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小辑〗第121辑（母亲节专号）

🍁何红枫🍁

母亲：李嬿，原名李红霞，1927年生，吉林怀德人。 何红毅 ：

母性善良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件区区小事——
父母下乡住在土们岭时，有个住在半山腰的农村老头，七十多岁，绰号“三慌子”。在家里受儿子儿媳的气，逼着他干活还不给饱饭吃。正月十五这天早上，老头下山来挑水，正巧母亲做完早饭出来看见了，便过去问：“吃饭了没有？”“三慌子”晃了晃头，叹了口气。母亲知道，这是在家又受气了。便说，上我家来一趟，有点事。
“三慌子”进来后，母亲让他坐在饭桌前，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一盖帘粘豆包，一大碗猪肉烩酸菜，说，吃吧。
“三慌子”显然是闻到了诱人的香味，也没顾得上客气，接过碗筷，便开始狼吞虎咽。转身工夫，十二个豆包，满满一碗杀猪菜，如风卷残云，吃了个精光！
一个脏兮兮的、招人厌烦的农村老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相互熟悉点的乡邻，我母亲毫无嫌弃之心，却找到自己家里来吃饭，这事也就是我的母亲能做到！
母亲对别人的怜悯之心，由来已久。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经历了整整三年填不饱肚子的苦难时期。而我们这个七口之家，日子就更难熬，粮店每个月供应那点粮食（其实还包括米糠），怎么算计也维持不到月底。不得已只好弄来野菜、豆腐渣、食堂丢弃的白菜帮等作为补充。因为长期饥饿，父亲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大口大口吐酸水，母亲也得了肝炎。而我们兄妹五个，全都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自家的日子过得这么惨，我母亲却把粮食接济给别人！母亲的妹妹家住长春，患肺痨多年，卧病在床。家里有四个孩子，穷得叮当响！母亲每次去探望都给留下几斤粮票。要知道，当时的粮票，可以救命！
父亲的妹妹住在农村，也是孩子一大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于是到我家来哭诉。母亲心软，不仅送了粮票，还拿走了半口袋苞米面。
在这些穷亲戚看来，你们两个人上班挣钱，肯定日子过得好。于是纷纷上门，寻求帮助。而母亲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出手大方。一个黑龙江佳木斯乡下的叔伯堂哥，几十年都没有任何联系，也来我家串门，一住一个多星期。母亲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临走时穿的用的给装了满满两大包。但这老哥还赚不够，又看好了我家刚买的一副新水桶，开口向母亲讨要。母亲也欣然相送。
那些年里，先后有几个亲属的孩子来九台读中学，其中有我二伯父的女儿，老姑的儿子，大姨的儿子。他们虽然住校，但也是三天两头来我家吃住。母亲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有好吃的都给留着，或者用饭盒装上送到学校。我的堂弟小先，从小没了妈，我母亲可怜这孩子命苦，好几年换季时把棉衣棉鞋给提前做好。
做这些事，母亲纯出乎本心，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更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母亲不信宗教，也不见得懂什么“广种福田”、“善有善报”。她觉得做人本来应该这样。如果说有回报，那就是在亲戚朋友和乡里乡亲中留下了一个“热心肠”、“好心人”的名声。
人世间有一种顶极的、无与伦比的美好人性，叫做善良。
在中华数千年文化中，我们的先贤们的许多论述与学说，都是在倡导着、引领着、规劝着芸芸众生积德行善，与人为善，从善如流……
而我所理解的和见到的所谓善良，就是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事……
何红毅：

