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盏灯

边疆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母亲

妈 妈 是 盏 灯

图/文 边疆

我的母亲叫张玉林，小名“银香”，44年前已经去世，时年36岁。

母亲除生养了我们兄妹5人外，几乎没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张自己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很小时候我是见过母亲唯一一张照片的，那应该是她和父亲成家前（后）在照相馆拍的。两个人并排站着，身后是山水布景，前边摆着两盆花。母亲显得拘谨，个子比父亲整整矮一头，两根粗长的辫子搭在胸前，衣服略显宽大，洁净的、圆圆的脸庞似乎还没有退去孩子气。

这张照片当时并不在我家相框里，好像是在本家一位嫂嫂的相框中，后来就不知去向。

前些年，大妹还给我提起过，她说：“说不定还能找回来”，并一再叮嘱要是找到妈妈的照片了，多翻拍一张给她。

我一直没找，我们把母亲丢了，去哪找呀！

母亲是夜里发病的，那天正好是爷爷过世的头期，族里人、亲戚们准备给爷爷烧头期纸，我站在妈妈窗前抽泣。隔着窗户妈妈说，“想爷爷了就到灵前去哭吧。”这是母亲在世时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突然，母亲就发病了，上吐下泻。族里人帮忙，用架子车把母亲送到了村口的公社地段医院。医院里没有床，病人都睡土炕。三月的夜异常寒冷，病房里宛如冰窖。我给妈妈把炕烧热后，父亲坚持让我回家了。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母亲转院了，天还没亮就被转到了距家二十里地的另一个公社卫生院，那里有省城大医院的大夫来支农。当我赶到时，母亲已不省人事，鼻孔插着氧气，嘴唇有深深的咬痕，嘴角有一丝干涸的血迹，母亲两眼睁着却看不见我就在她床前，对我的呼叫也没有明显反应。父亲说，“回去吧，你妈没事，回去后照看好弟弟妹妹。”

晚上，母亲的遗体拉回来了。乡下人的风俗，死在外边的人不能停尸家中，所以，母亲的遗体被停放在生产队弃置的庵子房里，庵子房彻骨的冷。

我们兄妹跪在母亲身旁，任我们怎么嚎啕呼唤，也没有将妈妈唤醒。

就这样，我把妈妈丢了。

妹妹的心思我懂。我是老大，时年15岁，大妹13岁，后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小妹不足一百天，送人了。对于大妹而言正是需要妈妈呵护的时候，然而，她不得不辍学，不得不走进厨房，围着锅台一直转到了今天。所以，妹妹太需要倾诉了，那怕是对着妈妈的照片。

已经四十多年了，妈妈的陪伴甚至都不再清晰。

　　村子有一个电磨坊，两条坑坑洼洼的生产路伸向正西和西南方，我们小队近一半耕地就在那里。母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日傍晚，不足4岁的小弟弟都趴在电磨坊的路边等妈妈收工回家。

等啊等，路上已没有了行人的踪影。

等啊等，落日压弯了西边的山脊。

遁着弟弟委屈、失望的哭喊声，和我们同住一屋的四伯将小弟抱起说：“跟伯回家，你妈再也回不来了。”“不回去，妈说太阳落山她就收工回来了。”小弟哭喊着，想极力挣脱四伯的怀抱。

四伯也是早年丧妻，我没有见过四妈。四妈去世后    哥哥、姐姐也都没有成年。四伯兄弟二人，老大在户族里排行第二。当年被拉壮丁，参加了中条山战役，至今音信全无。二伯走后二妈改嫁，留下两个女儿全由四伯照管。看着怀中的小弟，大人小孩哭成了一团。

我自然知道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偶尔还会抱怨母亲的不好。

那年月，家中时不时吃了上顿没下顿，却经常有邻居家一位叔叔来我家讨吃的。叔叔是入赘的，不知患有啥病，坐在我家灶火前总是说在他家没吃饱。母亲说：“不走，一会儿给你盛一碗。”我不高兴，母亲说：“有啥里，锅里多加一瓢水的事。”

　　但有时，母亲会因为父亲把不相识的人领回家吃饭不高兴，一次父亲领回来一个姓孔的陕北人，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做一顿像样的饭。母亲把仅有的白面为客人做了顿白面条，在灶房里母亲和我们吃黑面片。客人直夸母亲好手艺，母亲却嘴撅脸吊不说话。孔叔叔临走时塞给我两毛钱让我交给母亲，接过皱皱巴巴的纸币，母亲绷紧的布满阴云的脸开朗了，说：“这个人不错。”我却认为母亲见钱眼开。

不单如此，母亲甚至不辨是非。有一年我上初中，县上在公社的大操场开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杀人犯，学校组织我们一同参加。回家后，我把枪毙犯人的事告诉了母亲，她居然说犯人恓惶，说那也是一条命。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认为母亲没有阶级立场。

母亲有时候还很小气，一次放学后我帮着拉风箱，正好母亲从灶口前经过，我拉得太猛火舌冲出灶口燎了母亲的裤子。母亲很生气，还掉了眼泪。这是一条把日本尿素袋子拆开洗净，用靛蓝染色后做成的裤子。村里人都夸母亲细发，说这条裤子是“呼喽喽”。但它怕火，经火轻轻一燎便缩成了一团。哎，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咋知道这是母亲唯一洋气的裤子。

