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卢振宝

　　母亲36岁那年，狠心的父亲，抛下了六个小孩，含冤去世。

安葬了父亲后的那个晚上，奶奶、叔叔、姑姑等叫上我们，开了个大家庭会议。一位当干部的长辈亲戚对我们说：＂要记住这个仇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化悲痛为力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争气，没有父亲了，更要活个人样出来。＂

我75岁的奶奶，裹着小脚，也和我母亲一样，爷爷早早就走了。安葬完父亲的第二天，远嫁武义的姑姑怕她想不开，陪奶奶一起睡。深夜，奶奶与姑姑轻声地说：“你大哥走了，大嫂一定是要去嫁人的，以后肯定没这份家庭了，这么多小孩不晓得还有没有个姓卢的。”姑姑接嘴说：“不晓得大嫂睡了没，若是听见了不好。”住在隔壁屋的母亲（实际上是床对床）大声接嘴道：“没睡！都听得清清楚楚！不嫁！不嫁！都要养大！”

从此以后，我们没有看到母亲流过眼泪。

每天起床，我们发现母亲已从自留地干活回家了。吃完早饭后，又去生产队劳动。等到傍晚收工，直接到上溪滩给城建公司挑黄沙。我在家烧好晚饭送过去，母亲吃完饭继续挑沙……一直挑到十二点钟回家。深夜一二点钟，又去离家约六七里远（冬天还要多几里）、隔条华溪的豆腐工场，挑做豆腐剩下的水给猪吃，再去鲍店塘洗全家人的衣服。那时我还不够懂事，猜：母亲都天天都这样干，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她是不是铁打的？会不会累死啊？我不敢吱声，有时偷偷的流着泪。

　　我和四弟阿广，每天早上大约5点半起床（夏天还要早一些），背着畚箕去捡狗粪，化成肥料后再投给生产队，争取肥料粮多分点。

捡回后吃早饭，再去解放小学读书。中午回家吃完饭，先去扒稻草剩叶，再回学校去上课。一到放学又急忙跑步回家去割猪草。每天早上捡狗粪，是三四年中雷打不动的活，割猪食，扒稻草剩叶，捡蕃薯剩根、拨麦杆根茬、挖草根等各种活，随着不同的季节变化轮流着干，一年到头似乎是没有休息的时候。

　　不到四岁的五弟阿杰，放到外公家由他们领养，不到一周岁的六弟阿法，因无人看管，白天只好暂时由我带到学堂去。

那时父亲所在的公司，有坏人掌权，要定父亲为“反革命”，不过幸好还是好人多，最终未给定性。

我经常带着弟弟上学，有时影响了班里的正常上课，也遭到有些同学的讨厌，班主任李老师经常指责我。

有一天上课时，在教室外玩的弟弟哭了闯进教室，已怀孕的李老师，挺着大肚子对我大发雷霆，当着同学们的面评批我，并骂我是“反革命＂的子女，都是坏东西，我控制不住怒火，握紧小拳头狠狠地打了过去，李老师摔了地上。

从此后，李老师再也没有回解放小学教书。后来听说李老师的丈夫是在公安局上班，为了这件事，差点要把我抓进公安局，只是当时我还不到十周岁。

　　八十一岁的外公是五保户，只生母亲一个囡，他的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在父亲去世的三个多月，外公经受不住打击去世了。在外公家的五弟又不得不被送回了家。

　　过完年后的正月十几，二姑父来奶奶家拜年，看见我家这悲惨的情景，就和奶奶一起劝我母亲，把最小的六弟送人，并由他去找户没子女、有饭吃人家。没过几天，二姑父在他家附近的善教村，找到了一户周姓人家，女主人是武义县妇女代表，后来我们叫她阿姨。母亲和阿姨谈的就一个条件：一定要给小孩吃饱饭，把他当成她自家的亲生儿子看待。

