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兰馨

　　写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父亲是我最亲的人，有太多太多的记忆，真不知写什么，怎样写。我不愿意像组织部门那样，写他的革命履历，评价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写父亲几个典型事例，标榜他有特色的人生。我只想写我和他之间发生的故事和我最真实的感受。

　我的父亲生于1920年，详细日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自幼贫寒，仅念过两年私塾。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98年3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

　　搜寻我的记忆库，四岁以前没有对他的一点儿印象。原因可能是年龄太小，没有什么记忆能力，或是他当时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接触太少。最早的印象是，我四岁多，举家迁往保定，离开店头，在老宅子外的街上，父亲抱我，别人抱姐姐，同时放进驴背上的两个筐子，父亲笑着说，这样挺好的。当时天微微亮，街上的人挺多，都是来送行的亲戚和朋友，还有好几匹牲口，有的驮着东西。在保定，我们住机关大院，父亲回家吃饭睡觉，在一起的时候多了，他有时训我，打我，我怕他，也有点恨他。可是，每当在街上，我要买吃的或玩的，多是他跑去买，我上前卫路小学，住校，上学回家都是他接送，我又有点亲他。我从小和爷爷的感情很深，常常利用寒暑假回老家去看他。从保定出发，要坐火车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坐汽车到平山洪子店，然后骑牲口或步行70多里山路到店头。每次回去，父亲都要请几天假送我们，下了汽车东奔西跑，给我们雇牲口雇大车。有一次，父亲送我和姐姐回去，在洪子店花五元钱顾了两匹马，一匹骡子和两个赶牲口的人。五元钱在五年代初不是小钱。第二天，我们出发，我骑一匹马，姐姐骑一匹马，骡子驮行李。父亲送我们，走了二十多里，到了险溢河，他说不能送了，于是目送我们过河。走了很远一段路，我回头看，父亲仍站在那里依依不舍地望着我们。灰暗的天空下，兰色的险溢河边，父亲孓然一身站在那里。每当我想起这一幕，心里都会一阵酸楚，潸然泪下。

　　我上二年级时，我们家随父亲工作 调动搬到石家庄，我转学到中华大街小学。一次在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给班里的黑板报投稿，我不知怎么写，就回家找父亲帮忙，父亲虽然很忙，还是帮我写了，登到了黑板报上。一次上课，我听老师说我“偷枣”，慌忙站起来辩解，说没有偷枣，老师乐了，说不是偷枣是投稿，并且表扬我关心班集体，稿子写得好。老师的表扬，让我在班里的威信大增，我很感激父亲。上四年级时，因搬家我转到联立小学。一次放假，父亲兴致勃勃地看我的记分册，先看学习成绩，比较满意，再看老师评语，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字句，很不高兴，说孩子这么小懂这些事吗。我本来就不满意老师的评语，看父亲的态度，心里顿然舒服多了。

　　一九六一年我上初中，在师大附中，父亲调工作去了黄壁庄水库，母亲响应国家“家属还乡”的号召回了老家，石家庄只剩下我和姐姐。为了我们生活，学习方便，能互相照顾，父母保留了我们家在四局的房子。这样，算上我们俩的生活费，学杂费，房租费，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候的钱值钱，父母为我们的付出太大了。我们小，父亲不放心，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上初三的时候，姐姐去天津上大学，石家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父亲更不放心，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挤在一个单人床上睡觉，给我做饭，带我下饭馆，带我看电影。每次看电影，他都睡觉，一开就睡，一完就醒。我总说是浪费，他总笑着说不浪费，总算是咱俩一起看电影了。我理解父亲的心思，只要能给我快乐，只要是我能受教育，长知识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孤独。在学校无所谓，回家除了学习，无事可做，心里总是想父母。周日父亲来很高兴，父亲一走总得大哭一场。这些我从来不告诉父亲，怕他担心。再后来，父亲调换了多个工作岗位，我也长大了一些，我想父亲，常常骑自行车去外地看他，去黄壁庄水库，去平山县城，去井陉地区五七干校，去岗南水库，去平山下口钢厂。每当父亲见我，都非常高兴，满脸尽显笑容，接着就是带我到食堂，或者下饭馆，用美餐款待。然而也有一次例外，就是六七年初，我骑车去平山城看父亲，走进县人委柏树院，见满院子贴着“打倒”，“批臭”父亲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心里一阵惊恐。父亲见我，脸上勉强露出一丝苦笑，悄悄对我说，孩子别怕，我没有事，他们打不倒我。我控制住涌到眼边的泪水，不让它流出来，我知道父亲看见我流泪会更难受。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怎么会遭此厄运？！我心疼我的父亲，我恨他们那里假借“革命”的名义，求名利，泄私愤的“造反派”。

