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作者 李致</p><p>图片提供 李致 杜秀文</p><p>读后留言 杜秀文 王淑芳</p><p>编辑制作 彭兆琪</p> <p>编者按:</p><p>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许多先辈的故事,有的,你可能耳熟能详,有的,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有的,你未必知晓。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和新闻出版的部长、省文联主席李致在2001年4月写下的怀念四川省委宣传部第一任部长杜心源(省委书记兼任)的文章《迟献的一朵小花》,也许宣传部的晚辈们就不知道,此文也刊载《艰难的奉献》上。作为四川省委宣传部的老领导,作为他的很多属下都愿意听听李致部长讲的杜心源老革命的故事,于是,今天再一次将《迟献的一朵小花》发表在《美篇》上,望大家仔细阅读,谢谢!</p><p>后面附杜心源书记小女儿杜秀文的答谢文章和宣传部机关老同志王淑芳的读后留言。</p> <p>作者简介</p><p>李致生于1929年,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p><p>2019年,与王火、马识途等七位作家荣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荣誉证书”。</p> <p>李致</p> <p>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杜心源同志随解放大军到四川, 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我一九五零年去重庆,一九五七年底又调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当时已合省, 我在团省委学校部工作, 有机会接触省委宣传部部长心源同志。开初, 主要是召开高等学校团委书记会议时, 我去请心源同志作报告。当时团省委在多子巷, 对门就是省委宣传部, 没有武警站岗。几步路, 就闯进心源同志的办公室。心源同志身材高瘦, 浓眉大眼, 很慈祥, 没有官架子。我很愿意接近他。六十年代初期, 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 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简单粗暴。是非界限不清, 常常抓到小事无限上纲。对某领导有意见可能被认为是“反党”, 对生活上有不满,可能被认为是“诬蔑‘三面红旗’”。 不是学生自己检讨, 就是开会批判。学校政治思想沉闷, 个别学生自杀。基层同志不敢反映真实情况, 学校领导亦不能解决问题。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 深入群众, 了解不少情况。他认为作为党的助手, 共青团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把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各级党的领导, 以利及时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倡导各省、市团委办一个叫《情况反映》的内部刊物, 刊名用黑字印刷, 以区别于正式的“红头文件”。团省委也办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映》。反映了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不少的问题。心源同志和省委宣传副部部长兼副省长康乃尔同志很重视这些情况。例如, 一所大学有一学生自杀, 团省委反映了情况, 该校校长竟不知道。康乃尔说: “ 《红楼梦》里, 金钏儿跳井自杀, 贾政气得蹬脚,说贾府居然发生了这类事件!”这个封建家长尚能如此, 社会主义的大学校长居然不了解情况。这样行吗?” 心源同志拿着我们的《情况反映》, 把事件发生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 强调要关心学生, 思想工作要深入细致, 教育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为此, 心源同志多次表扬了团省委学校部。现在回想, 在充满“左”的思潮中, 心源同志的这种爱护青年学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很难得的。一九六六年闹“文革”, 我在共青团中央被“揪”出来。由于我到团中央工作时间短, “罪行”材料不多,那个别有用心的人, 煽动“造反派”到四川了解我的“历史罪行”。她亲自和另一男同志到团四川省委, 似乎带了一堆“原子弹”回京。开批判我的大会时故弄玄虚, 把“原子弹”拿在我头上晃来晃去, 以势吓人。好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 心态颇好, 不吓不倒。她终于气极败坏地抛出一个“原子弹”! 原来据她了解, 团省委搞的“黑材料”, 多数是我出点子、修改和定稿的。四川的“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杜心源对这些“黑材料”极为欣赏, 用来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 。她咬牙切齿地问: “你自己交待, 你是不是杜心源的黑爪牙? ” 我这才知道, 我和心源同志还有这层“黑”关系。在一定条件下, 事物往往向它的反方向发展。我并没有在思想上与心源同志“划清界线”, 反而感到与心源同志很亲近。我被“解放”后, 一九七一年回成都探亲, 听说心源同志已“解放”, 住在商业街五十号, 便和四姐李国莹一起去看望他。不巧, 冯喆同志的夫人、川剧演员张光茹正在心源同志那儿诉苦——冯喆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心源同志充满同情地听她倾诉。我们旁听一个多小时, 插不上嘴, 只得告别。 从五十号出来, 我并无遗憾, 心源同志身体健康, 仍然保持了老干部老领导的工作作风, 我从心底感到高兴。一九七三年夏, 我调回四川,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那段时候, “四人帮”在台上, 根本谈不上工作, 只算混日子。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大家都很高兴, 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可是不久又批什么“右倾翻案风”。因为离开团中央时, 耀邦同志曾告诫我,党内路线斗争很复杂,遇事要独立思考,没有弄清楚以前, 不要吹喇叭抬轿子。加上经过多次反复, 许多人都不满意江青一伙人, 因此我对所谓“批邓”, 只不过是应付了事。有一次, 忘了为一件什么事, 我到书记院去找心源同志。谈完之后, 他突然问我:“出版社的运动搞得怎样? 群众对‘批邓’有什么反映?”我对心源同志并无顾虑, 但长期的白色恐怖, 不能不有所警惕。记得北京一位同志来看我们, 曾担心所住宾馆有无窃听器。