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生队的日子里

浩飞

在卫生队的日子里

文/浩飞





如果当兵以后不是得了一场病，我就当报务员了。可是病好了，却当了卫生员。这就好像有神灵在安排着，是首先叫我尝尝得病的滋味，然后再叫我走上学医的道路的。

当了卫生员，人便进入了卫生队。卫生队是和团机关在一起的。团机关的大院就在拉萨西郊哲蚌寺的近旁。

乍一开始，卫生队的赵队长并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工作。上班时，我是东走走西看看的。我感觉到，卫生队里的人都不把我当成大人看，心里很不服气。还有个老兵卫生员爱开玩笑。有一次他胳肢我，我忍不住又笑又喊。赵队长听见后，就走过来批评他。我说：“队长你不要批评他，是我自己不坚强，没有挺住。”我这样一说，惹得大家都齐齐地大笑了。

我东走西看地晃荡了有一个礼拜，赵队长便找我了。赵队长说：“你明天找两个人做伴儿，到城里照个相给家里寄回去！”听了赵队长的话，我就到后勤处找了两个和我同年当兵的战士，一起往城里去。当时部队有规定，外出时必须三人以上，并且还要排成纵队走。从拉萨的西郊进城是一条东西向的石子路，草绿色的军车是五六分钟就能驶过一辆的。如有当兵的在路边招手，军车就会停下来拉上。司机也不问谁是哪个部队的，是都叫上车的。这仿佛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上得了一辆军车，只一会儿工夫，就来到了布达拉宫前面的开阔地。一看，路上走着的人，大约有一半儿都是当兵的。

那些年里拉萨只有一个照相馆。排队照相的人很多，主要还都是当兵的。我第一天没排上。第二天便一大早就进城才排到了跟前。我开了两张票。在照相馆室内照了一张，在布达拉宫前面照了一张。过了几天，我把相片取回来用信封装好，贴上军用航空标签寄回了家。几年后我探家时才知道，妈妈是把我的照片装在墙上的相镜子里天天看着的，有时还对着相片流着眼泪。

相照完了，赵队长便安排我听老军医和老卫生员的讲课。首先讲的是换药。至今还记得那句非常经典的话：“什么是换药？换药就是更换敷料。”接下来我干的活儿就是换药。不管哪个战士的手指头破了，跑来卫生队，我都要给他撒上消炎粉，再用纱布包上，用胶布缠上。不久我又学会了打肌肉针和静脉穿刺。但我不敢给病人发药，是怕超了量毒了他的。开过我玩笑的那个老兵卫生员告诉我说：“凡是常用的药都可吃两片。”我于是便记住了这“两片原则”。头疼的，两片去痛片；胃疼的，两片普鲁本辛；拉肚子的来了，黄连素，两片！……

卫生队的人本来是不发枪的。但不知为啥，团里这时给卫生队发来了两支手枪！我一看，这枪是崭新的，极漂亮的，紫蓝色的外表闪着幽幽的光。我正越看越喜欢之际，赵队长却宣布叫两个医助背上了。我心里头是着实地不好受的。傍晚，大家要站队去后勤处吃饭了。这时，谁叫我我都不动。赵队长过来摸摸我的头，说：“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啦？”见我不说话，赵队长便又问，我这才开了口：“队长，我要枪！没有枪，算啥当兵的！”说了这句话，我的眼泪都跟着出来了。赵队长笑啦，说：“原来是为这事，还闹情绪呢！好了，叫他俩不背了，你和李凯一人背一个！”李凯是赵队长接来的兵，是先到卫生队的；我是团里保卫股陈股长接来的兵，是后到卫生队的。我们两个都是小兵。

枪到手了，我的高兴劲儿就别提啦！每天拆了装，装了拆，两个弹夹共十六颗子弹，全被我擦得亮亮的。背着手枪，走在路上，是真真地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呢！当时，接我来当兵的陈股长知道了这件事，还把团里的120照相机拿过来给我照了几张相。随后我想，应该叫我的老朋友也看看了。我的老朋友是拉指后勤部的张克诚助理。他是在我得了“风湿热”住西宁四陆院时，按上级指示照看我的人。我们是以老朋友彼此称呼的。记得出院时，拉指下达的电报令，是叫我去四川新津850部队留守处的。我坚决不干，说：“死也要进西藏！”拉指终于同意，我便进了西藏，和张助理同在一个大部队。这一天，我背上手枪去敲张助理的门：“报告！”我喊了一声之后，便趁张助理恰要开门之际躲到墙角，又趁他出门张望的瞬间冲到屋内藏到门后。等他反身一进屋，我便突然举起带着枪套的手枪，喊着：“不许动！”张助理惊了一下，但一看是我，便又高兴非常。他问：“你怎么背起手枪来啦？”我答：“是我们队长叫我背的！”他说：“那是你们队长喜欢你，不然，战士是不给手枪的。”我说：“那警卫员咋给手枪呢？我是卫生员，还不如警卫员哪！”“对，有你的！”张助理说着，便从抽屉里抓出一把糖来给我。我一看是上海的太妃奶糖。我最爱吃这种奶糖，在西宁时张助理就曾经给我吃过的。那个年代在拉萨是买不到糖的，糖都是干部们探家或出差时在内地买的。我在老朋友张助理那里玩了一会儿，又背着手枪，挺着腰板走去卫生队了。

刚到卫生队那阵子，每天还有“早请示”。那时候总是睡不够，早上起不来。有好几次都是赵队长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我才穿上衣服走到大厅，跟着大家一起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把今天的工作做好！”

