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地下党早期工作纪实：盐场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

陈桥

　　2021年4月10日上午，我收到了自贡一朋友所转让他珍藏多年的几份有关自贡盐业史的文献资料。其中，这件《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手稿，倍显珍贵。因为它是一份早期（1959年秋）记录于自流井凉高山恒海井，由盐场工人谢海州口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盐业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加之过去中共基层地下党的工作，从安全考虑不可能用文字记载下来，而现有那段历史的文字记录，多是一些当事人或者见证者的回忆记录（包括口述历史），这往往会受到年龄、回忆时间，以及所了解史实的完整程度等局限，其内容难免有所遗漏，甚至存有差错。所以这份1959年（距离1949年12月5日自贡解放相对时间较短）秋，当事人谢海州之口述历史，就显得更为难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特将自己收藏的《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手稿整理于后，以供更多人更好学习、研究自贡市之中共地下党史。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因为该稿有极少文字十分难认，文中就用“口”字代替；（二）由于口述者口述时使用了比较多的自贡方言，为了便于理解，我对文中一些少见、难懂的自贡方言进行了简单的翻译；（三）因为口述者曾经是一直身居在盐工生产第一线，所述内容包括很多工作、生活细节非常接地气，一定程度更体现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四）文中的小标题为笔者所添加。

笔者藏《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手稿：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 ：

盐场工人的苦难

当时工人的生活很艰苦，工人中没有团体。当时工资打杂是两吊、二吊二、二吊四，各井不同，开车八吊，生火八吊，拭篾七吊，这是各井一致的。吃的米是霉臭米，船上（运）来（时）洒了蒿杆水，就腐烂了，用口口口口去煮饭，水开后就有很多虫浮在面上，（饭）蒸好后还得将盖子揭开亮一下才能吃，不然就臭得很。先是用木盆装菜，各种菜混在一起，后改用镔铁盆。睡的，热天是睡板，冷天是坐包，楠竹来做枕（头）。（上工）分十五班、三十班。前者做一天休息一天，晚上要出去住，不能回厂住或吃饭，下班后不准进灶房，资本家怕他们偷东西（这是灶上规定）。井上是睡床，大部分睡楼上，是连二床。当时（推滷）大部分用的是竹子筒，（就）用（那些废弃的）盐水筒来绑成床，床巴折（是）将烂盐筒来做，热天好一点，冷天潮湿很大，人睡热后就将谷草睡成水草巴巴，起雷雷，所以很多工人都得了养身病——湿气病、咳嗽病。工人这样苦还得照样干。当时是人多事少 ，跨了台（失了业）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取消（开除）人没有一定的时间（规定），有时根本不晓得就叫你拿起钱走（人了）。你我口要是出去（失业）就没有办法。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手稿内页之一：

　　我是富顺流水沟的人，有时没有工作就住在朋友那里。有的（时候）一两年都找不到工作。工人是有站粮无坐粮，工资有时做了一月后能拿一半，或根本拿不到。资本家到能推，而工人家庭生活就推不起走。有的资本家还根本赖（起）不拿，他（资本家）请人有三不请：青年无经验，老年精力不够，中年生了病也不请。当时生了病根本无照顾，完全是自理，有时无威胁（无大碍）就找（人）代短班，你还可以转去（回去）。有的见你生病了，你前脚走，后脚就给你找了长班。所以病不易医好，因为你一气就病上加病，所以当时是小病医成大病，大病就医死。现在是大病医成小病。过去大文堡（现在粮食公司公库）那里，没有事的就在那里候事，各帮人皆有，（就）成了人市坝，出卖劳动力，那里也有赌博场合，坟上下皆有闸子，上闸子有一个当铺，输了钱的就在那里当衣服。本来想去找一点生活钱，反而啥都没有得到，一个月就（成）死当。比如现在10元的衣服，只能拿给3元。如20吊（钱）的衣服只能当30个钱。所以工人办（买）一件衣服很困难。有的病重的就倒在闸子下死了。未落气，别人还不认为你是干鸡子。旁边的春生井口，冬天死的也多，金阳井巷子内也死了不少工人。死了就说是干鸡子，井灶上就找专门埋人的去用两个烂包子、牛皮索一捆就抬去埋。有的还未落气，抬到山上他回转来后说：“弟兄，我还没死哟”。别人就说：“说那些做啥子，你反正是要死的”。

