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姚围子

Sam 大叔

凡在柳河下过乡的，都会记得姚围子，它离干校约七、八里路远，是去县城的必经之地。就这么一个小村落，怎么也没想到，却与我的人生，产生过一个小小的交叉，算不上重头戏，但毕竟是我生命旅途中的一幕。

我家原住阿什河街的省委家属大院，有三间卧室。文革初，造反派强令腾出一间，把另一黑帮家属挤了进来。没过多久，一辆大卡车把我家迁出，送到香坊区六顺街的一间破旧小砖房，被撵出生活过多年的大院，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都在这里。

此时，父亲被关进省委大楼的牛棚里，母亲为照顾六个子女已退职多年，在哈军工攻读核潜艇专业的大姐，正在学院里等待分配，二姐、妹妹和我在柳河干校下乡，哥哥去了兵团，家中只剩母亲带着6-7岁的弟弟。被赶走的那天夜晚，天上瓢泼大雨，家里没电，房顶漏雨，屋内又黑、又冷、又潮，恐惧中的弟弟放声大哭，母亲用双臂紧紧搂住他，沉默地坐在墙角。

母亲是从安徽老家加入新四军的，她祖父是当地大财主，近乎半个县城的财产都归她家所有。当年陈毅率领的新四军部队途径该县时，就把指挥部设在她的家里。母亲很早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军后，她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抗美援朝结束后，部队就地复员转业，她同战友们一起扎根在黑土地。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但眼前的一切来得那么猝不及防，完全击穿她的想象力。战场上的腥风血雨从未让她惧怕过，此时此刻，抬头不见北斗星，望着从屋顶流淌下来的串串雨水，她没有流泪，可心中在滴血。

弟弟的夜半哭声惊动了邻居。这一片是轴承厂的家属宿舍区，老工人姜师傅敲门进来，询问情况后急忙回家，扯来一块油布，冒雨爬上屋顶把漏洞遮盖严实。此后，他给过我家的帮助，不胜枚举。

六顺街，这看上去挺吉利的名子，并未给我家带来什么好运。刚住上一年，大卡车又来到了门口，我家面临再度搬迁。果然，此次更彻底些，母子二人被撵出了城市，送到偏远的农村-----姚围子。仅仅一年多时间，我家从高楼到小平房，从小砖房到泥土房，家境一落千丈，落差之大，足以发电。

在陌生环境下，家里买粮、买菜、购日用品都成了问题，而且偏僻的乡村物资极度匮乏。此时，弟弟正在长身体，没有吃的怎么行，母亲便在村里四处求助，总算花15块钱买回一只母羊，每天给弟弟挤些羊奶补充营养。可就在一天早上，弟弟那只心爱的母羊突然不见踪影，他出门四处寻找，终于在村头白白的雪地上，看到一溜鲜红的血迹印，是朝着山里的方向。好心的村民告诉他，甭找啦，肯定是被野狼叼去了。弟弟孤独地站立在村口，遥望远处，脸上挂满伤心的泪水。

这成了什么世道！一个年幼无知、本应坐在课堂里朗朗读书的孩子，却随家四处漂泊，饱尝社会冷暖，一次次地流淌出委屈和痛苦的眼泪。

其实，这何止是我们一家的悲剧，那年月，谁家还拎不出几件让人绝望得想哭的心酸往事呢？

好在“人间自有真情在”，纯真和善良的村民们对这颠沛流离的母子二人，给予了莫大的温暖和精神上的安慰，帮他们度过生活上的道道难关，果然“平平淡淡才是真”。

有一次生产队分豆腐，各家各户都端着锅碗瓢盆去排队领豆腐。有人问道，老董太太家给不给分？那位分豆腐的，不知这政策该怎么把握，就打发人去请示领导。生产队长只回了一句话“人家家里是老革命，凭啥不分，分！”

在此之前，我没接触过工人和农民，像姜师傅和生产队长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处事法则是什么，但在那世态炎凉的岁月里，他们没有落井下石，反倒彰显豪侠仗义，同情心后面站着正义感，也许这正是工农群众的优秀品质所在。列宁和毛泽东就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夺取了革命政权，这其中自有道理。对于工人和农民兄弟的深情厚义，我们一家人始终珍爱有加，永铭在心。

