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刘勤英著）

刘芳

序

今天是“520”节，恰逢自己的生日（农历四月初九）。一大早，妹妹从老家打来祝福的电话，妈妈和五姑也随电话送来祝福，在“520”这个节日里，我只想说“妈妈，我爱您!”。

近一年来，妈妈身体欠佳，我也尽可能找时间回家看望妈妈，每次我们兄妹回家，都要翻看妈妈精心收藏制作的影集，看看家庭生活的录像，回忆过去快乐的生活。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妈妈在2008年---2014年期间写的回忆录，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一口气读完了，而且每一张都拍了照，想把它整理成文档记录下来。

还是妹妹用心，兴许我们兄妹心灵相通，我还未及动笔，妹妹已经把这篇回忆录--《我的一生》精心整理编辑完成了，而且图文并茂。

不管是读妈妈的手稿，还是妹妹编辑的文稿，每次读下来都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为生在这个家庭感到自豪，为我们大家庭有妈妈这个掌舵人感到自豪，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团结欢乐幸福的氛围感到自豪！

细细品读，读到了妈妈的信仰，妈妈的坚强，妈妈的大爱，妈妈的智慧，妈妈的自豪。读出了生活的不易，读出了我们这个的家庭的精神灵魂所在。

我十六岁离家上大学，印象中，与妈妈总是聚少离多，妈妈总是很忙，读着《我的一生》，我更清晰地知道了妈妈在忙什么，为什么那么忙。她的忙，说大了是为国家为党在忙，说小了，是为我们这个家庭生活能更幸福在忙。

虽然聚少离多，但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妈妈的爱。回想高考那一年（1978年），学习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了，要上早自习，晚自习，当同学们挤在十几个人的大宿舍，就着咸菜吃着大食堂的蒸饭时，妈妈给我在丰乐区宿舍安排好吃住，从没有让我为生活琐事发愁。从小到大，没有冻着，没有饿着。

如果说，我们兄弟姊妹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那也是源于妈妈润物细无声的身教。妈妈培养了我们爱国爱党爱家的情怀，艰苦奋斗的作风，干好工作的坚强毅力。

用心去读《我的一生》吧，那是难得的精神食粮。

感谢妈妈倾其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这个大家庭！

感谢爸爸与妈妈一起同样的爱的奉献！

感谢姑姑们与妈妈一起同样的爱的奉献！

感谢为这个大家庭奉献爱的每一位亲人！

感谢妹妹倾注无限的情感编辑了《我的一生》，让我们能把妈妈这份爱传承下去！

刘 华

2021年5月20日于长沙

目 录

1 我的一生 5
1.1 我的童年、少年生活（多半是听父母讲的）

（1939年-1945年 0-15岁） 5

1.2 沈巷村工作的岁月（1954-1958年 15-19岁） 12
1.3 进入乡政府，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

（1958年8月-1970年12月 19-31岁） 22

1.4 丰乐区内工作调动（1970年-1980年11月 31-41岁） 39
1.4.1 杨集乡工作经历（1970年12月-1974年5月 31-35岁） 39

1.4.2 大集乡工作经历（1974年5月-1977年1月 35-38岁） 43
1.4.3 丰乐管理区工作经历（1977年1月-1980年11月 38-41岁） 46

1.5 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11月-1994年4月 41-55岁） 50
1.6 退休后的生活（1994年4月至今 55岁---） 61
2 退休后的我 66
3 我家的变化 71
3.1 祖辈们简况 71
3.2 二房的后代简况 73
3.3 福从共产党来，二房的第三代迎来了希望 77
4 我们最尊敬的父母 103

1 我的一生

1.1 我的童年、少年生活（多半是听父母讲的）（1939年-1945年 0-15岁）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家。

那是1939年农历正月二十五的深夜，几日的雪天，仍是寒风刺骨，我降临在刘氏“顶天立地”一个万柱落脚、四面通风的茅草屋（现安桥八组一个老台子上）。那时天气特冷，也没什么衣物护体，娘将我日夜存放在她温暖的怀中。当时，我的父母又喜又愁。喜的是，增添一个小千金，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了；愁的是，生活非常艰难，担心孩子的成长。母亲做月子根本没休息，仍是洗衣、做饭，到地里弄菜。那时没有大米，只有高梁、粟米、大麦米、小麦面。就连这些杂粮，都是在别人地里捡的。听娘讲，我穿的，都是别人送的，吃的是清水奶，但不管怎样，我比父母小时候强多了，我有父母疼爱，还是很幸福的，能够健康成长。

同年八月逃日本人难。逃难时，我母亲又患病。开始逃难时，我父亲用担子将我挑着跑，跑啊跑，没跑多远，孩子从筐子里泼出来了，抱起来再跑。后来，我母亲病更严重些，又不能再跑，就叫我父亲一个人外逃。有一次日本人又来了，我母亲就将我抱着躲藏在自己屋里拉欠（房梁）上，当时日本人到屋里到处找，我正要哭，母亲小声说，不要动，听话，一下子我就不做声了。最后听到屋里没动静，日本人走出家门，我母亲才放心。那时，要是哭出声，我们两条性命就全完了。听大人讲，日本见到小婴儿最高兴，他们用尖刀将小孩子顶着玩，一直玩死为止。

我母亲不管做什么事就把我带在身边，我的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两岁时，又添一个妹妹，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父亲给人家打长工，冬天没农活做，就到湖里抓鱼到市场卖。母亲农闲时，在家纺纱，打折子，就这样维持生活。二妹长到一岁时，患病，由于没钱医治，眼看她离开了人世。

好不容易，我长到了4岁。1943年春，一个早上，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早上，我父亲吃过早餐到湖里去抓鱼，母亲外出有点事，我一人在家吃早饭，一不小心，脚踩到火笼子里去了，火烧着了我的左腿，当时我爬到外面，一位年轻姑娘从园子里洗菜路过我家，发现我在地上大哭，那人要帮我灭火，可是我特别犟，硬不要那人帮忙，那人只好赶快去找我母亲，等我母亲赶到，我的左腿已烧成重伤，先后烂了好几年才痊愈，但落下了很大一块疤痕。我的母亲为了早日治好我腿，不分晴天、雨天，还是雪天，都要跑到一个叫任家巷子（现在的杨集高林一队）买膏药，特别遇到下雨天，走到一段路中有一至二华里无人烟时，见到的都是野兽拖着死人的腿、胳膊等，真叫人可怕。那些年，父母给别人帮工的钱和抓鱼的钱，除了买点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外，其余的钱都花在我腿上去了。据说当时这些钱如果用来买米的话，可用船装了。

我五、六岁时，已会在家做点小事，如果我父母去帮工了，我就在家做饭、喂猪、照顾妹妹。小时候，我也会玩，玩起来，飞天。大人出去做事，我在家就用凳子搭台，一层加一层的玩。还记得一件事，1944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有家田边长了一棵杨树，树心生虫，有不少虫屎，经太阳照晒，树心里非常干，我找一把干柴，用火柴把柴点燃，放入那树心，一下子把整棵树烧燃了。那树是一家有权势人家的，烧坏了树，被我父亲知道了，把我打个半死，我父亲以前从不打我，当时主要怕树主人找麻烦。后来还好，那树主人认为我还小，不知事，当着我父亲的面说，算了，看你把孩子打成这样。为此事，我总算逃过一难。再以后，我就更小心了。
在做事方面，我也不在乎，见什么学什么。舅爷给一亩地，我跟大人下地一起做活。自己地里做完了，就到别人地里去捡粮食。穷人家的孩子从来没在家闲着。由于我们勤劳，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过了，就将万柱落脚的房子，改变千柱落脚（万柱是三角型的窝棚，千柱就是用木架做的支柱，用草盖顶，用草围四周），住的房子比以前好多了。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在1945年7月某天的中午，各自收工回家做午餐，突然从别人家起火了，有人大声呼叫，“有火啊！”那起火点正在我们家左边，刮着南风，等我母亲出门观看时，火势已大了，见事不好，我听到了母亲惊叫声，机灵的我，很快把妹妹抱起来就跑。当时，我只穿一条烂裤子，妹妹全身一点布样都没有，我抱着她，一直跑到离家约有半里路的地方，俩姐妹站那里看着屋里的火越烧越大，一下子进入火海。屋上的竹子、杂物，烧了象放鞭炮一样脆响，没等多时，几家的房子都化为灰烬。真是，天灭！等我父亲帮工回来，什么也没有，望着现场只落泪。

那段时间我们只好住到舅爷家。几个月后，由于亲朋们的支援，三滩蒋氏三家用牛车送物资，安家又给两亩地，过一段时间，总算又做了两间草屋。
我已六七岁时，同大人一样，下地做活，把妹妹带到地里，放到界田埂荫凉处玩，我同母亲一起捡粮食，一年可捡好几百斤。夏天，中午太热，就和父亲打草鞋，打几个中午，母亲就把草鞋挑到市场去卖。秋天、冬天父亲有木活做就做木活，没木活做就去湖里抓鱼。我和母亲在家打折子，纺棉纱。那时，父亲帮人做房子，有的还上梁，如果哪家房子要上梁，头一天父亲就告知我（做房子上梁要甩包子），第二天积极跟着父亲，他在屋上把包子往我面前甩，一次可捡几十个，有时主人发现了我，还另外再多给几个。

我小时候很逗人喜爱，爱唱、爱跳，我母亲也会帮我装扮，虽说是旧衣服，有补丁，但洗得干净，特别是两条长辫子非常美。
我和母亲两天一捆折子（一捆是100片），打有三四捆，就由父亲挑到市场去卖。如果把草打完了，就在家纺棉纱。小时候，我的父母没把我当女孩待，而是将我当男孩使。什么事都叫我做，我也什么都爱学。特别是木活之类的，那些工具我完全会使用。若不是在外工作，我有可能是个女木匠。那时，总觉得人间的事什么都想学，特别是看到那些有权势家的孩子能读书，我也想。只要有机会，别人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别人做不到的，我也去做做看。但是，要给自己一个底线：偷摸的事我坚决不去做！总觉得偷摸行为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从知事起，人们流传着说，“捡的扛着，偷的藏着”。

就这样和父母辛苦着，到1950年冬，有一天深夜，大约10点钟左右，听到远方有枪声，当时不知道何原因，人们又到处乱说。后来才听人说，是八路军到了，这时，人们才平静下来，说是解放了。过几天，村长通知说，叫穷人们都到那财主家去分粮食，弄耕牛、家具。从那开始，穷人们天天都在外活动，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我的父亲不出门。我问母亲，天天深夜才回家，在外干什么？她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问。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农会代表。
那些年，雪总下得那样大，时间又长，雪的深度经常有一尺多深。到1951年，说是要搞土改，什么土地还老家。穷人们要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那时，我们家已有五口人，当时可以在安桥分，可我母亲不同意，一定要回到沈巷。同年11月某天，我和父亲俩，用一张牛车将全家小型用具和一些衣物拖回老家。回到老家，当地领导给我们分台基，可我母亲又不要，说什么自己有台基，不必麻烦领导。并说，台基再小，总还是有点，把分给我家的台基让给那些真正无台基的。
回到老家什么也没有，还是那些亲朋们帮助，做两间草屋搭个半坡，从正屋对面做一间半草屋当厨房。住下之后，当地领导又给我们分八亩地、一张犁、两头牛（一大一小）、半张牛车。从那时开始，我们穷人总算自由了，有了出头之日，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1952年春，由于我们才回到沈巷（这年我已有十三岁了），我们家一无所有，我同大人一样，到地里做活，挖野菜，一是人吃，二是猪吃。在家打折子，上山砍柴。到夏收时，我和父亲到安桥收割小麦，有一次，割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就流鼻血，一直流不止，我父亲急了，当时，我的舅婆婆说，别急，她听人说，到韭菜地弄九条蚯蚓，砸成浆水，加红糖喝试试看。结果给我喝一碗，一下子止住了。这时我也不能干活了，等我父亲忙完活，一起才回沈巷家。

这一年，由于我们勤劳，日子大有好转。同年冬天又搞复查，对原来那些阶级成分划得不合理的，要进行纠正。大人常在外开会，家里一切都是我来管。到1953年，开始搞互助组（就是三户两户在一起，自愿组合种地），我家已有六口人，劳力有三个，土地八亩。在互助组里我同大人一样，都是干的重体力活。冬春仍是上山砍柴，那时柴比较缺，我和本队的几位姑娘（沈翠兰、沈秀兰）一起，她们都比我大点，每天上山砍一担，一担大约六七十斤。早上出发天不大亮，下午回来天已黑了，不分晴天、阴天都得去。有一次，下着小雨，在返回的路上，走到洪山寺（土地名叫邓家畈）一队，离我们三人约四五十步远，一群十多支豺狼走过去，把我们三人吓坏了。因为路特别远，去砍柴的地方离我们家有三十华里（尖山观、乌独山），自带中餐（冷馍、冷饭）。那时我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2 沈巷村工作的岁月（1954-1958年 15-19岁）


我是家里顶梁柱，社会上的活跃分子。
从十四五岁起，每天忙个不停。那时父亲母亲都有病，妹妹们还小，农田的活，耕、种、收割、拉车，大部分活就是我了。别人见到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个女孩家，我的穿着都是男儿装。一切农活都难不住我，所以在互助组，大家就愿接受我。
由于我的表现突出，村干部发现我，叫我把沈巷村宣传工作担起来。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惊，该不是搞错了吧？怎么会叫一个不识字的人去当宣传员呢？后来，领导亲自找我，我说，我真是不识字，没有文化怎样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说，没文化没关系，只要你能接受这项任务，我们会帮助你的。那时在我心中很想读书、识字，可是没有机会。我评价自己，一是女孩家，二是家里没钱，三是我如果担任宣传工作，家里一切事没人做。但反过来我又想，只要领导相信，我会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事办好。为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机会来了：一是，村里选中我，二是，上级定了，要在沈巷办个农民识字夜校重点。这时我的父母思想比较解放，就让我上了夜校。
当时发的书，就是农民识字课本，上面有拼音字母，我就把那本书视为珍宝。从1953年冬，到1954年冬，我只读了两个冬、一个春的夜校，后就停办了。在夜校学习期间，我非常用心，不管背书、识字、唱歌，别人记不住的，我一下子就学会了，老师、校长非常喜欢我，经常表扬我，叫我领讲课、唱歌。在学习中，老师沈传宝，校长廖家友总称我是夜校里学习的小英雄。在学习期间，没钱买纸，就用棍子在地上画，用土法子在木板上画，没笔就用细竹竿削成笔型（里面装上棉花，加点墨水），就可以写字了。我有了文化基础，搞宣传，读文件就不难了。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拿着广播、文件到堤上宣传。这样，我的学习机会就更多了。从这开始，我非常有抱负，穷人的女孩终有了出头之日，在人生中我决心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村宣传活动中，有次，我的叔叔（李大政）给我一支钢笔，从此，我有了写字的工具。勤学习，才能提高自己、修正自己、完善自己。我觉得，文件是我做人的指南、方向。这样，使我懂得不少做人的道理，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厚爱。我为什么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厚爱？其主要是：在地劳动时，有的妇女要给孩子送奶，他们农活不能完成，还有的做活，动作不快的，有的草锄不净的，等等，我都主动帮他们搞好。在劳动方面，我有数量、有质量的不掉队。干了一年，人们总评我当模范。宣传工作，天天不落空，村干部对我十分器重。

1955年，上年成立初级社，要想初级社巩固提高，宣传工作更要跟上，我既要当好一个宣传员，又还要当好一个好社员，积极向上，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同年10月，村里推选我当村团支部书记和妇联主任（当时我还不是团员），一下子两职交给我，推也推不掉，真把我急坏了。说起来，当干部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家祖祖辈辈，就没担任过任何职务，现在我又这么小，领导怎么会认定了我呢？识字又不多，怎么去当干部？如何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怎样去发动群众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千头万绪的事叫我从何做起？把我的想法向领导说说，领导不但不给指导性方法，反而说，群众选了你，搞得好，也搞，搞不好，也得搞。个人服从组织，工作只准搞好。领导这样一说，我心里更加紧张。真的是，万一搞不好，一怕领导批评，群众又有意见，受处分难见人；二没文化，说起来读两个冬一个春的夜校，识字不多，哪里够用？三怕走黑路。那时豺狼特别多，小时候胆子就很小，在学校时，放学都是别人送回家的，有几次，刚进屋没多久，外面狼就叫起来了；四怕，人们说闲话。我在村搞宣传时，常有人说，刘某家的几个姑娘不好好管教，常在外面跑，成何体统。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想法，总不愿接受此项工作。最后，党支部书记石德兴上门找我的母亲做工作，我还是不接受（那时人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落后）。石书记又说，可以，你一定不接受也行，将你的情况汇报上级，可能给你一点处分的，不会这样由你自己的（那时要用一个人，组织先发文件，要是不执行，就叫不服从命令）。当时听书记这样一说，我哭了，哭的是怕受处分，一人受处分，连累很多亲友都抬不起头。只好当着书记的面表态。这时书记很高兴了，给我交待工作，说了很多知心话。书记并说，在村干事又没多大难处，万一有解决不了的事，我们都会帮助你的。书记最后指出：文化低要刻苦学，在工作中多和广大人民打成一片，不搞以势压人，工作时，要多请示，不要自作主张。

