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骄杨：杨开慧（中篇）

钱塘潮

　　三、抗争与求索

1920年初，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开慧随母亲和哥哥扶柩回到湖南。安葬完父亲后，开慧在挚友李淑一的父亲、湖南大儒、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李肖聃先生的帮助下，进入美国教会开办的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和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

福湘女中（今长沙第十中学）1913年建于长沙北门外长春巷，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联合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组织创办的一所六年制中学，规章制度完全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从初中二年级起，除国文及中国史地使用中文课本外，其他数理化及世界史地均采用美国英文教材。当时福湘女中校长凌支尼，其丈夫是洋牧师。凌支尼思想守旧，她觉得杨开慧这个北京来的女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既不读《圣经》，又不向主耶稣祷告，不做礼拜。不仅破坏校规，还经常串联各校学生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会主张，因而认为开慧是“过激派”，而“过激派”是对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对此，开慧极不认同，她认为剪短发和课余外出串联是自己读书之外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在她影响下，其他女学生也纷纷仿效，剪了短发。面对校长她毫不示弱地说：“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限制学生的自由”。

学校决定开除杨开慧。此时杨昌济生前好友李肖聃在福湘女中任国文教员，他出面保护杨开慧，对凌支尼说：“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仁多加照顾。”学校顾忌他在长沙教育界的名望，对杨开慧只好不了了之。现在有不少文章包括权威媒体，为了表现开慧的反抗精神，说开慧被福湘女中开除，其实并不准确。2005年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的《福湘杂志》上载有开慧1920年发表的3篇文章，便是最直接的证据。其实，开没开除学籍，都无损开慧追求真理、勇于和旧势力抗争的形象。

1920年9月，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其中“男女同校”成为热门话题。但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这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于是，开慧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串联福湘、周南两所女校的5名女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岳云男中也成为湖南第一所男女同校的中学。

200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两份关于福湘女校的史料。其中一期《福湘杂志》上载有杨开慧的三篇短文。在《致某公书》（据考证某公系杨昌济好友章士钊）中阐述了她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这位长辈为南北议和而奔走的举动产生了疑惑，希望长者能够指点，并期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中国的前途。文中谈了自己对良心的理解，并针对当时的南北政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她写道：良心的力量像太阳一样大、光像太阳一样亮，人们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良心之光也”。同时，她呼吁一切有良心的人应该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有责任扫除黑暗使其变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文章最后杨开慧请长者考虑她父亲“殷勤书致丈者”中的“垂死哀痛之言”，做到“超然远引，图自立之道”，远离军阀、官僚和政客，“当筑屋于磐石之上，不当卜居沙土之中”。与此同时，开慧还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等战斗檄文，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福湘女中旧址

当开慧在长沙与旧势力抗争的同时，她深爱的毛泽东也正在为他发起的驱张运动和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上下求索，奔走呼号。1920年5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5日到达上海，住进了安义路63号二楼的亭子间，与先期到达的新民学会会员汇合。5月8日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集会，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会上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议定介绍新会友要有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毛泽东在是年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5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杨树浦码头将萧三等6名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上了法国邮轮。随后又立即坚韧不拔地继续他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先后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天问》等报刊上，接连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

毛泽东此时处境艰难，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8块钱用作车费，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住处之间。他一边打工以维持生计，一边多次到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拜访正在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他还拜会湖南籍名士章士钊，获得章对开展革命活动和筹措留法勤工俭学急需款项的热情帮助。

1920年夏，湖南的内战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再度上台而告结束。6月26日，张敬尧的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毛泽东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了他“携来百侣曾游”，“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长沙，回到了他挚爱的杨开慧的身边。

板仓杨宅

四、风雨同舟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并没有停止他追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脚步。因为蔡和森等新民学会骨干大都已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湖南省第一批团员之一，从此＂寻找到了一个信仰”。她与毛泽东一同创办文化书社，一同上街宣传革命，一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帮助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开慧与母亲商量，把一部分杨昌济逝世时友人馈送的奠仪金拿出来给了毛泽东。自从父亲去世后，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开慧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节俭度日。杨昌济一生两袖清风，除了板仓老宅，没有给妻儿留下多少遗产，这些奠仪金在从北京移柩长沙和营葬父亲时已开销大半，所余无多，但为了支持毛泽东，开慧母女亳不犹豫地解囊相助，这对毛泽东无异雪中送炭。

这时，奉谭延闿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易培基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毛泽东上任后在学校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修业小学的报酬比较丰厚，主事的职位颇有威望，这为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经济帮助。