　　父亲用一生疼爱我，用一生培养教育我。我上四，五年级，一次放假，因为成绩不好，不愿拿记分册给父亲看。可父亲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放假这么多天了，也不说让我看看记分册。我看躲不过去，只得拿出来给他看。父亲看到在学习成绩栏里，5分没有，4分没几个，3分排成行，脸色由晴转阴，但没发脾气，缓缓地说，孩子，这样的成绩可不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能光玩，得学出个样子来。听父亲的话，我开始努力学习，六年级毕业时，我期中，期末总成绩跃居全班第二名。一九六四年，自由市场开放，父亲带我去大桥街逛市场，花一元钱买了两个烧饼，我们边吃边聊。父亲问我，你说说为什么有的人在街上吃窝窝头，有的人却吃烧饼吃点心。我说那还用问，吃窝窝头的人没钱，买不起烧饼和点心。父亲肯定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他不到20岁就参加革命，辛辛苦苦熬了几十年，才有了现在的条件。并说，你们现在不用熬了，但必须努力学习，有文化，有知识，有本事，将来可以多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和家庭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父亲的话成了我一生学习，工作前进的动力。

　　我小时候 父亲经常给我讲他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历，讲抗日时期 店头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反扫荡，坚壁清野，支前参军的 故事 ， 讲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时期董存瑞，黄继光 ，邱少云等英雄的故事。这些都是形成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丰富的政治营养。父亲还经常给我讲古代的文化警句，启发和丰富我对社会的认识。他讲“上悬梁，下刺骨”，告诉我奋斗的重要性。他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弟兄”，告诉我亲情的重要性。他讲“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仇人一堵墙”，告诉我团结的重要性。他讲“穷居闹市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告诉我世态炎凉的道理。我上小学时，父亲还教我打算盘和练习写毛笔字，经常背珠算口诀，练习打法，临摹柳公权的字帖。我的珠算和书法的基础来自我的父亲。

　我参加工作以后，父亲给了我更多的关注和帮助。特别是我有了点儿地位和权力的时候，经常告诫我，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公家的一个钉子都不能拿，不能犯错误。他工作时，长期处于领导岗位，写信没用过公家一张纸，好几次让我去街上给他买信纸。他几十年如一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以在历次运动中，除“文革”以外，都没有烧着。我从小腼腆，不善交际，父亲总说我，要多联系人，人熟好办事，可我总是做不好。我真感到，脸皮厚，善交际是一种能力，一种天赋，基因所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如果能在这方面有点儿作为，我的前程会比现在远大的多。我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真对不起他老人家。

　　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在植树现场组织和指挥全市的植树活动，突然接二虎的电话，说父亲病危，马上驱车到医院，还是晚了，没能和父亲见最后一面。之后的两天，我们都在紧张地仪式般的料理父亲的后事。但我并不觉得父亲已经没了，好像他还在，只是没有和我在一起，就像我在家，他在外；我在外，他在家一样。遗体告别那天，父亲安卧在万花丛中，令人心碎的低沉的哀乐回荡在吊唁大厅，络绎不绝的人群向父亲献花，鞠躬，和我及家人一一握手。此时，我在朦胧中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走了，仿佛看到他正在沿着一条铺满鲜花的小路走向远方，一个我们从未知晓的远方。

　　去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今年他的忌日刚过，又到了清明时节。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铭记他的功德，不忘他的恩情。父亲去世后，我在心里酝酿了一副对联，想把它镌刻在父亲的墓上。上联，卧太行喜望家乡，下联，倚滹沱笑看子孙。后来姐夫李海波和我说他写了一副对联，并念给我听，说要用在父亲的墓上。长者为先，我自然放弃了我原来的想法。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我把我的这副对联恭敬地献给我的父母。祝愿我的父母安卧在青山绿水之中，尽享天伦之乐。

撰文: 太山滹水

编辑: 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