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香自苦寒来（照片背后的故事）——孔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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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998年）春节，我侄女靖华专程由湖南来天津看望叔婶。她哥哥和妹妹工作都很忙，靖华正好空闲在家，兄妹仨就推她为代表来了。



　　靖华长的很像她妈。我和她妈最后一次见面时，正是靖华这个年龄。我一楞神就把坐在我面前的靖华幻演成她妈，心中不免勾起深深的惆怅。

 她妈是我邻居芳姐，比我大一岁。靖华的父亲是我哥，比我大两岁。我们三人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手足情深。长大后，我哥和我先后外出谋生，只剩下芳姐在家乡教小学，和她孀居的妈妈相依为命。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狂风巨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我哥和芳姐结婚了。不久芳姐妈去世，我哥一家移居Ｚ市，两人同在一所中学任教。我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也成了家。各人都肩负着生活的犁杖，互相很少联系。 

 1965年，我趁出差之便，到Ｚ市看望他们。二十多年后相见，惊喜若狂，三人已过不惑之年。他们膝下已有一男两女。大儿子靖宇十三四岁，瘦小文静，他爸妈指使着干这干那。女儿靖华十来岁，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偎依着她妈撒娇。小女儿靖姗五六岁，天真可爱，搬出大大小小的玩具和我过家家。她妈说：“姗姗，不要老缠着叔叔闹，大人要说话呢。去，和姐姐外面玩去！”

他家住的是简陋棚户，衣着和吃食都很简朴。但他俩对工作和生活都充满希望。晚上，孩子们睡后，我们三人谈到深夜，相互倾诉分离二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和各家的现状。他俩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说现在生活紧巴点，攒点钱，将来送孩子们上大学。他们还欣喜地告诉我，说学校正在盖楼房，他们可分到一个单元，到时一定要我来看看他们的新居。我邀他们明年全家去北京玩，来回旅费及一切开销我全包了。他俩欣然允诺。



　　翌年，WG开始，我下放去内蒙干校。后来，16岁的大女儿去了偏远农村插队。妻狠心撇下12岁的小女儿在北京独自生活，她陪我去了内蒙。

去内蒙干校不久，从家乡传来消息，说我哥哥失踪了。同时，我嫂子连同三个小孩被遣送农村。我嫂子因不堪家毁人散的打击，在农村抑郁而死。（当时得到的消息并不准确）

这消息使我撕肝裂肺的痛。我一边惦记我的两个离散的女儿，又揪心这三个孤儿如何活下去。正在被限制自由的我，只能仰天长叹，无能为力。 

在内蒙两年后，我被下放到西北某厂劳动。我和三个侄儿女取得了联系。我俩收入微薄，每月要给两家老人及小女儿寄生活费，只能挤出点钱寄给他们买油盐。



　　第二年，我借出差之便辗转去看看三个侄儿女。我在老家的火车站下了车，三张稚嫩的脸挤在出站口的栅栏外，一同挥手叫着“叔叔！叔叔！”。我强忍住眼泪，笑着向他们走去。

靖宇和靖华为我提着包，我拉着靖姗的手。我们走了三四十里山路，一路说说笑笑，绝口不提他爸妈，把悲痛压在心底。他们的家在一个山坳里，土坯墙，茅草顶。两间阴湿的房间，每间房里有一张木板床，挂着薰黑蚊帐，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凳。厨房内砌了一个烧柴草的大灶台，嵌着两口大铁锅。还有一间杂屋，半间围了一个猪圈，喂着一头半大的猪，半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屋前有一个小池塘，屋后有一小块菜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靖宇和靖华每天在生产队出工，靖姗上小学。靖宇已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是家里的顶梁柱，粗活重活是他干。家务事靖华当家，做饭，喂猪，洗衣，缝补…。她手脚麻利，一边干活，一边招呼妹妹洗手，换衣，写作业…。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些绉巴巴的零票，交靖宇去买酒买肉。我交给她一百元钱，她用手绢小心包好，掀起棉袄揣在内衣口袋里。当年那偎依着她妈撒姣的小姑娘，现在老成得让我看了心酸。可喜的是靖姗在哥哥姐姐的呵护下，天真，活泼，强悍，任性。她虽失去父母，心理成长倒还正常。对这样一个“家”，我不断地夸赞和鼓励，眼泪却在往肚里流。

晚上，点着豆大的油灯，三人坐在里屋的床沿，靖宇和靖华一边一个偎倚着我，靖姗躺在床里睡着了。我们絮絮地谈到深夜，他们谈父母的惨死和他们下乡后是怎样挣扎活过来的。他们已没有眼泪，我强制着内心的巨大悲痛，脸上始终装着木讷的苦笑，心却在滴着血。