1920年岁末或1921年年初，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此时以天下为己任、为革命奔波多年的“大龄青年”毛泽东已满27周岁，开慧刚满19岁。按杨开慧＂不作俗人之举”的一贯主张，婚礼取消了旧习俗的所有繁文缛节，只花6元大洋请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饭毕，毛泽东宣布：“我和开慧结婚了”。《毛泽东年谱》中说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20年底，其实依据不足。因为在吃那顿便饭之前，开慧已经惊世骇俗地与毛泽东住在了一起，以至于毛泽东后来都记不清结婚的日子具体是哪月哪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出身书香门第的杨开慧，有着中国女子传统的道德规范，崇尚气节，恪守信仰，贤惠忠贞，乐于奉献。她又是在北京亲眼目睹和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婚姻问题上，她坚决选择了可能与坎坷磨难相伴终身的毛泽东。

大家闺秀出嫁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披纱，不要彩礼不要房，这在长沙城一时被追求自由民主的新青年们传为佳话，被他们称为“最浪漫的爱情”。毛泽东曾说：“我同开慧结婚，是建立在双方个性思想彻底了解，完全相合的基础上的，所以经过恋爱结婚，都没有什么波折发生。”

　　婚后，开慧与毛泽东栖身于一师附小的一间小宿舍里。据新民学会会员、原全国政协常委易礼容回忆：“那时他们可怜得很，（结婚时）只买了张木板床、一张条桌。到杨开慧怀孕后，杨老太太才搬来同住。”

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回湘后，于10月10日在长沙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省级支部——中共湖南支部，杨开慧是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京女师的缪伯英和海外支部的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这年冬天，毛泽东以“一师附小职员”的身份租下了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作为湖南支部的秘密办公地点。这是一套独门独院二进三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易礼容回忆：“清水塘的房子是向一个洋货铺老板姓姚的那里租的。租金每月7元，后来又加了2角，7元2角一月。”“主席杨开慧住清水塘进门的右边正房，后房杨母住。左边正房我住过，戴毓本也住过。临时住过的还有一些人，如李立三也可能住三五晚，杨开秀(杨开慧堂妹)也住过，朱舜华住一两晚也可能有的。”“房租由我转交房东，肯定不是用的党组织经费。”很显然，房租是毛泽东用自己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薪俸支付的。现在有文章说，租住清水塘22号“表现了毛泽东奢侈的一面”，这完全是岡顾事实的臆断。因为这座宁静而温馨的小院，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心脏。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就在此成立，许多来自三湘大地的革命工作者曾在这里汇报工作，接受党的任务。更何况，房租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支付的。开慧则一边在湘区党委工作，一边又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这座院落也见证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纯洁的爱情。1922年10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按毛氏族谱字辈起名远仁，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历尽劫波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岸英。次年11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起名远义，即毛岸青。清水塘22号这座小院因两个孩子相继降生和杨母的到来，凭添了不少生气。岸英在外婆的搀扶下在院子里蹒跚学步，岸青在母亲怀中啼哭呢喃，就像长沙城里一户普普通通的五口之家，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这也为湖南支部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掩护。在清水塘居住的两年半时间，是开慧与毛泽东婚后在湖南度过的唯一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杨开慧和大家一道通过开办青年图书馆，扩大文化书社营业等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杨开慧承担了图书馆和书社几乎所有的事务，她一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边还要帮助毛泽东查阅资料、抄写文章，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著作都凝集着她的心血。

杨开慧与毛泽东长沙清水塘故居

　　但这样相对安定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多时问，从1923年起开慧与毛泽东就开始了聚少离多的动荡生活。1923年4月至9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奔波于上海、广州两地，一家人难得团聚；1924年1月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2月至11月一直在上海党部工作，6月开慧带着母亲和两岁的岸英、刚半岁多的岸青追随到上海，一家人借住在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位于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的石库门里。开慧除了照料两个孩子和毛泽东的生活，晚上还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夜校给女工们上课，为此她还下功夫学会了用上海话讲课。

1925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毛泽东任代理部长。这次广州之行整整一年，开慧母子随后也到了广州，住在庙前西街38号（现36号）。同住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和萧楚女等同志。

据沈雁冰回忆：“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地址。”毛泽东和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住在楼上，沈雁冰和萧楚女住在一楼。

1925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主编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前4期由毛泽东主编，期间毛泽东在该报发表了一批笔锋犀利、义正辞严的政论文章，而这些稿件很多都是由开慧帮忙整理抄写的。毛泽东当时忙于筹备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周报》从第5期开始由沈雁冰主编，毛泽东审定。沈雁冰说：“那时候，杨开慧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还在吃奶，所以杨开慧除了助理毛泽东工作，还要忙家务事。我与她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两个多月，却很少讲话，常常我和萧楚女说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两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恬静贤淑的女人。”