大酱飘香

我的母亲有一手高超绝技——制作最正宗的农家大酱。
在民间有一种说法：家家下大酱，一家一个味。但是母亲做的大酱，只要尝到过的，全都赞不绝口。
从来没听说母亲有什么独家秘笈，倒是从小就看过母亲做酱。那一整套程序有点复杂——黄豆须严格筛选，剔除豆瓣和杂物，淘洗干净，然后用大锅慢火烀上几个小时,再停火闷到豆子烂熟以后，捣成干糊状，放在案板上摔成长方块,用透气的纸包裹几层。此后，就是长达几个月的发酵过程。
农历四月初八，这是母亲多年认定且决不更改的下酱日子。发好的酱块要反复冲刷干净，掰成小块，放于缸内，再加盐、添水。酱缸置放的位置是决不可以随意的，需放在通风、向阳处。这原因，没听母亲解释过，想来大概是为了接受天地自然之气吧？
接下来的程序也十分重要，就是不停地“打耙子”。用木制的酱耙子，每天上下搅动，并除去飘在上面的脏沫子，一直到大酱成了粘稠的糊状。
大约半个月的侍弄，大功告成。东北黑土地上生长的黄豆，已然完成了蜕变，华丽变身为一种美食。新酱黄中透红，色泽鲜亮。打开缸盖，几步之外香气四溢！此时，我最想做的是，到自家菜园子里摘两根水灵灵顶花带剌的黄瓜，揪几片鲜嫩的葱叶，蘸着新酱吃个痛快！
母亲的巧手还让大酱衍生出新的美味：酱菜包。把豆角、芹菜、青椒、萝卜缨等用开水焯过，再用洁净的纱布包好，放到酱缸里腌制，那是味道绝佳的佐餐小菜。
这几十年四处奔波，也算是走遍了南北东西，也称得上吃过不少各地风味，可还是觉得家中的酱香更诱人。记得有一年出差，在京城第一次品尝了人人称道的正宗老北京炸酱面，我的味觉告诉我，不过如此！比母亲用自家大酱做的炸酱面，味道逊色许多。
是的，年复一年，这香喷喷的酱，早已渐渐变为内心深处对“家”的美好记忆和无法割舍的情愫。
如果对东北的农家大酱追根溯源，我猜想应该和酸菜一样，都始于满族。因为后来我上山下乡到了满族聚集的东八区，那里家家户户园子里都有酱缸，上面扣着秫秸编制的“酱帽子”。为了证实这一猜测，我特意上网查到，果真如此！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女真人的先祖靺鞨人就已经开始种豆制酱了。
不过据说大酱的“发扬光大”，还是要归功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初努尔哈赤向明朝开战，但是士兵们缺少食盐，导致作战能力下降。于是要求女真部落征集豆酱，以补充食盐的短缺。长此以往，大酱就成了军中必备的给养之一。
后来清兵入关后，仍保留了这一习俗。在清宫御膳中，常常要备有一碟生酱和蘸酱菜。清宫在顺治十年还专门建立了酒醋房，设酱匠16名，专门制作宫中所用的各种酱料和小菜。
我们至爱的大酱，居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让我感慨系之，也不能不为自己的母亲骄傲！

我爱我家（前言）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一代一代用生命（生存的过程）写就的。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
百家姓中的何氏，是泱泱中华巨流中纤细的支流。
承接祖先的源流，父母繁衍我们这一个家族，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没有一粟何以成沧海？
细流也好，一粟也罢，这个家族也有自己用生命泛起的浪花，也是自己用生命结出的果实。
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往往会灰飞烟灭。
我们还是要留下浅浅的履痕在这里。
我是家中长子，出生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之秋。尚在襁褓之中，便初尝人间之苦。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这个世界，便险成饿鬼。围困长春的生死关头，是忍饥挨饿的母亲，用若有若无的乳汁维持了我的生命。在我奄奄一息之际，是母亲不忍舍弃，才让我逃过一劫。“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我能在那场灾难中活下来，与其说是死里逃生，不如说是母爱的力量战胜了死神！
我的童年一直是在与苦厄与贫穷作伴，但在这个家中，从没有缺少温暖。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日子虽然艰难，却有苦有乐。现在想来，这就是幸福啊！而幸福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父母。
父亲和母亲都是乐观而刚强的人，他们从不抱怨命运，也从未放弃过努力。几十年沤心沥血含辛茹苦拉扯五个儿女长大成人，寸草之心，舔犊之情，点点滴滴，尽在每个儿女的心中！
而我们的父亲身为传道授业的教师，以其修为和素养营造了一个尊重知识的家风，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儿女的骨子里。母亲更是建国初期女性的佼佼者，她是家乡第一批提拔的两个女干部之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父母，让我们从少年时代就得以亲炙，养成了学而不厌、温故知新的良好习惯，成为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我们都从读书中积累了知识，增长了才华，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得以展露。
尽管父母已经离去多年，而我已经步入人生之秋，但对于家的眷恋依旧，对父母的感恩之心愈加强烈——我爱我家！