　　记得第二年的春天，放学后去割猪草。那时，生产队的田里都种红花草当肥料。撒花草种子时不小心，会有小部分撒到田岸道路上。我从田岸上割了些花草回家。母亲发现后，要拿棒打我，我再三和她解释，这花草不是田里割的，而是田岸上割的。田岸上的花草因没有肥料，颜色与田里的不一样。母亲辨认后，叫上我和四弟严肃地说：“今天不打你们，但今天我说的话要牢牢记住，我们不能偷任何东西和做任何坏事。偷东西有一次就会第二次，我们没有父亲了，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人们都会猜疑到我们穷人家来的，做什么活都要勤勤恳恳地去做，那怕再穷，我们都争气，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上过几天夜校的母亲，当过妇女队长，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干起活来特别利索。生产队农闲时，和男社员一起去做承包小工，母亲买的畚箕比人家大。母亲虽然个子小，但比许多男社员都挑得次数多，挑得重，工钱平均分，大家都喜欢和她一起干。

　　到十二月份，生产队的年终分红大约三角多点，也就是说三四十岁的男子汉，每天工钱只有三角多点。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缺粮三百多元。生产队分粮食时，要交足缺粮款，否则口粮暂扣仓库不分给。时任会计的有昌帮衬说：“彩宜家特别困难，就她一家的口粮扣在仓库里，老鼠多，损失会很大的，是否先分给口粮，缺粮款以后再补上？”生产队长硬是不肯，并且当时就称出我家的口粮，扣放在仓库里，侍凑齐缺粮款后，囗粮已被老鼠分去不少了。

　　在父亲同事的帮助下，大哥受照顾去父亲的原单位做合同工，每个月工资18元。二哥在母亲的打骂后，勉强读完初中，毕业后，经同村金岩水的介绍，去武义桐琴，拜新好为师父，学做泥水工，每天工钱六角，有饭吃。

　　我记得十二岁过年，大姑妈和母亲就早早地打了招呼，让我们兄弟几个一定要在年初一，早饭不要吃到她家。

早上母亲烧好索面叫上我们说：“年初一按风俗是吃鸡子索面的，妈妈对不起你们，因家里穷买不起鸡蛋，用夹心的蕃薯粉做成丸子，代替鸡蛋，等条件好点再你们补上”。

吃完索面，兄弟几个拿上了母亲准备好的一包“兰花根”（当时七角不到）作拜年礼物，早早地去了十五里路远的大溪塘村姑妈家。

姑父拿出自己切的米糖等好吃的，泡了茶水招待我们。吃了茶点不到一个钟头，大姑妈喊我们吃点心，兄弟几个围了一桌，每人一碗满满的鸡子索面，碗边放了二个鸡蛋，碗的上面下面都铺了几块肉，桌子上另外七八碗猪肉，鹅肉，鸡肉等，有些肉是双碗的。姑妈站一旁不停说：“大家都吃吃吃！平常你们都没得吃，阿祥你是老大，要带个头不用客气，好让兄弟几都吃得饱饱的，吃完了姑妈再给你们切肉。”兄弟们真的没有客气，姑妈又切了几次肉上来。

回到家里，母亲已做好了晚饭，但我们都吃不下去。一连几天，去舅舅等亲戚家拜年，看着桌子上摆着各种肉，菜都不想吃。

到了初五下午，我忽然打了个酸酸的嗝，从腹部到鼻腔醺岀长长的臭气，晚饭却胃口大开了。过了很多年才知道是吃了太多了，涨了肚子。

　　五六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早就没有了粮食。母亲向人家借点钱，每市（五天为一市）去黑市只买几斤米，磨成米粉再拿回家。多放些菜、蕃薯等熬成薄薄的米糊糊，作为我们一天三顿的主食。

