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民 迁民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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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儿时记忆；迁民总机，我的成长地。

总机，一九八零年前出生的并不陌生，之后出生的对它就有些模糊了。八十年代后期总机就换成了自动交换机和拨号电话，再后来有了大哥大、二哥大、手机和智能手机。

总机长啥样？叫我说呀，总机的外观像个变了形的立柜，外壳是用木板制成，“立柜”中间向前突出部分是操作台，操作台有桌子那样高，操作台面板上有插销、振铃开关，插销一对一对的排列整齐；操作台上半部分立面面板是机械的显示板，上面有插孔和号牌组成，一排一排排列也很整齐，操作台的立面右侧是手摇电机，那时我们叫它辘辘把儿（手摇电机在“立柜”外暴露部分）。

总机的后半部分就是一个大点的立柜，立柜后墙是一个活动的插门，打开一看，最下面坠着一对一对的插销连接线和坠着防止连接线之间交叉重叠的瓷壶；立柜的上面是杂乱无比的红、蓝、白色细电线，那时我们叫炮线，是连接面板上插孔和号牌的神经，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也有规律，把这些电线汇总到一起形成一股总线，从下面木孔顺出总机，接到墙上一个配电盘。

墙上固定的配电盘有保险丝、闸刀，也都是一对一对地对应着，然后通过电话外线接到各村的单机电话。

说到这里就知道了总机的作用，它就是一台与各村电话连接，通往外乡、外县及全国各地的中转机，也就是那时说的有线通讯电话的中转机。

总机这东西让俺喜来让俺“忧”，为什么这么说呢？让俺慢慢道来。

过去我说过，早早地让俺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人羡慕和向往的生活，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可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们常说干啥烦啥，对我们来说能在这里体现。

从记事起母亲就一直陪着那个木呆“烦人”的总机，母亲很少和我们在一起聊天、做游戏，更别说辅导我们学习了，就是不值班时候，我们姊妹五人的起居、饮食生活和洗洗涮涮的家务活，让母亲忙乎的不亦乐乎。

母亲姊妹八人，她又是老大，为了生计她没能上学、没有文化，没法辅导我们学习，工作起来也很吃力。可当话务员看总机是需要文化的，比如说下个通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啥会、多少人、带什么凳子？没有因为不识字而难倒母亲，母亲用她特殊的记忆方法没有耽搁一点工作，比如长凳子画长一点的方块，方凳子画个方块，带多少就画多少道道。也怪，文革期间电话会特别多，一个村在一个屋安一个小喇叭，接通电话进行的会议也不少，逼得母亲不得不学习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母亲也能认得报纸上几个字，还会签自己的名字了。母亲的“烦”让她有了文化、长了知识。

再一个“烦”，就是那个总机整天扑啦扑啦的响，特别是阴天，下雨打雷的时候，可能由于电击瞬间短路，总机上的号牌会哗啦哗啦地掉下来，配电盘上也会火花四溅，吓得我们钻进被窝里不敢出来。还有就是那个总机的插销，如果不注意还会电到你，用手摸一下能麻到仡佬姿，但是不会有危险，不会伤到人的。电一次大人会说，没事，杀菌！

还有就是我们小时候母亲正在给我们喂奶，总机一来了电话，母亲就把我们撂到一边，我们就会张着小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母亲，像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候母亲接通接完电话，重新把我们搂到怀里继续喂奶，有时候重复三、五次才能完成一次哺乳。这是真实的写照，所以说也让我们好烦、好烦。

话又说回来，总机也有让我们高兴的时候，比如说，楼上楼下电话，如果不想上楼了，在楼下用那个单机电话摇一下，母亲在楼上就能接到电话，把事情说清楚；再比如，我们外出如果有事直接打电话到迁民总机，母亲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电话；后来我就是当兵到部队，在兰州给母亲打电话，虽说通过军线费点事，但还是比写信方便了许多，还能聆听到父母及家人的声音。

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总机还让我们引以为豪，到外边给同学们、对邻家说：我们家有总机，你们家没有，让我们有显摆的资本。还有就是领着同学到我们家去参观总机，在看的过程中，也让他们拿住插线柱，一摇那个辘辘把儿，让他们感受也像我们中电一样，从手麻到仡佬姿受到惊吓，甩胳膊跺脚，高兴的大家手舞足蹈。有好奇、胆大的朋友，还非要亲自感受一下呢。

总之，总机给我们带来烦忧，也给我们带来欢喜，特别是母亲那时上班，不用出门，不受风吹雨打，就能挣到工资，还能为我们做饭吃、做衣穿，让我们生活无忧，比起一起长大的发小，我的生活是幸福的、阳光的，我还要感谢那个总机，是它陪伴我们长大。

据听说：迁民总机的原版，现还在个人收藏博物馆存放着，有空我会去看它的。

草于 202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