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我父亲陈独秀的名字叫仲甫,家谱名庆同,考科举名字是乾生,后来搞新文化运动才叫陈独秀,笔名实庵。他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的,到一九七九年正好一百周年。</h3></br><h3>一般说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县人也可以,实际上是安庆人。因为原来的怀宁县城在安庆市,安庆是属于怀宁县管辖的(现在怀宁县与安庆市分开了)。确切些说,应该是原怀宁县、现安庆市人。我家一直住在安庆市北现在的116医院那里,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而不是现在的怀宁县独秀山人(月山西北边一个小山叫独秀山,离安庆市有三四十里)。</h3></br><h3> <h3>我的祖父辈有四兄弟,前两个早夭折了。我的亲祖父叫陈象五,是老三,一直教书,没有中过举人,大约在父亲几岁时就死了。四祖父叫陈昔凡,中过举人,在东北辽阳、新民当过一期县官(知县)、一期州官(知府)。</h3></br><h3>我父亲过继给四祖父,跟四祖父到东北读过书。我的父亲辈有两兄弟、两姊妹。伯父陈孟吉是老大,两个姑妈是老二、老三,我父亲是老四,在兄弟当中是老二。伯父陈孟吉当过廪生(科举学位,比举人小些),在东北花钱捐过一个候补官,实际没有职权,没有正式当过官。我们的兄弟姊妹共六个。</h3></br><h3>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〇年去世),生了我们三兄弟(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一个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治病,死在宝隆医院)。我的继母高君曼是我亲母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一弟一妹。我弟弟叫陈鹤年或陈和年,对外又叫陈哲民,听说在浙江。</h3></br><h3>陈独秀小时候在家读私塾,由老夫子教他读“四书”。他很聪明,形式上不用功,不是呆板地读书,而是很活泼,但是读书成绩不错。他对科举考试不热心,不太愿意考科举,由于四祖父和伯父督促他读书(四祖父和伯父的诗画都不错),才在安庆考秀才(考篷在现在的安庆一中里面)。他考秀才时,伯父对祖母说,兄弟可以中秀才,母亲准备喜蛋吧!祖母说,还没考上就准备,不叫人笑话吗!结果真的考上了秀才。以后又去南京考过举人,没有考中。</h3></br><h3>在满清时代,他是革命党人,在日本剪辫子,回来戴假辫子。四祖父对他也伤脑筋,又疼爱又害怕,怕他出纰漏,怕惹出事来损失家庭财产。他随四祖父去东北读书时,伯父一九〇九年在东北死了。他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到安庆。第二年九月母亲生了我。</h3></br><h3> <h3>柏文蔚</h3></br><h3>他与柏烈武(即柏文蔚)组织过岳王会(是从柏烈武的资料中知道的)。他在芜湖办过《俗话报》。他在安庆藏书楼(原法政学校,现广播器材厂那里)发表过演说,言词过激,讲得过劲,有反孔思想,有人听了害怕。他是否在安庆办过小图书馆,我没有听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孙绍侯、柏文蔚等三人当安徽省都督,我父亲当过这三任都督的秘书长(不是教育厅长),当了二年多。我的弟妹就是在这时候(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的。以后袁世凯派了倪嗣冲来,父亲是袁的反对派,就带继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h3></br><h3>四祖母、母亲、哥哥、姐姐、伯父的两个儿子和我都留在安庆。他没有寄钱回来,因祖母有点财产,可以负担全家生活。倪嗣冲来安庆后,还抄过我家,要抓我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抓到,逮到我伯父的小儿子,因逮错了,后由地方上的人保出来了。父亲后来干什么,我不知道。直到1933年他关在南京第一监狱时,我才在每年寒暑假去监狱看过他。</h3></br><h3>陈独秀将近四十岁时,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搞新文化运动。他写的文章书籍,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家出版商叫汪孟邹(汪原放是他的侄子),是安徽人。胡适、高一涵也是安徽人,他们的文章和书(如《胡适文存》)也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汪某与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病死,就是由汪某料理丧事的。</h3></br><h3> <h3>父亲被捕过几次,就是在我小时、“五四”运动时和蒋介石统治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逮捕他,记者访问他时,问他找不找律师,他说没有钱,要义务律师。但没有人干。</h3></br><h3>法庭审判他时,有些朋友帮忙,将他的供词改了,对他有利,但他签字时又改正过来。后来柏烈武曾对我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了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判了他十三年徒刑。他开始上诉还让登报,以后就不让登了。章士钊曾替他辩护说,不能判“危害民国罪”,因为改良政治不等于危害民国,如果改良政治是危害民国,那孙中山当初不是改良政治吗?我父亲还不满意,说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不能代表他。后来章士钊给他写个条幅,劝他晚年多看书。他在南京狱中开始受优待,住单间房,有人要会见他,他说会就会,也不要登记。</h3></br><h3>彭述之与他同时被捕。因为他们有活动,看守就严了。有人要见他就要在收发处登记,说明与他是什么关系,要典狱长批准。</h3></br><h3>我父亲在被捕前还有个老婆,是个工人,很年轻,名叫潘丽珍,到他被捕时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潘丽珍经常去监狱看他,一直到武汉、重庆、江津都跟他,到他死后才改嫁。现在不知她还在不在。</h3></br><h3>他在牢里还有许多人找他写字,因为他随四祖父去杭州朋友处(满人、浙江巡抚叫曾子固)玩时,玩几个月,练过字,书法不错。但许多人找他写字不是欣赏他的字,而是要他写的名字“陈独秀”。因他有名气。他给看守的人也写了不少字,有的看守人员还拿他的字去卖钱,他就不写了。</h3></br><h3> <p class="ql-block">以后给他减刑为八年。他说到了八年,他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不愿办手续就出不去。蒋介石抓他,是因为他虽然是托派,但还要骂蒋,骂蒋、宋、孔、陈“四大菩”,而他们是不能骂的,要骂还得有艺术才行。蒋介石不杀他,是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gcd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西安事变后,有人去看他,说蒋介石同意了几个条件,主要是同意抗战和释放政治犯。他说:“同意抗战,蒋介石会答应的,他不是早就说正在积极准备抗战吗?他会拖的。他现在同意释放政治犯,也会拖的”(就是他还不相信蒋)。他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统而不战,这时才认识蒋介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是作为政治犯被释放的。释放以后,他到汉口住了将近一年(住在老租界里)。在汉口发表过演说,听的人很多。