接受任务没多时，同年（1955年）11月底，开展征兵工作。村里安排我到本村沈德元家去做动员工作，他家有几个儿子。天下着大雪，我上他家做工作时，一进门，沈德元就说，昨天我参加会的，你来我家做什么的我全知道，并说，你平时来我有凳子给你坐，今天来，没有凳子了。工作一开始就碰个大钉子。第二天村里召开汇报会，大家都说这工作难做。会上，领导也没说什么方法，就是说，这工作是有难度，各人去想办法，此工作只准做好。我包的这户，领导总算也来帮助做工作的。领导与征兵对象谈话，书记说了那么多，结果那沈德元说，不管你书记来说，哪个人来也不行。

正在这工作难做之时，上级通知我到县参加征兵工作会。那时又没车，下很深的雪，船也不能行，平地有二尺多深的雪。我和乡政府的两位领导一同走到县城。大人走的步子我根本踏不上。走了一天，到皇庄天已黑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刘家人从来没进过城，我首次上城又带7、8斤米），就在皇庄找个地方休息。住的那家条件也不行，我们三人就在一起休息的，那二位领导一个叫王大才，一个叫沈家高，都是男的。全乡只通知我一个村干部。住下来时，这户只有一床被子，地上铺上草，一床被子我一人用，他们就盖自己的大衣。当时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完全可以到会场，也不会受那个罪。第二天，还没大亮，就起床又走。我的腿肿了也走不快，赶到会场已是在开早餐。饭后，把米一交，就去会场。会议开五天，正好，我的腿也好了。

经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不少经验，受的启发也很大，自己在心里下决心，回去一定要把沈德元的思想工作做通。回到村，把县里会议精神汇报完毕，我就住到沈德元家。给他全家人讲国家形势，帮他们提高思想认识，为什么要征兵，什么叫义务兵役制，边做思想工作，边在他家做活，以情动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总算打通全家人的思想，同意他的二儿沈泽善去参加当兵。
这项工作做下来，我从中总结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增添了有力信心。还是前人说得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段工作得到村党支部的好评，表扬了我。就在这一年（1955年）12月26日，由沈传亮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为团员。从此之后，村里妇联工作、共青团、文艺、宣传等工作我就用心去做。几项工作，在上级正确领导、基层党支部重视下，自己主观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乡政府多次在沈巷召开现场会。具体做了些什么呢？广播宣传、文艺演出、办墙报、表扬会、批评会、发现好夫妻、好婆媳、好邻居、卫生之家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目的是要把人们思想引向走集体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路线上去。
1956年成立高级社，各户的田地、耕牛、农具都归集体，就是叫走集体道路。每人只有一分自留地做菜园。在集体只管做活，地里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种，都由生产队长安排。有的人在劳动中，就出现出工不出力。沈巷五组是全乡、全区的示范点。为什么？沈巷五组全体人们思想觉悟高，能接受新事物，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集体生产中，到处是人们的笑声、唱歌声，红旗招展，劳动时都是你追我赶的鼓劲声。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基层党支部的指挥下，人们一心为集体，从不爱财，再值钱的东西放外面也没人摸。门可以开着睡觉。

那些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辛苦。除开会外，群众做什么干部就做什么。党组织对干部要求很严。当干部要做到，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每个干部都要背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为人民服务的内容。1956年7月，全乡整团工作社在沈巷办点。全体团员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自我检查，自我提高。不自觉的检查自己缺点和错误，大家就帮助提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动不动就是大字报。不知为什么，大字报也到我身边，具体内容是，说我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关心年轻人的政治思想等等。对于大字报的到来，我反复地想：在工作上找不到我的错，有可能在男女交往上太频繁点。一些好心人说，你什么也没犯，为什么要给你写大字报，我说，没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字报，整天把人搞得很紧张，叫你思想没机会想别的，只有老老实实地为集体、为人民好好地办事。（从1956年至1958年大字报当先，有不少人身上贴满大字报，刮风时，看了真是好笑。）
沈巷的妇联工作、共青团工作、文艺宣传工作都搞得好，在全区跨入先进行列，全区，包括长寿、板桥、汤泉、大集、杨集、潞市共七个乡。

那几年，我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一直到县一级（奖品：主要是铁锹、铲子、锄头、镰刀、粪筐，1958年县奖现金10.00元，铁锹一把，现在还保存在）。在村级工作，各级领导也对我很重视，经常表扬我。
1957年，一次涨水时，我又受一次惊吓。连下几天大雨，有一天，天快黑时，上级通知，要求尽快把人安排上堤防汛，当时我包的五队，我和队长刘明芝很快把人带上堤，不知是谁汇我的假报，说我没上堤。区里一位工作人员（叫周江全），召集群众大会，批评我（正开会时我真的睡着了，根本没听那领导讲话），会议结束，人们都走了，我还没醒，队长说，要处分你，还在睡，说你没上堤。当时我也不在乎。真的，水退后，区里派组织委员（叫杜传义），到沈巷找我谈话。我把具体情况向他汇报后，杜组织委员说，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点。
几年间，在人生中，我受的苦、委屈、惊吓，真是一言难尽。人生里程，我才开始，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找，发展下去就不得了。我要把前面教训作为一块镜子，照我一辈子。
1958年，我已是19岁，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春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叫办集体食堂。人们在地里干活，收工回来就到食堂吃饭，人民公社化，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吃饭不出钱。那时号召人们，学先进、赶先进、树新风，你追我赶地掀起生产高潮。村级干部会多，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工作上的事，家里的事，把我忙够了。

到同年6月份，新的任务又来了（1957年，那次领导在群众会上批评我，区、乡不但没找我的麻烦，反而更加重用我）。乡政府安排我和丰乐街上的常衍才（他是乡里一般干部）一起，将全乡约7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大多是四类分子和在家不受管的人）带到长寿中心村搞抗旱，每个村还有一个带队的村干部。到中心村，活是有你做的，生活自己办，以村为单位做饭。白天抗旱，扯稻田的草，劳动一天，晚上就在稻草堆里休息，有的带有蚊帐，大部分没有蚊帐，我也没带。我只有一床烂床单，晚上往地上一放，就可休息。从中心村开始，一直干到长寿的红星村。常衍才又调回乡，就只我一人，真正乡里干部又不在，我又是一个村级干部，大家是否服从我呢？当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还是我自己做主。我想，只有多和各村带队干部多商量，拜他们为师。目的只一个，把乡政府交给的任务按质量、按数量完成好。不通知回去，绝不下战场。
到红星村就开始割谷子，我们在红星村干一段时间，就到7月底，河里涨水要防汛，一天下午，乡里通知，要求赶快把人带回去参加防汛（当时还有五六百人），接到通知天都快黑了，我们赶到长寿河，河里水已涨大了。河处无桥，平时走的都是石头墩子。五六百人都是男的。我该怎样过去？这时有两位男的，才把我扶着走过河，当时河里水已平我的膀子。那天机会又不好，正好是经期。一过河，天已黑了。我主动叫那俩人先走，他们说，你一个走好可怕，我们陪着你。我说，没关系，你们快先回去吧，我一人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一人走到丰乐街，已是晚上十点多钟。走了30华里，一条裤子全是血。在丰乐街上找人要了一条裤子换了，才将那条裤子扔了。换好衣服，急忙上堤，找领导汇报在长寿完成任务情况。这次，水涨得有点大，在上级正确领导下，全体人民奋战七天七夜，用多方面的方法保住了堤。待水退后，我才回沈巷。在家没几天，我就病了，我母亲得知我的病因，找了些土药方，给我医治才好了。

在外30多天，的确很辛苦，总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回想起来，真不可思议。那些人，我是怎样把他们对付过来的，我也糊里糊涂闯过了这一关。这下好了，我回到沈巷，还是搞我的本职工作。正在安下心来的时候，乡政府下通知到沈巷村委会，叫我去乡政府工作。当时我想，这几年在村里干基本上已习惯了，怎么又叫我去乡里干什么呢？我不想去，村领导说，那怎么行，要服从组织安排。我想到，越往上层去，越要求高。并还想，全乡有文化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偏要我去。因为我的文化太不够用，真叫人为难。村领导当场就说，上级要你去，一定要去，不能由自己，个人服从组织。
针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不去又不行。上次在村里拖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拖过去的。我的母亲也给我做工作（她有远见，有志向，是个女强人），领导相信你，要你是香，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我们这个家的爱戴。家里事不用你管，在外安心办公事。没文化虚心学，不论什么地方要和大伙打成一片，一定要把自己看小点。对领导要尊重，接待人不要板着脸。办事要公道，按船下杆（就是按党的政策、法律办事）。领导要你去，不去是不行的。母亲给了我精神支柱，经过母亲对我的教育、大家对我苦口婆心的说服，我受到一定启发，当着村领导就表态，并向大家保证，服从党的安排，办好公事，一生不给各级组织、领导、家人等抹黑。

1.3 进入乡政府，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1958年8月-1970年12月 19-31岁）


1958年8月18日，我踏进了乡政府的大门。进了乡政府门，我的思想既非常激动，又非常害怕。激动的是：一是穷家的人，二是没文化，三是个女孩家，做梦就没想到的，还能为国家办事，吃国家的粮（过去叫皇粮）。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事，能有今天，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不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怎么会有穷人的出头之日。
在村里工作几年，说起来，我的文化不深，但做人的道理、想把事办好的决心还是有的。现在，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提拔，我一定下决心，不折不扣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当好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因为从走进乡政府的门，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但也的确是非常怕，“怕”字在我心里是甩不掉。左也怕、右也怕，怕就怕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有不到之处，给党带来影响，群众受损失，我如何向组织交待？怎样在人中行？
上任时，只带了一床被子（家里无多的，垫一半、盖一半）和在夜校发的两本识字课本。乡党委安排我管妇联、共青团。在办公室里把一些事理顺后，党委就安排我住队。乡政府包的沈巷村，那时沈巷村是全区的重点，各项工作要在沈巷村做示范，做成功了的，就在全区推广。沈巷有九个生产队，其它队都有人包，就是九队有点落后，没人去包。我包这个队是没问题的，因我在村工作时就包过这个队，对九队什么都了解。我住在沈传邦家，是全队比较穷的家，选择住就是要住这样的家，条件好的不能住（后沈传邦当了生产队长）。
住队的任务是宣传上级方针、政策，教育、武装人们的思想，走集体主义道路，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住户里，什么都帮忙做，如洗衣、扫地、做饭、做鞋、做衣、下地劳动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和他一家人打成一片，让他在这个地方起带头作用，支持共产党的工作，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带路人。

住队一段时间，就在本年的九、十月份，开展大办钢铁。发动群众在河里淘沙金，每个村、每个生产队都开展“炼钢铁”。经过一段时间，上级指示，要组织大批人员到张集等地办钢铁。参加人员的标准：年轻的、党团员、干部、双男、双女，说是在那里扎根一辈子。那些人去了一个多星期，乡政府安排宣传队，说是去慰问，我是乡里团委书记，当然要去。那时又没有车，领导安排一匹马给我骑，其他几位领导都是步行的。先到张集（首次到张集），张集的山特别高，第二天早上九点多还见不到太阳，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山。第二天，吃过早餐就往客店方向走，在那里召开一次慰问大会。会议结束后，我们有几个人到处去玩，客店山比张集还要高。那大山上还有猴子，我们亲眼看它在吃包谷，晚上听到野兽的叫声，真可怕。

慰问工作结束，回乡政府，过了一个多星期，就是本年11月下旬，领导安排我到地区党校学习（地址在沙市），别人没文化先安排去扫盲，怎么一下子安排我去学政治、理论呢？我又不是党员。到校学习的人，大部分就是有文化的，唯有我是初识字，半文盲都还算不上。生活上更没说头，到党校一切用品都是自己备。一床棉被（被面是新的），父母听说我要到党校学习，赶着给我做一件新棉衣，外套全是补丁。在外表上，别人根本就看不起我，都不愿和我同被子，一床被子，我就垫一半，盖一半，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是来学习的，只要我能完成学习任务就行了。
在学习中，我不甘落后，决心克服应该克服的问题。老师讲课，我也同样做笔记，有的字写不了的，就做上记号，课讲完了就找那些爱帮助的同志核对笔记。
发的学习材料，有的字不认识，主动找别人请教。在党校学习时，我的笔记仍做得很完整。课一讲完，找别人核对好，再重抄一遍。当天上的课，一定要在当天做完，不做完就不能休息，别人都睡了，灯也熄了，我就用自己手灯照着写。如果不抄完，第二天要讲新课就跟不上。一个月学习结束，毕业考试，我还打了95分。由于我刻苦学习，校长、老师表扬我几次。毕业鉴定，交给乡领导，乡领导看了很满意。

从党校学习回来，已是本年12月底，正要统计年报，领导安排我包沈湾村，村支部叫我住一队。离乡政府约两华里，白天在村主持工作，晚上抽时间回乡里统计年报。年报的一些事项我完全不懂，领导安排材料员帮忙。但是，材料员的工作任务又多，后来，材料员帮我把数据核对准，又教我制表格，开始，一份一份抄，这样太麻烦。我也来用复写纸，在制作时，不是印不上，就是写破了，反正坏了再来，经过反复摸索，终于成功了。统计数据要用算盘，为学算盘，我也花一天多时间。这些基本功，我也学到手。年报工作，在大家的帮助下，按时，保质完成上交，没出任何差错。

1959年3月，我住邢台村，先住4队。在4队住了两个月就又转到6队，因6队户多，人多，思想复杂。住6队带5队。在邢台，如果把6队、5队生产搞上去了，有个好收成，就会影响全村的名声。邢台是个大村，乡领导把这么大的村交给我，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搞好。

这个村有利条件还是有的：1.党支部书记陈朝论是个好班长，当过兵，有点文化，能接受新事物，做事踏实；2.土地多，大部分田可种稻谷，稻谷产量又高，一部分旱田可种棉花，棉花价格好；3.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比较高，只要有正确指导，人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4.有党团员带头，党团员是各项事业成功的核心力量。根据这个村的具体情况，重点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把旧的思想彻底改变为一心一意为集体主义道路上来，在抓好思想转变过程中，认真地把好生产质量关。对每块地按照新的操作方式不放松。其次抓肥料，棉花是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一年的大干，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村组干部的努力奋斗，群众的干劲，乡里在邢台召开几次生产现场会。
住在村里，不光是中心工作搞上去，本职工作也要搞上去，以点带面，丰乐共青团、妇联工作在全区都是先进。那些年，会特别多，我身负两职，一年到县里开会就是四、五次，全是步行，要说辛苦，真还是有点。多少次，就只我一人走那段路，特别走到官庄湖那一段路，20华里，无人家，又全是芦苇，真有点可怕。

这一年是我不平凡的一年，工作压力大，思想负担重。说工作压力吧，理由很多：一是，才到乡里工作时间不长，任何时候不能放松自己；二是，文化水平低，搞什么都非常难；三是，一身两职，压力太大；四是，还要包那么大个村，邢台村又是乡里最边远的地方，在乡里开会、散会，半夜还得往住户跑。说起思想负担，的确一言难尽。工作、思想两大难，真是叫我承受不了。