何氏昌隆因有源，

成林秀木赖椿萱。

风清泉沛春常在，

凤翥龙翔傲九天。

2021年3月16日于九台

何红枫：

想象中的姥爷

“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这是流行于东北的一句俗语，作为东北人，我们家也不例外。我是老大，叫“大傻子”；老二性格倔强，但很聪明；老三既聪明，又会来事儿，所以很受妈妈宠爱。
后来知道，他在妈妈那里受宠，不仅仅是因为会说话，会来事儿，还因为妈妈也是老三。
听妈妈讲，她小时候，经常跟二姨打架，常常把二姨的手挠出血，结果二姨还得挨姥爷的骂。
姥爷在妈妈20几岁的时候去世的，他没有留下照片，所以，我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样子。我心目中的姥爷，完全是我想象的。
姥爷应该是中等偏上的个头，大概有一米六十七吧。我是把四个舅舅，四个姨姨的身高加起来，再除以8得来的。
姥爷应该不留胡子，因为，几个舅舅都没有留胡子。他们嘴巴上的胡子稀稀拉拉的，不茁壮，不密实，蓄不出像样的胡须来。推想，那应该是姥爷的遗传。
姥爷是木匠，手很巧。我没有见到过他的任何一件木制品，可是，我看到妈妈的手特别灵巧。妈妈会做鞋，那可是要有一系列程序的工程。先是“打袼褙”，就是把“铺衬”（布片）用浆糊一层一层地粘在一块木板上，晾干。然后把干透了的袼褙，用鞋样画好，剪下鞋底和鞋帮。这之前先要用麻打麻绳，用的工具是，一根牛的腿骨上插一根带有倒钩的细竹棍，那东西叫“拨楞搥子”。接下来，就是纳鞋底，绩（qī）鞋帮。最要功夫的是这最后一道工序，上鞋。小时候我常常看到有同学穿的鞋头有不规则的褶子，我妈妈做的鞋没有一个褶子。只是，妈妈做好鞋之后，会锁在柜子里，直到我脚上的鞋穿得露了脚趾好久之后，才肯把新鞋拿出来给我穿。而这时，我的脚长了，要用杆面杖使劲地撑鞋帮，穿上鞋之后要恨恨地往炕墙子上踢，最后才能把疼得麻木的脚塞到鞋子里。这就是，我虽然个子长得挺高，而脚不很大的原因。
我相信心灵手巧是遗传的，我对文字的接受能力强是遗传自爸爸，我的心灵手巧是遗传自妈妈，而妈妈一定是遗传自姥爷。
姥爷一定很要强。因为妈妈就十分要强。我十来岁时，妈妈在百货批发部工作，经常出差开业务会，经常参加篮球赛，排球赛什么的。而那时我们有每个相差2岁的兄妹5个。
记得妹妹出生那年，我11毛岁。妈妈要去榆树县开会，妹妹要吃奶，妈妈就到学校给我请了假，让我随她去当“保姆”。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妈妈去开会，我要哄妹妹睡觉，还要给妹妹换洗衸子（尿布）。他们也真放心，让一个10岁男孩去看护一个婴儿。
妹妹要吃奶时，我就抱她去会场，妈妈看到我就出来，喂过奶之后，妈妈再进会场开会，我抱妹妹回旅店。
来到一个新地方，对什么都好奇，可是要哄妹妹，出不去。抱着妹妹，悠她睡觉，她睁着眼睛偏不睡，很是着急。于是，就把妹妹的眼睛对着太阳，这样她睁不开眼睛了，慢慢就睡着了。我轻轻地把她放在炕上，然后，飞快地跳出去。一路走下去，觉得什么都新鲜。走着，看着，忽然想起妹妹，转回身，往回跑，可是忘了路，于是，便极力地辨识来路。还好，跑回旅店，妹妹还没有醒。
不知道是不是太要强，伤了姥爷的身板，让他40几岁就去世了。我知道妈妈可是因为太要强，自己吃了不少苦头，也让我们哥几个吃了不少苦头。她要把工作做得很像样，自然就顾不了家。所以，从11岁开始我既要看孩子，又要做饭。那时没有电饭煲，没有液化气，烧的是含碳量很低的煤面子，要拉风匣的。常做的饭是高粱米粥和大饼子。高粱米粥要放碱，熬得红红的，粘乎乎的。自己的袜子，衣服要自己洗，破了还要自己补。