刘远翔来到自贡

在这时，刘荣成又叫刘远翔才来到自贡，是1926年春天的事。（他）就组织了工会，是东场的工会，西场也有工会，总的是刘荣成领（导）。工人中是分东、西场的，当时是分帮出来的，是由各部门选出的，大文堡有4个总的工人代表。一共有五帮：机车、挫井、车水、打铁、辊子。其中车水帮有一个儿童团，四个工人代表是代树三、邱德三（被逮捕）、杨金和（已死）、郑玉田（已死）。以下是乡首（相当现在工会组长）、书记（缮写）。张炳成是一个失业工人，后在荣县领导农民起义时牺牲的。分首有黄相如、王凯成，我是会员。（工会）组织起后就要求增加工资，打牙祭，如淘井取难也要另打工资。资本家很不满意，就买活川南警备司令部司令蔡玉龙，就到处出布告捉他（刘远翔），到处安起警戒。而他（刘远翔）是化了装在司令部住，司令部中一个军阀姓刘，有个顾问姓王，外交副官叫王定邦，是马边人，曾是一个土匪头子，他的脑筋很新，很同情工人，刘荣成（刘远翔）与他们较好，所以他藏在司令部中，后来警戒松了，刘荣成才走了的，（他）调到荣县，就把张炳口一起调去。解放后听刘继伟说：“刘荣成是中央委员，是口集他到南京开会，路过武汉被捕，后脱险出来就无下落”。刘荣成在自贡搞了一年左右时间，他走后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一段时间，间断了约三、四个月，仅工会这几个代表在领导。他走后，国民党就成立了伪党部，最初叫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后才改名党部。此时约1927年初，国民党就抓这四个代表，工作就口口口到了工会。刘荣成走后三四个月（1927年春）党就派了陈优生来，又组织工会，口口就抓的大文堡约100多工人，开会地点在风旺井开（此井当时是没有推的，仅有一个炊事员在那儿坐家），在现在马草山从富井坎上，陈优生主要是抓的组长，工人的四代表没有抓到手。我也参加在陈优生的工会。当时是晓得（工会是）给工人谋福利，但怎样谋还不知道。后在陈优生的教育下才弄得清楚了一些。陈优生来后就抓的车水工人杨立生，（他）是一个高大汉，因为当时（我们）无（工人）代表，仅在工人中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人参加自己的组织。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二：

　　陈优生在想办法把那四个工人代表“抓回来”，所以就未选（工人）代表也是这个原因。

　　 革命英烈肖凤阶

1927年冬，肖凤阶来在高洞小学当代理教员，在学校中又组织了一批学生，他又以送煤的身份在高洞组织了一批送煤和装卸煤工人，后才到大文堡来，在陈优生领导下工作。肖凤阶后打入国民党党部任干事，伪党部召集四个工人代表开会后，肖凤阶又将四个代表召在外开会，就将他们拖到红色工会中来（了）。当时有的工人胆小，怕参加，四个代表中，（在）红色工会召集开会（时），开初不是全参加，是一个一个的来。（有的还）横正在其中有阻塞。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三：

　　肖凤阶来后与我比较接近，他经常都启发我，我们又是同乡。他说：“如果拿一个场合（井、灶）没有资本家，我们也能办，他们吃的是我们的血汗，是我们养活了他。要起来斗争，就要组织起来。”肖与我研究工作，我就出主意。因开初我在打杂，出了一吊钱，我的底钱（入会时出的）未出，邱德云就曾来找我出，我知道他们把底钱拿去用了，又未报账，所以我就提出说，他们用了我们的底金，如果算不清，我们就不要他干，口当时很同意我的意见，后我说：“哪些出来干？”肖和大家研究才有我、宋焕亭、杨洪兴、朱玉三，界牌（的）叶松亭（无下落）、陈国华（重庆人放出后就回去了的）出来当工人代表。