（父母当年在新四军部队里和解放后的照片）

此时的父亲，已从省委的黑帮大队，被送到干校接受批判改造。一次，在三营同别人抬木头，后面的人没等到喊号，就把圆木先推了出去，站在前面的父亲，被肩上木头的强烈颠震，断了三根肋条，他无法再承受重体力工作，便被送到山下校部，参加些轻度田间劳动。后来，不知是因政治氛围的缓解，还是改造卓有成效，他黑帮分子的帽子被摘掉，成为一名五七战士，偶尔也可以去姚围子探望家属。

那几年，分别在四营和六营的二姐、妹妹和我，也都尽可能利用周末回家看望母亲。每次，我都是从六营走到校部，再顺着砂石公路右转，走往姚围子，步行约两小时。有一个冬天，因赶路时着凉，到家后便发烧病倒，浑浑沌沌地躺在火炕上。恰巧家里来了客人，坐在炕对面的“靠边站”小桌旁同母亲聊天。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得出来，那人是省歌舞团的孔新莉。我早有耳闻，她是歌舞团里的台柱子，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此前在城里时，家父与歌舞团团长是旧交，对方常来我家走动，不知怎么地，孔新莉也成了我家熟客。而此时，省歌舞团的全体人马都下放到干校来锻炼，尽管我家是黑帮，可人家并未嫌弃，不时走进家门，来嘘寒问暖。这些年，孔新莉不知来我家多少次，可我从未与她见过面。躺在病榻上的我，忍不住想撑起身睁开眼，见见这位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可惜，两片眼皮像灌了水泥，十分沉重，我几次努力，都未能睁开。 五十年后，在干校博物馆馆长关满斗收集的照片里，我终于目睹了这位孔大小姐的芳容，总算如愿以偿。

大病方愈，我准备上山回营，瞅见墙角摆着一辆旧自行车，就把它拽出来，打足气，骑着车返回营部，此后它成了我往返姚围子的交通工具。

又过了些日子，父亲被彻底解放，省里任命他为巴彦县委书记。他立即启程赴任，连同母亲和弟弟一起，从姚围子举家迁往巴彦。

茫茫沧海，文革给我们一家带来的苦难，从这时起开始好转。

坦率说，我在六营并未因黑帮子女而受到歧视，战友们都把我当作兄弟热情拥抱，友好相处。要说有，只是个别人，也就一点点。

在六营球场上，活跃着两位篮球高手，曲艺峰和依福林各领军一队人马，双方频频对垒，谁也没把对手打服，相互屡屡叫板。我在两军之间窜来窜去，跑个龙套什么的。一次在水稻连的球场上，我腾空跃起去摘篮板球，空中不知被谁撞了一下，身体失去平衡，落地时脚踝骨嘎巴一声，受到严重挫伤。卫生员给我抹了黄酒，包上纱布，拄拐半个多月才消肿。半年后，受伤处冒出一块骨头，我跑去庆安县医院，骨科大夫手持X光底片对我说，这是骨刺，学名“骨质增生”。打那以后，我在田埂上干活总是崴脚，均发生在同一部位，别人说，我这是把骨头崴“滑了”。

突如其来的九一三事件，颠覆了人们的信仰，开始什么都不信了。我头脑一片茫然，那个走五七道路的坚定信念，也开始动摇，有点儿万念俱灰的感觉，再加上一副腿脚越来越不给力，终于，导致我心生去意，遂以病退为由告别了干校，去外县投奔父母。

人生中的许多选择都出于被动或无奈，不存在对与错。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离开柳河那天，一大清早我把行李卷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孑然一身，一路骑往县城。经过姚围子时，我扭头深沉地看了它一眼，算是与其告别。

一路上我心中怅然，想想身边的亲密战友张伟东，人家是胸带大红花，被众人夹道欢送，光荣地离开干校，而我则是灰溜溜地淡出人们视线。撒在柳河大地的汗水失去了价值，一把好牌被我打烂，枉费营指导员张力对我几年的苦心栽培。让她多么失望，我完全猜得出来。

从庆安乘火车至兴隆镇（巴彦县城不通火车），到站后我又骑了三个多小时，横跨90里乡间公路，傍晚进入巴彦县城。

为期三年的知青生活就此打住。

带着一身尘土，我又踏上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