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就这么悄悄的来临

阿轰

　　提笔又放下，竟然过了半年多，直到2021年最后一天忽然的再想起，此时耳边似乎隐隐飘荡着“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的歌声，感叹时间转眼即逝。此前一天的12月30日，我们在北京的大学同学中最后一位在岗小弟弟陈同学宣布退休了，由此也就宣告了自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首批考入大学的我们这批“七七级”同学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我们50、60后这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从艰苦年代走来，有幸的经历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以己微薄之力报效国家，用劳动改变国家和自己小家的面貌，目睹了日新月异，享受到了日渐丰富的现代化生活所带来的便捷与舒坦，有新与旧的对比，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切。祖国的变化既有惊涛拍岸的波澜壮阔，又有细雨润物的悄然无声，积小成多，终成大势，唯有回想，才知其中之偶然必然，令人怀念无限。遂记在上大学期间印象深刻的几件事纪念之。

　　改革开放后涌现大量新颖的日用消费品。我在恢复高考第一年从知青直接考入厦门大学，1978年春天入学。这年底，党中央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号角。中国苏醒了。那是个令人怀念的、波澜壮阔的年代，一切都是大手笔，思想解放，各种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的枷锁被打破，人们朝气蓬勃，新事物不断涌现，并从此一直不断的推动中国不停歇的向前发展。那时的石狮还是晋江县的一个公社，靠海，于是海上易货贸易的“走私”兴起，大量舶来品涌现，循着公路向四处发散开来，厦大校园里也就有了许多游荡的二道贩子，挨个宿舍兜卖新颖的走私货。我们那时都很穷，绝大部分的学生靠助学金生活，每日精打细算，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但大学生又是思想最先觉醒的那部分群体，对新事物接受度高，节衣缩食，尽可能的把“蛤蟆镜”、折叠伞、用尼龙布做小喇叭裤之类的其中某项收入囊中。女生烫头发、买丝巾、连衣裙，男生留长发、买三节头皮鞋、高领毛衣，条件好些的甚至有了单喇叭单卡收录机的。而像学跳交谊舞、参加舞会等等均被学生们全盘接受。我那时也为这一切所动心，只能量力而行。好在那时哥哥和嫂子正在热恋中，哥哥送我一副蛤蟆镜，未来的嫂子给我织了件时髦的黑色高领毛衣，还用细塑料绳勾个漂亮的套子、套上“果珍”瓶子制成喝水杯送我。我还花六块钱去做了条尼龙小喇叭裤，穿上皮鞋，把这些行头武装起来后，很符合当年的大学生“标配”打扮。从那时起，我们未能免俗的汇入了追寻日常消费品的行列中，觉得那才算不落伍。那时的我们走在街上，仅凭精神面貌，便可让外人轻易的区分出是参加高考进来的大学生。时代已在不言中赋予了我们某种责任了。到2022年2月份，是我们毕业整40周年，我们的职业生涯全程投身改革中，正如当年有一首歌唱到：“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扪心自问，我们无愧时代！

　　（▲漳州同学摄于厦门大学校门口。左起:郑英厦、王予集、黄启章、张健、许加、许闽峰。我们清一色的小喇叭裤、皮鞋、头发也留长了。）

　　电视普及给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说起电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是当时在漳州第一次看到接收电视信号显示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现在还记忆犹新。记得大约是在1973年左右的春天，那时我已在一中上学。有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天还亮着，我家所在的公园小学“崇正洋楼”靠西南角的一楼教室有几个漳州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在广播站和教室之间穿梭往来，还不时朝水泥大滑梯旁边的电线杆上喊着什么。漳州广播站坐落在公园小学西操场的南边，常见有挂着大皮带上别着钳子螺丝刀之类工具的人进进出出。本来放学后的校园安安静静，这一下子动静可大了，我们院子里几个邻居孩子都好奇的跑到教室想去探个究竟。

　　教室里摆了个方形像什么仪器的东西，接着电，亮亮的，麻麻点点的闪着。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电视，大概是九寸的屏幕，很小。电视后面接着一根电线，从门外连着通向水泥大滑梯旁边的电线杆上。水泥大滑梯连着水泥门框的立柱旁，前两年已被广播站给绑上由三四根大杉木相接、涂有“乌典仔油”（沥青）的电线杆当天线柱，专门接收来自省会福州的广播信号。此时柱子上面有个电工，新架了个用铁丝拗得像蜘蛛网似的东西，和电视机的天线相接。

