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医局的四位女博士

屋檐下的小窗

水阁医院的前身是天津女医局，具有百年历史。1908年创办至解放前的1948年，先后有四位女院长掌门，她们都是闻名中国医护界的杰出女性，都是海外留学归国的女医学博士。

图为原天津女医局旧址。

金韵梅（1864-1934），浙江宁波人，曾用名金雅梅，金阿妹，金雅妹。金出身牧师家庭，幼丧父母，由美传教士抚育成人，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1885年5月，金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后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等地医院工作。她身边的人评价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酷似美国人”。她医学理论知识扎实，临床技术精湛，尤擅医学显微镜学研究。1887年，纽约《医学杂志》刊出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之研究》，引起同行重视，其后陆续在美发表《论照相显微术对机体组织的作用》等数篇学术论文，提出自己在医学方面的独到见解而颇具名气。1888年，金放弃在美优越待遇回国，先后在厦门、广州、成都设私人诊所，行医20多年，深受国人崇敬，后北上津门，被袁世、凯委以私人医生。1907年，金出任天津公立女医局局长，次年兼任北洋女医学堂堂长、总教习。在津期间，金韵梅行医办学样样出色，弟子数百，桃李海内外。1915年，金时年51岁，因女医局和女医学堂经费不敷被迫辞别水阁，告别了她苦心经营7年的地方，不久因公赴美。金韵梅的丈夫为一名西班牙籍音乐家，后二人离异，留下一子，死于一战。金自美归国后安居北平，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不忘振兴医教，曾向燕京大学捐资2万。她时刻怀念曾生活工作过的天津，那些经她治愈好的病人和那些经她培养的学生，以及所有帮助过她的天津人。在得知卢木斋先生要在天津木斋学校建图书馆时，特意托人从北平把自己所藏大批图书捐来。金与卢私交甚好，金在水阁时，医院常受卢先生捐助。1934年5月，金韵梅因患肺炎在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0岁。

康爱德（1873-1931），水阁第二任院（校）长，江西九江人。与金韵梅，何金英，石美玉并称中国最早4位女海外留学生。康出身寒舍，为家中第六女，曾做童养媳，后被一美传教士吴格榘收养，于1892年带至美国，入密西根大学习医，获博士学位。1896年，康爱德学成回国，先后在九江、南昌一代行医，曾任南昌美以美会医院院长，是当时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女知识分子。梁启超先生1897年曾在《时务报》上发表《记江西康女士》一文，对其高超医技和爱国之举大加赞赏。1898年，康再度留美，考入研究院，获文学博士。1899年，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协会大会。1916年，康受严范孙，张伯苓之邀来津任天津女医局局长兼附设高级护士学校校长，其在水阁任职2年，将院校事务交由助手打点，以自己名气广交津门名流显宦，安于享乐，致医院和学校财务亏损，最终辞职。 

曹丽云（1866-1902），水阁第三位院（校）长，上海市人。出身贫寒家庭，兄妹六人均通过教会保送和资助到美留学，信奉基督教。曹曾任南京贵格医院院长，早在宁时便久仰津门水阁医院大名，垂慕已久。1918年，曹经南京伪警厅卫生科长推荐，由严范孙，张伯苓聘为水阁第三任院（校）长。曹性格外向，虽具有治院经验，但在办学方面，时得张伯苓先生指教，受益不匪 。曹来津时，直隶实业厅厅长严智怡曾亲往迎接，气派非凡。曹在水阁工作时十分敬业，倾其全力整顿院校，重聘医师与教习，制章立规，奖罚分明，其从南京带来的一班人马为水阁医院和护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02年，曹在得知丁懋英欲谋己位时，整日恍惚不安，终酿中风症而逝，年仅36岁。

丁懋英（1891-1969），水阁第四位院（校）长，江苏镇江人。出身中医世家。1913年赴美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是毕业后获美国密西根医生执照的首位华人医生。严范孙与张伯苓在津就久闻其妇产科医术不凡，欲有弃曹用丁之念，丁也很愿意来水阁履职。1922年，丁续任曹位，履院（校）长之职，得严范孙、张伯苓鼎力相助，丁与曹早为密友，常有交往。为纪念曹对水阁的贡献，丁上任伊始，便增置设备，广揽人才，大兴土木，扩建医院和学校，将院中门诊楼命作“丽云”楼。1932年，丁亲创护士学校，命名“私立丽云护士学校”，亲任校长，专育助产、护士。丁社会交际广泛，医术高明，治院治校严谨，乐于慈善事业，是位很有事业心，很有魄力的女性。经她培养的护士和助产士分布在京、津、冀、豫、晋、鲁等地，台湾亦为数不少。1935年,丁懋英自筹资金在天津伦敦路（今成都道）创办天津女医院分院，很有影响。1945年日本投降后，丁懋英曾在联合国经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曾任天津女青年会董事。1949年天津解放时，丁主动向人民政府表达心愿，“衷心情愿与政府合作，将医院一切设备贡献人民”。水阁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其所设护士学校并入天津市立高级护士学校。1950年，丁获时任市长黄敬批准，经香港赴美行医。1969年6月逝于美国旧金山。

四位杰出的女医学博士为天津的妇产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天津彻底告别了“接生婆”时代，率先在全国普及西医妇产科学的生产与育儿技术。图为当时天津女医局内的妇婴房，有专业的护理人员监护。

金盾 MP：434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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