</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九三八年初夏安庆快沦陷时,我与爱人、大女孩、四祖母等人一道去汉口找他。我在汉口看到湖北小报上登了他一篇文章,说延安共产党那边叫他去,他在文章中表示不愿意去。当时,延安与武汉两方面都在争夺青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们到汉口不久,就乘船到宜昌,再找人乘船去重庆。我父亲与姑妈后走,从汉口乘船直达重庆。我们到重庆不久,他们也到了。他在重庆住了两三个月(住在石柏街一个公司代理人家里),又到江津县城住了不到一年,就到离县城三十里的乡下鹤山坪一个姓杨的老进士家(进士不在了)去住了。原因是他在重庆看到杨进士的一本书,问到是谁后,经本地人介绍就去了。那里很清静,对他的高血压病有好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到重庆不久,就到江津国立九中(在江南,县城在江北,鹤山坪也在江北)搞总务工作,也代一点课,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他在江津没干什么事,就是搞文字学注释,从坐牢开始到去世以前,都注释文字学。他在江津时想发表文章,拿稿费生活,但重庆不登他的。他就靠老北大的人以同学会名义给他生活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最后写的两篇文章是《论世界大战》和《再论世界大战》,登在《大公报》上。潘赞化与他很熟,是好朋友。潘在江津的国立九中(安徽人多)当总务主任时,说他不行了,没有英雄气概了,儿女情长(讲房子等事,过去是不谈的),英雄气短,过不了两三年了。果然,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几号患高血压病死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的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编四角号码字典的),但没有出版。一九四七年,我把父亲的棺材、墓迁回到安庆北关,葬在现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离市内二十里),有块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现在已经没有碑了(文革中林业大队种树毁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陈松年(1910—1990),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p><p class="ql-block"> 1910年陈松年出生时,父亲陈独秀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这是陈松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陈独秀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p><p class="ql-block"> 少年陈松年没有像他两个哥哥那样去上海、北京读书或出国留学。但陈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能吃苦。</p><p class="ql-block"> 陈松年3岁时,他的祖父陈昔凡去世,还没有出殡,安徽都督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追捕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声称要斩草除根。这批打手突闯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家,还扬言要抓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急忙跳墙逃走。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邻家澡盆里。邻家知道官兵在追捕陈家人,忙掩护他当做自己的孩子,装成给松年洗澡的样子,松年才没被抓走。官兵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让他坐了四年牢。</p><p class="ql-block">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延年的后事由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当姐弟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收尸,连看都不让看哥哥一眼。姐弟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香和纸,痛哭一场。</p><p class="ql-block"> 第二年,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国民党仍然不让收尸,当姐弟二人看到血泊中的陈乔年,心如刀割。姐姐玉莹受不了沉重刺激,精神失常,不久病死,年仅28岁。</p><p class="ql-block"> 松年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事前他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祠堂。结果日本人将祠堂里的财物洗劫一空。</p><p class="ql-block"> 陈松年夫妻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逃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一家人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流落在四川江津。</p><p class="ql-block"> 陈松年一家人流落江津的日子,生活十分艰难。全家靠陈松年夫妻在江津德感坝九中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p><p class="ql-block"> 陈独秀晚年特别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团聚给了陈独秀不少欢乐。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孝敬父亲陈独秀,也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称呼潘兰珍为母亲,也让子女称呼潘兰珍为二奶奶。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去世。</p><p class="ql-block">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棺木写的是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p><p class="ql-block"> 解放后陈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p><p class="ql-block">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生有一男三女。</p><p class="ql-block"> 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庆时,得知陈松年一家生活困难,叮嘱当地政府给他们生活救济和安排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p><p class="ql-block"> 1990年陈松年逝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