其实，能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与搞不搞“早请示”没有关系的。据说这是某个部队的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提倡的，可以说是形式主义。这个“早请示”没过多久，上级就通知停了。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确实是部队的良好风气。记得拉指卫生科还组织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是通知我们团卫生队也要派人参加的。赵队长便派到了我。我说：“队长，我不去，我害怕。”赵队长说：“你平时那个劲儿哪去了？去讲，胆子大一点儿！”我推脱不掉，便找了一张纸打了个提纲。会上，我讲了当兵五个月以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并重点讲了在西宁新兵训练期间得病住院，后又坚决要求入藏的经过。一开始讲时还真有些紧张，但讲着讲着却又振振有词了。

记得我当时讲完后，拉指卫生科的黄科长是带头给我鼓起掌来的。从此，黄科长便记住了我。三年后，黄科长到重庆缙云山空军医院当院长。此时正是我到重庆上四医大的第二年。消息传来，我便上山去看望他，因为都是西藏下来的，见了面自然是亲亲的。黄科长提起了那次开讲用会的事。他说：“我当时就发现你是个能行的兵，想把你调到卫生科，你们的赵队长说啥也不给。这回上了大学真是好事！如果将来毕业能回空军，就来找我吧！”听着黄科长这样说，我便立即答应了。可是几年后毕业时四医大却把我扣住了，这个愿望也便没有实现。

团机关的各个单位包括卫生队，都有自己负责料理的一块菜地。菜地里种出的菜都是要分送到各个灶上的。要料理好菜地，浇水是必不可少的劳动。我是非常喜欢出去浇水的。因为那里有一条悠悠亮亮的水渠，水渠旁有一片新新崭崭的草地，草地上开着闪闪烁烁的小花，还有一群彩色的蝴蝶在飞着。我和李凯两个是常要在草地上奔跑着玩一会儿的，然后才到菜地里去干活儿。我们最爱干的活儿是扒土豆和挖萝卜。在西藏那个地方种菜，凡是地面上长着的都很小，凡是土里埋着的都很大。土豆很大，一扒就是一窝。萝卜足有半米长，往往是挖出了上面的大半截，下面的一截还留在土里的。回到卫生队，老兵们就把萝卜切成立方体形状的小块用白糖腌上，土豆是用电炉子煮熟后也要撒上白糖的。这时我就一边用手抓着吃，一边又嘴里叨咕着：“好吃！好吃！”老兵听了，就说：“不要那个样子嘛，人家笑话的，像个傻子呢！”前几天，我在百无聊赖之时，忽然想起了当年在西藏用白糖拌土豆吃的事，便买了土豆循着当年的样子做了，但却怎么也尝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夏天来的时候，卫生队采了一阵子的中药。采药的地点是哲蚌寺侧旁的山上和山沟里。嶙峋的乱石凸耸着，繁茂的野草簇拥着，湍急的流水喧闹着，真是一派天然的好景致呀！这里的野生中药很多，有黄精、车前子、防风、曼陀罗等十几种植物，还有拖着长长的尾巴的四脚蛇。打四脚蛇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拿着竹竿满山跑。那天，恰有一只四脚蛇从我脚下的石缝里窜出，我一挥竹竿没有打到，却不防一脚踩空，向山下滚去，幸被一个大石头挡住。等我爬起来时，人已挂了花，脸上的划伤渗着鲜血，后脑勺上也鼓起了一个大包。我歇了两天。第三天又坚持去打四脚蛇，谁拦都拦不住。这一次，我打了好几只四脚蛇，并找到了那个救了我生命的大石头，端端正正地给它敬了一个军礼。

我在西藏是整整呆了两年的。刨除去团农场锻炼的两个月，刨除去西藏军区门诊部学习新医疗法的两个月，刨除去扎东山雷达站执行任务的七个月，算起来，我在团卫生队的时间总共有十三个月。这十三个月里，我是被队长，老军医，还有老卫生员们宠着成长的。我从他们身上体味到了什么是部队的爱，什么是军人的情。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这就是我学会了补衣服、补袜子和缝被子。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个一当兵就发到我手上的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的针线包。针线包里还有两轴线，一轴是草绿色的，一轴是鲜红色的。毫无疑问地，这个针线包已经成了我这一辈子最为珍贵的藏品了。

离开西藏，是我和赵队长都没有想到的事。1971年五一过后，我从扎东山返回了团卫生队。仅仅呆了六天，赵队长就派我去成都空军医务干部训练队学习。本来打算，是叫我去成都学习放射线，学完了再回西藏的。不料到了成都，却被成都空军指挥所宣布调离本单位，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西藏。

赵队长是在我上学期间从拉萨来成都开会时看过我的。还把我来成都时忘了随身带上的牦牛尾巴也给捎来了。我领悟到，这里面有赵队长的一片心意，是认真地用此物来嘱托我永久记住西藏的！当时，我们一起在空军招待所吃了一顿饭。端起酒杯，便有很多的话想说，但却又不知从哪一句说起。只觉得心头是热热的，沉沉的。我知道，赵队长也知道，我是再也不能回到团卫生队这个亲亲的大家庭了。

我哭了，赵队长也落泪了。

（2015.10.3)

作者简介：

浩飞，西安市诗词学会会员，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创作范围：古体诗词，新诗，散文，音乐文学。有著作《浩飞词选》《浩飞诗词选集》《格律诗三要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