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张伯伯名曰张时敏，广东梅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病故于一九八零年。享年六十六岁。一九三七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后去武汉参加抗日战争，进入国民党三厅政治部工作，曾担任三厅政治部美术抗日救国宣传队队长，主要负责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据夫人张妈妈说，张伯伯后来主要负责战事战区图的绘制工作。与抗战时期在重庆避难的文艺界人士交往甚密，与李可染、傅抢石及关良都是挚友，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注：照片说明，张伯伯和同学们与潘天寿老师合影，左二是张时敏先生，左四是潘天寿先生）因夫人张妈妈老家在重庆西永乡，故解放后张伯伯一家由南京迁往重庆西永乡定居。</p><p class="ql-block"> 我认识张伯伯是在我二爸家里，张伯伯与我二爸余星祥(我二爸也是抗战老兵，原在西安国民党部队工作，随军记者、日语翻译及绘图工作。)解放后同在巴县西永乡团结二队务农。因张伯伯与二爸都是国民党时期的旧部人员，在生产队属专政对象、改造人员，队里的重活、脏话自然是属于他们干。常在一起干活自然成了朋友。由朋友成了儿女亲家，张伯伯的女儿嫁给了我哥哥，成为我嫂子。张伯伯成为我姻伯。</p><p class="ql-block"> 我认识的张伯伯早已退去了光鲜的色彩，已是一个极普通极地道的农民。记得他常常穿一件土蓝布对襟衣服，一条退色的凡布裤子，挽着一条或两条裤腿，脚上穿双草鞋或布鞋，也常打赤脚。但他鼻梁高挺、双眼凹陷、大而有神，个子修长挺拔，并留一大把白胡子，依稀还有一丝艺术家的印痕。生产队的人们都戏称他张胡子。印象中张伯伯开朗健谈，对面临的艰辛落泊生活淡定坦然、习以为常。尽管那时缺衣少食、点煤油灯，但妻室儿女一大家还是其乐融融的。</p><p class="ql-block">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去乡下二爸家玩。张伯伯他们一家也常来二爸家，张伯伯有时在附近干活累了来二爸家歇气喝茶、抽烟聊天；有时去河边打米房打米，也会绕道来家里小坐。</p><p class="ql-block"> 我开始学画大约十一、二岁，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发至心灵的爱与向往，从临摹手帕上的图案开始，然后临摹热水平上的、碗上的、罐上的以及连环画小人书，后来稍大点又画样板戏人物，家里也没人懂，都称赞还有点像，在家人的鼓动下更来劲了，画呀画的。那时是“文革”中，没什么参考书，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少儿学习班。放了寒暑假将画带着去乡下二爸家玩，请张伯伯指点。张伯伯看了我的画，就耐心地指出我画中的毛病，给我讲花的形态名称，讲花瓣、花蕊、花托、叶、茎的状态，怎样去观察去表现，把我引到地里去观察南瓜花、丝瓜花、苦瓜花等植物的特性、有何区别，并亲自示范勾勒上色，让我在自然中体验认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这样我每次放假都带着画去乡下，请教张伯伯。看到我的进步张伯伯很高兴对二爸说：“五妹有长进呀，有天份！好生学、好生培养！” 二爸总是说：“张伯伯我们都不懂，拜托你了！麻烦你了！”</p><p class="ql-block"> 我稍大点十二、三岁吧，张伯伯说：“你画素描吧，于是从最简单的单个静物着手，一个杯子、一把水壸、瓜果，然后两样、三样步步深入，打轮廓定位、布局，讲画面要协调，要顾及上下左右、物体间相互的关系比例、大小高矮错落搭配，这样画面才生动不呆板。按张伯伯的指导，慢慢在头脑里建立起一个构成画面的大原则。这为我后来的绘画打下很重要的基础。</p><p class="ql-block"> 接着开始给我讲素描，什么叫侧光、顶光、逆光，各种光源不同会产生𣎴同的投影，要不断比较深浅，要顾到其它周围的物体及背景、投影，经过一、二年的学习，我的素描有了较大的进步。</p><p class="ql-block"> 小学毕业我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学习，不久南开中学的美术老师陈道学老师组织成立了美术组，我加入美术组进行了系统的素描培训。但放了寒暑假我仍然去乡下二爸家，张伯伯看我有了一定的素描功底，开始教我画人物素描肖像，张伯伯说：“ 人是活的，重要的是要抓住每个人的特征，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表现方式，关键是神态要画出来。他也给我讲解人物头部的骨骼肌肉、人物比例，对我来说懵懵懂懂的，最记得我给生产队长王排长画过一幅肖像，很有王排长的神韵，大家都说画得好，像！我很受鼓舞，于是把二爸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都叫来画，大家高兴争着画。那个阶段我的人物长进很快。因多次搬家，那些画作也弄丢了。很是可惜！有时张伯伯也讲讲他在杭州艺专学画的事，他说学校就在西湖边，很美！老师都是一流的，潘天寿教国画、林凤眠留法的教色彩，学校除了教画，还开设了植物学、动物学、解破学，西洋美术史、中国美术史，先画石膏头像、胸像、全身像，然后画真人，头像、胸像、裸体像，冬天也画，就在教室里升两盆火烤。当谈及那些往事，他总是很兴奋，两眼放光，充满愉悦。他在回忆录中谈及他的藏画，林凤眠校长的、潘天寿老师的、朋友傅抱石、关良及李可染送他的画，还有郭沫若送的条幅字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去了，无踪无影。听哥哥说他从小集邮，几大本邮册也被抄去。这些对他打击很大。解放后一直在农村，政治上又属于改造专政对象，精神上压抑，经济上贫困都让他无法再作画。</p><p class="ql-block"> 记得有一年冬天放寒假我们去乡下玩，我们背着背篓去歌乐山半山坡拾石灰子，（即烧石灰留下的小石灰子)张伯伯一个人住在半山坡上为生产队烧石灰，穿着单溥的衣裤，冷得直搓手。当然张伯伯必竟是有修养有学识之人，面对生活的困顿艰辛还是开朗乐观、坦然面对。</p><p class="ql-block"> 一九七六年我高中毕业去了酉阳县当知青，与张伯伯没了联系。一九七九年我回重庆工作，张伯伯已生病在家，于一九八零年去逝，终年六十六岁。应该说张伯伯是贫病交加而去。</p><p class="ql-block"> 张伯伯已去逝三十多年，我还时常感念他对我的教诲指导，我虽谈不上大成就，但也一直对绘画不离不弃，收获颇多。在此我深深地感谢张伯伯及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们！ </p><p class="ql-block"> 余德进(五石）</p><p class="ql-block"> 写于二零一三年重庆沙坪坝。</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