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庵：以豪迈气概谱写战斗诗篇

清凉山

作者：叶介甫

来源：2020年11月30 日《联合日报》

“我欲拔剑凌风去，马尘起处歼群龙”
李木庵，1884年生于湖南省桂阳县正和乡。1898年维新运动在中国兴起，李木庵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决心弃经学，习新学，希望以一技之长为国效劳，遂考入京师法政学堂。在那里，他遍览各种法典，研究中西法治，取得了优异成绩。
　　1905年法政学堂毕业后，他担任讲席多年，并不断撰写文章，宣传革新观点，传播变法思想。辛亥革命后，李木庵出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后赴北京、天津担任律师，筹组两地律师公会，在北京举办司法储才所，培养司法人才。
　　1914年，应友人之邀，李木庵去福建办学，后被授任为闽侯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木庵听闻此事，义愤填膺，赋诗明志：
大好河山堪镇摄，忽来海水荡长空。
中原咤叱鹿争逐，四野昏腾鬼暗纵。
我欲拔剑凌风去，马尘起处歼群龙。
更当破浪横沧海，斩取长鲸奠极东。
　　李木庵在闽从事检察工作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李大钊等热情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内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使李木庵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明确了中国革命所应走的道路。
　　1925年春，他奔赴福建，联络曹万顺和杜起云，密谋革命。他们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被编入第十七军，曹、杜任正副军长，李木庵为政治部主任。
　　李木庵即着手组建全军政治工作机关。在福州特委的支持下，李木庵从黄埔一期生中邀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和骨干。同时对部队官兵进行革命目的和革命纪律的教育，使部队政治面貌迅速改观。同年，李木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均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央军委留沪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党员骨干赴西北开展工作。李木庵于1936年2月奔赴西安。
　　李木庵到西安后，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知识专长，和敌人斗智斗法。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无端抓走东北籍爱国青年马绍周等人之后，又在一个旅社抓捕爱国学生领袖、东北军职员宋黎，结果被杨虎城宪兵营的巡街马队截获带回营部。李木庵参加审讯，指斥特务分子任意抓捕、蹂躏人权的行径。张学良得知马绍周等被抓入省党部，十分愤慨，当晚派兵抢回被抓人员，并捣毁了省党部。这一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29日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
　　“艳晚事件”发生后，西安各抗日团体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张、杨的举动。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此前，“西救”“东救”等团体准备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西北特支”对活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召开筹备会议，并请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张文彬作指示。会上李木庵等发言指出：西安军民不愿打内战，已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当前要以更猛烈的行动，充分表现反内战的力量，以促进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实现。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激于爱国义愤，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李木庵功不可没。

“解放途中齐努力，杖头伫听捷音传”
　　1940年11月，李木庵遵照党的指示来到延安。从1941年起，他主要是从事政法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
　　李木庵原系学法律出身，投身革命后特别是进入延安以后，积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有关法治方面的著作，批判地吸取古代法家思想的积极部分，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法治观。
　　在日常法治工作中，他强调重证据和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依法量刑，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遇到疑难案件，则再三调查，反复研究，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轻易下结论。他重视法制教育和基层工作，在群众中培养骨干，群防群治，预防犯罪，以期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根源和发案率，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李木庵在担任领导工作时，注重知识，大胆起用和培养人才。王怀安是个有法律专业知识的青年，李木庵通过组织把他从外单位调入边区高等法院担任审判员，并放手让他在办案第一线锻炼，并给以耐心的指点，使他很快成长为司法战线的骨干。其他与李木庵一起在边区共事的青年同志也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和教育。
　　1943年，李木庵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法律顾问和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加边区各项政策法律、法令、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李木庵在延安工作期间，已经年届花甲。他除自己加倍努力工作外，还对身边的儿女们严加教育，鼓励他们赤心向党，锻炼成才，做共产主义接班人。1945年冬，儿女离延北征，离别之际，他曾赠诗以壮其行：
辞家万里赋联翩，塞上因依又六年，
客邸犹能存定省，老身何用计周全？
铙歌响彻上元运，俊步踏翻燕北天。
解放途中齐努力，杖头伫听捷音传。
　　1948年后，李木庵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与谢觉哉等一起，为迎接解放全中国在法制工作方面作准备，曾参加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等法律条文的起草工作。为了制定这些文件，他和同行们一起，“审时审事运三脑”，以至“梦中删稿犹闻声”。他们多么期待“国门他日悬新宪，四亿烝民笑口开”这一天的到来。

“独向吟坛张旗鼓，好把诗魂壮国魂”
　　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宴请延安诸老。席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李木庵与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等与会者齐声赞同。林老即席赋五、七律各一首，开唱了这个诗社活动的第一声。两天后，《解放日报》以“延水雅集”为题，刊登了诗社成立的消息。
　　怀安诗社公推李木庵为社长，主持诗坛，荟集佳作。李木庵在他主编的《怀安诗刊》序言里，把诗社的宗旨写得很明白：“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为心声。诗词歌曲，皆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于东亚。吾国积弱，首遭侵凌，大好河山，竟成破碎。国中志士，敌忾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歌哭无地……积篇成帖，随期公布，俾草木天籁，合成巨响；涔蹄浅沼，汇为洪流，既可扬民族之性，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回；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场并捷。直可辅翼武功，岂徒目为文艺！”说明诗社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擂鼓助威的文艺团体。
　　怀安诗社成立的9年中，李木庵收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钱来苏、续范亭、熊瑾珂等革命长者的古风、近体、新诗、译诗2500余首。这些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烈，战斗性很强。“怀安一炬火，光辉照人寰。”诗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李木庵自己也写了大量诗歌。怀安诗社成立的宴会上，他即以七古数十韵以志其盛。其中有：
号角声飞前进曲，血溅沙场草不绿。
汉将杀敌旧家风，战绩留与新史续。
酒罢主人意倍温，海内雄文待细论。
独向吟坛张旗鼓，好把诗魂壮国魂。
　　诗中提出“诗魂壮国魂”的见解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李木庵几乎都留下了这种“壮国魂”的诗篇。
　　1959年9月15日，李木庵在京病逝，终年75岁。逝世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曾亲题挽联，痛悼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长者。挽联写道：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革命俦侣中允称长者；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怀安诗社里顿失主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