这一年我已是20多岁的人，终身大事波动得比较大，那时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我已是大龄姑娘。但是，因我是国家干部，时刻要严格要求自己。人大了，也是麻烦，不断有人来追求，是个人也来求，是个鬼也来了，有好多，托人送来的照片，我实在不知是谁。
我对我自己终身大事实在不好做主，我是父母生，我的终身大事应由父母所定。当时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嫁出去。说的是由父母做主，可是，真的把我太为难了，难的是：一、我家特别穷，平时连零花钱就没有，全家人总是在省吃俭用；二、人多劳力少，1959年全家已有6口人，两个妹妹读书，父母身体又不健康，我每月工资只有26元。那时已实行工分制，劳力多，工分多的人家，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到我家做上门客。要是有人愿意，那人的条件便特别差。我为自己的终身大事作难了，我也不能和父母作对，想到父母把我拉扯成人也很不容易，不论从哪方面去说，我也不能伤他们心。为此事，我也不知怎样去面对父母，长时间胡思乱想，我又没知心人，想来想去，我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终身不婚，一生孝敬父母；二是，万一父母做主，给我安排的不是意中人，那就一死告终。后来，不巧，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大8岁的人，人才也不太行，当时我也没反对。就在同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想的是到邓畈那个地方去投水，正走在途中，碰上一个熟人，那人说，天快黑了，你这是到哪去的，我说，去玩，去湖里有点事，那人说，不行，回去，一个劲把我往回拉，那人又说，真有事我和你一起去，那人这样一说，我也没理由了。（此做法至今无人所知）
回到乡里，自己和自己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白天要工作，晚上想自己的事。有时候一夜不眠。后来我还是主动跟母亲说，那人不行。几个月后，原老乡长王大才的夫人王大英给我提亲，说的就是我现在的身边陪伴人张顺富。他是本乡的邢台村团支部书记。他无兄、无弟，无姐、无妹，又比我小2岁。当时我认为是可以的，他是个独子，他为什么愿做我家上门客呢？后经了解，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他父亲去世过早，随母亲又到另一家生活，继父又有一女儿，家里条件也不十分好，但是比起我家相应还是好得多；二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多次到我家来过，认为我们家老少都比较随和。我们往来时，他只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具体地说，以后不管哪个妹妹愿在家养老，孝敬父母，我们就另立门庭，如果妹妹们都不愿意，还是我们顶着这个家。就这样，经人介绍，我们的终身大事总算定下来了。我们的决定众所周知。这以后的工作，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他有点文化，经常帮我做做笔记，我们能競競业业地工作，使丰乐的共青团工作、妇联工作，都搞得还可以，区里经常在丰乐乡召开现场会。

没过多久，又出现点小故事，同年十月，县召开一个什么会议，我去参加这个大会。他在家和别人到乡里去办结婚手续。当时乡里办事人员什么也没说，只说结婚证发完了。我得知此事，就当无事的。当时我应明白，理由有三：一、我是国家干部，他是村干部，怕今后我关心不了他；二、他是无主见，有可能听别人的话，哪有女人大男人的呀（人们传说，男大女享福，女大无用处）；三、可能还是看不起我这家。婚姻自主，人家有人家的权利，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领导找我们谈话说，你们都是好干部，为什么对自己不负责任，影响很不好。说是和好，但对我来说，在思想上受这样的打击，那真是难以忍受。我的父母得知此事，做我的工作，说什么，人家还年轻，不懂事，只要人家愿意上我们家来就行了。父母的决定，我也只好从命，凡事只要父母高兴，我也再没任何理由，表面上过下去吧。

这一年还没到，作为我个人想法，私事实在太多，太复杂，但是不管多么复杂，个人的事要服从集体。住队日常工作决不能掉队，邢台村的各项工作在上级的正确领导、指导下都取得一定成果，粮、油都获得大丰收。
已是1958年12月，又要出年报，还要写总结，面对这些事真是把我难上了天。识字不够，怎么去写总结，还有住队任务多，我把自己的想法主动地找领导汇报。领导说，不要怕，你先把数据统计好，工作方面的，这一年做几件什么具体事，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先写个初稿，然后由材料员给改正，自己再去抄写一下就行了。
有关年报的事，去年做过，有点点基础，今年要讲点进度。看别人用钢板，我也研究一下，请材料员指点一下刻钢板的具体方法。当时我自己亲手去做，就像开始写复写一样，不是写坏了就是写破了，经反反复复的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最终还是成功了，总算圆满完成年报工作。
冬天已到，又要到过春节了，家里大人、小孩的鞋子、靴子，这些都得需要我去做，母亲的眼睛又不行，我只好和领导说明实情，得到领导的关心，同意我不到住户休息，晚上可回乡里。那时不放假，白天下队，晚上回来加班，每晚一干就是转钟三点左右，做到每人一双鞋子，一双靴子，就是到腊月三十也不放假。那时提倡的是大干社会主义，搞好集体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没有私字，没有自己，没有小家。大不了，各乡领导自行安排，腊月三十，大家、小家，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从1959年11月份开始生活过渡，在小家也没吃的。（那时国家在还债）

1960年提倡开门红，年关过后，正月初三，乡领导安排我带全乡的劳动力到本乡的十字湖（现在洪山村以西地段）开展开荒造田。每人一天只有6两米，天气又冷，大多数湖面都有2至8寸深的水，还有冰块。每天上工地，首先，我要第一个下去，你不下去，群众一个也不动。也不能穿胶鞋，就是赤脚。一下水，冰块割得腿特别痛（现在每到冬天冷时我的一双脚不断抽筋，真不是个滋味）。
一直干到正月初六下午，召集各村干部，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了才抽点时间回乡政府。一是汇报工地工作，二是请求组织上批准，把结婚证领了。也没请客，到第二天早上我以开会的名义把沈巷村村干部请到我家吃个早餐，让他们知道我家添一口人，以便以后多关心和培养他。中饭到邢台老家的，饭后各干其事。又过十多天，我到乡里开会，我俩才相见。
在工地里，人们生活实在难安排，只有那点米，完全靠野菜。每人都用脸盆装稀饭，半盆稀饭吃完了，人就动不了，都坐那，个个都像西天佛爷一样，催几次都不能起来干活，还没干到一小时，人又饿了，又坐那不动。半个多月后，人们身体都发肿，这种情况一出现，我及时向乡领导汇报，没等多时，就在同年3月份区里办了病院，我随广大群众一起返回为病人服务。到4月份，我也病了，医生说我是患的伤寒病，住院十多天，出院后就又住沈湾三组石德安家。

这个村共6个生产队，每个队我都住过，在5队住的时间最长，5队队长是个女同志，名叫沈桂英，很能管事。7月份我去县里开会，队长沈桂英家房子被烧了，我的东西同样都烧光了（从别人家起的火）。这一年我也不知走的什么运。（顺富由政府安排到十字湖养猪厂当会计，就是现在高垱村东边，他在那也同样受火灾）
沈湾村条件不好，人的思想又落后，原有的现状很难改变，所以工作量大，快到一年了，村里各项工作起色仍不大，因而我越想越没劲，总认为在外面干不如在原来自己村里干。我在村里时候，年年不是县里就是区里、乡里、村里的劳动模范。自从当国家干部，人也没闲着，劲也没少使，怎么就没效果呢。不论如何，还是要从主观上查查自己。

到了秋天，领导又安排我住邢台村，主要是为第二年农业大丰收打基础，到村没住多久，进入1960年10月，全国全面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整社、四清），大部分干部都抽到洪湖、沔阳，而我们县里重点在陈集、冷水办点，我们丰乐区包的是陈集横堤村。开始在县培训时并没有我，后因人员不够用，区委带队副书记王道兴打电话通知我去参加这个运动，头天晚上打的电话，要我第二天赶到县城，等通讯员找到我，已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我从村里急忙回到乡里，简单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便往县城赶，动身时已是中午12点，又只我一个，一直走到谱门餐馆，吃一碗面条后又走，赶到县城已是晚上8点钟，到会场（人民宫）吃的是冷饭、冷菜。饭后到报到处时，办公人员说，搞运动的人全部下去了，你就在这休息明天赶去（因为隔着大河，又没桥），我也只好这样。休息时，大约晚上11点左右，我的肚子突然痛，后越痛越很，会场上一没医生，二没女同志，三没路灯。我只好忍着，心想坚持到天亮就好办了，最后痛了实在受不了，起来小便，不对，怎么在出血，我想是否是月经，而后，大约在转钟一、两点左右更有点不对，又跑出去，怎么溜出一个血球。因厕所有点远，我就在没人去的地方，借着月光，用一个木棒拨动详细观看，翻动几下，这才发现是流产，一下子肚子也不痛了。第2天吃过早饭，只好忍着，也不好意思向任何人说明，还是我一人往陈集方向赶。边走边问，当走到横堤村时，工作组长王道兴安排我住了下来。见到领导更不好说自己的私事，在我内心里，只要不倒床，我就能坚持继续工作。正好，村里将我安排在三组一家姓陈的，只有俩老。真巧，好像是上天安排好了一样，要不然，人家人口多的话，万一发现我是个流产的人，那该怎么办喽。队长找几块木板给我当床，木板子一头搭在鸡笼上，一头用几块砖支着，上面铺上草，草上面铺着我自己带的床单，连棉套就没有，自己只带一床棉被，冷很了，就盖一半垫一半。
那老俩都有六、七十岁，只有两间烂草房，生活很艰苦，住在那两个月没吃过干饭。住那就是喝水一天也得付6角钱、1斤半粮票。俩老心还比较好，到天冷时，每当我在外开会或劳动，回来晚了，就将饭或是稀糊放在灶心里，等我吃时仍是有点热气。

到村后，领导就汇报时间和内容进行了安排。工作两天后，召集大家进行汇报，住队共有7位，汇报完，我首先得到领导的表扬，说我的工作做得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从那时起，我每天和群众一样，尽管是冬天，群众下湖砍芦苇，我也去，砍的芦苇都是自己挑回。群众打芦席我就跟他们学，只要不去开会，我就和群众在一块打芦席，用竹篾打团绳我也学会了。

只有和群众坚持在一起，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感情才能深，人们有话才能说出来，就这样，我的工作开展很顺利。住队10多天后，我的身体一下子垮得不像一个人样，头发不断地脱落，住户老奶奶心痛地问，姑娘，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头发掉得这么凶啊，我说，因我在家病过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这时领导也发现我非常的瘦，并说，叫我休息几天，但运动正在高潮，要是休息几天的话，我住的队，无人管，工作就要掉队。由于我的坚持，完成任务比较出色，领导号召其他工作人员向我学习。

那段时间正干得起劲，领导给我传来一个不好的问题，说我家里受了火灾，当时一听心里一惊，问领导，可没伤人吧，只要没伤人就好了，领导安排我回去看看，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反正是烧了，我回去也没用，我不能回去，地方领导是会安排的，再有20多天运动就要结束。我的想法领导很支持，当时领导王道兴书记给我10斤粮票、10元钱以表达他您的心意。我往家里寄回30斤粮票、25元钱，一直坚持到运动结束，到腊月二十几才回到丰乐。
我的家受灾后，由于村领导安排住在公家屋里。有地方领导关心，亲朋的援助，家里房子由父母们操心去办，第二年，就是1961年，我们原班人员在正月初五住进关山乡，相河村，一干又是几个月，5月份才结束。运动结束后，我请假到襄樊医院检查病因，经医生检查诊断说没大的问题，开一个星期的药，并给一份药单。

这场运动中，我学到了不少的工作方法，原来做点事就要请别人帮忙，现在我自己能做该有多方便。就这样我的各项工作就做得有一定起色。就在这一年的12月份（1961年）由乡政府的乡长沈家高，副书记雷先武两位领导的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了，我要加倍努力工作，严格按照党章所规定的遵纪守法，做一个党的忠实的好儿女，全心全意，不某私利，为人民服务终生。

1962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九坐月子，在孕期根本没休息过，孩子出世的头一天晚我和领导一起在沈巷8队参加群众大会。会议结束又在那吃晚餐，饭后已是10点多，离乡里还有一华里多路，当走到半路时，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到乡里我觉得实在不行（乡政府与我小家只一墙之隔），就回到自己的小家，我母亲看我这个样子，马上去请接生员，四月初九，大约早上4点左右一子出世，等大天亮后，由我母亲将公章交给乡领导，给乡里干部们一个惊喜。
坐月子期间，家里条件差，也没什么好吃的，其原因：一是1960年才受火灾的，二是妹妹多，最小的妹妹大我的孩子100天，我母亲弄点好吃的，我也不能忍心吃光；三是农忙季节，把我母亲累坏了，孩子的父亲又不在家。但是，我的几个妹妹都特别懂事，内外的事都抢着做。坐月子只休息30天，一上班，整天的事做不完。
那时乡政府一没电话员，二没通讯员，三没炊事员。下乡的同志晚上回来，只要是听说还没吃饭，我便马上为他们去做饭，就是只一人也得去做，4两米还得做成干饭，都是用柴火灶做成。每天如此，一忙就是晚上10点多，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公事忙完了，就抱着孩子坐床上，一是自己学习，二是给家里人做鞋子，那时还没电，用的是煤油灯。在那阶段，我并没有因孩子拖累而放松自己，仍是紧张地做事，总是当天的事当天做完，从不过夜。如果要下乡办事就把孩子放到家里，姑侄俩都吃我母亲的奶。尽管这样忙，我把孩子带到两岁差30多天才断奶。孩子的健康成长，做母亲的有主要责任，再好的主食也不如娘的一滴奶水，生了他，就应好好地养育他。开头就又有难字挡住我的工作施展。从1964年正月至8月总算认真地住几个月队。那时还没完全实行计划生育，我的第二个孩子又要出世了。1964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七，喜得千金。坐月子还是只休息30天，带着孩子没让住队。在本年11月底，政府机关搬迁到十字湖，房子是部队做的，部队调走后，就将所有东西交给地方政府。乡政府搬那，也没人给我带孩子，一切都是自己做。如果要到区开会，我一人带着孩子走到开会处，那时又没有车，一走就是七八里路。开会时，抱着孩子做笔记。

住十字湖非常孤单，大家一下乡不回来，那几十间房子四面不靠人家，就只我们娘俩。一直到1965年5月，乡政府又才迁到丰乐街上，这时又安排有电话员、通讯员、炊事员了。按计划吃饭，在机关不下乡每月只27斤粮票，我还想节约点，照顾一下家里，每天我给自己规定只能吃8两（早上2两，中、晚餐各3两），孩子又要吃奶怎么办？只有自己多喝点水。吃饭时，别人的菜汤，不爱吃的都倒给我，等到孩子自己会吃米饭时，白天就放家里，晚上由我的四妹或五妹，多数是五妹，将孩子送到乡里来，第二天再抱回去，象这样抱来抱去大约有一年左右。我如要去县里开会就由四妹跟着，1966年4月就给孩子断了奶。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先是学生串联，后来声势越来越大，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农民停产，天天在喊打倒走资派，到处抓反革命分子。

1966年5月至1970年12月党委安排我担任丰乐管理区革委会副主任。机关工作、政法工作都由我主管，造反派要夺权争夺的就是政府公章，保公章如保命，如果把公章丢了，就等于丢了自己的生命。在造反派夺权紧张之时，我白天躲着不见人，晚上等人静就到办公室处理当天应该处理的事。

这场运动，大部分人都受到整，特别是九一爬街，那天下午，刚下过雨，地上都是稀泥，造反派把一些区一级领导人员集中到区门前，造反派头目说了几句话，就叫大家开始爬，每个人头上挂牌子。不爬就打，有个年轻女同志叫蒋翠华，不知说一句什么话，被造反派当场把她的门牙打掉一颗，爬了约2里路。我当时听人议论此事，就躲在一家屋内往外观看，现场看得很清楚。爬完后，我赶快离开此地。走时，那人问我，你到哪去，我说走在哪是哪。那时根本不能和别人说实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爱护，我从来没受到整、斗，连批判都没搞过。不过，有一次值得一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是1967年春，有一天下午，造反派组织人员在丰乐游行，只要在家里工作人员都要参加，我是当然在内的，第二天早上开始上班时，一下子有两个造反派人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叫我去丰群办公室有事要谈。当时乡政府只有一位叫王善斌的副书记在家，我请示他，我是去，还是不去呢？王书记想了想说，你还是去一下为好。这时，我就在前面走，那两人跟着我的后面走。等走到丰群村，已坐满了几百人，那些人都把我看着，当时我在自己心里想，今天可能有麻烦。他们把我请到办公室内，坐在那里的一个叫杨忠湖的就问我，昨天你参加游行的吧？我说参加的。他又问，你怎么呼的口号呢？我说，按你们发的口号单呼的，我接着说，你们不相信，可查问，我的前面是某人，后面是某人。我将前后的人名说给他后，他就去找那几位人核查之后，马上就叫我走了，并客气地说，对不起，把你的事耽误了，快回去忙吧。

