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眼镜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

中间老者是我父亲

前些日子，在整理南昌路老屋父母的遗物时，从床头柜上摆放着的老式方形饼干盒里，翻出了老父亲的几张照片、几枚带着锈斑的军功章、几本荣誉证书、一本“老干部离休荣誉证”，还有一本硬面的红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证书里记录着老父亲的简要事迹——王日生，1927年8月出生，1946年4月入伍，1949年3月入党。因为在参加战斗中表现勇敢、在完成任务和学习文化中表现突出，记大功一次、小功两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望着这些老物件，犹如按下了时空摇控器，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往日的零星碎片在我的脑海中逐渐串联起来，变得越发清晰。

父亲的一生算不上传奇但极具“色彩”。从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开始，在那个非常讲究“成分”的年代，就注定父亲这一生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爷爷”这个词对我是极其陌生的，也许是忌讳他顶着“地主”帽子的缘故，从我记事起家人就很少提起过他。我曾数次回山东老家省亲，从点点滴滴收集的信息中作过类比，其实按我们当时的家底，老人家连个富农的条件都算不上。在临近解放的1946年至1947年，山东地区出现了“极左”的土改复查政策，除了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外，还出现了非常过激的乱打乱杀现象（有文献记载，毛老人家为此对负责山东、山西两省土改工作的康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按照山东地区就高不就低的标准，老人家被“高估”定成了“地主”，并毫无例外地成了那个过激时期的“牺牲”品。这个结果对父亲的影响贯穿了一生。

父亲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老二，排行老三的是我的姑姑。之所以特意提到姑姑，不仅是因为她是老一代中唯一的女性，还因为我的姑夫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独臂战斗英雄。他和我父亲是改变这个家族由“黑五类”转变成红色基因的奠基人。在我当兵那会儿，出身一栏中已然骄傲地写着“工人”——就是那个能领导一切的“伟大”阶层。我在部队服役满三十年后退休，从时间上正好是父亲军龄的一倍；先后立过五次三等功，从数量上看跟父亲一样，但我知道，这两者从内涵和质量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因为父亲的军旅生涯和军功章里，凝结着的不仅有鲜血和生命，还有共和国成长历史的厚重。

我的军功章

因为从小接受了较好的教育，青少年时期，父亲同哥哥（我大伯）一起被送到大连一位亲戚开的车行当学徒，靠学门手艺谋生。当时，正值日本刚刚投降，国共两党进入白热化较量的时候。具有戏剧性的是大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而父亲则在第二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兄弟俩成了国共两军的敌对阵营。父亲转业前的职务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汽车教导连中尉副连长、代连长。听老家的人说，大伯当年是国民党某部少校营职运输官。两人在各自军中的阅历都缘于早年从事汽车相关的行业，算是带艺从军吧。

因为有两年汽车驾驶和修理学徒的经历，入伍后，父亲被分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编为41军）直属供给处车队，没多久就被调到小车班，给时任司令员吴克华（41军第一任军长）开车。因为驾驶技术过硬，没多久被提升为小车班班长，还兼任着首长警卫员的工作。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期间，因为运输弹药任务紧迫，父亲被抽调到一线部队，为前线的战斗人员运送弹药和物资。并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塔山阻击战”和“新开岭老爷山战斗”。据老人跟我们讲，当时有几次战斗非常惨烈，运送进去的是弹药和物资，可拉出来的都是重伤员或战友的尸体。由于战斗减员严重，新兵员又补充不到位，前方又急需战斗人员。父亲每次完成运送任务，都会拿起枪投入战斗。有几次都是奔着牺牲去的，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侥幸。在塔山阻击战的一次战斗中，父亲驾车运送弹药和物资，途中造遇敌人埋设的地雷，弹片击穿了汽车底部，将他的左腿削掉了一大片肉，全身有多处受伤。至此父亲小腿肚子上留下了一个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的大疤痕。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纵队记大功一次，随后被提升为汽车勤务副主任。攻打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又先后几次立功，后被任命为41军直属汽车教导连副连长、代连长。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

1961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为支援艰苦地区的经济建设，从广东汕头转业，带着母亲到了新疆。与父亲一起进疆的老战友不少，每次聚会免不了会喝多。每当这种时候，一帮老人就开始叙叙叨叨的讲些零七八碎的往事，其间偶尔也会为讲不清的某个细节争论不休。也许是这样的场面重复的太多、听得次数太多了，姐姐们都像躲避“祥林嫂”一样的远远站着，而当时懵懵懂懂的我，傻乎乎的爱往前凑热闹，由此就成了这群老英雄们唯一的听众。为了在小伙伴儿们面前积累些炫耀嘚瑟的资本，对老人们讲的每一个细节我都听得很认真，以至于他们后来因为记忆的偏差出现的争论，都是我在最后进行更正并进行裁决。

即便是转业并自愿到了遥远的新疆，老父亲仍然没能躲过那场“政治浩劫”。由于家庭出身“不够纯正”，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右派，蹲了“牛棚”。因为被拘压期间停发工资，一家人没有了收入来源。母亲带着我和二姐、三姐回了山东老家，只留下大姐（当时闹学潮学校停课）给父亲送“牢”饭。所有的日常开销都是父亲昔日的老战友李成祥叔叔一家接济的。每到发工资的日子，李叔都把他一半工资分出来，让李辉哥或李娜姐送到我家，为了怕钱被偷，每次都是陈姨用针线缝在衣服内兜里的。这种接济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父亲被“平反”，恢复职务并补发了工资。父亲带我和姐姐去李叔家还钱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辈子咱家欠李家的太多，钱可以一次还清，可这份情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在两家人每年一聚的家宴中，两位“老革命”定了规矩，以后逢年过节，两家人要像亲人一样在一起过节。如今，双方老人都先后去逝，但这个规矩仍在不折不扣的执行。

1987年，老父亲光荣离休。离休后那十几年也没闲着，凭着精湛的驾驶和修理汽车的技术，被新疆塔里木石油指挥部、新疆职业技术学校等多个单位聘为技术顾问，继续发挥余热。

也许正因为老父亲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他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保持着非常豁达的态度。面对各级给他颁发的奖项和获得的诸多荣誉，老人家表现的非常淡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平平淡淡的活着比什么都强。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没有什么是不能经受和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