　　我认识（的）肖凤阶是这样的：开会经常看见，他是豆子山新瓦窑沟的人，父亲肖惠东，他女人姓张，儿叫肖代萱，父亲是教书匠，摆说（谈）中知是同事，所以我们两人经常一路。

有一天晚上，约了工人在来龙垇华丰井下面郑汉江茶馆内开会，先是约邱德三在茶馆内打牌，陆续就找工人来，开初打算是叫他交账，如不交就弄出去打死他。越打牌越多人，他发现全是在工会的人，他就不打了，工人就找他算账。他说：“账在屋（家）中，我去拿”。（我们）未同意他，就另外找的人去拿。账拿后，肖凤阶就算，存来账，无去账，有的交了钱，他未记账。伪党部当时发的有旗子、长纱灯、横标、图记，后就叫人去全部交了，一至搞到半夜过，东西就全部放在杨洪兴家中，后来就成立了新工会，选出了代表，中心的人就能约（见）指导，边区的人就不易约齐，警察局又到处逮捕人，在连海井我都同肖凤阶去开过两次会。有一次，在白水客大楼上开会，有一个李管事（车房管事）来找白水客去挑东西，他问：“干啥子事？”肖说：“开会”。李说：“肚皮吃饱了就开会，肚皮未吃饱开啥会”。肖说：“你吃饱了，你是资本家的走狗，我拿井洞给奏（堵）了就没有你吃的（了）”，他（李管事）就傻起了。会散后，我们下来，李也跟着我们到井口坝，肖说：“工人的事你以后少管一些，恐怕对你不利”。这样宣传后，一通知各地的人皆照集在口龙来。这样才把工作搞起走（了）。以后就搞罢工，工会也经常出布告。（当时我们）最高的政治机关是用方章，一般都用条章。我们的章是用大豆腐干雕的：有时是用“自流井总工会”，有时是“自流井工总会”。工会委员长是苏大兴。我们都不懂这个苏大兴，肖凤阶才说：“人（是）没有这个人，工会是根据苏联来的，大是扩得很大，很大；兴是大兴大旺”。警察局也到处调查，始终没有找着这个人。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四：

　　 领导工人斗争

在1928年，龙涌井没有锅炉水，场合（推滷）就停了。要等涨水后才能推。工会就不准它改（换工）人，（还）要拿工资，并且以后（要）用原人。可是，资方不答应，第二天就停伙，工人没有饭吃，以后起推（我们就）不拿人给它干。起推时就不拿人去干，李品九、王子贤、华相如（他们）就另外在外头将佃客找来学（做）（这个井所以又称“三星井”）。李品九的一个拜（把兄）弟叫王海云，来替他教。王海云是开车的，他说：“我不敢来教，怕搬竿竿”。李品九说：“不要紧，我只是拿几架筒”。王海云当时放下了自己的工作，他就来教，一共教做了9架筒。开初一推就报废了一架筒。虽然有王海云死帮着他们做，（但）三天就整烂了3架筒，（结果）一筒水皆未得到。没有办法，才又来找工人（们），（可是）工会已经给工人说了的：失业的工人都不能去做。但李品九七扯八扯还是弄了一个工人去，李品九给他扯阔子（摆龙门阵），但那个工人没有干活就跑了。李品九等又到兴隆垇毛家茶馆来找工人，大家都不干，李说：你们去我那里就拿钱。工人们说：要先拿钱才干。后李又来茶馆说：钱可拿到口门口，但工人们都不干。这样一直搁了两个多月，直到李品九等把工钱送到茶馆来后，工人们才转去上工。通过这个事情后，工会的势力就大了。

　　后来，久发井扯拐（出问题）：口花辊子筒断了，这时正是晚上的下半夜。井上就叫车子上的工人去取断筒（这不属车子工人的工作），这时有的工人愿意干，有的工人就说：不行，外面的工人知道了不得了。你不能为我们讲（是）“干人情”活。后来工人还是给他把活干了，一下就把断筒从井里取出来了。事后，有的工人就出来给工会说了此事。这时工会不同意，要井上打钱（给取难工）和另出两个牙祭钱。第二天，工会就派人去找久发井的柜房交涉，资方还是按工会要求拿了钱。这事后，工会又在工人大会中谈了，工人都认为工会真的替工人撑了腰。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五：