在乡政府工作十多年，说起来吃了不少的苦，但是，锻炼了我坚强意志，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今后我还要继续用党的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人民，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当好人民的公仆，一切为了他人，个人的享受绝不能放在第一位。由于我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的工作很顺利，人也比较平安。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对我关心和培养，往后去，努力、努力、再努力，绝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期望。 1.4 丰乐区内工作调动（1970年-1980年11月 31-41岁）

1.4.1 杨集乡工作经历（1970年12月-1974年5月 31-35岁）

1970年12月，有一天，区委副书记李延春找我谈话，叫我到杨集乡工作，职务仍是妇联主任，参加党委成员。作为我来说，能参加党委就够满足了，我也非常高兴，先一天下午谈话，第二天就带着自己所需物品，乘一个搬运工的板车到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

我这才体会到，在一个新的地方大有不同，党委书记张大庭和一班工作人员都对我很热情。上任那一天是阴天，晚上刮起大北风，落小雪，第二天就特别冷，吃过早餐，找到书记说，我要到各村走一走，熟悉一下情况，书记说，今天这么冷，休息一天再下去，我说没关系，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认为我有一股热劲，就安排武装部长吕传道陪同我。从曹滩村开始，路过腰湖港、同意村、高林村、高兴村，在高兴村民兵连长杜泽威家吃的中饭（因杀年猪）。接着到龙泉巷村、合兴村、丰岭村、白佛台村、旭兴村。全乡共10个村，横直约30华里。每个村只走支部书记、村长、妇联主任家，10个村走完回到乡里天已黑了。头上的头巾和衣服都凌得象知了壳一样。天气虽说这样寒冷，但精神和心情特别好，根本不觉得冷，也不知道累。食堂师傅，时老师傅，见我们回来了，连忙弄火给我们烤，做火锅给我们吃，真是非常关心。我自长到30多岁和参加工作以来，从没享受过别人这样为我服务。
晚上开会，书记安排我住同意村。这个村在小集镇上，人的思想比较复杂，根据这个村的具体情况，我下决心要把它搞好。同时，我还要做好本职工作。杨集乡是丰乐区最大一个乡，我想区党委把我安排到这里，完全是对我一个考验。杨集乡的妇联工作如果搞不好，就关系到整个丰乐区的妇联工作，左右着全区整个妇联工作局面。区妇联主任刘启兰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下决心把应该做的事项要做好，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组织上，领导们对我考验和信任。
从乡里调到区里，我在自己心里想了好多，全区那么多优秀干部，随便找一个就比我强，为什么不安排她们？但我又想，也可能是这个地方更需要我。说实话，到一个新的地方思想也起了很大变化。离家远了，家里大小事我已全不管了，这一下全想的是公事。在丰乐的时候，一是本地人，各方面关系要照顾到；二是拖着孩子无人帮助，对我的精神压力太大；三是离家太近，家里一切事见到了就想帮，经常抽晚上的时间回家挑一缸水，还要洗很多衣服，洗完后再挑到小河去清，也无人跟我作伴，这些做完了再回乡或是到住户去休息；四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委屈。这下都好了，那一切全都丢得一干二净。在丰乐我的体重总只有八九十斤，我是1.64米高的人，体重却却从没超过100斤。

调到杨集，我包同意村，都说该村人的思想比较复杂，但它有个最好的条件，党支部书记毛传贵是全区的红旗书记，工作积极，能吃苦，能接受新事物，支部一班人很团结。这样好的村支部，我只能给他们当个参谋，我和支部的一班人拉得很紧，所以各项工作就完成得很出色。1971年春，杨集乡党委又把我分到合兴村，这个村是区里重点，作为乡政府必须要有人去住。在那年代里，农业方面，提倡的是，远学大寨，近学周岗和合兴。合兴离乡里有10华里，为了中心工作和本职工作不落后，所以就妇联工作上的一切要做的，都放到合兴去做。到合兴开始住3队，把3队搞好了，又叫住2队，在2队住的时间最长，住在邓秀英家，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这人很和气，工作也能干，群众都拥护她。二队队长没文化，人品好，工作也能干，就是在接受新事物方面差点，所以在全村工作要想抓平衡，2队也是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当然我住到这队后必须要用多方面的方法打通干群思想，接受新事物，引导干群坚持科学种田，最终使这个生产队人的精神风貌、生产方面都有了一定起色，再不是落后的生产队了。到杨集工作几个月，由于思想愉快，工作顺利，体重一下子长到126斤，从未有过的记录。
住在重点村，人员比较多，但工作总是做不完，先进村同其它村不一样，白天、晚上都有事做，各级经常放在合兴村开现场会。合兴村的工作要走在前面。县里经常在这召开现场会。那时住队，主要是抓人的思想教育、生产增收效果。包村干部，还有村组干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都没有时间在自己家做私事。住合兴村，从春天到冬天，10个月左右我的体重又回到只有98斤。在合兴，我经常被调动，全村共有8个小队，在一年中我就住过5个生产队。1972年春，我又被安排到腰湖港村。在杨集工作三年多时间，全乡10个村，我就住过9个村，只有高兴村没住过。

由于我的中心工作、本职工作都搞得好，在1972年下半年我被评省、地、县妇联干部先进代表，并选为县妇联委员、区妇联副主任，所以，1973年8月份以前多数时间都在参加代表会。这一年，我的思想是很愉快的，荣誉有了，第三个孩子也快要见面了。为什么还要第三个孩子？1.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个独子，人太少；2.为了缓解我俩之间小矛盾；3.双方父母向我做工作，为满足他们的心愿，我只好听从。1973年9月党委书记肖维荣安排我休息。老三出世第三天我就做绝育手术（刀扎），只休息30天，我就自觉地去上班。那时仍没有车，我个人抱着孩子加上孩子的用品，从丰乐一直走到杨集（这中间我正走到常淌之处，杨集乡的辅导会计张继付赶来，才帮我带些物品）。所以，我现在一双脚天天疼痛不断。上班，领导非常关心我，不下乡住队。

1.4.2 大集乡工作经历（1974年5月-1977年1月 35-38岁）


1974年5月，组织上为关心我，说一个人带孩子离家太远，把我又调到大集乡，职务没变。党委书记杜传义对我也是很关心，不让下乡，在政府抓机关工作，带管肖庙村和全乡的知识青年工作。我所分管的工作，每次汇报我都能结得下帐，完成得了任务。
孩子我一人带，我的孩子很听话，大家都很喜欢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就被电话员或通讯员，或者机关其他人，就抱走了，到中午才到我身边。要是到县里开会，家里就抽一个人陪着去。
1975年下半年，大集乡被评为知识青年工作先进集体，我本人为先进个人。同年8月底，我就到县、地、省参加知识青年工作代表会。等我在省里开会回来时，党委免去我妇联主任职务，任命我为大集乡党委副书记，这样我的担子更重了。副书记主抓党群，如：入党、入团，基层干部调整、共青团、妇联、知青、卫生、教育、政策、邮政、广播等等方面思想教育等上述工作，说的是都有人抓，但是必须要过问，哪一项搞不上去，党群书记要负总责，同时还要包村。作为一名副书记要当几个人用。
我包李河村，这个村比较大，也不先进，人口多，全村有2245人，耕地面积约4000多亩，400多户。村的地形是长方形，全长约3华里，还有两个生产队离村办公室特别远（1队和8队）。过去乡党委副书记杨道义，武装部长张荣庭都在这个村住过，都没搞好，现在交给我，真叫人担心。
1975年11月我踏进了李河村，开始住3队。刚去时，村干部大都看不起我，他们认为过去几个男干部就把村里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个女人又有什么本事呢。我怎么发现他们这种苗头呢？有一次，他们开村支部会不让知道，我得知此事，把党支部书记姚光好请来，好好地跟他理论一番。接着召开村党支部委员会，同他们一起找李河村落后原因，根子在哪里。集体了解、分散座谈；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青年，后老年。经过一番艰苦工作，最终总结出以下几方面落后原因：党支部一班人不统一，任务安排不结硬帐，对少数不遵纪守法的人员放松教育。原因找准了，党支部一班人头脑清醒了，有了明确目标就好下决心。大家一致认为，从现在起，一定叫李河变个样。提倡干群一条心，劲往一处使，虚干变实干。人们是个现实主义，能解决吃的、用的，广大群众劲就来了。根据这个村里实际情况，哪几项事要做的，先公布于众，让广大群众都操点心。如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造肥料、深挖棉行、渠道整修等等，该不该搞，这几项事得到人们认可，干群思想统一了认识，大家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白天在地锄草、深挖棉行，早晚在房前屋后铲扫杂草、垃圾，集中起来怄肥料。

人们传说：庄稼是支花，全靠肥当家。群众干劲起来了，什么现场会、站立会一个接一个的开，把整个村大小干部都忙得紧紧张张的。大干一个星期，完成大部分任务，特别是肥料，大家早晚都是提着马灯干，将房屋前后收拾得干干净净。人们都说，过年就没收拾得这么干净的。经过干群努力，全乡在李河开现场会，区卫生院也放这开卫生工作现场会。第二年，粮食、棉花都大丰收，广大群众有饭吃，有钱用。干群们都说，我们村的地还是那么多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就是来了个刘狠子，李河一切都变了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干，总算把这个村改变过来了。在李河8个队，只有1队、6队没有住过。

到1976年9月我又转到青丰村去了。这时党委书记写信给我，叫我把全乡的工作很好地抓紧，以后大集的事就由你全管。这一说，倒是好事，党组织对我关心和信任。但我又特别怕，理由是：本人文化水平差，党组织把这重担交给我，搞不好要成大集乡人民的罪人，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不能接受这个重担。抽时间专程回区里找区委书记蔡从新把我的想法全说了，领导才答应我的要求。在大集不到三年先后住过肖庙、李河、山河、青丰1、6、3队，前锋3、6队，卫星5、6、8、9队，覃庙3、4队，红星2、4队。 1.4.3 丰乐管理区工作经历（1977年1月-1980年11月 38-41岁）

1977年正月，区委通知，叫我到丰乐管理区上班，职务没变，同样抓党群工作，春节后，召开全体干部收心会，会前领导文克建安排我包沈湾村，当时我也没反对，会议期间没经任何人商量，他主观将我安排到安桥村。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要变动我，他说没原因，我找其它几位党委成员，我的变动是否讨论过？大家都说没有。这时我已明白，文是有意在搞我，其原因：一因他老婆不尊重孝道文的父亲，我和区妇联主任李景发找她谈过话的。那时我还是区妇联主任，二，我包沈湾村怕我经常回家。由于文的这种态度对待我，当然是不会服从的，最后我自己决定，安桥、沈湾都不去，我去住高垱村，这个村离乡政府是最远的。乡里开会不安排人去接我，我就不回来，但是党委要决定什么重大问题，我不在场还是不行的。到防汛期间，其他党委成员去找我商量，有关邢台那段堤要整修，叫我去主抓。当然，我和文有意见，他安排的事我持保留意见，别的党委成员哪个安排的事我都保质保量完成。
在当年6月底，把各村领导通知到堤上接受任务。半个月时间就完成500米长、4米宽、2米高的土石方任务。在修堤期间，我带病坚持在工地上，每天体温在38度多，医生到工地给我打针、送药，我还得坚持在工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后我又回到高垱。

到1978年4月，洪山寺水库工地需要领导。乡政府主要领导（文）安排通讯员到高垱去找我，我当作不知道的。这时区委才知道我和文的矛盾，区委副书记王振威亲自找我谈，问，“为什么不服从分工？”我的回答是，“哪个说我不服从，谁个找我商量的？”我并说，“工作几十年区委所有领导都了解我，从来没有人说我不服从分工的这几个字。”我这一说，王书记笑了，“好好，不多说了，这次来安排你到工地带班可以吧？”我接着说，“我是乡一级的干部怎么能由区委直接分我工呢？”王书记又笑了。这时我当着王书记的面表态，“今天你说了，明天我就去工地。”第二天，在住户将行李一起带到工地，时间是1978年4月30日下午。一到工地，指挥部负责人肖区长（肖全成），听说我到工地马上赶到我的住处，给我交待任务，提要求。由于工地一段时间没领导，有很多事要理顺，用2天时间把所存在的问题都解决好了。

营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心都齐了，我和大家一样，以身示范，自己的表率是无声的号召，只要不去开会，其余时间就和广大民工一起挖土、拉车。在工地根本没什么轻活，都是重体力劳动。我和大家一起干，民工的干劲就更大。经过几天的大干，我们工地跃上先进行列，得到指挥部的表扬。当上了先进，民工的干劲越来越足。

我在工地干了50多天，由于那些劳动太吃力，我也病倒了。指挥部领导安排我到医院去检查，经检查，医生说，你这病有点严重，我说怎么办呢？工地又离不开我，就叫医生给弄5天针药。5天用完还不见好转，又到医院开几天的针药和中药。这时民工们都知道我病了，有的帮我找乌龟，有的帮我找白鳝鱼，说这些东西可以治好我的病。大家动手，弄了不少，吃了还是不见好转。时间长了，人越来越消瘦，最后体重只有80斤，路都走不动了。指挥部领导说，你不要到工地，好好治病，我说，不到工地不了解工地情况，怎么能安排第二天的事呢？病重才没参加挖土、拉车，但是不能离开工地，边用药边坚持在工地。正在这时，医生将我的病传到人们中间了，人们都在议论说，我患的是癌症，这个议论被区领导听到了，叫我去县医院检查，我一人抽点时间从工地直接到县人民医院，当时医生给我就穿一下刺，等到下午才拿到结果，病单上什么也没肯定，医生说，你是否到武汉肿瘤医院去检查一下，医生这样一说，当时在自己心里想，我到底是什么病？也不冷，也不烧，就觉得软，我还是不在意。

回到工地第二天，患处痛起来了，肿大了，因在县医院穿刺了的，这下，就把我搞急了，工地指挥部把我的病向区委汇报，区委对我的病很重视，决定派人陪我去省里检查治疗。去后，由国棉二厂负责接待，同我一起去的叫向传林。第二天厂里安排组织委员用专车将我们送到柴湖医院，就是现在的肿瘤医院，到医院也没排队，一位专家就给我检查，经检查，那专家说，没大的事，更不是癌症，这痛处是因结扎毛细血孔出血，带点药，回去好好休息，搞下理疗，打一段时间的胎盘组织液，不搞重体力劳动，就慢慢会好的。（时间是1977年8月16日）就此也没上工地，就在自己家休息治疗几十天，每天到医院去一次。
1978年9月，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区里作妇联工作，原本是区妇联副主任，边工作，边治病，直到1979年春，我的病大有好转，区委派我到李河村住队，这时李河已是区委的重点，住队人员较多，我住在二生产队，代方兴家。代家老小都特好，帮我煎药、洗衣等，关心我。我住的队在全村没有落后过，当然，这应归于队长姚光福。
1.5 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11月-1994年4月 41-55岁）

1980年11月，区委决定，要我担任区计划生育助理，当时我吓了半死。因为这是一项国策工作，加上人们的生育观特别守旧，什么多子多福、光宗耀祖、养儿防老等旧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这担子真叫我挑不起，太难了，它在我心目中难处太多，具体有：
1.丰乐是个大区，面积大，全区横直约六七十华里，4个乡镇，加区机关。42个村，271个生产队，10884户，72411人，100627亩耕地，9162人育龄妇女。
2.人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封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旧传统观念比较严重，说什么，只有剰柴剰米，没有剰儿剰女，一根草顶一滴露水。一说开计划生育会，就无人参加，给育龄妇女上个环，比登天还难，上环医生走到哪，哪些人就躲着，在工作出现不少奇闻。举例说，有一次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到山河村，人们听说工作人员到山河，育龄妇女正在地里劳动，一下子全躲起来了，有的躲在麦地里，有的躲在衣柜里，有的跑回家用竹筐盖着，有的还躲到水缸里，有的躲在屋里拉架上。肖庙村有位中年妇女，医生已将上环的工具放进阴道去了，她说，要她的命就不上环，说着，站起身就跑，医生忙叫着她，不要跑，快来，不上就不上，帮你把器械取出来，不然会大出血的。旭兴村有一公爹不让儿媳上环，医生、做计划工作人员到他家时，他拿个大钉耙坐在大门口，工作人员怎么做思想工作他就是不让路，并说，你们哪个给儿媳上环我就跟你们拼了。
3.各级领导的思想也是半通不通，不管开什么会，很少讲计划生育，就是讲，也难说两分钟，要不然在散会时说一声：“大家听着，还有计划生育”，就只说这四个字。
4.少数人仍不执行计划生育，抢怀、抢生，经教育不服者，还要采取刮胎、引产、罚款，要将计划外怀上的胎儿弄掉，生了的要罚款，从他荷包里把钱搞出来，该有多难啰。