大哥的一次事故，把人家的腿骨撞断了，为了省钱和表示歉意，母亲去缙云县泸塘陪护伤者，陪三天回家一天。大哥除上班外，借钱筹医疗费，二天一次去缙云看望伤者和送医疗费。

母亲去缙云县泸塘，我和四弟五弟在家中，第二晚上发现米罐中没有米粉了，就煮点青菜当晚饭。第三天早饭、中饭就饿着肚子。傍晚，兄弟三个就趴在大门口，目不转睛的盯在路口，等待母亲的回来。按正常应该在5点多回来的，结果等到晚上8点多钟，母亲才回来，我们围了上去，母亲问：“你们几个吃晚饭了吗？”我们低着声回答：“还没，没有东西吃了。”说罢就哇的哭了起来。

妈妈一边哭一边叫我烧锅孔，其实她知道家里已经断粮了，只是没办法，缙云回来时，多化几个小时，到外婆和舅舅家求援，拿了些蕃薯丝干。

　　

十三岁的夏天，正是割早稻的季节，也是我们扒稻草剩叶的时机（稻草的下脚料），收割稻谷后，生产队将稻杆全部分给社员烧火，垫猪栏用。当时物资稀缺，经常有人到田畈偷稻杆。

母亲的预言还真的变为现实，一天中午，华溪第五生产队忽然来了五十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强行爬上我家楼上，将稻杆从楼上丢了下來，说我们偷了他们的稻杆，随怎么争辩都没有用，我们正不知所措时，当过大队长的邻居汝金哥和我父亲同岁，他正在家中吃午饭就冲了出了，大声责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的队长拿了手中的稻杆说，“看，他家的稻杆颜色和我们的一样，是他们家偷了我们的稻杆。”汝金哥看了看，怒道：“我与彩宜是同生产队的，那你们先到我楼上看一看，我家的稻杆是否也与你们的一样的颜色，是否我也偷了你们的稻杆！否则就不客气”！

他迫于汝金哥当过大队长、永康江冶理指挥部副指挥长，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事件，但我家的稻杆已经损失近一半了。

　　到了秋天的某一日，我从学校回到家里，见到华溪的阿花姐，正和母亲嘀咕着什么。

母亲曾在早几年前发洪水时，救过她儿子的命，从此以后，她经常把孩子们带到在我家玩，和母亲的关系如同姐妹般。

她临走时还不停地说：“不要打他，真的不要打他啊！”她走后，我正在烧锅孔，母亲走了过来，手里拿了根棒，大声问我：“阿宝你今天做了什么！老老实实讲出来！”我一头雾水回答母亲：“不知道！”母亲举起棒就打了下来，我托住娘的手问：“阿姐先讲岀要打我的理由，我若做错了打我毫无怨言。”母亲怒道：“你今天拨了阿花的几垅菜，还不该打？”。我讲：“阿姐，我真的没拨过，你要打我让你打，你若为这件冤枉的事打了我，我马上找麻子阿花算账。”母亲边打边骂，“让你不争气，让你不争气！＂大哥听到打骂声赶了过来夺下棒。我问娘你打够没，若没打够继续打，你若打够了，那我就找麻子阿花算账去了，母亲没有吱声，我抬脚冲岀去，找到了她的自留地，把她几垅地上大大小小的菜全部拨完。

母亲很快地了解到是他人所为，晚上，娘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紧紧地抱着我低声哭泣。这是我记事起，母亲唯一打过我又打错的一次。知道冤枉了我，阿花姐向母亲道了歉，母亲高声说了句；可我已经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从此以后，母亲再也不和她们家来往了。

　　有一天，大哥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一起，好似开会商量，大哥说：“娘为了我们兄弟几个日子好过点，要嫁人，如果娘嫁了人，我们就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大家商量一下，怎么办？”我们一致不同意，四弟当时就大哭起来，“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大哥二哥说：“那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母亲面前跪下，求她不要嫁人，并向她保证，以后她老了，一定要善待她，我们自己吃什么，母亲就能吃到什么。”