　　工人的势力大了，井方就不满意。资方（井方）就去买通警察局开始逮捕工人。工会开会就只有不断换地点：一会儿在来龙垇车水的大棚子里；一会儿在兴隆垇荣道人（荣清云）开的茶馆里。这个荣道人实际是一个假道人，但他很同情工人，晚上在他那开会时，还要提供灯火。

以后，工会不断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人代表进步很大，他们有时就直接进井主的柜房交涉。当时井主给工人的红钱，有筒筒红、班班红、满月红、水担红、坐底红（推满定额），有的又是节节高，如15筒至20筒，推水满了多少筒就发给多少相应的红钱。但这种方法容易让人打井主的“飞千”，使（滷）水的总数常合不起，也就改成了班班红、满月红，当然各单位是不一样的。但总工会认为，井主给工人的钱少了，就领导工人对他们的各种规定做斗争。

　　从春生井开始的大罢工一共有八次，我每次都参加了的。罢工期间，有的井还在继续工作，我们就去叫他们停下来。我们还组织有纠察队，不停工的，就在他灶房外砸石头。

工会成立的开初，没有选工会代表，后来是在活观音开会时才选的工会代表，我当时是在机车帮中。

1928年下半年，庆余井的资方是毛永生。当时（自流井的）盐巴是销云南、贵州、甘肃、湖南、四川、湖北，但后来又销不出去，是满清时将盐税卖给了外国人，1913年袁世凯又将剩余的抵押给了五国银行团贷款。所以自贡有了（盐务）稽核所，经理是中国人，协理是外国人。后军阀混乱，在各处设了不少关卡，又增加了不少的盐税，军阀刘子口带头来成立一个提款委员会，因此自贡的盐价高出其他地方，盐商不卖盐，资方就搁井，失业工人就增多。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六：

入党情况

1929年，肖凤阶说：“你希不希望入党？”我说：“这样好，我当然希望。”他说：“努力工作，你又勇敢，我就介绍你入党。”说了这个话有一个多月后，肖凤阶又给我谈：“你明天当啥子班？”我说：“当早班。”他说：“你当班了就到来龙垇来。”我去后，看到肖凤阶正同徐光口在一起。看见我去后，肖凤阶就叫我同他们一路到来龙井旁边的侧阳井（停推了没有人），肖凤阶给我介绍：“这是徐光口（没有说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冬”字）是我们的领导，他就把情况讲了，徐光口就把笔记本摸出来，将我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写上，他又问我：“我们的党是秘密的，有被捕的危险，你不怕？”我说：“我不怕，我跟青年人应该办好党的事。”我说：“我是甘愿的。”他又说：假若被捕，（你怎样办？）”我说：……，说不脱就一人乘着。”他说：“对，就是不能请客。”最后他说：“以后工作就与肖凤阶联系起干，证件是有期限的，以后再发。”后来隔了一月多，（我）就在活观音被捕了。

惩罚叛徒

出（狱）来后，我就回家去医病，医了五个月，我才又来到自流井，在三台井住。来自流井的第二天，我同陈剑明一路到广华山去转时，就听见茶馆里有人喊我，他们是马富文、梁俊，其他还有一个小伙子。马富文告诉我：“是戴淑三、张剑明出卖了你们。”一会儿，戴淑三就经茶馆过去了，梁俊是秘密武装纠察队的队长，那个小伙子就跟着出去了，他叫我们不要去杨家冲。后他就送我们一口，我们就在路上站着看，把戴打死后，那个小伙子就转回来去大生井上，朝磨子井走了。

我还知道杨立生是入了党的，是肖凤阶告诉我的。

攻打庆余井

（我们）被捕的时候，（工会把）大安是分为四段进行管理：第一段杨家冲；第二段周家冲； 第三段大文堡；第四段大冲头。这每一段相当于一个组，我是周家冲的正组长，陈国华是副组长，组员是各井、灶的组长。（工会还）成立了四个科：交通科、总务科、经济科、印刷分配科。我是印刷分配科的科长。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七：