难字当头，我如何对待这个难字，是进，还是退？我也不敢说不接受这个重担。自己给自己壮胆，只要严格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制度，没有说搞不好的，带着这个“难”字往前冲。我要下决心重视这项工作。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吓不倒英雄汉，想方设法去突破这个“难”字。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计划生育总只一个“难”字，没有一万个“难”字吧。
在这个“难”字上我始终把握着两个绝招：一是靠各级党组织的重视，要想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我决心做到有典型、有数据、勤汇报。县计生委领导讲得好，计生工作像人们乘车一样，能挤上车就好了，领导们在会上讲几分钟，就等于我们做了好多天的工作。我要抓点带面，抓党、团、干部带头，只要这些人带头，广大人民群众会自觉地去执行。
二是靠先进，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积极分子，对已有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动员绝育，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动员上环，自觉到医院做手术的（指绝育的），发动大家送营养品，什么鸡、蛋、肉、经济等，还给休息45天，将营养品敲锣打鼓地送上绝育了育龄夫妇家里。丰群、沈巷、覃庙、邢台等村都是这样做的，大造声势，使全区计划生育工作抓平衡。
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心目中仍是存在一个“怕”字，因它是国策，搞不好，结不了帐。具体怕什么呢？一怕挨骂。因我工作二十多年没有得罪过人，没让人骂过我，做计划生育工作，从家族到亲朋，从国家干部，党、团、职工及广大群众都要被我伤过他们的心；二怕挨打。担心以后再遇到什么运动怕挨斗，在执行上有错者怕组织上给我处分，在完成任务时，达不到各级的要求怕就此垮台。区委把这项重要的工作交给我那真不是闹着玩的。
1984年下半年区里有分管的领导，又设有计划生育办公室了，并还配一名会计。有什么难题可开会商讨。几年间，人们都抢着生二胎、三胎、四胎，不执行计划生育措施的越来越多。这时各级领导才下决心，对已生两个孩子的或三个孩子以上的夫妇一定要采取绝育手术。开始是刀扎的，这种方式后遗症病人又出现不少，全区有74人，重的有11人。这样又带来工作上的压力。对后遗症病人上门服务，治疗费用全由计划生育部门负担，生产队还减免义务工。对已绝育，小孩夭折的，由区计生办将对象带到县里做复合手术，经费由计生办付。
刀扎，的确很痛苦（因我有体会），大家在刀扎时，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报纸上我看到一种用药物绝育的方法，这种方式我认为很好，并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得到认可。1988年3月我同分管领导李景发主任到省里广州军区医院求援，请来一位刘医生。这种绝育方式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方式不光我区人们享受到了，全县大部分也享受到了。刀扎休息30天，药扎只休息7天。这种方式得到县计生委的重视，之后全县大多数都实行药物绝育。
计生工作，我由兼管成为主抓，在这个“难”字中已度过几十个春秋。特别是从1980年11月至1994年4月，这14年间，我好像上战场一样，小心又小心，认真又认真。当然在各级党的重视、上级的亲自指导下，有党、团、干部的带头、外地经验的传播，我区计生工作把“难”字已冲到九霄云外，彻底打破了人们旧的生育观。

计生工作，在全区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全县基本上没掉过队，受表扬的多，受批评的少。党委在县表彰会上做过经验介绍，省、地、县榜上有名。1982年到1988年两次获省人民政府表彰，1982年至1990年，获得地区行署表彰多次，获得县政府表彰。1992年我区计生工作获得县人民政府一等奖。我本人受过多次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3年12月颁发给我“计划生育工作者荣誉证章”。 我区计生工作有一定成效，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党的各级领导是关键，重视是经验。“重视”主要表现在各级有人抓，区委决定，从区到基层妇联干部主管、副书记分管，其他干部人人过问，使计生工作真正挤上车，有了座位，计生工作人员走出去，广大人民再也不会躲了；
二、教育为本，提倡自觉。大会、小会讲，培养典型讲，经常开表彰会。全区一孩夫妇1728对，已领独生子女证524人。有生育能力9162人，绝育825人，其中男扎25人，上环6572人，总采取措施7398人，占86%多；
三、措施过硬，与一切挂钩。入党、入团、提干，从区到基层，凡不执行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权； 四、狠抓平衡。为了丰乐计生工作一直保持先进，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从村级抽人。党群书记、妇联主任，再加上计生办工作人员，共40多人，分为两大班子。一班子由镇分管领导带队，一班子由计生办主任（就是我）带队，决战四年，从1986年---1989年，轰轰烈烈，不分夏天冷天，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干部职工群众，谁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就对准谁。
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学，重点学习计划生育条例，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彻底转变生育观；二是追，凡是计划外怀孕的，逃到哪追到哪，有时跑到外区、外县，一直追到刮胎、引产为止；三是征，对过去无计划生了的，实行经济处罚。
1990年7月成立计划生育服务站，当时是租的食品站房子，租金由计生办付的。1992年5月又用专款为计划生育服务站买一栋房子，为广大育龄妇女正常服务。

几十年，总算完成工作上的历史使命。在几十年里，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没受到任何处罚，没给丰乐人民抹黑。在各级党组织教育、关爱下，在亲朋们的帮助下，我由平凡到不平凡，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总算顺顺利利地走过来了。

1955年至1994年，从村到人民政府工作39个春秋，在这几十个年代里，我反复回忆，真正出色的、惊天动地的没有一点值得一提。但是，就那七个字：没功劳，也有苦劳。因我只有这点能力，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一心为党，为人民，不图名，不图利，不贪，不挪，干干净净过来，这就是我做人的标准。

几十年做点平凡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几个妹妹有一半的功劳，我有五个妹妹，二妹小我五岁，给我姑姑当姑娘，她长大后经常回来帮父母做事，孝敬父母，二妹夫也如此，特别是在1977年我整修房子，他帮一个多星期的忙。三妹为了这个家，只读小学三年级，十三岁就参加劳动，家务、农活、外工她全包了，她的付出最多。四妹，又要上学，又要劳动，地里菜吃不完，她每天上学时带一担到街上让母亲出售，放暑假时就参加劳动挣工分。五妹、六妹都是这样，说起来这三个妹妹都是高中生，根本没有安心去学，白天一放学就参加做事，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作业，都是苦读书文，她们都特别刻苦，我回想起她们的一切，心里就非常难过，只恨我无能，让我的几个妹妹身体、学习都受到一定的损失。
我们这个家，父母们榜样做得特好，全家里外非常和气，家里有哪个做得不对的事，总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从不动武。

1.6 退休后的生活（1994年4月至今 55岁---）

1994年4月，我光荣地退休了。在退休时，丰乐镇党政领导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发纪念品，开欢送会。县计生委主要领导张浩主任一行8人，专程为我而来，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全县计生战线上我是第二名享受这样的关怀。
退下来就由我自由，但是，自由还有个原则，我虽不是公务员了，可还是个党员，我仍要永远记住，不辜负党组织教育几十年，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纪、党规的思想不能变。

退休了，还有很多事在我自由范围内要去做：
1. 继续加强学习。过去工作多，压力大，根本没时间去读书、看报。现在自己每年订的报刊上刊登的内容如能长期保存的就经过裁剪，把它装订成册。
2. 可以关心孩子们的生活，过去孩子们有困难，我根本没时间去关爱。大孙女我带过三次，约有十一个月。二孙女带两次，约二个多月；三孙女守护二个多月。在这些方面我完全做得不好。 3. 建设好小家，安度晚年。我家祖祖辈辈，就没有一个好归宿。我在外工作时都住的条件最差的地方，什么稻草堆、鸡笼、柴窝、地铺等。孩子们在外工作，有时回来连一个住宿就没有，他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没享受到我的关爱，所以我要千方百计把老家房子修整好，让大伙都有个好归宿。我退休了不能住政府的房子，因政府的房子也不多，交出去也可方便其他人，这样就减轻政府负担，住政府也很不方便。

1996年2月，将我的旧房子以旧换新动工，农历二月初六起至五月十八花去102天做成假两层小楼房，用起来还很宽敞。房子的式样都是我在外面观赏好了，根据自己的地段，设计好后定下来的，此房子在当时不洋，再过多少年也不觉得土。房子修好后不欠外债。只做成屋架，到现在没装修。房子做成功，一是亲朋们帮助，有60多人头为这房子流过汗水；二是亲朋们送物资，什么米、油、木材等；三是有三妹刘勤兰夫妇二人为师傅们做饭，花去200多个工。还有李永福俩兄弟时间也长，都超过百天，这些帮忙的都是没付工钱的；四是自己动手，做房子时基本上是我一人坚守在场地，没有人和我做伴，只有张清英大姐在这陪我两夜。房子做起后，我的体重只有七八十斤，但是，我的心情很愉快，再不受那艰苦岁月的罪。1997年大孙女、二孙女都回来度暑假。

4. 为我妹妹们做些小付出。小事不说，1999年农历八月十三至冬月十八，六妹家做楼房，妹夫是老师，请不了假，我和三妹夫在那里主办，6个多月，185天。2001年三妹家做楼房，我也在场，房子庆典、儿子结婚这一年没离开过。此外，这家有事，那家有事，这个病了，那个病了都要我到场，很少在自己家。
5. 自觉找事做，我不赌，不贪玩，不乱串门，白天不怎么看电视，无事不上街。有就做事，没事就看书。十多年来，上过山，帮我侄儿刘发志收桔子，干了3天，来去坐手扶拖拉机，那是1998年。再就是帮些农户掰棉花、收花生、苞谷等农活。另外，我的住处旁边有条路，我就是这条路上的清洁工，路坏了经常要修整，为修路我已开支800多元。
65岁后，应该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人世间需要去做事，保质、保量做好就是了。但是，学习还是不能放松。镇老干领导经常请我到各学校做宣传工作，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走正道。平时，经常到外面走走，多锻炼身体，夏天如超过33度就少出门，做到少生病，时刻保护好自己，尽量减轻孩子们的思想负担，使他们在外安心工作，为社会、为人类多做点贡献。
几十年经常用四句话约束自己：

一生跟党心不变，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贯对己严要求，

一生奉献全不留。

刘勤英 写于二00九年

2 退休后的我

（2014年补充）

我是丰乐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从1978年10月担任此职，到53岁时就任计划生育主任直到退休。
计划生育工作是个难度比较大的工作，是国家国策，党委信任我，我也有信心、有决心担负起此担子，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计生工作在镇党委、政府、县计生委正确领导和指导下，丰乐镇各村党支部支持下，计生工作在县评过几次先进集体。正在競競业业工作时刻，我的退休年龄到了，当时我想，退下来了去做什么呢？做生意吧，没本钱；外出打工吧，又没有一计之长；看孙子吧，自己文化又不行，搞不好把孩子引不到正路上去。上述这些问题的想法，我该怎么办？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为此事我反复想，退休了不是公务员，我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吧，人们有这样一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共产党员是个金字招牌，是金子放到什么地方总会发光的，我要将这块金字招牌带回生我养我的老家去，让它继续发光。
1994年4月，我光荣的退休了。退休这段时间，镇委、镇政府、县计划生育委员会都非常重视，并发给我难忘的纪念品，还给我办了退休手续，并给我享受副局级的待遇，下了文件增加一级工资，各级对我这样的关心重视，我从内心感激不尽。
我自己认为人是退休了，但为人类做奉献、献余热的精神思想不能退吧。到今年4月退休已是20年了。这20年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详细回顾一下，我好像什么也没做，当然也不是坐在家里玩，退休了，不是没事做，而是做不完的事。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呢？ 一、 还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平时所总结的说法，刀不磨就会生锈，人不学思想就会倒退变质。在职的时候，由于工作任务重，静不下心来读书。首先要学的是《毛泽东选集》，再就是自己订有报刊，报刊上都有古文、历史资料、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改革开放的有关创新人物，国内的、国际方面的形势等等，我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现在已有两百多册。我认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跟上前进的步伐，思想才不会越轨。学习就像人要吃饭一样，不吃饭，人就不能生存，不学习，思想灵魂就停滞了。
二、 严格地遵守法律。党教导：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我认为在平凡的生活中，要时刻提醒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一不小心，思想就会出问题。还有，要不断地学习党章、党纲。
我虽说已退休了，但仍然是在人民中间，很多人都还关注着我，所以时刻要做好好的表率。我给自己规定“四不”：不随便串门，在自己家多做事；无事不出门，有事办完就归家；不参加非原则性的活动，什么打麻将，玩钱的事坚决不上场；不违纪违法，做好遵纪守法自觉人。
三、 关心他人多做好事。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退休回到老家，自觉帮农民做农活，收玉米、捡棉花、上山收橘子等都参加过。我刚退休回到老家，发现有不少户比较困难。比如说，经济方面有很多户经济周转不过来，找我借，不能让借户失望，20年来，有十多户找我借过钱，有的借了还又借。少的一次2元、5元，多的一次借200、300元，我这就像一个信用社一样，哪个来借就行，只要我有的，但也有个别人借了不还的。
四、种花种草，建设小家园。我喜欢种花草，把我自己所我住的地方造就得美丽壮观。退休时我就想，回到小天地时，一定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像个样，托共产党的福，度好晚年。
我退休时，首先到江苏太仓照看孙女，只在那几个月的时间。1995年为改建房子做准备，1996年，农历二月开始动工，以旧改新，到阴历5月15日圆满完工。做成两带两，在当地当时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洋气，但年代长了，也不觉得特别的土。一幢小洋楼共花几万块钱。房子模样是我自己设计的，在经济不足的条件下，做成这样就不错了，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可以的。围墙的模样，是仿照湖南长沙做成的。台阶前面下栽的是水杉树，周边栽的是荆条，尖草和荆条都是一年四季青。庭院内，有橘子树、枇杷树、桂花树、棕树、腊梅树等等，也都是一年四季青，所以这样装扮，整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时候看上去都非常美，所以就是一个养生之地。房子建好了，我想到镇上还有不少同志没房子住，我应该及时把房子交出去，方便没有房子住的同志，在1996年6月就将公房交出去了。
五、 人闲心不能闲。在职的时候，我都在外，家里一切事都是几个妹妹边上学读书边做家里的事，的确辛苦她们了，所以现在由我来关心他们和弥补。怎样给予弥补呢？首先是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她们只要有时间来到我的身边，生活上加倍的开销，尽量弄他们爱吃的。经济方面给予支持，各自家要做什么事，需要我的时候，我马上到场。妹妹妹夫们做60岁生日，在节俭的基础上办得特别热闹点，这主要是让他们享受人世间的光彩，给予精神上的补偿，因她们在成家的时候，由于我没时间关心他们，也没给他们办个什么结婚的纪念品，几个妹妹都象我一样，到了结婚年龄去政府办个结婚手续，就算成家了，所以回忆起来，我这个当大的，对不起我的妹妹们了。

六、 讲究卫生是我的本意。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我在这个地方，不仅是我自己的卫生，更重要的是公共场所的卫生。我住的房子一边一条路，只要我在家天天把它扫的干干净净，我就是这条路上的清洁工。
所以这20年的时间怎样过的，就这样平凡地过来了。

刘勤英写于2014年9月26日

3 我家的变化

我这个家世世代代很贫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3.1 祖辈们简况

我的祖父叫刘启政，祖母刘安氏。太祖父母生有三个儿女，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太祖父母将长女留在家，招上门女婿。我的祖父刘启政是老二，老三叫刘启旺（刘桂英、刘明义、刘明海、刘明江、刘桂琴是他的后代）。三姐弟还没长大成人，太祖父母便先后病故，女儿已成家，上门女婿改名叫刘启付。当时老三还小，经常吃姐姐的奶。之后，老二、老三都长大成人，长姐帮他们都娶了媳妇。没过多久，一家分为三家，那时人们就把刘氏家族称为刘三家。刘三家的具体情况是：

大房刘启付生下两男三女。（长子刘光才，他只生一个女孩，即刘发志的妈，现已无后孙。次子刘光保，也只生一个女孩，刘光保只有二十多时就病故，老婆改嫁时，将女儿带走了，何领时是这位女儿所生。）三个女儿都出嫁，所以大房现在无后代。

