品）的陶瓷工匠来到景德镇之前，即在原产地（如越窑等）原来就是这类瓷器产品（泛指某类瓷器产品）的熟练生产者。这些外来的陶瓷工匠（含南宋以后蜂拥而至的）到景德镇之后，谋生的最佳手段，莫过于生产自己原本非常熟悉的瓷器产品，因为这些外来的陶瓷工匠对生产这些瓷器产品所涉及到的有关泥釉料的配制、胎瓷的制作与烧成技艺等早已烂熟于心。否则很难解释景德镇对“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钧窑、龙泉、宜兴、西洋、东洋诸器”都能生产，而且不仅大多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有的甚至“胜于往古所造”。究其原因，正如今人冯先铭在《中国陶瓷·定窑分册》（油印本）中所言：“南宋初期随着宋王朝的南迁，一部分名工匠也到了江南地区，其中包括著名瓷窑的名工匠，这就是两窑为什么仿烧定窑印花瓷器的一个原因。”

2、终于创新

在景德镇仿烧（姑且谓之“仿”，上下同）各地名窑瓷器产品，首先必须乱真，最终必须达到诸如所谓“仿钧超钧”，方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几有供不应求之势”。只有这样，那些纷拥而至景德镇谋生的外地陶瓷工匠，才能真正“挟其技能以食力”，更加敬佩的是这些外来陶瓷工匠在仿烧之余，能够结合于仿进行创新，诸如仿钧能够“繁衍出许多新的釉色品种”。宋代盛极一时的青白瓷，很可能是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在前人仿烧秘色瓷（“青瓷中的绝品”）的基础上，结合景德镇白瓷生产技艺而独创出的新瓷种类；这种青白瓷，“釉色白中微微泛青，胎薄釉润，光照见影”，一问世便“成为能集中地代表宋代制瓷水平的一个名贵品种”，景德镇制瓷业也因此稍有名气，逐渐成为外地陶瓷工匠的向往之地。“从元代开始以‘浮梁瓷局’的设置和青花白瓷的出现为标志，景德镇瓷器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代技艺水平最高的产品”。孰不知青花瓷的烧造技艺，很可能是南迁的磁州窑或外逃的吉州窑等陶瓷工匠把釉下彩的烧造技艺带入了景德镇，并运用于青花瓷的创烧中，并逐渐使之趋于成熟。尔后出现的“明五彩”则是在宋金时期的山西长治八义镇和河北、河南、山东的磁州窑系的釉上红绿彩的基础上创新的。对此，笔者以为：这很可能是由元代的“浮梁瓷局”通过征调北方名窑的陶瓷工匠而在元代传入景德镇的。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使得“各地名匠汇集于景德镇”，使得“我国唐宋以来的优秀的制瓷技术在景德镇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景德镇，这个江南僻远山区的小镇，也就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了。”

三、器成天下走

今人沈汇在《中国古陶瓷发展鸟瞰》一文中认为：青花瓷“雅俗共赏，博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欢心，后来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瓷器，一直盛行到近代。它传到西方以后，也引起了西方的惊喜和狂热。在东非的伊斯兰世界，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一起，被用来如同镶嵌珠、玉、宝石，成为不朽的纪念物。”由此可见，以青花瓷为代表的景德镇瓷业文化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影响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种族之多、意义之大。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所言南宋以后四面八方的陶瓷工匠涌入景德镇，使各地的制瓷技艺全部汇集于景德镇，各地的瓷器产品也因此在景德镇都能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景德镇又有较大的创新与发展等等以外，关键还在于景德镇十分注重瓷器的二重性即商品性和艺术性，这是景德镇制瓷业之所以后来居上的又一秘诀所在。

　　1、讲究产品的市场适应性

古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之所以能够“天下走”，关键在于古代景德镇陶瓷工匠深深懂得瓷器作为工艺品具有的二重性（商品性和艺术性）；换句话说，瓷器产品必须能在市场上卖得出去或与其它产品进行等价交换，以达到谋生之目的。而要达到上述目的，生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以顾客的喜好来设计与烧制瓷器产品。

某些关于青花瓷的研究表明，景德镇青花瓷是元代“销往伊斯兰教区的主要外销瓷”。据说，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为了迎合伊斯兰教区人民的宗教信仰及其生活习俗之需要，“很认真地看了伊斯兰的金属器皿，也看了在泉州的波斯商人家里的伊斯兰地毯”，尔后便在“对波斯人的习俗与审美爱好都有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景德镇精湛的技艺以截然不同的胎瓷造型与装饰形式生产当时伊斯兰市场所需的瓷器，即胎瓷的造型无论是设计的式样，还是体积的大小，都可谓是伊斯兰式的；而在胎瓷的装饰方面，虽然题材是中国式的，但装饰形式则是在“波斯釉下蓝彩陶器的启发和影响下”造就的，那种“繁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则明显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图案特色。正是由于伊斯兰对中国瓷器的这一深刻影响，以及广阔的伊斯兰市场之急需，从而使元代青花瓷得以兴旺发达，而且受到伊斯兰教区人民的普遍欢迎，中国瓷器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的大量外销而声名大震，其影响也逐步由近东波及到欧洲大陆。

2、艺术风格民族化

前面已经说了，古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之所以能够“天下走”，关键在于古代景德镇陶瓷工匠在设计与烧制瓷器时，非常讲究产品的市场适应性。然而，陶瓷工艺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在注重它的商品属性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追求它的艺术性，而且只有使之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那么它的艺术魅力才会是永恒的。景德镇元代创烧的青花瓷之所以能够历经数百年之后的今天，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大家知道，元代销往伊斯兰教区的青花瓷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浓郁的迎合伊斯兰民族风味直到公元十四世纪后期（元至正十年——明建文四年），由于国内战事频繁，中国与波斯贸易中断，青花瓷贸易也因此转而以国内销售为主。为此，青花瓷的装饰形式与风格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逐步中国化了，并由此带来了明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繁荣，也带来了青花艺术在明代的大发展。进入公元十五世纪以后（即明永乐元年以后），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的明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时，经由海上“陶瓷之路”出口的中国明代青花瓷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已经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加上恢复从国外进口上等青料——“苏麻离青”，从而使永乐青花瓷不仅质量有了显著的改进，而且“一改元代粗犷之风，变成清新秀丽。”尔后的宣德青花瓷制作之精美，真可谓“开一代未有之奇”，青花瓷也就因此而“博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欢心”。这时，中国化了的青花瓷装饰又反过来以其特有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向西影响到西亚的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同时“也引起了西方的惊喜与狂热”。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得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而且“促使西方国家在没有瓷土和技术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摹制”，目前收藏或出土景德镇青花瓷器或瓷器残片的国家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全文完）

原载《景德镇陶瓷》199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