　　教室里有个技术员缓慢的扭动旋钮，画面上除了麻麻点点，要么是横道穿梭，声音刺啦刺啦响。旁边的技术员说“不行，还要再转转天线”。于是有人跑到门口，头壳冲天用闽南话大喊道“卖使（不行）！再转‘淡薄’（一点点）！”稍过片刻，透过浓密的龙眼树叶、上面隐隐传来“转了，再看看好了吗？”传话人又朝教室里报告，如此反复了好多次，依然如故。我们旁观者盼着看到屏幕里到底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出来，心里比技术员还焦急。来来回回又试着，刺啦声突然没了，隐约的看见有人影在晃动。“有啦！”大家欢呼起来，此时画面稍微清晰、声音较响，我们这才得以看见这小小的仪器竟然可以“放电影”，尽管画面和声音时而清晰时而没有，断断续续，像阵风时而吹来又吹去，但心中的震撼和满足感难以名状，第一次知道这玩意儿名叫电视机，这也是漳州第一次接收电视信号，足以载入史册。第二天上学，我便迫不及待的向同学们描述昨天所经历的神奇时刻。同学们那时都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都像鸭子听打雷般愣愣的听我描述，面无表情，似懂非懂。放学回家，想继续昨天的好戏，可等到天快黑了教室里还是没动静，无奈的跑到电线杆前一看，天哪，天线已伸进广播站楼上的一个窗口里，好戏已经结束了。

　　（▲网络图：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商店选购黑白电视机。）

　　仅仅过了几年，大约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漳州百货大楼里有卖电视机了，但要有票才能买到，只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和有门路的人先拥有了黑白电视机。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神神秘秘的怕别人家知道，但家里的小孩嘴巴没把门的，满大街嚷嚷，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回去少不了被大人“揍屁屁”。于是每到晚上，有电视机的人家里就会挤满了“厝边头尾”（左邻右舍）的孩子。见到电视的神奇，顿时千家万户以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为家庭“远景规划”的首要目标。再后来，有电视的人家多了些，在吃过晚饭后，便把电视搬到家门口，边看边纳凉，引来津津乐道的欣赏者。那时的电视都外加天线以增强信号，以便能收到厦门台或海峡对岸的信号，于是漳州古城内的房顶、树上密密麻麻的竹竿林立布满天线，电视不清了就赶紧招呼别人去把天线“刷寨”（挪动一下）。那场景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有急切心情想看电视的是在1981年11月中旬。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上大四下学期，过年后就毕业，毕业论文已写完了一身轻。此刻中国女排正在日本打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央电视台刚刚有了电视直播。因为国家女排队员每年都到漳州冬训基地冬训，漳州人对女排有别样的关爱之心，所以非常想看电视直播。但那时整个厦门大学里我们所知道有电视的地方是校招待所，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硬着头皮推门进去。大概是服务员也想看吧，她便顺水推舟的让我们饱了眼福。招待所住着外教，我们这些看客们不能大声喧哗，遇有好球，也只能压低声音“嗷”一声。第二天晚上再去，却吃了闭门羹，大概是领导发现了被叫停，或是外教投诉。幸好许加想起他知青农友、糖厂子弟郭良平在厦门“列电”（列车发电站）工作，他单位里有电视，可以去那儿看。于是在周末上午十点钟，我们几个漳州同学许加、张健、黄启章和我一起，从校门口坐上厦大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去列电找郭良平。午餐由郭良平招待一顿“好料”（好吃的食物)，再去娱乐室看下午的电视直播，目睹女排的惊艳表现。决赛那天晚上，厦门大学特地在灯光球场摆上电视让同学们观看，有热心者还拍了张照片记录当时的场景。