　　攻打庆余井的事先被毛永生知道，他就调了灶商团驻马草山。灶商团原驻来龙垇，他将灶商团的兵调了一班人驻井口坝，一班人驻在车子上，一共有三个班，另外一个班的人驻在井背后。当时，有工人知道我们去后就将门打开了，肖凤阶、陈优生皆化了妆的，他两人皆带了枪。我们走到庆余井的门口，遇到井内一个白水工人出来挑水（去望门湾挑水），卫兵看人出来后就把门关上。我们就去推门，卫兵将枪对准工人，肖凤阶一手握住枪说：“你敢打，你只管得到强盗孤匪。”还说：“你们还是穷人。”此时，毛永生已逃走。我们临去时，他已派人去报告罗连长（驻在阮家大坟下）。罗连长立即派一排人驻马草山，一排人驻洞口井，一排人与他一路一起过来了。大安寨地主的团丁也开到了望门湾山上。陈优生此时就站在土堆上召呼工人说：“我们是工人，是找资本家，不关军队的事。”这时，罗连长手中拿着一根鞭子和呢帽说：“你们干啥？”肖凤阶说：“我们工人算账。”罗连长说：“我是维持秩序的。”肖凤阶说：“罗连长是很体谅我们工人的，是专来为我们工人维持秩序的。”之后，罗连长叫我们选四个代表进行协商，当时选出的四个工人代表是：陈优生、肖凤阶、杨立生（另外一个没有说明）。后因为资方不在场就无法解决。罗连长答应三天后解决。肖凤阶说：“罗连长同意给我们解决，我们同意。我们的要求是：一、原工资要发；二、不能降低工资”（我来的工人是失业工人，工资更低），后来这个井上的工人还是没有回去上工。和罗连长商量的这个结果，是由肖凤阶向工人们宣布的。当时，工人们都回去到兴隆垇的茶馆，为了庆祝我们初步的胜利，大家都鼓掌，使军队（那些兵）吓了一大跳。后肖凤阶站在桌子上说：“让先生们一条路，让他们过去”。

　　三天后，罗连长没有答复，就叫去找蔡司令。但蔡的司令部在事发时，尽管训了毛永生一顿，却又收了毛的钱。对此，罗连长很不安逸（舒服），毛永生就抬了一头猪，一罐酒到罗连长的连上去，被卫兵挡在门外说：“要去问问连长”。罗连长出来后说：“不收，不收，你们来报抢案时，我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子弹跑掉，连机炳跑掉的也有，你毛永生要赔当。”毛永生没有办法，后来硬是赔偿了200元大洋。从此，盐场工人就开始有改业费了，工人的斗志也坚强了。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内页之八：

　　为了再一次扩大势力，（我们）就研究了1929年口月下月的大罢工。肖凤阶在朝天口下面红土地组织了一个农民协会，有八、九十人。这次罢工还有学校、荣县、委远、内江、五通桥（一起）。自贡市的大罢工，事前开了很多次会，还叫群众要储备自己的粮。

有一次罢工，蔡司令还在富顺，赶回来后叫我们工人代表去开会，我也去了的。去后，蔡司令大骂一通，还说我们要造反，并要弄去枪毙。我说：“我们是为了生活，司令用手摸着心说，你们为了生活，我们也是为了生活。”蔡司令说：“你们究竟要求好多？”我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0%。”蔡司令说：“照现有工资增加16%。”“你们不要再搁下去，如果不听，口口我只有杀人。”我说：我们听从司令的解决，以后生活涨了又再说。”蔡司令说：“现在限12时复工。”我说：“不得行，得明天下午才行。”

《工人谢海州参加地下斗争回忆录》末页：

　　 继续斗争

（再一次）被捕出来后，我就回家养病。到1930年年底，我就在余天房天福井工作。新工会被解散了，就由资方请的人当代表口总工会（注：这句话的意思有待研究。）我听了肖凤阶（之前的）话，我就在凉高山把工人组织在一起，我叫他们不要出经常费（即会费），（工会）开会也不要去。甘绍云代表工会来挡（找）我的事，说我是非会员，并说我倒了他们的乱。后来我遇到甘绍云，就尽量说服他（不要给那些人工作），他说：“要吃饭的嘛。”我说：“工会的经费就应该由资方说（拿）”后来他就没有怎样管这个事了。 我就将凉高山这个工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经常开会。