二房刘启政，生下一男一女。（儿子刘光春，就是刘勤英姐妹六个的父亲，女儿刘光英。）刘启政也只二十多岁病故。

三房刘启旺，生下两男两女。（长子刘光道，是刘桂英、刘明海的父亲；次子刘光成，是刘明义、刘明江、刘桂琴的父亲。）两个女儿都出嫁，他们的子孙基本上平安幸福。

3.2 二房的后代简况

二房儿子刘光春，1918年8月18日（阴历）生，来到人间得到父母的爱只有6年。女儿刘光英也只有七八岁，母子三人就成了人间中的苦人。

祖父刘启政因病故后，祖母刘安氏，又是位小脚，年轻时在娘家没做过什么农田的活，现在农田的一切就无人耕作，所以生活就无法维持，没过多久，祖母就坐堂招夫，招来的女婿是安桥人，小地名叫李家台子，名叫李洪江，他是位孤人（李永旺、李永胜、李永香、李永萍都是他的亲生的孙子）。他老来到刘家没过上一年的时间，被三房的把他们赶走了，赶他们走时还不准把刘家一双儿女带走。就这样，我的父亲刘光春和我的姑妈刘光英就靠着三房刘启旺（刘光道、刘光成的父亲）过日子。但是，三房是否把他们当人去抚养呢？不是，而是想方设法把他们两条小生命铲除。没过多久，就将我的姑妈刘光英送小媳妇。（送在本村三组，沈家洲为妻）。我的父亲身边完全没亲人了。三房的孩子完全能享受人间的自由、幸福，女儿在家绣花，男儿上学念书，我的父亲无人疼爱，屋内、屋外的活只要他能做得到的都由他去做。有做的，无吃的，根本没把他当人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目的就是想那份家产。又有多大的家产？不就是三间屋的台基地吗？但是，这种人生命又非常健康。苦命的人，实在过不下去，就只好偷着跑到安桥去找他的亲娘。到那没过几天，三房的人得知他的下落，将他弄回家。

为了不让我父亲往外跑，三房人说，把那杨妮子弄过来，他们是双方父母作的主，叫什么娃娃亲。正在这时刻，杨家人来到刘家说，孩子的母亲病故，女儿是刘家的人，准备把她交过来。他们真是同命相连，都成了人间中的孤人、苦人。杨家女儿到刘家也只有8岁多，一个小姑娘才离开自己的亲人，该多么的难受，她那狠心的老子将她送到刘家之后一直没来看她一眼。她离开亲人整天坐在那台子角，脸望着北边哭喊，饭也不吃，哭啊哭，哭辛苦了就睡，从没人关心她。三房的人总是吵她、吓她，要她做事，久而久之，时间长了，把亲人也哭不来了，只好乖乖地过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那狠心的三房老俩口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而是当牛马，特别是对这位小女孩太过火，只要她做活，不给她吃饭，经常吃的是洗锅水和锅心里稀糊水，干饭很少吃到。穿的是别人送的旧衣服。那时村里有一位好心人，送给她一件旧棉衣，那件旧棉衣从9岁一直穿到15岁。有一次，她从粪堆里捡到一件棉衣，她视为一宝。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睡的，夏天是一条长方形板凳（凳子只有5尺长、5寸宽），冬天是两条板凳一拼，万一冷了就睡到小孩用的窝里，被三房女主人发现她睡在窝里，还挨一顿打。板凳上根本不能熟睡，多数就是坐着，冬天在板凳上就用一双手将自己的一双脚抱着，从未用过棉被，再冷得太狠时就到柴窝里。由于长时间这样过日子，人的体型全变了。她送到刘家时是一个很漂亮美丽的女孩，后来变成不像人样。

在劳动方面，三房的孩子根本不出门，而我的父母不出门劳动是不行的。我的母亲生于1918年6月20日（阴历），从1927年至1935年一直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长时间经受人间的磨难，忍饥挨饿，有几次与猪抢食，被猪咬伤手指，血流不止，仍然坚持上山砍柴，下水捞猪草。由于长年睡草堆、猪窝，头上生满了疮，身上长满了虱子，疮化脓后又长蛆。疼痛实在难受，就跑到杨家娘舅家求救，舅舅舅母是她唯一的亲人，他们是三滩四组的人，舅舅名收蒋德功。舅母见她这个样子，含着眼泪用竹签在头上一个一个的将蛆子拨下来，从此一个黑发少女变成一个“少女尼姑”。

寒冬腊月，为了生存，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还要下水捞鱼摸虾，有时饿得狠了就用干柴烧鱼吃，无盐、无油，半生不熟，气味难闻，可她强吞下充饥。三九天还光着赤脚，有时冻疼了就把脚往刚屙的牛粪中伸，以此取暖。一到春节，天赐良机，她讨来一些咸菜、剩饭饱餐几顿。有几次讨米与财主的狗争一块肥肉，被狗咬得头破血流，还给狗主人赔礼道歉。1935年涨大水，她在一棵树杈上过了7天7夜，她真是命大，人间的罪还没受完，那次水淹死不少人，可她落水几次奄奄一息又漂浮起来了。洪水退后，她找到一些发霉的麦子、青草，生吞一餐，由于霉味难闻，几次呕吐出来再吞下去，最后拉肚子，一下子瘦得皮包骨。可怜她，简直成了不像个人似的。可她硬是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这年已是17岁的人）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她经常一人上山“偷”红薯，怎么偷得到呢？要等天黑、人静，就下田去挖，挖一篮子时再等天亮就往回转。有一次，下着雨，就坐一棵树下躲雨，天黑后等雨下小点就下地里挖。最后他俩商量，决定到安桥舅舅家去。再这样下去，快活不下去了，等还没动身，舅舅派人到刘家把他们接到安家。这一走，三房刘启旺家的农活无人去做，又去安家把人弄回来，至此，对他们更加变本加厉折磨。我的母亲患眼病，也不给治疗，眼痛了出血，就不让她休息。在地里锄草，眼睛看不清楚，把苗子锄掉了还挨打，一件白衣服全沾了血。可是，人灭，天不灭。没过多久，舅舅又派人到刘家把他们接走了，这次接走，再也没让他们回到刘家。

在舅舅那里，有农活就做农活，没农活就跟着舅舅学做木活，姑娘就跟着舅母学纺纱织布。到了20岁时，舅舅舅母做主，给他们办理成家礼节。并帮助做2小间草屋单独住着，活还是在舅舅家做。（舅舅叫安遵柏，舅母蒋氏）

3.3 福从共产党来，二房的第三代迎来了希望

我的父母，在他舅舅舅母的关爱下，总算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个归宿。到1939年增添一个可爱的千金，就是现在的我，刘勤英。我吃着父母的苦水，健康成长，这里专门从我说起。

我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家。那是1939年正月二十五的一个深夜，仍是寒风冷冻的天气，没有什么护体的，娘将我日夜存放在她的怀中，过几天后，亲友们知道了，才送点旧衣布，我的奶奶家里条件也差，也无法帮助他们。我的母亲做月子，根本没休息过，仍是洗衣做饭，到菜园弄菜。我的生存之处就是那两小间万柱落脚的草屋，我就生活在那个万柱落脚的顶天立地的人世间。

我来到人间，吃的是清水奶，穿的是找别人讨的或是送的烂衣布，住的是四面透风，头见日光的草房。夏天还可以，冬天就难受。当然，比起我的父母，我还是无比幸福的。我有人爱，有人疼，仍在妈妈的怀抱里生长着。我的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父母的心目中是穷人的孩子依然是个宝。听我父母说，我出世的当年，下半年就逃日本难。逃难时，我的母亲又患病，开始逃时，父亲用担子将我挑着，跑啊跑，没等跑几步，孩子从框子里泼出来了，又不能跑，母亲就叫我父亲一人外逃，我母亲将我抱着，躲在屋里阁楼上。当时，日本人到屋里找时，我正要哭叫，被我母亲小声说，不要动，听话，一下子我就不做声了，等屋里没动静，日本人走出家门，我的母亲才放心。那时，要是我哭出声，我们两条生命就全完了。听大人讲，日本人见到婴儿很高兴，用刀尖把小孩顶着玩，一直玩到死就算了。

我的母亲不管做什么就把我带在身边。好不容易长到4岁多，1943年春，一天早上我父亲吃过早饭到湖里弄鱼度日光，母亲外出有点小事，我一人在家吃早饭。不小心，脚踩到火笼子里去了，火烧着我的左腿，当我爬到外面时，一位年轻的大姑娘从园里洗菜路过我处，发现我躺在地上，被烧得大哭，那人要帮我灭火，当时我特别犟，硬不要那人帮忙，那人赶快去找我母亲，等我母亲赶到，我的腿已被烧成重伤，先后烂了好几年。我的母亲，为了早日治好我的腿，不分晴天、雨天，还是下雪天，就要跑到一个叫任家巷子（现杨集高林1队）买膏药，特别一到大雨天、下雪天，走到一段路中有一两华里无人家时，见到的都是野兽拖着死人腿、胳膊等，真叫人害怕。几年间，父母给别人帮工赚的钱，除买点米、盐外，其余的钱都花到我的腿上去了。那几年为我花的钱太多了。

我五六岁时，在家就会做饭、喂猪、哄妹妹。小时候我也会玩，玩起来，玩得飞天。我曾记得，大约在六七岁时，一块田边长棵杨树，树心里生虫，树内虫屎很多，经阳光照后非常干，一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我就找一把干柴草，点燃放入那树洞内，一下子把树点燃了。那树是一家有权势家的，烧树的事被我父亲知道了，把我打个半死，他从不打我，当时主要是怕那树主人找麻烦，后来还好，那树主人认为我是个小孩子，不太知事，就什么也没说，为此事，我总算逃过一难。

在做的方面，我也不在乎，可以说，见到什么学什么，跟大人下地收割、捡粮食。那时，虽说是自己没田地，但是穷人的孩子从未在家闲着。由于我们的勤劳，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就将万柱落脚的房子变为千柱脚（万柱落脚就是三角型的窝棚，千柱落脚就是用木架作的支柱，用草盖顶，用草围四周），住的房子比以前好多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在1945年7月，一天中午各自收工回家做午饭，从别人家起火，有人大声呼叫，失火了，那起火点正在我们住处的左边，正好刮着南风，等我母亲出门观看，火势已大了，见事不好，她也在那大声呼叫，“有火啊”！当时她不知所措，不知该做什么，走来走去的，这下才回过神来，大叫了我一声，快把孩子抱远点，听到母亲的惊叫，机灵的我，很快将我二妹抱起来就跑，当时，我只穿一条烂裤子，二妹全身什么也没穿，我抱着她一直跑到离家有半华里路，俩姊妹站那看着屋里火势越烧越大，一下子所有的房子进入火海。屋上的竹子、杂物烧得象放鞭炮一样脆响。没等多时，几家的房子都化为灰烬，真是天灭。等我父亲在外帮工回到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望着现场只落泪。

几个月后，在亲朋们的支援下，又做了两间草屋。做房子主要靠两大家，安家为主，蒋家把需要的物资用牛车往这送，安家又给两亩地。我七岁多就下地干活，除下两亩地外，我和母亲下地捡粮食，把妹妹带到地里放在田埂阴凉处玩，我和母亲一年可捡好几百斤粮食。

夏天中午休息时，我和父亲一起打草鞋，做几个中午，母亲就拿到市场去卖。夏、秋结束，我和母亲在家打折子，父亲在外做木活（过去做房子还要上梁），做房子上梁时，父亲前一天就跟我说，“明天早点起床，上梁要甩包子”。他在屋上把包子往我面前甩，一次可捡几十个，有时主人发现了我，还另给几个。我小时就逗人喜欢，因我爱唱、爱跳，我的母亲会帮我装扮，虽说衣服是旧的，补丁多，但洗得干净，两条长辫子非常美。打折子几天就是一梱，（一梱是100张）有几梱折子，父亲就挑到市场去卖，如果把折子打完了就在家纺纱。小时，我的父亲就没有把我当女孩待，而是将我当男孩子使，什么活就交我去做，我也什么就爱学，爱做，特别是木活一类的。要不是在外工作，我有可能是个女木匠。当我懂得人间事的时候，特别看到有权势家里孩子能读书，我就也特别想读书。那时，我总这样想，别人做得到的事，我也能做得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我也要去做做看。给自己定下个规矩：偷摸我不干。总觉得偷摸行为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先辈人说得好，捡的扛着，偷的藏着。就这样和父母一起辛苦。

1950年冬，有天深夜，大约在10点钟，听到远处有枪声，当时人们不知是何事，人们到处乱跑，后来，才听说是八路军到了，这时人们才平静下来。几天后，村长通知穷人们都到那财主家分粮食，弄耕牛、农具，从那时起，穷人天天在外面开会活动，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我问她，每天在外干什么？她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过问。后来听说，我母亲是农会代表。我父亲也从不过问她的事，只管做自己的活。那时雪不知会有那么多，那么大，一下就是好几天，天又那么冷，她每天总是深夜才回来。到1951年说是要搞土改，土地还老家。穷人们要土地、房子、耕牛、农具，这时，我们家已有五口人了，当时可以在安桥参加分，可是，我的母亲硬是不同意，一定要回沈巷老家。就在1951年11月，用一张牛车将全副家具拉回老家。回到沈巷，当地领导说，给我们分个台基，可我的母亲说，自己有台基，不必麻烦领导，并说，台基再小也是自己的，不能要公家的（就是现在刘明海住的地方）。到老家后，由亲朋们的支援，仍就做两间草屋，一间厨房。这个台基只能做三间屋，老辈分的各半边，刘明海门向望南，我们的正屋望西，他家正屋对面是厨房、猪屋、牛屋。我家厨房和他家厨房连在一起。他们的正屋是瓦房，其它的房子都是草屋。我们回老家分六亩地，一张犁、两头牛（一大一小），这段时间一切基本上都是自力更生。

从那时开始，我们穷人总算自由了，但是生产方式仍是老样子，冬天打折子。第二年夏收割麦子还得要到安桥去，我和父亲俩去的，我才十三岁，去后，割一天，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的鼻子突然出血，刚开始流没在意，后来越流越很了，怎么也止不住，我的父亲急了，我的舅婆婆说，别急，她听人说，到韭菜地里弄9条蚯蚓砸成浆水掺红糖喝看看，结果给我喝一碗浆水，一下子止住了，等我父亲把麦子收割完才回沈巷。

1952年冬复查时，我们家已有6口人，劳力有3个，土地8亩。草房两间搭个半坡。由于我们的勤劳，日子越来越好转。自从回到老家，冬天我上山砍柴，那时柴比较缺，天天和本组几位姑娘一起上山，但她们都比我大点，每天上山砍一担，一担大约六七十斤。早上出发天还未大亮，下午回来天已黑了，因为路太远，去砍柴的地方离家有三十多华里，中饭自己带（冷馒头或是冷饭），一直到1954年冬。

从1953年春，组织互助组开始，我都是干的重体力活，在十四五岁时，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农田的活，耕地、耙地、抄种、收割、拉车等等。家务事，如做饭、洗衣、做鞋子、捞猪菜、弄鱼等，样样我能干，不然的话，参加互助，就没人接受。

在人群中有了表现，大家就愿意和我交往。这段时间，我已成为我们小地方的活跃份子。1953年的下半年，村干部发现了我，叫我把村里的宣传工作担起来。当时，我心里一惊，怎么会叫一个不识字的人去做宣传工作呢？全村那么多识字的人，怎么会认定了我呢？我跟干部说，您们是否搞错了吧？我真是不识字。领导说，不识字没关系，只要你能接受任务，我们会帮助你的。那时在我心目中很早就想读书识字，可是，一是女孩子，二是家里没钱，三是家里无人做活（我的父母眼睛都不行，身体也不行）。现在看来，机会到了。一是村里重视用了我，二是上级决定要在沈巷办一个农民识字夜校重点。这时我的父母思想比较解放，就让我上夜校。当时发的书是农民识字课本，有拼音字母。我就把几本书视为金宝。从1953年冬，到1954年冬，我只学了两个冬、一个春的时间，以后就停办了。在夜校学习期间，我非常用心，老师、校长，都非常喜欢我，经常表扬我，叫我领讲课、唱歌等。在学习中，老师沈传宝、校长廖家友，总称我是夜校学习小英雄。学习期间，没钱买纸，就用木棍子在地上画，用土法子在木板上画。没笔，自己用细竹杆削成笔型，里面装上棉花，加上墨水，就可以写字。