靖宇告诉我，上次我走后，他家不久就搬进了新居。随后WG开始，他爸挨批斗，爸妈整日愁容满面，无心收拾房间。他爸在家呆呆地望着兰色的玻璃窗，喃喃自语：“我这一辈子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现在有了，可不是我久住之家”。没多久他爸爸失踪了。后来分析他爸是无法承受陷害、屈辱、折磨，投江自尽。因为他把上海牌手表和身上的一点零钱和粮票都留在家里。他爸失踪后，一些人把他妈抓了去，日夜吊打，逼她交待他爸的去向，被活活打死。紧接着就把兄妹三个送往农村，丢在一个窝棚里。他们就像三只小野兔，惊恐地蜷缩在一起。农村的大娘大爷们怜悯他们，给他们送来粮食和蔬菜。老队长指给他们一片山坡地，派两个劳力协助他们盖了一间茅草屋。十五岁的靖宇领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开始为生存而拼搏。盖房时，他们用独轮车推土、运石，靖宇张开双臂，迈开双腿推着，靖华在前面弓着腰拉着，靖姗就像小马驹一样跟着跑。山道泥泞路滑，好几次连车带人都翻在水田里。他们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搭建起简陋的住所，又一年一年搭盖偏屋，开避菜地和水塘…...，在苦难的深渊中三个小孩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想不出改善他们厄运的办法。出发时妻曾提出把最小的靖珊带回西北。来这里两天的观察，我感到这三个孩子在感情上是分不开的，而且小的在这个“家庭”中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她，感觉这个“家”将不成为家。



　　第四天一早，我要离开他们了。三个小孩送我，翻过一座林木苍郁的大山，就到了举世闻名的韶山。朝圣的人熙熙攘攘，许多青少年个个胸前别满了主席像章，戴着红袖标，举着红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在主席像前宣誓合影，狂呼“XX万岁”或“打倒XX”的口号。靖华和靖姗也兴致勃勃，买了许多主席像章别在胸前。我和靖宇却沉默无语。靖宇可能是出于政治自卑感，我脑子里却极不平静。两个天真无邪的侄女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黑五类”的血液，她们已被排除在这狂热的行列之外。

下午太阳斜西时，我们按事先的安排，靖华和靖姗先回家，靖宇再送我一程。他在中途下车，去亲戚家过夜。当我眼看这两个小侄女将走进那莽莽大森林，回到那阴暗冰冷的小茅屋时，我只说了声“你们走吧！”，憋了四天的泪水，就像暖瓶炸了胆，哗啦一下夺眶而出，引得三个小孩都哭了。我望着她俩擦着眼泪走上山路，我的眼泪一直没有停止。



　　我和靖宇来到火车站候车室，没有和他说话，眼泪仍在簌簌地流，等到电灯亮时才上火车。车厢里人很少，我和靖宇在车厢一角坐下，俩人仍然没有说话，任眼泪自由地流淌。一直到靖宇下车时，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叔叔！我下车了，您到家时来封信。”我没有送他，一直流泪到湘潭。人呐，当伤心至极时，不知道泪腺里究竟能流出多少泪水。 

 我没有能力把这三个孤苦伶仃的侄儿女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只陆续寄去一些养兔、养蜂之类的书，希望他们能找到一条谋生之路。



　　粉碎“四人邦”后，全国开始落实政策。当地组织把三个孤儿接回Ｚ市。这消息让我喜从天降！我妻立即赶赴Ｚ市，为孩子们料理家务，以淡化他们对父母的思念。靖宇被安排在一个小家具厂当学徒，靖华被安排在一个小化工厂当学徒，靖姗继续上学。我日夜揪心的事情一下都解决了，这使我暂时忘却哥嫂的不幸，为三个孩子的顺利返城就业而欢喜。我写信告诫他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教他们怎样兢兢业业地学习。并叮嘱他们要坚持自学文化。还陆续寄去一些初级技术书籍。只希望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 

 后来，靖宇进了电大，考试成绩全省第一，还上了电视。在厂内，他被提拔为班长，后又被任命为厂长。在改革开放中，他搞多种经营，把一个百十来人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四千员工的集团公司，他任董事长。他被评为优秀企业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曾参加省考察团赴美考察，接受电视台专访。靖华下岗，给她带来施展才能的机遇。她和几个下岗的姐妹合夥，开了一家化工器材公司，她担任经理，生意相当红火。靖姗天性活泼，能歌善舞，在铁路局搞宣传工作，还做过电视台演员、服装模特。



　　兄妹仨各有了一个温馨的家，都有一个相爱而能干的伴侣和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三个从患难中爬出来的兄妹，感情非同一般。逢年过节，三家九口都在她哥哥家团聚。每逢这个时候，总要打电话来向我俩问候祝福......。



 靖华临走时，我没有什么送给他们兄妹，只书写了一幅对联:宝剑锋从磨励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2010年作者侄儿女从湖南专程驾车到深圳祝寿。



作者介绍:

原（北京）建材部水泥工业设计院电气工程师，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局级离休干部。 2013 年去世，享年 92 岁。



2021年5月1日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