在余天房干活比较累，阴历腊月十九日，（我们）将庆余井的盐拿回去，回后，有的职员就将盐拿出去卖了。巡丁发现后，这些职员又没有送钱给巡丁，巡丁就冒火了。巡丁回去后就说盐被偷了。很快就有人来封了灶房，工人们就没有了饭吃。我就去找马富文（我出事后就是与他联系上的），他就叫我领导工人干，把工人组织起来，并要把工人的伙食想办法弄起来 。此时，有个工人是安岳人，六年没有回家，他全部工资皆存在柜房中又取不出来，我就叫大家去召集人，当时一共来了40余人，全部在晚上去了井口坝开会，大家同意要守（保）住我们的伙食，由我去将灶上的盐巴拿出来偷着卖。我们选出了4个代表：机车是我，灶上2人，井上1人（最初甲长叫排头，后来的保长相当于甲长），第二天就请团镇、甲长来，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卖东西。”团防队长陈谋孝说：“押家千年在，卖家不回头”。我们就硬要他押（给）我们的锅炉，但他不干。我们说：“无论如何要找你解决。”后来他同意就一部分尽量过押（处理一部分抵押物），我们马上拿了他的钢索（准备去）卖。

资方王文泰是当过伪荣县县长的，所以我们就（将问题反映到）送司令部、法院、警察局。王文泰就派警察来逮捕人，由职员何小口领人来抓了刘玉成、朱银章。我去拿了卖温锅的钱，工人们问这下咋办？有的人叫我们一路去弄（救）人出来，我说：“不能去，怕着调虎离山计。”如果去了，到时资方来抬走东西（钢索）就麻烦了。实际上资方就是这样打算的。后我就去看他们（刘玉成、朱银章），给他们买了点水烟，并交涉了吃饭的问题，还给他们领了一床被盖、一张席子。我又告诉他们：“我们不是破坏廊厂、偷窃东西。不管明天哪一个来问你们，就（只）问他要饭吃。”我回去以后，果然资方找来一个职员带了警察巡官来抬锅头。我早就叫了小伙房60几岁的炊事员去赖着巡官大喊：“打死人”。工人们就一起跟着吼，就把他们吼起走了。第二天过堂（审里该案）前，我看见何小斋把衣服搭在肩上，我去找他，他还威胁我，叫我走。我说：“死鱼同串，死鸟同林”。何拿了100文的铜钱交给我们。何走时，我们就把他的钱抢了。何到警察局后，我们那两个工人就扭着他，他又跑回来（找我们）要钱，我们说：“钱已经用了。”何就跑了。我就赶紧跑到司令部去找了王口口，又会了刘军阀，他们答应将资方代表弄进去关起。我在回去时，看见何小斋（也从司令部）出来，我就要他一定要去保人，他不保，我就不让他走，硬弄他一起去，他才答应去保。结果原告代表、保人都是何小斋。何小斋弄进去后，当兵的又要了2角钱的查保费。这个事一直拖到了9月，约有半年。（我们）卖了（资方的）锅头、皮衫。有一次，我们正在打柴，职员杨登贵来挡我们，不许我们卖（资方的）东西，我们就把他挡在来的山顶上的坟包上，40多人分两班守着他，搞了一天，到天黑的时候，杨登贵答应去编（整），后来编（整）了一斗米，又答应第二天又去编（整），后来他就在晚上偷跑了。最后我们在大安寨资方的掌柜王冲衡的楼上将他弄起来（出来），那时又落雨，我们将杨登贵抬起走，到司令部门口和法院门口喊寃，杨登贵进法院后就跑了。我们返回后，就去县团镇闹（示威）的不得了，团镇见这架势，把灯吹熄就跑了。后来我们就告团镇，说他坐视不管，反而还欺压工人。这事由上头转下来后，团镇就找我们去，我就把他说的开不了腔（说不了话），最后他要上轿子，我就拿一根板凳打他的轿竿，（被）甲长挡着未打断，还掉在竿子上。最后是司令部出面和团镇一起找资方卖了一股地方才解决了问题。在解决时，资方特别花了50元本（钱）请了一个旧军阀黄先生出来断道理，要我们拿几成，不能全拿，并且要我们工人赔当（赔偿）。最后大家拿着钱去割肉，黄先生在会餐时痛哭流涕给我们跪在了地上。

1959年秋谢海州口述，记于凉高山恒海井。

2021年5月5日•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