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鲁迅（五）

天府头条

▪️冯耀

前几篇文章多次说了鲁迅的美术，这回想来聊聊鲁迅的翻译。

《鲁迅全集》我通读过好几遍，但基本都读的是鲁迅的创作，校点的古籍和翻译只读了部分。多年来一直想了结全部通读的心愿，却迟迟因畏惧艰深而半途却步。其实鲁迅的翻译我也不算陌生，但仅限于文学作品，譬如《小约翰》和《死魂灵》我都很喜欢，但要我说对鲁迅翻译的看法，却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毕竟，这个话题太大，要专家们集体讨论才行，我只是一介微不足道的鲁迅粉丝，如何有能力驾驭这样的宏论？更致命的是，我对外语几乎一窍不通，又如何有权利来侈谈翻译？好在硬币的另一面是：我是货真价实的鲁迅粉丝，所以有资格代表粉丝聊聊心得；我不懂外语，可以更纯粹从文字本身去谈翻译——所以，“浅陋”者，接地气之谓乎？

有人说，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有人说，鲁迅的翻译佶屈聱牙、艰涩臃肿，当不上翻译家的称号。有人说，鲁迅不懂英文、俄文，大多数翻译作品是由日文及德文重译或转译，作品价值大打折扣。有人说，鲁迅翻译的作品偏于冷门或小众，甚至一度被政治领跑到翻译歧路上去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人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和认知，人云亦云的盲从是不行的。当然，没有考察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把鲁迅的译文全部通读一过，是必要的。而且，还要听听鲁迅自己怎么说。

手头虽然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10卷本《鲁迅译文集》，但都是硬领皮靴的精装书，读起来不方便。好在去年年底买到廉价版的北京日报出版社简体字横排平装本20卷《鲁迅全集》，用了三个来月时间，基本把后十卷鲁迅的全部译文读完了。现在应该有一定发言权了吧？

图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译文集》书影

通过阅读鲁迅的全部译文，有几点基本感受：

第一，鲁迅的部分译文的确很难懂，文笔艰涩，句子冗长，要反复看很多遍才大概知道大意。这种难懂的文字一般集中在论文上，譬如普力汗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现通译“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即便是文笔相对明快扼要的《苦闷的象征》《近代美术史潮论》也并不能与通俗易懂划等号。另外鲁迅翻译有个很大特点，就是凡文中引用第二种语言——如英文、法文、拉丁文等——他基本不翻译，也不特地加注释，这给读者理解译文又增添了一重障碍。很多人都说鲁迅的文章不好懂，那是因为你没有读过他的翻译，简直就等于“小巫见大巫”。难怪当年梁实秋直言不讳批评鲁迅的翻译，引起漫长的口舌拉锯战，甚而至于上纲上线至阶级斗争了。

第二，鲁迅前期翻译的文学作品很有看点，文笔流利轻快，大概是那时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固定翻译思维——“宁信而不顺”——之故。我印象最深的是《现代小说译丛》中的《连翘》《省会》和《爱罗先珂童话集》，似乎这些作品都不是能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的名作，但因为翻译的文笔漂亮，在我的心里从此打下了楔子。那时的白话文还未完全定型，但原生态也给我以别样的美感，仿佛未经斧钺的绿色森林。

第三，鲁迅的翻译选材很有意思，角度与众不同，无论今天看来有些译文是多么的无意义——譬如《文艺政策》《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即便如此，这些译文也代表了当时的某种主流思潮和社会的关注热点，存在即意味着合理。从可看性来说，味如嚼蜡，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知道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初夺权后，曾经给人民许下过多么美丽的诺言，这些肥皂泡又是如何经不起历史的轻轻一戳。

我翻阅自己的藏书目录，看有没有跟鲁迅的翻译有关的资料。结果，查到仅有的一种是《鲁迅翻译研究》，作者顾钧，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小16开平装本，以陶元庆绘鲁迅头像做封面，定价38元。按图索骥从书柜的里层找到这本书，粗略浏览一过，颇为失望：“为贤者讳”的地方过多，而且几乎也没有提出多少于我有启发的新观点，考证和引用倒是层出不穷，遗憾很少有独具慧眼的地方。我想我或许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写好这类文章对于作者是很大的苛求，首先这类文章本来就不容易写，更无前车可供借鉴。何况书里的文章大多产生于十多二十年前，那时的学术空气自由度和今天相比应该有不小差距吧。作者难以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也在情理之中。故而于我写本文，不能有所裨益。