兄弟几个都一起，齐齐地跪在母亲的面前，一一都作了保证。母亲听罢顿时嚎嚎大哭：“不嫁了！不嫁了！大家一起把苦日子过岀头。＂

父亲去世后，我第二次看到母亲哭，平时因为压力，坚强的她，连哭的时间都没有。

　　十三岁下半年，小学毕业后，我知道家里穷，就想不再继续读书，大哥二哥都劝我把初中念完，我也不听。

晚上，母亲坐在身边对我说：娘知道你从小就很懂事，不去读书是为了家里好过点，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以后的年轻人，要是没文化还有饭吃吗，我们都已经苦了几年，再苦它二年又怎么了，读完初中后再去赚钱，到那时，起码你自己过得会好些，你过得好，不就是妈妈过得好，兄弟们也就省心了。我听母亲的话读完了初中。

　　初中刚毕业，未够年龄就参加生产队劳动，在参加劳动的头天晚上，母亲坐我身边说：到生产队后要拼命干，抢着干，多花点力气，年轻人睡上一晚，力气自然会生出来的，偷懒会让人家看不起。我听母亲的话，在生产队不到三年，十七岁就评上十分底分，成为精壮劳动力。

　　下半年的十月，我向大哥要求，要岀门学手艺，大哥的朋友德和，家住杨官，帮我找到苏溪村的沈岩成，拜他为师傅，去绍兴打铜，师父见了我十分满意，当时拍板，给我每月十元工钱，管饭。定好农历十月十六日岀门。

十五晚上，母亲坐在我身旁说：宝，娘不舍得你岀门，但永康侬讲，纵有千秧八佰，不如手艺缠身，学手艺肯定是很苦的，你要忍得住苦，忍得住师傅的打与骂，方能学得到真手艺。要牢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话。你去远远的地方，阿姐照顾不到你了，要自己保重。

我记住母亲的嘱咐，在学艺的过程中，纵然我学得很快，师傅也经常骂我，有时还甚至打过我。不到十七周岁，我自己带着徒弟开担单干了。（实际上带了二哥，四弟，还有一个邻居文勇）

　　二十二岁我结婚了，第二年分了家，娘还分摊给我几百元的外账，家里有没有外账我清楚，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我知道母亲的难处。

我二十四岁的夏天，母亲在晒谷时，不慎从二楼平台跌下来，摔断了好几根百节骨，胸椎骨，大家都以为她活不过来了。所幸母亲还是躲过了死神，岀院后，为了方便侍候母亲，就让她就住在我们刚造的新屋底楼，身体慢慢地恢复。

新房的第三层还在造，建屋的师傅们都是我们供饭的。

医生说过，母亲的伙食要素淡一些，我们给她盛的饭菜也都很素淡的，过了很多年，母亲和我们说，那时是多么多么的想吃块肉，她知道当时我们都还很节约，又在造房子，老人家不好意思开口。至今我们都感到很愧疚。

在母亲受伤期间，该来看望的亲戚都来看过她，唯独她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亲兄弟长生（外公不让公开），在母亲疗伤时期，他当时任朝川村书记，也来过永康开过会，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没来我家看过她，从此，母亲坚决不去他家，也死活不承认他是亲兄弟。

　　母亲受伤后，我们商量着怎么供养母亲。经兄弟们的商量，除了母亲原享受父亲单位每月200多元的抚恤金外（父亲后来平反了），每年村里也有万把块分红，兄弟们各分摊100斤粮食，各200元的生活费。至于交没交过，母亲都不计较，她还会岀手反帮儿子和亲戚们一把。母亲的生活从此安安心心了。

母亲开始信佛了，不认几个字的她，出乎意料的把《金刚经》等十来部经，念得滚瓜烂熟。还到处烧香捐钱，经常为我们诵经祈福。

　　母亲64岁时，我和四弟五弟兄弟三个在内蒙经商，她在家里时，听到去过包头的小姨夫说，我们过得很苦，有些担心。

五月份我接母亲坐飞机到到北京，再转内蒙。我在包头，四弟在乌盟临河，五弟在伊盟鄂尔多斯，随她高兴，想到谁家玩就去谁家玩，谁都会带她到当地的名胜古迹去玩。阿姐看到我们生意都做得好好的，村里的同龄人极少有坐过飞机的，这二件事是她最感到自豪的。