　　（▲厦门大学同学在灯光球场观看女排决赛的场景。）

　　我1982年2月分配到国家体委工作，隔年中央电视台有了《春节联欢会》后，“围炉看春晚”更是家家户户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1984年元旦后，我被抽调到当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简报组工作。体委有个领导和北京文艺界很熟，竟然把当年央视筹备春晚的整个剧组拉到会议上为全国的代表们表演。那时春晚剧组也急需了解观众对整台节目的感觉，便倾巢而出，带妆卖力彩排，尤其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获得满堂彩，这种艺术形式很新颖，表演过程中观众被每个“包袱”所感染，几乎从头到尾笑声不断，演出“笑果”极好。我看后激动不已，急于把捷足先登的感受告诉亲人，便连夜写了一封记述春晚节目如何好的厚厚长信寄给远在漳州的母亲看。也是从这年起，小品正式登上了春晚的大雅之堂。也正是这届春晚，成就了导演黄一鹤、作词乔羽、作曲王酩、演唱李谷一共同合作的歌曲《难忘今宵》。

　　（▲网络图:1984年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给全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电视机在中国的普及是潮流式的集体跟风，从普及电视开始，开启了国人潮流式普及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的模式，往往一有什么新的家电出现，大家就互相跟风攀比式的拥有，极大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电视的发展飞快，从小屏幕到大屏幕，从黑白到彩色，从进口占主导地位到国产打败进口成为主导，从笨重的显像管到轻薄的等离子、液晶的材料革命，从模拟式的图像模糊到数字化的清晰的技术革命进行快速升级换代，使电视从奢侈品迅速的降格为“白菜价”的生活用品。很多年前我从北京回漳州过春节，欣喜的发现漳州竟然也有了电视台，是漳州广播站升级而成的吗？尽管那时的播音员还带有明显的漳州口音，但这足以令我对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电视也成了国人获得信息和娱乐的主渠道，实现第一时间就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的同步， 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开阔人们的眼界、培养了观众的国际视角和思维。改革开放与电视机的普及，开启了国人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闸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次看到电子表。记得大概是在大二暑假回漳州，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我中学同学庄子杰，他家有海外亲戚，常有时髦的东西。那天他手上戴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像手表却没有指针，我就好奇的问他这是啥玩意儿？他抬起手来说是“电子表”，又用手摁了下按钮，表面像电视一样出现了数字，还能看今天是几号星期几、看气温，还能当秒表。这一下把我看蒙了，自己都没有能力想去拥有几十元一块的走私手表，而电子都可以做成手表了。我上大学时母亲把她的手表送给我，而我却在有次戴表打球时把表甩出去掉在水泥地上，修好后不准。见到电子表，真心想拥有它。也就在那以后，厦大校园里兜售电子表的小贩也多了起来。直到大三暑假我在厦大篮球队集训后领了不到十块钱的训练补贴后，我咬牙跺脚、人生中第一次下狠心“高消费”、花了七块钱从小贩那里买了个好看的电子表。这块表还陪伴了我到北京工作多年，但什么时候舍去不用了却想不起来了。

　　（▲左起：许加、许闽峰。我戴的就是这块买来的走私电子表，摄于1981年12月31日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暨迎新年晚会。）

　　傻瓜照相机的出现是革命性的。记得大概是在大四的有天晚上，漳州老乡、也是我们班著名的摄影师郑英厦从外面回来，碰面时我打了个招呼“刚回来啊”？他挥了挥手上那个黑乎乎的小东西说“帮外系的同学照相去了”。他没有挂着常见的那台“海鸥牌”120相机，我就问“那你的照相机呢”？他说“就用这傻瓜相机照”。我好奇的问“什么叫傻瓜相机”？他把黑乎乎的家伙打开，上面有点点亮光，他说这不用调光圈速度，里面都给你“配”（设定）好了，对准想要拍的东西按下快门就可以了，掰开这里是闪光灯，放电池就能用，连傻瓜也会拍，所以叫傻瓜相机。这么神奇，引起了我的兴趣，问他哪里买的，他略带神秘的说是买走私货。那时照相机是顶级的奢侈品，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现在竟然被这么个简单的小东西给替代了。郑英厦后来有用傻瓜相机给同学们拍照，但和机械光学相机相比，清晰度差点意思，但大家并不在意，能出人影就已经足够了。此后傻瓜相机逐渐多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厂家有了技术可以大量生产，国内大普及，价格很便宜，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许多人、许多家庭出游时都会豪气的拎个傻瓜相机，自信心满满，在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照相和洗照片业大发展，给那时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年代感很强的照片，这都是傻瓜相机立下了的汗马功劳。记得1992年春节期间我们知青午餐聚会，有人提出应该回到当年下乡的浦林公社畜牧场去看看。曾武彬马上调来一部中巴车拉大家过去。我们徜徉在已荒芜的场部和宿舍区，往日春耕夏收的艰苦奋战生活、青春年华绽放华章的难忘经历顿时浮现。曾武彬带了台傻瓜相机拍了几张珍贵的照片，洗出后发给我们每个人存念。现在的浦林公社畜牧场早已被征用变成工厂，而我们若想回忆当年，也只能从这几张傻瓜相机拍的照片中去找寻和怀旧了。