我有点文化基础后，搞宣传、读文件就不太难了。白天生产劳动，晚上就拿着广播、文件到堤上去宣传。这样，我的学习条件就更充足了。文件上的字不认识，一是找别人教，二是拼音。从那时起开始，我非常有抱负，穷人的孩子（特别我又是个女孩子）有了出头之日，在人世间我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在村里宣传活动中，有一次，我的叔子李大政给我一支钢笔，从此，我有了写字的工具。当时，我觉得文件是我作人的指南，是方向，这样以来，我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1955年10月，村里决定，要我担当沈巷村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当时我还不是团员。一下子把两职交给我，推也推不脱，真把我急坏了。我才十六岁，当干部在我心目中真是一个新的起点，自己给自己提问，我这么小，人们怎么会理我呢？我怎样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怎样去发动群众、启发群众去拥挤共产党的主张？这些千头万绪，叫我从何做起？把我的想法向领导汇报，领导听完我的汇报，不但不给指导性方法，还说，群众选的你，搞也得搞，不搞也得搞，个人服从组织，工作只准搞好，不准搞坏，方法自己找。领导越这样讲，我心里越是紧张。除前面所想的外，更重要的原因：一怕工作搞不好，领导要批评，群众又有意见，受处分下台，一生难见人；二怕文化不够用，说起来读点夜校识字不多，搞起工作时，怎么够用，那时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一些作物名称都还写不好。平时宣传文件，一同有几个人，提前熟念文件；三怕走黑路。那时，狼特别多，上夜校时，有几次放学回家不久，坐在床上就听外面狼在叫。有一次我们上山砍柴回到路上，天下着小雨，走到洪山寺时（现在的洪山村），一群四五支狼从我们面前走过去，它没理我们的，我们一共三人（沈翠兰、沈秀兰），真是吓坏了我们；四怕别人说闲话。平时就有人说，刘某家几个姑娘不好好管教，常常在外面跑，成何体统。由于上述思想存在，我总不想接受这两职。最后，党支部书记石德兴上门找我的父母做工作，我还是不接受（那时人的思想为什么这样低沉）。石书记又找我谈话，你一定不干也行，村里就将你的情况上报，可能要处分，就说你不服从党的分工，不得就你样好好的给你下台。那时纪律特别严，当时我听这些语言就哭了，就是怕处分，这下怎么办呢？只好当着书记的面表态。一表态，领导当场就帮助我，教育我，说了很多贴心的话。领导说，在村里办事又没有多大难处，万一有解决不了的事，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记得最清楚的是，领导给我讲的几个问题：1.文化理论方面要刻苦学习；2.多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搞以势压人；3.工作时多请示，勤汇报，不要自作主张。

接受两职后没多久，在同年11月，搞征兵，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新的征兵政策。村里分工叫我到9组去，这组有征兵对象，一个是沈德元家，他家有几个儿子，上他家做思想工作，天下着大雪，一进他家门，沈就说，“昨天我参加会的，你来我家做什么我全知道，平时来，我有凳子给你坐，今天不，没有你坐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个大钉子。第二天，村里开会碰头，大家都说这工作真难做。我在想，他们大人都说难做，我该怎样呢？集体讨论几个方法，领导们说，工作有难处，各人去想办法，此工作只准做搞。我包的这户，领导们总算帮助我，同我一起上门，领导们在谈话中我从中学了不少。大家讲半天，那老人一句话，你书记来我家，要我儿子去当兵，哪个来就不行。正在这时，工作难做阶段，村里通知我到县里参加征兵工作会。第一次进城多么的高兴，但那时又没有车，下很大的雪，船也不能行。我和乡政府俩位领导一同走到县城。路上的雪有一尺多深，大人走的步子，我根本踏不上，走一整天，到皇庄，天已黑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那找个地方休息（全乡只通知我一个村干部）。住在那家条件也差，我们三人在一起休息的，那二位领导（王大才、沈家高）穿有大衣，户主只有一床被子，地上铺的稻草，一床被子我一人用，他们俩就盖着自己的大衣。当时，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完全能按时到会场，也不会受那罪。第二天还没大亮，赶到会场吃早饭，自己带的米往食堂一交就去开会。走了一天，腿也肿了，会议开5天，正好我的腿也好了。经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不少经验。会议结束，回到村里把精神向领导全面汇报完毕，我就住到沈德元家，给他讲国家形势，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为什么要征兵，什么叫义务兵役制。住他家，帮他家做农活，以情动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思想工作，他同意的二儿子沈泽善南通市参军。

这项工作做下来，我从中学到不少方法，让我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增加有力信心。这段征兵工作得到村支部的好评，开了表彰会。就在1955年12月26日，由沈传亮介绍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组织，为团员。从此之后，村里妇联、共青团、文艺宣传都由我去管。这几项工作，乡政府多次在沈巷召开现场会。1956年的整团工作，乡政府就在沈巷村办点。由于上述工作搞得好，在村党支部重视下，在全区跨入先进行列（全区包括长寿、板桥、汤泉、杨集、潞市、大集、丰乐七个乡）。那些年，我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奖品大多是铁锹、铲子、锄头、粪框、现金等）。各级领导对我很重视，非常关心（可是我几年的工作吃的苦、受的惊吓实在一言难尽）。说起在村干事，家里活也得搞，不搞全家的生活就难得维持。

在村干了两年半，1958年6月，又接受一个新任务，乡政府抽我和丰乐街上的一位叫常衍才（他是乡里一般干部），同他一起将全乡约700多人带到长寿中心村去抗旱。各村安排的人员大多是四类分子和一些在村不守纪律的人员，每个村还有一个带队干部。到中心村事是有你做的，但生活都是自己动手。每村安排一个做饭的。白天抗旱，扯稻田的草，劳动一天，晚上就在稻草堆里睡觉。有的带了蚊帐，大多数人没有带。我也没有蚊帐，我有一床烂床单，晚上往地上一铺就可休息。从中心村开始一直干到长寿的红星村。常又被调回乡，就只我一人带着各村，真正乡里干部又不在，我又是个村干部，大家是否会服从我呢？当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还是要我自己做主。我想只有和各村带队干部多加商量，求他们为师。目的只一个，把乡政府交给的任务，保质、按数完成好就行了，乡政府不通知回去，我就绝不下战场。到红星村没多久，就开始收割谷子，干了一段时间，就在8月底，河里涨水要防汛。一天下午乡里通知把人赶快带回去（当时还有五、六百人），接到通知天就快黑了，等我们赶到长河时，河里水已很大了，河处无桥，平时走的是石头蹬子。五六百人都是男的，我该怎么过去呢？这时，有两个男的，才把我扶着走过河。当时河里水已平我的膀子。那天机会又不好，正好是月经期，一过河，天已黑，我主动叫那两位男的先走，他们说，你一人，好可怕，我们陪着你，我说，没关系，你们快回去，我一人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一人走到丰乐已是晚上十点多，走了三十多华里，一条裤子全是血。到了丰乐街找别人要了一条裤子就把那条裤子扔了。换好衣服，急忙上堤找领导汇报。待水退后，我才回沈巷。回家就病了，我母亲得知我的病因，找了一些土药方给我医治好了。

在外30多天，的确很辛苦，总算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回想起来，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村级干部，又是个女青年。那些人，我是怎样把他们对付过来的，我也稀里糊涂闯过了这一关。这下好了 ，我回到我村搞我的本职工作。正在安下心的时候，乡政府通知村委会，叫我去乡政府工作。当时我想，这几年在村里干事，基本可以了，已习惯了，怎么又要我到乡里去干什么呢？我不想去，村领导说，那怎么行?我想到，越是到上层越是要求高，并还想，全乡有文化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偏要我去，因为我的文化太不够用，领导当场说我，去不去，由不得你，个人服从组织。针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不去又不行，上次在村里拖那么长时间，就没拖过去的。我的母亲也给我做工作，她有远见，有志向，是个女强人。她说，领导信任你，要你干，是看重你。在外安心工作，没文化，就虚心学，和大多数人打交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就要和大伙打成一片。一定要把自己看小点，对领导要尊重，接待人要客气，不要板着脸。办事要按班下杆（意思是按政策办事），领导要你去，不去是不行的。母亲给了我支柱力量，说了不少动心话。我当着村干部表态，服从党的安排，办好公事，一生不给各级党组织、领导、家人抹黑。

1958年8月18日，我走进了乡政府的大门。走到这一步，心里又有想不完的事：一、我是个穷家的人；二、又没文化；三、我是个女孩家。做梦就不敢想的地方，我这是万幸，万万幸。当时，乡政府就在我的住处后面，上任时只带一床被子和两个识字课本书。乡党委给了我两职，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在办公室里把有关方面的材料理好之后，党委就安排我住队。乡政府包沈巷村，全村9个生产队，其它都有人，就是9队是个落后的，无人去。我住队很认真，住在沈传帮家里，当时，他家是全组最穷的家，那时住队选住户的条件就是越穷越好，条件好的家不能住。住队的任务：宣传上级的方针、政策，武装人们的思想，走集体主义道路，搞好生活，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住到户里，什么事就帮忙做（洗衣、扫地、做饭、做衣、做鞋、下地劳动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和他一家人交真心，建立感情，让他们支持党的工作，走社会主义道路，起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带着人。

9组离自己家很远，晚上，在乡里开会，或在村里开会 结束了，还不能回自己家休息，那时对干部规定要和群众三同：吃住、学习、劳动，这些规定不自觉执行，领导一旦发现，一是会上批评，二是写检讨。不那么严格，共产党的脚根就扎不稳。

住到队里时间不长，在同年11月，乡党委安排我到地区党校（沙市市）学习。到党校学习的人员大部分都是有文化的，唯有我最没文化，初识字，半文盲。生活条件更谈不上，生活用品一切自带，一床被子（被面是新的）。身上穿的全是旧的，外套全是补丁。母亲听说我要去学习，赶做一件新棉衣。不管怎样说，到那地方别人总是看不起我，都不愿和我同被子，我就自己的被子盖一半垫一半。不管那么多，反正我来学习的，只要我能完成学习任务就行了。在学习中，我不愿落后，决心克服应该克服的困难。讲课时，我也同样做笔记，有些字写不了的，就做上记号，课讲完了就找那爱帮助人的对笔记，发的学习材料，有的字不认识的，主动找别人请教。在党校学习时，我的笔记仍做得很完整。比如说，课一讲完，就找别人核对，核对好之后，就再重抄一遍，采取当天上的课一定在当天做完，不做完，不整理好就不休息。别人都睡了，而我就用自己手灯照着抄，不然的话，第二天要讲新课。一个月学习结束了，毕业考试，我还打了95分。由于我刻苦学习，党校老师几次表扬我。毕业的鉴定，交乡党委，领导们看了很满意。

这一个多月的学习，对我来说，收获很大。文化方面、理论方面、农村工作方法都懂了不少。那次的笔记本就作为我在农村工作中的指南、支柱。有了文化基础，理论知识，干起来劲头就比以前胆子大得多了。从那时起，白天完成组织上交给中心工作，晚上就学文化，理解文件中的精神。快到春节了，还要给全家老小做鞋、衣服，一干就要转钟两点多。到1959年春，党委安排我住沈湾村，住在3组石德安家。这家人，老小都很好，非常关心人。党支部书记袁道义，没文化，但品德好，就是工作方法少点，但是工作抓得来。

从我在外工作，家里事给父母和几个妹妹增加更大的压力。家里还有6口吃饭的人，只有父母劳动，家里日子仍没好转，但是，自己与自己比，日子过得非常幸福。二妹给姑妈当姑娘去了，三妹只上小学三年级，才13岁就参加集体劳动，那时实行工分制，四妹在上小学，五妹还小。但是，由于我不在家，乡政府干部对我家非常关心，全家人过得很愉快，过的是平平安安的日子。我的母亲常说共产党好，毛主席领导的干部好，我们这个家没有共产党领导，全家早就完了，现在我们吃菜、喝水就是幸福的。并还说，你一个女孩子能吃国家的粮食，这是我刘家从没有的事，你在外干事，一定要像那些好干部学习，不要贪玩。

1960年正月初三，我带着全乡部分劳动力到十字湖开荒，天气该有多冷，水里还有冰块，我也还要先下水，我不先下去，其它人都不动身。水有一尺多深，我的腿就冻出血。

这年生活又过渡，每人每天只有6两米，一天三餐就只能吃菜稀饭。就在繁忙的日子里，正月初六我成家，结婚很简单，先写一份申请，交给乡领导，初六傍晚，抽点时间到乡里办了结婚手续，也没请客，第二天早上，将沈巷的村干部用开会的名义把他们请到我家做客，吃个早餐。请村干部让他们知道，我家增一个人。中餐在张家，也没请客，饭后，我俩各干自己的事去了。当时他是邢台村的团支部书记，又过七八天的时间，我回乡政府开会，我俩才又见面。在工地，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人们越过越不行了，大部分人病倒在工地上，什么病呢？都是全身发肿。把工地情况向乡领导汇报，没过多久，上级指示，把所有的人带回去进行检查治疗。我也同大家一起，给人们当服务员，病院办了几个月，经过医治，大部分人康复回家，而我又病了，住院一个多月。

出院后仍住沈湾村，住5队沈桂英家，她是正队长，这人工作能干，各项在全村为第一，在这个小队带动下，全村的工作总算可以。沈湾村在全乡几次被评为先进，我住这总算轻松了一下。同年6月，我到县里开会，没几天，我住的这个队不幸发生火灾，我的住户房子也全烧光了。从县回到此地，只见不少人在那伤心，这时我找党支部成员商量，发动全村人民给受灾的支援。

沈湾共6个生产队，每个队我都住过。同年秋季我就住邢台村，党支部将我安排到6队，队长叫陈朝忠，这个队在全村比较落后，这段时间，重点抓秋播生产，为第二年丰收打基础。村党支部书记陈朝忠参加过朝鲜战争，有工作能力，只是这里群众思想太落后，我住这只是给村里当个参谋。

1960年10月，全面开展整风、四清运动，大部分区、乡几级干部都抽到洪湖去了，我们县在陈集、冷水办点，我们丰乐区包的陈集横堤村。在县培训学习本来没有我，后来因人员不够用，区委带队的副书记王道兴打电话要我去参加这个运动。头一天晚上通知，要我第二天赶到县城。等通讯员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9:00多钟，急忙回乡准备用品，动身时已是中午12点。只有我一个人，走到谱门餐馆，吃了碗面条，等走到县城，已是晚上8点，到会场吃了一点冷饭，接着到办公室报到，工作人员说人已经全部下去了，并说，你在这休息，明天去（因为隔河有没有桥）。我也只好这样休息。

休息到大约在晚11点左右，我的肚子疼得受不了，当时，一没有医生，二没有女同志，三又是深夜，只好坚持、忍着。发现小便出血了，我想是否是月经（是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大约在转钟2点多，痛得实在忍不了，就跑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厕所有点远，加上有没有灯，等我蹲下去，就流出一块血肉，借着月光，用一个小木棍，仔细观察，这才明白是流产，这时肚子也不疼了。出现这事，也不好向领导说明。第二天吃过早餐，只好忍着自己的想法，往陈集方向走，边走边问，不觉到了横堤村，王书记接待了我（见到领导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事，当时在自己心里想，只要不倒床，就没事），正好村里领导安排我住三小组，组干部把我安排到一个最穷的加，家里只有老俩口。队长找几块木板给我当床用，木头搭在鸡笼上，一头用几块砖头支着，上面铺上草，草上面铺着自己的被单，连棉套就没有，我只有一床棉套，万一冷很了，就盖一半，垫一半。

那老俩口都有70多岁，只有两间草房，生活很艰苦，住在那里两个月，没吃过干饭。在住户，每餐付半斤粮票、两角钱。俩老心比较好，到了天冷时，当我在外开会，或者是在外参加劳动，回去晚一点，他们总是将稀饭或稀糊放在灶心里，等我吃的时候仍然是有点热气。工作几天后，领导召集汇报，住队共7户，汇报完，我首次得到领导的表扬，说我的工作做得细。住队一开始我就坚持和群众一样，已是冬天，群众下湖砍芦苇，我也和他们一样各挑一担。他们打芦苇，我一看就会，群众用篾打团绳，我也学会后帮大家做。整天和广大人民走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感情才深， 群众有话，有问题，才能跟你说实话。就这样，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工作一些天后，我的身体一下子垮得不像人样，头发也掉不少，住户的婆婆心痛的问我，“你的头发为什么掉得这么凶啊？”我说因为在家病过，我不会有事的。这时领导也发现我非常瘦，建议我是否该休息几天，我说，那不行，运动正在高潮，我要是休息几天，我住的队没人管，工作就要掉队。因为我的坚持，完成任务比较出色，领导号召其他工作人员向我学习。这段时间正干得起劲说，我家里却发生了火灾，当时我听说此事，心里一惊，问领导没伤着人吧，只要没伤人就好，领导叫我回家看看，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反正已经烧了，我回去也没用，这点灾难，相信地方领导会处理好的。我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当时王书记私人给我10斤粮票、10元钱，加上我自己的，给家里寄了30斤粮票、25元钱。一直工作到腊月二十几才放假回家。