1926年10月，开慧跟随毛泽东回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考察。1927年2月12日，开慧又跟随毛泽东到了武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租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民宅。它既是中共中央农委的办公地，也是毛泽东一家的居住地，毛泽东在这里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时开慧正身怀六甲，身边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为了使毛泽东有更加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忍着剧烈的怀孕反应，挺着大肚子帮助毛泽东整理书稿、资料。这时候，他们请了保姆陈玉英帮助照看孩子，料理家务。陈玉英已故的丈夫姓孙，开慧与毛泽东亲切地称她“孙嫂”。开慧对穷苦出生的陈玉英视如姐妹，从此陈玉英与开慧、毛泽东亲如家人。后来开慧在板仓度过的最后三年里，穷困拮据，身处险境，陈玉英不要工资，始终不离不弃，甚至跟着开慧、岸英坐牢。一个非亲非故的保姆对女主人竟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由此可见开慧的为人。1927年4月4日，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出生。这一天也是武昌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只有保姆陈玉英在开慧母子身边照料。因工作繁忙，直到4月8日毛泽东才赶到医院看望开慧和刚出生的岸龙。毛泽东深感歉疚，开慧说：“不要紧，你的事情更重要。孩子到了要下地的时候，你在身边我要生，你不在身边我也要生。你放心吧！”

开慧在婚后默默地做着丈夫的好助手、好妻子。她为毛泽东哺育了三个儿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她将自己与丈夫的事业融为一体，跟着丈夫东奔西走，帮助丈夫整理文件、办刊物、搞交通、不辞辛苦。1923年毛泽东要到广州、上海等地去搞革命工作，因开慧带着孩子又有身孕，不想让她同去，便写了元稹的诗《菟丝》相赠。开慧读了两句：“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立即气恼地将书一扔，说：“噢，我是菟丝，我只能靠着依傍你活着，是吗？你在做事，我做的不是事呀？抄文稿、编杂志、办书社，我不是样样尽力去做吗？还要做主妇、做母亲，到头来成了菟丝啦？”这几句气话，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开慧当时的心情和性格追求。自从嫁给毛泽东以后，开慧拖儿带女跟随丈夫东奔西走，任劳任怨，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但她同时又是一位有思想、有文化、有性格、独立自强的新女性和革命者。在和毛泽东的婚姻生活中偶有怨怼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正常的。1923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一首《贺新郎》给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词中“知误会前番书语”一句，便是指抄《菟丝》一词引起开慧的不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声鹤唳。4月底开始，武汉汪精卫掌控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下达一系列通告和法令，公开限制工农运动，并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主力前往河南之机，发表反共通电，叛变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悍然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汪蒋合流，宣告了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为了保护开慧和三个幼子，毛泽东决定让开慧和保姆陈玉英先带孩子返回板仓娘家暂避（一说陈玉英带岸青先期回板仓）。

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旋即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起程潜回长沙，筹划在湘赣边界发动武装暴动。

8月12日，毛泽东抵达长沙的次日，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即便身在板仓，毛泽东仍在日夜绸缪秋收起义，期间还邀请5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农村土地问题。开慧则精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毛泽东在板仓住了三天四夜。陈玉英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一天晚上是个繁星满天的秋夜，一家人坐在板仓屋前小坪里，毛泽东给岸英、岸青讲故事，手舞足蹈，陈玉英抱着四个月的岸龙，而开慧眼里则噙满了殷殷泪水。开慧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回到房间，将毛泽东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一个旧提箱中。这一夜，确切地说，是1927年8月16日的夜晚，是这个曾经其乐融融的五口之家一起度过的最后时光。毛泽东此次回板仓来去匆匆，从此骨肉分离，再也没有和三个孩子一起享受过天伦之乐。第二天在暮色苍茫中，开慧陪同身穿灰布长衫的毛泽东跨出了家门，当晚返回了长沙希圣园8号“板仓杨寓”（杨昌济生前在长沙的住处）。

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当天毛泽东送杨开慧回到板仓，嘱咐她照顾好母亲，管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回板仓时说：“我是从后门竹山跳进来的，开慧走前门。”陈玉英回忆：“毛主席翻过屋后竹山回来，脚都冒歇，又翻过后山走了。”这次在白色恐怖下的仓促一别，竟成了毛泽东与爱妻和来不及叫一声“爸爸”的可怜的小岸龙的永诀。

1927年8月31日清晨，毛泽东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汽笛一声长鸣，从此与爱妻幼子永无相见之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