　　（▲1992年春节，我们知青回到当年下乡的浦林公社畜牧场，在当年的宿舍前合影留念。前左起：林建章、张大伟、许闽峰、带队干部陈崇山、苏建华、黄伟明、叶国强；后排左起：曾武彬、林云露、林若萍、朱小芹、魏淑宽、徐春琴、林如滨、谢致斌。）

　　年轻人结婚自制家具。在大学期间每次放假回来，都会发现有新变化。记得大四时，哥哥准备结婚了，需要做家具。那次回家，看到我俩住的小屋地上放着木板，上面贴了光滑的一层板、还压着几个鼓鼓的“米袋”。我不解问哥哥这是什么东西？哥哥说这是最新式的材料叫“防火板”，做家具的面板好看，木板上面涂了胶水再粘上去，压的是九龙江挖来的沙子，这样可以贴得平，不会“嘭贡”（鼓包）。木匠师傅是请来的，但想做出什么样子要靠自己想，辅助工作要自己做。那时木材是计划供应，哥哥托人去山区买便宜货，托司机给偷运回来，再借板车拉到“虎爬岭”附近的木锯厂锯成片，阴干半年才能做家具。家具的“枝骨”（柱子）是买“纤担胚”（用做挑稻草专用扁担的木胚）。去镜艺社买玻璃自己拉回来镶在衣柜上。拉车、挖沙、买玻璃、去糕饼厂买当时最好吃的软糖当喜糖等苦力活都是哥哥和球友杨龙生、陈汇湘帮忙干的，或是托朋友的朋友干的，杨龙生还从他工作的圆钉厂弄来不少钉子帮着省钱。买软糖还有一段小插曲：糕饼厂的朋友说昨天那锅糖熬过火了“臭火哒”（焦糊），如果要的话可以半价打折。一听可以省一半的钱，哥哥满口答应。结婚那天来贺喜的朋友们吃了“臭火哒”的软糖都觉得好吃，都说有小时候吃“鼎痞”（锅巴）的味道，大为赞扬，都以为是漳州糕饼厂“想空想榫”（挖空心思）创新出的新口味。后来家具做出来确实洋气好看，像国外电影里的样子，和漳州传统笨拙的样式大不相同，连婚房红地砖上也铺了新出的“地板革”，这在那时是很新潮的，只是后来发现地板革确实“潮”，阴天会“回淋”（返潮），地上满是水汽，走路打滑，最后哥哥只好忍痛割爱弃用它了。

　　“绑沙发”。此时我漳州一中篮球队哥们于岳民、周晓滨也谈上了女朋友，大四那年春节我们一起回到漳州一中照相时，他俩还大大方方的把女朋友也带来一起照相，看来关系铁定，办婚礼已提上议事日程了。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的短短几年间，漳州年轻人中涌动着一股自制沙发、俗称“绑沙发”的热潮。我从小不知沙发为何物，直到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才知道是“番仔”（洋人）坐的大椅子，人坐下去会软陷进去，很舒服的样子。或许是受电影的影响，不少年轻人有了制作灵感和冲动，篮球队的哥几个也跟着去赶时髦。