可是，不知为什么，妈妈那么肯干，那么积极，那么苦熬苦业，竟然没能加入共产党。
姥爷一定很爱笑，因为妈妈待人接物总是笑脸相迎。爸爸却是一脸的严肃，让人连看都不敢看。这一点，我随爸爸，记得在一中念初中时，有一回，我因为什么事情，笑了一下。一个女老师说我：“你还会笑呀！”这话到现在我都记得。
妈妈爱笑，也爱哭。我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姥爷的遗传，但绝不是姥姥的遗传，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姥姥掉过眼泪，当然，也不记得她对我笑过。
姥姥对人不冷，不热，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想姥姥对妈妈，不会比姥爷对妈妈好，因为，她对妈妈的儿子，我，不是很好。
是姥爷宠妈妈，她才会去欺负自己的姐姐。这也证明姥爷不重男轻女。所以，妈妈也不重男轻女，兄妹几个，她最偏向妹妹。当然我也不重男轻女，我对女儿的负责比儿子还多。
姥爷一定很和蔼，因为妈妈说，他虽然有时骂孩子，可是，从来不动手打。可是，妈妈却经常对我们“严刑拷打”，最常用的“刑具”是掸子杆儿，那东西每抽一下，就是一道“嶙lǐn子”。兄弟们成家立业之后，每当春节回家过年，三弟都会谈笑风声地“控诉”，说当年最怕的是妈妈的掸子杆儿。妈妈的家庭暴力还有就是罚跪，她打累了，就罚我们排成一排跪在地上。跪了一会儿之后，总是三弟先柔声柔气地对妈妈说：“妈，你老别生气了，三儿子不再气你了，你让三儿子起来吧。”妈妈不吱声。“妈，三儿子错了，以后不再犯了。”妈妈还是不吱声。“妈，你老别生气了，看气坏了身子。”这时，妈妈会余气未消地说：“滚起来吧，再要犯，看我不扒了你的皮。”我和二弟仍然以不屈的姿态跪在那里。三弟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过了一小会儿，走过来，小声对我们说：“给妈赔个不是，好起来。”我和二弟恨恨地瞪了他一眼，眼光中的旗语是：“滚！软骨头！”又过了一会儿，三弟来到妈妈面前，对妈妈说：“妈，让我大哥、二哥起来吧，他们再不敢了。”“妈，他们都跪这么长时间，你老就饶了他们吧。”“妈，你老就让他们起来吧，我们不再气你了，妈，妈，三儿子给你笑一个。”三弟的脸上，绽开一个并不灿烂的笑。有时，会引得妈妈憋不住笑了。于是，三弟以为妈妈是默许了，就来拉我们起来。“大哥，二哥，起来吧，妈原谅你们了。”我们用力地扭动肩膀，闪开他的手。妈妈，不再理我们，去做别的。我们也就起来了，当然心里并不感谢三弟，而是为自己保持了尊严而自豪。
我不知道，妈妈对子女如此的严厉，是不是从姥姥那学来的，反正不会是姥爷。对了，据说，几个舅舅对他们的孩子，都不这样，那也许妈妈是无师自通的。
姥爷英年早逝，我想应该是肾病，因为妈妈有肾炎，二弟是肾炎严重为尿毒症，27岁时病故的。
妈妈虽然肾病严重，后来都做了血液透析，但，还是活到了79岁。这得益于医学的进步，得益于经济的好转，更是儿女孝心的结果。
姥爷的一切，都是从妈妈那儿上溯推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通过妈妈映现出来的。

2012-12-14

原九台县百货四商店，母亲曾在这里当主任（一把手）。

母亲还在多家百货商店当过领导，或其他商业企业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