图二 《鲁迅翻译研究》书影 图三 北京日报出版社《鲁迅全集》书影

手头既然无合适的参考书可做借鉴，只好凭一己之力，赤手空拳与这个深涩话题短兵相接了。我不懂外语，所以无从树立判断翻译好坏的圭臬。但因为职业关系，有过较多给外国电影配音的经验，因此不妨做个类比：如何判断配音质量好坏？曰，外国人如果说中国话，一定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口吻，这就是好配音。翻译想来亦然——外国作家如果用中文写作，一定是这样的风格，这样的语气，这就是好翻译。很想就正于方家，我的这一观点有理否？举例而言，傅雷为何在法语翻译界独一无二？因为他译笔下的法国人说中国话时就在我们身边鲜活着，无论葛朗台、高里奥、吕西安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至于他用的方法是“直译”或“曲译”“硬译”或“软译”“活译”或“死译”，我们都丝毫不关心，读者是最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李丹、方于夫妇数十年如一日翻译《悲惨世界》，乃至付出健康和生命，译文的水准譬如绝代佳丽，美到不可方物，人亡而文存，精神永垂青史。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语言简洁劲健，跳脱超逸，有尺寸千里之功，无拖泥带水之累。这些都是有定评的好翻译，一流的文学家搭配一流的翻译家，珠联璧合，两全其美。也有这样的翻译家，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凸显明显的个性，也绝无轻率的失误，没有彗星般划破天际般的惊人警句，语言结构缜密而文辞稍欠灵动，仿佛厚重敦实的巴特农神殿，例如郑永慧、郝运等，前者的翻译代表作是雨果的《笑面人》和《九三年》，后者的代表作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上述翻译家都是中国翻译进入成熟定型期的杰出作者，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讫今为止法语译界的最高水平。当然，英语、俄语以及各种外语译界都有优秀的翻译家，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据专家研究告诉我们，他们的译笔也并非完美无缺，误译、错译、漏译的地方在所难免。但有一点共同之处是彼此相通的——态度严谨认真，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甚至认死理至于撞了南墙不回头。

图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方于译《悲惨世界》五卷本书影

那么现在回头说说鲁迅，也先从他对翻译的态度讲起。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问题。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鲁郭关系不好，一度互相对骂，鲁迅不点名讽刺郭沫若是“才子+流氓”，郭沫若公然跃至八丈空中痛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在官方的表述下，鲁迅和郭沫若一直被誉为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给人印象应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怜好汉，梁山聚义厅里一代盟主晁盖和二代盟主宋江亲密无间的铁杆战友关系。其实大谬不然，这二人从来水火不容，方凿圆枘，至少在鲁迅生前，彼此看不顺眼。二人交恶原因，其源头就缘于对翻译的态度。

郭沫若认为“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子”，新娘当然比媒婆重要得多。鲁迅看后心头不爽，首先以为这个比喻不伦：翻译是二度创作，岂可轻率贬为“媒婆”？其次，在鲁迅笔下，我们看到他在翻译上花的心血其实远远多于创作——译笔如何姑且不论，重视程度却是有目共睹，用他自己的话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孙郁先生为何一直坚持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呢？就因为他发现了鲁迅经常通过翻译最新出版的外国文章，来传播文中的理念、观点、思想，进而整合进自己的文章，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和源泉。“翻译家先于作家”这个观点当然有待商榷，但在信息闭塞、资讯落后的时代，通过翻译打开了解世界的窗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因为互联网的关系，效率与鲁迅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罢了，当然，作为双刃剑的“防火墙”威力也是无与伦比。言归正传，总之鲁迅后来就在多个场合对“翻译媒婆说”冷嘲热讽，郭沫若看后自然大为光火，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反驳，或者说，发泄。终于在数年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趁左右两界集中火力围攻鲁迅之际，施展霹雳手对鲁迅重拳出击了。学术问题演变为人身攻击，大有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酷吏做派，这也是中国文艺界历来的特色吧。

从这场火药味十足的交锋中，至少可以窥见鲁迅对翻译的极端重视，也能发现他对译事的基本态度，那就是：翻译很重要，丝毫不亚于原创，而且能传播新鲜的空气于古老窒息的华夏艺苑。为此，翻译要准确、可靠、忠实，以免影响信息的对称性。于是，他以超越创作的态度对待翻译，并在前人“信、达、雅”的基础上开始树立和践行一套新的翻译理论，今天看来，这套理论不无偏激，但鲁迅的个性是宁愿矫枉过正，也绝不走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路线的。但到他的晚年，或许是求变的本能在内驱吧？翻译语言又变得精炼和晓畅，跟他前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了，这或许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返璞归真。譬如我们读《竖琴》《一天的工作》这些苏联早期时代的小说，以及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的时候，觉得文字和语法都很流畅自然，不像他中期翻译的论文那样硬语排奡、盘根轮囷。如果用哲学术语来形容，鲁迅的翻译实践经过了“祛魅”到“复魅”的反复过程，最后下意识地回归本真，回归与读者的阅读心理渐次合拍的节奏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说这话时候的鲁迅正在翻译《死魂灵》的过程中，已经不刻意坚守当初“宁信而不顺”的理论，而是有所变通，尽量兼顾了。这是丰富实践促成的潜移默化的观念进步，对后世翻译家必然也有明显的影响和启迪。

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白话时代的翻译界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主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好比文言时代的严复和林纾。虽然黄遵宪有诗赞美云：“译才并世属严林。”纵使当初名满天下，洛阳纸贵，但时至今日，除了在旧书网上或资料史中能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离恨天》《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以外，有几人还会特意去寻觅他们的译品来精心阅读呢？所以，鲁迅的翻译作品现在或许在很大意义上，更多具有史料保存价值而非阅读品鉴价值。连我这样的铁杆粉丝，如果不是为了写此小文，也不会硬着头皮去通读他的所有译文的。此讵非“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使然耶？

本文开头已经提及，我不懂外语，更不是翻译家，本无评价鲁迅翻译的资格。但是一下笔，居然就洋洋洒洒几千字，连自己都始料未及。王逸《楚辞章句序》有云：“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虽是赞美屈原之语，其实何尝又不是我们自己用功的方向呢？以前说过，我写的文章都是冷门文章，因此绝对无缘吃鲁迅饭，这篇亦然。不过，或正唯其冷门，乃于艺苑有留存价值之万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