77岁那年，我们夫妻俩特意带母亲去北京玩了几天，虽然前些年和她一起路过北京，顺便玩了一下，但没有像这次这么任性，我们很放松慢慢的陪着她玩，阿姐高兴的说：这样玩过死也甘心了。我们怂恿叫她继续养好身体，有机会再带她去外国玩，其实她真的有念想的。

　　母亲75岁后，兄弟六个根据她的身体状况，轮流接儿子家中供养，原来每家供一个月，每年轮二次，刚好十二个月。一段时间后，母亲不同意，我们又改成五天轮流一次。一段时间后，母亲又不同意，说要住她自己的老屋，因为有老邻居，相互有个伴，兄弟六个也只能依着母亲，每餐都送饭，或在她家烧饭。除了陪她一起吃饭外，还帮她洗脚、按摩、洗澡等。兄弟们都能各司其职，我略为欠缺，基本都是老婆代劳。

在这方面，大哥做得尤为岀色些，每天晚上，他几乎都去陪母亲，并且每次都能陪上二三个钟头，我们去母亲家时，兄弟几个经常相聚着。

特别是过年，年初一上午，兄弟六家都拖家带口到母亲家拜年，多时达四十余人，老母亲每年年初一，都要包红包，不管娶进嫁岀的，统统都有份。

缘于母亲的教诲，和小时候同甘共苦，兄嫂弟媳也还算和睦，兄弟六个隔三差五的坐在一起喝点小酒，大家庭每年也要聚聚餐。

　　2010年，永康市申报卫生城市，处于华丰菜场周边的城中村南园卫生环境，经常被市创建办点名批评。在2012年市创建办90分钟的市容脏乱差爆光视频中，华丰莱场周边就有45分钟。市政府，街道，合作社等部门花了大力度，整治效果不佳。

我知道后，义不容辞的接受＂南园环境整治＂工作。为了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得罪了一些乡亲们，多位乡亲投诉到我母亲家里。

快八十的母亲，总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乡亲，表面在骂我，在骂我过程中又在说服他们改造的好处。

我送饭陪母亲在家吃饭时，阿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宝，今天谁谁谁到了我家投诉你，娘晓得，卫生整治是大难题，尤如开刀整骨，很多人都不舒服的。但你只要有公心，坚持整治做好，受到有些乡亲骂没什么关系的，骂是骂不死人的，时间长久了有很多人会理解你的，娘支持你！

我的天，我的老娘，怎么说到我心坎上了。我更坚定了目标，和村干部们齐心协力，终于把华丰菜场的周边环境整理得干净达标，让我们永康市顺利的通过了卫生城市的评审。

　　母亲从来不评论哪个儿子，对她好与不好，更不说哪个儿媳妇的坏话。儿媳之间吵架，媳妇去她那投诉，她会当着媳妇的面骂儿子：“吃饱了吧，撑着了吧，宽空麦了吧”就这三句。她把所有的不愉快，统统装进肚子里。

母亲是在六年前走的，那天，我刚北京到回家，嫁到法国的侄女卓雅也刚回到家。侄女在下午二点去看奶奶，门没开，等到三点推开门后，发现母亲坐在藤椅上，神态自若，如同睡着。据堂弟媳妇说，母亲吃完中饭后，她给了一块蛋糕。我母亲应该是午睡醒后，吃了块蛋糕走的。

据老人们说，我母亲的这种走法，是坐着轿子走的。

当晚安放在火葬场的告别厅，意外的有七八个人，专门为我母亲做了一夜的道场。（原来他们几个是人家的请去做道场，搞错了地方）并且，他们几乎都是我母亲的信佛的朋友。

母亲走后的二三年，我们也习惯去母亲住的老屋看看，也只有看看，嗯…………有明显的失落感，有时眼角还会淌出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