我向心源同志报告, 说机关的群众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响应号召, 认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 如不批深批透, 封资修就要复辟。另一种是认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年多, 扭转了许多混乱局面, 工作成绩显著, 群众十分拥护, 再“批邓”又得乱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客观叙述, 但重点放在后者, 听话听音, 心源同志当然明白。心源同志说: “有后一种观点的人不少。”我也明白心源同志的意思。于是就交流群众的看法, 我们谈了一大堆群众不赞成和消极抵制“批邓”的情况。这次谈话, 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大约在一九七四年秋,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同志, 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他在视察了云南的灾情返北京途中, 路过成都, 主动与我打了电话。克实长期分管学校工作, 我是他的“老部下”。在团中央关“牛棚”的最后一个月, 我俩共用一张幼儿园的小桌子, 学《毛选》, 写交待, 也是难友。我与几位长期做团的工作的老同志, 有康乃尔和张惠明, 李止舟和赵济, 向洛新和陈家俊, 各家做一两样菜,请克实在我家吃了一顿饭。无非是本着“休谈国事”的原则, 闲聊了一会儿。这次聚会, 后来竟被社里的造反派头头告到省革委会去了,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一九七六年十月,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心源同志, 大家都因粉碎“四人帮”感到由衷的高兴。闲聊中, 心源同志谈到出版社的一个造“反造派”头头, 在批“右倾翻案风”时, 把我们与克实的聚会当作“黑会”上告。为了要与“右倾翻案风”扯在一起, 他把我们一九七四年的聚会改为一九七五年, 从胡克实联系到胡耀邦, 又从胡耀邦联系到邓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说: “你们聚会的这些人, 我都认识。老同志见见面, 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理会他的告状。”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再一次感到“四人帮”的追随者之卑劣。同时, 也感到心源同志一身正气, 对我与其他老同志的关怀和保护。粉碎“四人帮”, 使人们爆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出版社的广大职工, 在解决“书荒”, 为老作家恢复名誉, 按时供应教科书以及其他工作上,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身为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 心源同志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每次我送样书去, 他都要问长问短。有一次他专门要我去, 询问四川为什么没有出版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一九七九年初, 中央一个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 省委组织部长安法孝同志写信给我, 说与心源同志研究, 心源同志“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我的四姐从刚解放起与心源同志就有接触, 对老领导说话比较随便。有一次她开玩笑问心源同志: “你为什么老表扬李致? ”心源同志听后, 慈祥地笑了。那种关心和爱护同志的笑容, 以及上述诸多往事, 使我难以忘记。心源同志逝世十周年时, 他的女儿秀文曾希望我写篇短文。当时虽未赶写出, 但在我的记忆中, 这些往事总在闪光。现将这些闪光的往事, 编织成一朵小花, 献给心源同志。 </p><p> 2001年4月12日</p> <p>杜心源书记小女儿杜秀文给李致部长的信:</p><p>李致叔叔:您好!</p><p>您的这篇文章已收录到了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里,为求得此文曾去拜访过李致叔叔,您对父亲的怀念之情,至今记忆深刻,谢谢李致叔叔!</p><p>再读李致叔叔的这篇文章依旧是激动难平,虽然是怀念我父亲的文章,其实也是对老前辈们的整体真实写照。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可以读出老一辈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一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下一代永远学习和传承。</p><p>我的父亲对党的事业无比的忠诚,对于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勇于承担,从不揽功诿过,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下级的关心,培养和爱护。我父亲心里只有工作和群众,以及党性原则。他一生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对我们晚辈严格要求,他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种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和严于律己的精神,是现在年轻党员干部特别应该学习的作风。这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座右铭和传家宝。</p><p>最后祝李致叔叔健康快乐!</p><p>杜秀文敬上 2021年4月27日</p> <p>宣传部机关老同志王淑芳留言:</p><p>李部长您好!我阅读了您写的《迟献的小红花》深受教益,老部长在我心中永记不忘的是他对下级的无比亲切和关怀,对工作是无比的认真和执着。</p><p>杜书记在任时培养我读工农速成中学。1958年我已读西南师范学院,1960年杜书记到西师视察工作专门到学生宿舍看望我,关怀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母亲有高血压在大章同志家很累,弟妹还未工作,他说那就回宣传部工作吧。吃中饭时,他到学生食堂看望同学们,看到学生全吃红苕,他关心地问:吃不吃得饱?并对院领导指示要关心学生身体,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往事已过去几十年,而今想起来令我泪流,老领导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水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杜书记的关心就没有我今天的退休幸福生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