1961年正月初，我们原班人马又住进关山乡，香河村，一干又是几个月，到同年的五月才结束。运动结束，抽点时间到襄樊医院检查病因，医生说病不大，吃一段时间药就会好的。

在外搞运动，我学了不少工作方法，回到乡里工作就不那么难了，什么制表、复写、刻钢板、写汇报材料等等，原来还要请别人，别人的工作量又大，现在我自己能干了，一次不能成功多来几次，就这样，我的各项工作搞得还可以。在前区，妇联工作、共青团工作都在丰乐乡召开过几次现场会。就在这一年的12月（1961年由沈家高、雷先武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为预备党员。妇联主任、团委书记一直干着1966年5月，免去两职，党委安排我任丰乐管理区（乡改为区）付主任，主抓机关工作、政法等工作。

当时正开展文化大革命，先是学生串联，后声势越来越大，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农民停产，天天在喊打到走资派，到处抓反革命分子。造反派夺权（就是要公章），公章什么时候都重要，如果公章丢了，就等于丢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公章交给我保管，在造反派夺权紧张年月，我白天躲着不见人面，晚上人静的时候就到办公室处理应该处理的工作。这场运动大部分人受到整，特别是丰乐的九•一爬街，那天下午才下过雨，地上都是稀泥，造反派把区一级的、乡一级的领导人员集中在区大门前。由造反派头目说几句话，就叫大家开始爬了。每个人身上挂一个牌子，不爬就打。一个叫蒋翠华的女同志，反抗了一下就被造反派当场把她的门牙打掉了一颗，爬了一两里路。当时我在一家屋里，现场看得很清楚，他们爬完了街，我赶快离开那人家。走的时候那个人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走到哪里是哪里。那时根本不能向别人说实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人民对我的爱护，我从未受过批斗，连批判会都没搞过。不过还有一次值得一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一天下午游行，造反派人员见到了我，偏要我去参加，给我一份口号单（单上写打倒王静、陈再道），当时我不去也是不行的。参加了游行，第二天早上办公的时候，一下子有两个造反派人员到乡政府来了，说叫去丰群办公室，找我有事要谈。当时乡里只有副书记王善斌，我请示他，王说，你还是去一下为好。这时我就在那两个人的前面走着，等找到丰群村办公室那里，已经坐了几百人，当时我在心里想，今天可能有点麻烦，他们把我请到办公室内，坐在那里的人就问我，你昨天参加游行的吧？我说参加了，那人又问你怎么呼的口号？我说，按你们给的口号单，不信，你们可以查我前面是谁后面是谁。他们出去把一些情况查明之后，马上就叫我走，并客气的说，把您的事耽误了，快回去忙吧。

在丰乐工作10多年，说起来是吃了不少苦，可锻炼了我个人的坚强意志，工作很顺利，人也比较平安。

1966年我家的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1960年冬火灾之后，有亲朋的支援，房子做在另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住处，有千柱落脚改为土砌瓦房。全家已有9口人。几个妹妹边读书边劳动，一个比一个强，读书成绩都好，劳动也比较强。我的三妹有刘勤兰长期在外做工，三线、温峡、黄坡等工程都有她的汗水。

1970年12月，我被调杨集乡工作，职务是妇联主任，参加党委。离家远了点，小家的一切都管不了，都由我的父母和几个妹妹顶着。我的几个妹妹非常懂事，吃、穿、用从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做一件新衣服，几个妹妹互相换着穿。到了夏天，各自打知了壳卖钱缴学费，割牛草等，此外，每天上学都挑一担白菜，到菜场，母亲在那里出售。我在杨集工作三四年，一切顺利。除了中心工作外，妇联工作也做得比较出色。妇联工作，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并参加过省、地、县、区妇女代表大会及区、县妇联委员，区妇联副主任。

1974年5月，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家，从杨集又调到大集工作。1975年10月免去妇联主任职务，任大集乡党委副书记，主抓党群工作。

1977年1月，我就被调回丰乐，住一年多的队。1978年4月带班做洪山寺水库。在水库工作到9月，我就病了，这时没在乡里工作，调回区，病休几个月，到1980年12月，为丰乐区计划生育助理，就在这个岗位上退休。

在计划生育战线上，历时十三、四年的历程。这项工作是国策，极其艰苦，又复杂，当然我只能把它搞好，保证各级领导满意。十几年计划生育工作，省、地、县都有我丰乐的座位。我个人，中央计生委，我也有一名。
我退休后，反复回想，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家自己跟自己比，变化太大了。具体地说明：
从住的，由万柱落脚到楼房，现在六姐妹都住的是楼房；
从穿的，由破烂、补丁到高档衣料、皮鞋，皮靴等；
被子方面，原一家人只一床被子，现在已有五十多床；
从衣柜上面，由无，到目前也有几十个。
从书柜，由无，到现在也有好多个；
从床的方面，原来是地铺，现在有十四五张床；
从交通方便，过去什么都没有，现在，小车有开的，座机电话几台，手机十几个；
电器方面，收音机，1965年就有了。电扇，大、小12台，电视机9台，电冰箱三四台，电脑大小7个，空调九个；
从桌子，凳子方面，现在大都是高档的；
从经济方面，过去不用提，现在有用的，还有余；另外还有缝纫机几部。

从文化方面，上几辈都不行，我的父亲只读了个麦黄学，到我们这一代姐妹六个，有两个是高中生，一个是中专生，其余的识字一部分。我有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成家，三对夫妻六口人，研究生有三个，副教授有两个。我们姐妹六个，共有十二个儿女，大学生有九个。中专生一个，研究生三个。
我家的人员，在人世间的流动方面，全国各地都有我家的脚印，十多个国家，也有我家的脚印。
上述的一切一切事实，我们祖辈忘不了毛泽东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我刘家也忘不了亲朋们的帮助，同时也是我的几个妹妹们勤劳、勤奋的结果，至此，将我们家好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我的大孙女刘心韵在2007年已考上湘潭大学。

刘勤英写于2008年

4 我们最尊敬的父母

父亲刘光春，农历1918年8月18日生，1977年正月初二凌晨病故。

母亲杨秀兰，农历1918年6月26日生，1992年正月初二下午4点40分病故。

二位老人都是出生在那个旧世界。住址沈家巷子，现在的沈巷5组。母亲娘家是丰乐杨家台子，现在为邢台1组，她的娘家从来没听说有亲人。

他们一生中所受的折磨、痛苦，让我们永生难忘。

父母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最伟大的、最合格的启蒙老师。

父亲小时候只上过麦黄学，实际就是半个学期。就这点文化程度，看他所做的一切事和说的话真让我们一生学不尽，特别是木活之类的，那都是要计算好的，比如做木盆、木桶、屋架等，如果不会计算那就弄不团圆的。

母亲也特别行，比如说，做鞋子、靴子，做衣服等都是自己学做的，她从小就离开父母，从没拜过师，也没人指点，也没上过学，根本不识字，可是再大的数字或是再小的数字，过去都是十六两制的，数据一出来她算得特别快，怎么也难不倒她。
父母的一生，的确值得好好回忆。

一、 为人正直，清白做人

我们是1951年10月底从安桥回到沈巷老家的，参加土地改革，在土改初期我们的母亲就参加农会代表，她白天在家劳作，晚上出外开会，经常是半夜才回家。土改时我们分两亩地、家具、牛和别人家共分一头牛，分的房子我们父母没要，并说我们有住的，这样的好房子让给别人住。

我们的父母在大是大非方面观点明确，立场坚定，不是风吹两边倒的人，他们才是有父母生，没父母养的人。正如前人所说，父母将你生下地，全是自己长志气。我们的父母一生中不利于人间的事和伪职都不去做。

二、 与人为善，踏实做人

人缘关系特别好。他们一生从没和其他人争吵过，更不用说和别人武斗过。我们的父亲10多岁就跟着舅舅安遵柏学做木活，走百家，串千户，手艺好，乐于帮人，一般情况不收人家的工钱，只要有饭吃就行了，不管做什么事就是非常踏实，每做一件事总认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三、 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从吃的方面，8岁至17岁前，跟着叔叔婶婶，只有做的，没有吃的，其原因，一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爱给吃多少就吃多少，二是人口多，全家约七八口人，叔叔婶婶的女儿在家学针线活，儿子上学读书，他们都不下地做活。我们的母亲在12岁左右时，每天外出找人吃的食物或是猪吃的食物。为了讨好叔叔婶婶的欢心，在十四五岁时，有一天下着小雨，自己一个人上山偷挖别人的红薯，上山时，本应白天下地挖，又怕别人看见，只好在一棵树下躲着小雨，等天黑人静，到了下半夜才下地挖，挖有一篮子等天亮才往回走，弄回来的红薯自己一口也没吃上。

1935年涨一次大水，吃的问题就更难了，水退后，人就生病，两条小命就快保不了，这时我们父亲的舅父母才又派人把他们接到安家去，从那之后才有做的有吃的了。

往后去为了自己的小家建设好仍还省吃俭用。1938年春，由他们的舅父母做主给他们拜个堂组合到一起，并给做一间草房，住了二三年又被火灾了，又帮做两小间草房。1951年前在安桥时我们的父亲到冬天没木活做，舅父家农活也没做的，每天就到湖里弄鱼虾到市场出售维持生活。那时，天气特别冷，水里结很厚的冰，下水时就要脱掉上衣，一双手下水里摸鱼。每天只能吃两餐，带的中餐全是凉的，晚上只能吃点干炒的玉米花，后回到沈巷老家又长期做外工，都吃的干的、凉的，久而久之，到1976年至1977年，我们的父亲患了食道癌，1977年正月初二病故，才59岁。他的一生没过到好日子，住的是万柱落脚或是千柱落脚，一辈子没住过好房子。

穿的方面，他们小时候都是穿别人旧衣服，当大人后，都是我母亲自己纺的棉纱织的棉布做成衣服，我们几个大的十多岁时都是穿的那样的粗棉布衣。

在劳作上，父母在我们心目中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不分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总没好好休息过。我们的父亲小时候没人痛爱，每天早上天还没太亮就出门捡猪粪，特别是冷天，每天如此。

四、 重视教育，言传身教

在教育自己孩子方面更是有佳，对几个女儿非常疼爱。如前人所说，十个指头个个疼，穷有穷姣姣，富有富姣姣。我们的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不管做什么事把我们当做男儿使，我们有不到之处总是小声说几句，从不用武力对待，让我们在人群的地方学到更多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我们生活虽说过得苦点，吃菜、喝水我们都过得非常快乐，我们家什么时候都是说说笑笑，家和万事兴。刘家家门有位长辈指着我们的父亲说，看你把几个妮子惯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父母听了这话根本不在意，但我们几个女儿都向父母保证，你们的女儿不管走到哪，请放心，保证堂堂正正做人，绝不给你们脸上抹黑。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当我们长大成人，终身大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几个女儿成家时都是父母做的主，媒妁之言。

在生产上我们的父母都是手把手教，如，犁地、耙地，怎样架犁，怎样抄种，做草鞋、木活之类的等都是细心、耐心地教，一时学不会，从不发脾气，有时还笑着说，那么笨，下次再不这样了。我们的母亲从厨房到农活、针线活、纺棉花、打草席等都是手把手地教，但我们也特别虚心地学。

学文化方面，有很多人家里条件好不让女儿学文化，而我们的父母思想很开放，只要有机会再没钱也能让我们去学习，大女儿两个冬一个春的夜校，二女、三女儿上过三年级小学。那时实行工分制，家里劳力少，所以她们都只读这点书，四、五、六女儿都是高中毕业。四女儿上过中专。几个有了文化知识，与其他人大有不同。大女儿是国家干部，二女儿在生产队任妇女队长多年，三女儿任乡政府团委书记，后因患病不能胜任此职就回生产队，在沈巷5组任记工员，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时，因无法种地，就安排到丰乐兽医站工作至退休。四女儿，中专毕业分配到钟祥石油公司任会计，后经调往荆州师专审计科任科长，五女儿高中毕业在沈巷小学当教师，后随夫调到胡集初中任教师。六女儿高中毕业考大学只差几分，因家里困难没钱复读，最后学手艺，做衣服。

总而言之，不管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得听从父母的。

我们姐妹几个在父母的精心培育、教育、关爱下，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穷人们终于走出了困境。我们姐妹六人虽说不是男儿，但我们的智力和孝道可以说胜过男儿们。我们所做的一切，让世人们去评论吧。

我们按照父母的精神、示范带领下永不变样地走下去，一代一代地让人们评价着。

六个女儿，个个不甘于落后，一个比一个强，我们在人群中别人能做得到的，我们都能实现，农村人，一样不会就不行。从小到大，在外弄猪吃的，人吃的野菜，我们穷人家就靠野菜度日光，长大时，边上学边劳动，放假就参加劳动，多挣点工分，多分钱。

农村的活，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做棉鞋、棉靴、做衣服，有时还帮父亲做木活、做草鞋、草席，还下河捞鱼摸虾到街上出售维持生活。请看，哪点能难倒我们几个姑娘。

六姐妹，成家后共有十二个孩子，八男、四女。十二中、大专生、大学生有九人。

由于几代人艰苦努力，共产党的政策好，我们的日子过得特别愉快，这一大家40多人大部分都进城。

我们的父母留下的后几代人过着人间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幸福、荣华富贵永远不忘记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人世间来。

父母常给我们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有吃不忘无吃恩。还得特别强调，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认真做事，清白做人。

后 记

2021年母亲节当天，完成了母亲撰写的“我的一生”文稿整理和配图的初稿，作为母亲节的礼物献给最亲爱的母亲。

据母亲说，文稿是在2006年开始写的，分成几个部分写，时断时续，第一部分在2008年完成，经过几年的精雕细琢，到2014年全部完稿。先打草稿，几经修改，然后精心誊写完成。

几大本影集中的照片也只是母亲收藏的众多照片中的一部分，早些年家里所遭受的几次火灾将1988年前收藏的照片和各类荣誉证书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不然，她年轻时仅所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几乎可以装满一皮箱。

人说，文如其人。

从母亲所写的自传体式的质朴、生活化的回忆录，你会认为她的文化程度不高、水平有限，而从整个文章的篇章结构、通畅的语句来看，你得相信只有经历过大风大浪、“见过大场面”的人才能驾驭得了这样完整的谋篇布局。

从文中的错字、别字（我在整理过程中已做更正）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口语化的语言中，你会认为只有半文盲的人才会犯一些低级、小学生式的错误，而从她那隽秀而刚毅的字体，你难于想象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母亲是花费了怎样的功夫才练就了帼国不让须眉的豪放字体。

透过几大本渐变色的、注明了详细时间、地点的相册和浸润着母亲心血的手稿，我读出了母亲对党和组织的绝对忠诚，对工作的敬业向上，对家庭的责任担当，对学习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无比挚爱，对子女、姐妹、亲人的无私奉献……

正如我的女儿雷洁纯于2018年10月在外公外婆80华诞晚宴贺辞中所说，“……在整理照片视频过程中，我是深切地感受时间的流逝，我看着这些照片由黑白变为彩色，模糊变为清晰，分辨率越来越高，我也看到了外公外婆，从青葱少年到为人父母，再喜添一个又一个孙子孙女，孩子们是越长越高，而银白色也渐渐染白了老人的鬓角。从外公外婆20岁结婚起，他们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到携手白头，这中间有60年的岁月，全部浓缩成了这几百张照片。但是我觉得这些素材远远不够，他们还不能够概括我们一家人的历史，以及每一个精彩瞬间，每次快乐的聚会，亲切的问候，和共同创造的美好回忆。这几百张照片，虽然经历了几十年岁月，无数的风雨沧桑，但是我发现在这些照片上，有一样东西，从始至终都未曾改变，这就是我的外公外婆自始至终自信而灿烂的笑容。笑声与快乐，是我时常能在外公外婆身上感受到的气质。一直以来，他们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孩子们抚养长大，成家立业，对我们晚辈无私付出，不求回报。前面几位长辈说过，我们的家族现在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这一切永远离不开我的外公外婆大家族给两个大家长的支持和付出。所以在此我谨代表我们孙子辈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表达最深切的感恩，我们唯有牢记教导，团结和睦，发愤图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权且就把这段话当作结语吧！

刘 芳

2021年5月9日写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