　　（▲漳州一中篮球队哥们春节合影，摄于漳州一中新华楼前。左起:张少伟、郭伟琳、于岳民、许闽峰、周晓滨、胡勤建、赵俊荣。）

　　“绑沙发”纯粹是囊中羞涩给逼出来的，所以连材料也要千方百计搞来，省一点是一点。于岳民家的旁边当时有个建筑工地在施工，他就把“倒水泥”（浇筑水泥）后拆下来的模板、铁钉“顺手牵羊”顺过来，这种板子浸过水泥后坚固性好于一般的杂木板；弹簧是用铝导线电缆内有一条钢线，硬度强韧性好，于岳民在供电局工作，他找关系将单位线路废退的导线搞一些来，绕成长圆形的弹簧再去淬火；沙发面可以用床单、麻袋或买新布，想漂亮的话要买人造革。哥们几个凡有搞到材料就互通有无。准备就绪后，郭伟琳请来他们班有经验的同学薛一青和洪幕义帮忙做技术指导。先要把木板锯、钉成方形，底下再钉几条横木，把弹簧用铁钉固定在横木上，弹簧越密越好，用棕绳从上面把弹簧互相绑紧钉在木板上，这道工序最为关键，直接关系到成品坐上去的软硬和舒适度，“绑沙发”的名词就是把这道最有技术含量的工艺高度概括为制作过程的统称；铺上棕麻增加舒适性，再蒙上面子钉牢，钉上扶手、靠背和木腿，大功告成。沙发做成后有满满的成就感，哥们几个心中充满喜悦和自豪，去喝了一顿小酒庆贺之。这沙发会摆在他们家里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我们球队串门时沙发总是最先被争抢的位置，坐在上面泡茶看电视确实很爽，比“椅条仔”（木凳）和竹凳舒服百倍。于岳民、周晓滨、郭伟琳他们对沙发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所以非常珍惜，一直用了十几年。只是后来几经搬新家、需添置与新家相匹配的家具、才依依不舍的把“自制”沙发丢弃。

　　而我们浦林公社畜牧场知青陈小鹏是他们班里“绑沙发”的“名声人”。他人很聪明，喜欢动手捣鼓，什么东西看一眼就“知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悟得了“绑沙发”的秘笈，所绑的沙发又快又好看又结实。陈小鹏又属有古道热肠愿意帮助人的人，同学一托付立刻满口答应，完全义务，连对他说句感激的话都不用。那时同学们纷纷到了结婚年龄，自制家具成了“刚需”，没有沙发会使婚房显得不够档次，于是纷纷“央伊”（请他帮忙），出现了排队“预约”的局面。陈小鹏秉承“好人做到底”的理念，凡帮人做沙发，都是一长两短的配套，有人想做人造革的包面，他也会让人先做好包面，他再给安上去，竟然使得沙发天衣无缝的，获“点赞”无数，大家无不称道。那时陈小鹏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献给了“绑沙发”事业，不是在“绑沙发”、就是在去帮人“绑沙发”的路上。由此可见当时“绑沙发”的人很多，社会需求量很大。这“绑沙发”在我看来，是年轻人主动追求新生活的实践行动，与那个时代的气息极其吻合。

　　会“跳舞”的洗衣机。大四那年的暑假里，我们漳州几个男同学商量着要骑自行车出省旅游，可是家长们都反对骑车，最后改成坐火车，成行的只有许加、王予集和我3人。许加和王予集先去南昌、庐山、黄山，然后王予集另路单飞，许加去杭州找我汇合，我们再一起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一带玩。那天到了镇江在我表姐家吃过晚饭刚要出门凉快，突然听到门口有像夯土机砸地的嗵嗵声传来，把我吓一跳。一看门边石埕上有个像扣了口“鼎”（铁锅）的铁家伙在边跳边移动着，嗵嗵声就是从这发出来的。我惊呼“这是什么东西啊”？坐在门口乘凉的外甥女于海霞笑得有点接不上气的说“这是我妈她们科委试验的洗衣机，给大家试用的，会跳，按不住的”。好家伙，简单的洗个衣服会整出这么大动静，费水费电还到处乱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洗衣机的样子，没留下好印象。

　　没过几年，洗衣机已发展成单缸全自动的，且静音不震动，和我当初所看到的完全变了模样，它确实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把家务活里最费时费力的事情变得如此简单，立刻获得市场的热烈响应。再往后的物质发展不胜枚举，无论是各式家用电器、交通、通讯、娱乐、住房等等的发展都是我们当年不可想象的，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非常习惯的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现在甚至可以做到一部手机走天下，而5G网络也将实现万物互联，带来的变化或将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一切的一切都将变得更加美好。

　　跨年之际抚今追昔，穿越时光的隧道去品味走过的路是甜蜜的，因为日子越来越好。改革开放到现在仅用了44年时间，从量变到质变，中国已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史的奇迹。由此试想，到2035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还会遥远吗？

（成文于2022年元旦。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