舍不得穿，舍不得吃，我和家里人都有意见。生产队一年每人分四两油，我家装油的瓶子刚好装二斤，但每年分油时母亲总是提个大瓶子再拎个小瓶子，因为上一年的油还没有吃完。

　　因为我是老大，母亲对我的要求似乎更严格。学校放假了，我把“五好学生”奖状呈到母亲面前却很少听到她的称赞，往往都是“都没有考满分还拿奖状哩？”她看我委屈，就顺带说一句拿到前边让爷看去。我自然高兴，因为爷爷会不吝惜溢美的话，会在人跟前夸赞我好一阵子。  

走出家门，母亲一改愁眉不展，显得十分阳光。

走路从来都是风风火火，说话一直喜眉笑眼，帮人干活决不惜力气，于是，在生产队妇女中母亲落下了“张过岭”的绰号。有一回她不经意的说，大炼钢铁那阵子，把人差点累死了，上个厕所都能睡着。她还说，有个婶婶人精灵，不停上厕所，一去大半天回不来。领工的组长训斥道“你是拉井绳哩，唉，走，让我看看你拉了多大一泡屎。”走到远处高硷畔下，就是找不到婶婶解手的痕迹。被追问得紧了，婶婶说“今天吃的炒麸子，刚才一阵风把拉下的吹光了。”

母亲谈论劳苦的经历总是嬉笑着说，便如没心没肝的人。当然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她说“咱帮人，人帮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母亲帮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每年秋天在后院里经线时周围的婶婶们都来搭把手，枯燥的场地里欢天喜地，赢得了不少羡慕的目光。

直到母亲去世，我才知道她为啥夜夜点灯熬油做活计。印象中夜里母亲的纺车就没有停歇过，嗡嗡的纺线声、纳鞋底时拽动绳子的撕扯声聒叫的人心里很烦。

　　慢慢的，我们适应了这种夜深人静时的声响。它是母亲与星星月亮的对答，是老屋里的小夜曲，是我儿时的童谣。

为了尽量不影响我们休息，她用废纸糊一个喇叭状的灯罩遮挡光线，于是我们家的聚光灯始终不离母亲左右。

妈妈走了，我们收拾她的遗物，家中的板柜里满满一柜子鞋面鞋底。冥冥之中母亲似乎有预感，她为了我们日后不打赤脚，恨不得将我们一生的鞋子做好。做鞋子，特别是纳鞋底是力气活，妹妹还小，显然不能胜任。于是，母亲为我们做了一柜子鞋面鞋底，日后只需将鞋面鞋底缝在一起就是完整的鞋子。

板柜的底面有母亲写的几行粉笔字，那是父亲和我们兄妹的生日，但为什么没有她的呢？在她的心里只有家人，唯独没有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里，弟妹们抱怨说“妈妈不要我们啦”，没有了母亲的自卑感（乡下人说，是缺理短精神）伴随了我们许多年。

成人后，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把我们忘啦，因为母亲一次都没有进入我的梦境。妈妈呀，您的儿女们后来的路走的正不正，日子过的安不安难道您真的不再操心了吗？

直到我结婚前后发生的两件事，才使我恍然大悟——母亲一直陪伴着我们，她只是不想打扰我们，母亲的注视穿透了阴阳，超越了时空。

　　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一九八六年夏天正是我和妻子处对象的当口。妻子当时在一家国营理发店上班，一天傍晚妻子告诉我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大中午，路上很少行人，店里也没有顾客，师徒们各自干着自己的私活。妻子说她看见一个矮个、留剪发头的女人径直走了进来，又掀起门帘走进了里面套间的锅楼房。妻子跟了进去，却空无一人。把这一情况给师傅们说了，大家都说没有人进来呀。

我详细了解了她当时所见的细节，确定这是我妈来看望自己未过门的儿媳来啦，是她替儿子把关来啦。可能这个儿媳她很满意，所以我并没有梦到母亲，母亲也没有再去打扰儿媳。

我俩结婚是第二年的“五一”节，几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入夜，我俩的新房不敢关灯，一关灯妻子就吓得惊恐不安，说妈妈站在床边。次日，我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嗨，咋把这事忘啦。”我问“啥事”，父亲说，“家里添丁进口要给过世的亲人打招呼”，并叮嘱去母亲坟头烧些纸钱，“把你们的喜事给妈妈说道说道。”

我们照做了，从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和妈妈相安与共。

如今我们兄妹都成家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儿女，却苦于无处侍奉母亲，“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句古语是那样扎心。

　　四十多年的岁月磨灭了太多记忆，但有一盏灯永远明亮如炬。它在夜空里闪烁，它在漫漫长路上放光，它在寒冬里温暖。有了这盏灯，我们不再迷失、不再徘徊、不再自卑、不再孤单，因为，母亲并没有离开我们，她时时刻刻都陪伴在儿女们左右，护佑着我们一生的平安幸福。

妈妈是一盏灯，在我的头顶，在我的前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

注：“呼喽喽”，方言，意指经风一吹呼啦啦飘动。

 

2021年5月8日于新区世纪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