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伟大的劳动者 —记我的父亲

凤和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了，如果说，五月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那么，劳动者就是诗篇里最美丽的音符。我们赞美劳动者，这是一群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而劳动模范则是劳动者的杰出代表。在劳模身上，凝聚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他们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他们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没有像这个“星”、那个“星”那么光鲜耀眼。在这个各方面飞速发展的时代，相对于人们对物质与名利的热烈追逐，劳模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愈显珍贵。这些劳模的思想品德集中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体现着中国当代劳动者的时代精神，他们以实际行动昭示人们：劳动创造历史、奉献无上光荣！

在这个时刻，我想到了我的老父亲——一位在盐业生产一线工作了四十年的老工人，一位把自己毕生的精力与智慧都奉献给盐业生产的老工人。他和那个时代所有普通劳动者一样，心里面装的全都是工作，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工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劳动者。父亲曾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被评为全国援外战线先进工作者，曾获得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荣誉—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老父亲已经退休三十年了，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了，但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忘记这些老劳模。每年春节都上门进行慰问，送上慰问金、慰问品。

　　今年四月九日，汉沽盐场工会领导代表场领导到家里为老爹祝贺生日，令我们非常感动。

　　今天上午前坨里居委会领导及及汉沽中心小学领导和学生代表，在励军同志的陪同下，到家里来看望和慰问我耄耋之年的老父亲。老父亲是汉沽盐场目前唯一健在的全国劳动模范。这让我们看到，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老劳模，各级组织没有忘记老劳模。

　　前坨里居委会领导和汉沽中心小学领导和学生代表为老爹献上鲜花。

　　孩子们为老爹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并敬礼致敬！

　　老爹没有赶上过系红领巾的年代，今天补上了这个遗憾。

　　励军是我在盐场时的同事、好朋友、好哥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俩先后离开盐场，励军后来从大田镇副书记任上退休。退休后，励军热心公益事业，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曾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四月十八日，我们全家陪老爹参加汉沽盐场首届“春扒节”。会址就设在结晶区的盐田里。这里是父亲从国外回来后工作的地方。老人家对这里的每一个盐池、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艺都非常熟悉，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汉沽盐场党委书记李焕岭在会场看望老爹并表示慰问。

　　我们全家人陪同老父亲在他当年工作过的汉沽盐场结晶区留影。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父亲早年的照片，拍摄于1963年，当时正是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还是没有忘记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工人，专门组织工人中的先进生产者到北戴河东山的工人疗养院进行疗养。我记得父亲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栗子鸡”罐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罐头食品。现在罐头食品恐怕都没人愿意吃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可绝对是美味佳肴了，别说吃，连想都不敢想。

　　这是一张四十多年前拍摄于也门的老照片，是我的老父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援外时，与当时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的合影。照片中左起第三人是鲁巴伊，左起第四人是我的老父亲。

　　父亲在南也门援外时与当地工人的合影。这么多年来，父亲很少和家人谈工作中的事情。这次我是通过读郑万友先生介绍父亲的文章，才知道老人家在南也门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他努力学习阿拉伯语，打通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向当地工人传授技术，让他们尽快的掌握操作技术技能，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在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援外专家是传播中国人民友谊的使者。这一点，父亲身体力行，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企业尊敬。

　　这是父亲和援外组的同志在工地上的留影。

父亲在也门时的留影。

　　现在距离父亲当初去南也门已经近50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自己也已经从当年的青春少年，到年近古稀了。老人家对我讲过的事情，我还依稀记得这样几件：

一、转机惊魂。当时从国内到南也门首都亚丁，没有直航的航班，需要先从北京飞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然后换乘阿拉伯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孟加拉国飞往亚丁。父亲第二次去也门时，飞机在孟加拉国的达卡落地加油后，三次滑行都没有飞起来。我们这些在航空兵部队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是飞机的某项性能达不得起飞要求或飞行员操作上有某项遗漏，这是非常危险的。父亲说，第三次起飞失败后，机上绝大部分乘客都下飞机了，只剩下几个中国援外专家。当时，我国与孟加拉国没有外交关系，下飞机后不但不能签证，还可能引起外交事件。没办法，只好横下一条心硬挺着。好在第四次起飞终于成功了，算是有惊无险的到达了亚丁。

二、酷热。父亲说，亚丁的温度40℃以上是常态。到夜里热的人根本无法入睡。当时援外专家组的房间是没有空调的，最后同志们想了一个“土”办法来降温，就是每天睡觉前把毯子浸湿，搭在床上，人钻到床下面来睡觉。我问父亲，那能睡觉吗？父亲说，床下面因为有湿毯子的凉气，比外边凉快多了。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我仍无法想像我们的援外专家会这么艰苦。

三、吃螃蟹。记得76年春父亲第一次回国时，正赶上五一休息，我特意到大神堂，花了五块钱，（那可是我当时两天多的工资啊）求人从船上买了大半筐螃蟹。那可是真正的纯海蟹（那个时候还没有养殖螃蟹），各个都是顶盖黄。如果在现在，恐怕200块钱一斤也买不到。我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想让父亲好好吃一顿。可是父亲只吃了一点就不吃了。我很不解，难道螃蟹不好吃吗？父亲说，外事纪律规定：两个人以上才能上街，而且要有翻译陪同。无论谁上街，翻译都要陪着，久而久之，翻译就不愿意上街了。大家对此都理解，可是周日也不能蹲在屋里干呆着呀，于是就自己织了一条渔网。周日到海边洗海澡、捉螃蟹。当地人不吃螃蟹。所以专家组的餐桌上几乎是天天有螃蟹，从蒸螃蟹、炒螃蟹到包螃蟹肉饺子，时间一长，人们对螃蟹都吃腻了。

四、吸烟。当时我们国家援外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增加受援国负担，所以援外专家在当地每个月只有区区几第纳尔，而当时在也门的苏联专家是几百第纳尔。这就相当于一点零花钱，也就仅仅够吸烟的同志的烟钱。可当时国内物资匮乏，人们都想在回国时买一点东西回来。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同去的一位塘沽盐场的同志，儿子来信说，爸爸买个电视机回来吧！这位同志是一位资深烟民，每月的津贴都买烟抽了，哪里还有钱买电视机呀，他回信和儿子说，你是要电视机还是要爸爸？要电视机爸爸就回不去了。虽是笑谈，但确实是实际情况。不少人就开始自己卷烟抽。每次国内有人去的时候，托他们带一点烟过去。我记得我就曾到市一轻局，托他们给父亲带去四条天竹烟。记得父亲第一次回国时带来了一台卡式收录机，那时国内收音机和录音机是分开的，而且录音机都是笨重的盘式机。第一次看到盒式录音带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开。就这样，父亲一点一滴的节省，为我们买回了电视机、照相机和一块罗马表、一块梅花表等等。现在，那块罗马表和相机在我这里，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已经远远大于物品本身的价值了。

　　这是当年外经部为父亲颁发的奖状。

　　这是父亲回国后第一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当时父亲的照片陈列在汉沽盐场总场的宣传橱窗里，正义看到后，找到总场宣传部的李怀祥，让他给洗印了一张，一直保存在我家的老相册里。这张照片距今也有四十几年了。

　　父亲是天津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八届一次政协会议主席团成员。

这张照片横过来看效果好一些。

　　这张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五人为我的父亲。

　　这是1989年9月28日，老父亲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首日封。转瞬间32年过去了，那时的老爹尚未退休，现在老爹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今天再重新看看这个首日封，更觉弥足珍贵。

这是首日封背面的文字说明。

老父亲89年9月底赴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期间，正值国庆40周年庆典，全体与会人员参加了十月一日的建国40周年庆典。这是纪念建国40周年的首日封。

　　父亲是汉沽盐场的一名普通劳动者，是汉沽盐场诸多老工人的一名代表。在我当年的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叔叔伯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父亲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就是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劳动者，撑起了我们共和国的巍巍大厦。

父亲老了，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他脸上的皱纹，镌刻着岁月的记忆，他用劳动的苦辣酸甜，为我们打造酿制成玉液琼浆。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他那双眼睛，仍然饱含着智慧与坚韧，回想当年，他把所有困难踩脚下，顶天立地无限风光。父亲和千千万万劳动者，你们是开拓者，你们创造了共和国历史的辉煌！

现在父亲生活尚能自理，能自己干的事，都不让我们干，我们也就是为老爹做做饭。唯愿：父亲能陪伴我们长久一些。因为：“父母在，人生尚有来路；父母去，人生便只剩归途”了！

2021年4月30日夜10点开始动笔，完成已是5月1日凌晨3：10，也算是向劳动节献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