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四中之十七

毅生

　　《记忆中的母校情》

——（1）续缘母校情

我是四中的老同学，从61年上初中，至68年文革，在校整整七年。我们本应6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可文革却把我们上大学的梦打的粉碎。

虽然我的中考成绩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上高中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我却经历了忐忑的波折。当时因家里兄妹姐妹五人，每年开学的费用是家里不菲的开销。母亲本想让我上中专（那时上中专是不收或少收学费的），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当时也违心的答应了母亲，可想上大学的愿望一直在心中燃烧。于是，我做了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大胆的决策——背着母亲，在七个报考志愿的最后一个，偷偷地填上了“四中”二字。

可谁知当我兴高采烈的拿着“高中录取通知书”让母亲看时，她生平少有的不悦和不解的说：“四中老师怎么不按规定办事，我们姑娘没报四中，怎么会被录取呢”？并让我带她去学校找领导问问。我一下子就懵了，知道自己闯祸了，无奈地带着母亲找到教导处的张华鼎老师。张老师和悦的拿出了我的成绩单和报考自愿让母亲看，并反复地的说：“这么好的成绩，就是最后一个志愿报我校，我们也是要录取的”。母亲立刻就全明白了，再没说什么，拉着我就离开了学校。

一路上，我没敢再和母亲说一句话。我知道，我给母亲出了个让她揪心的难题。母亲眼里一直寖着泪花，内疚和无奈的眼神，让我至今难忘。回到家后，母亲平静的对我说：“妈知道你想上高中，考大学。那就上吧。但一定要好好学习”。我答应母亲：“只要能上高中，我什么都不要，决不乱花家里的一分钱”。

就这样，在经历了一个波折后，我才开始了高中的学习，才有幸延续了和四中的母校情缘。

《记忆中的母校情》

—— （2） 我爱我班

高一开学，我们11班的班主任薛元秀老师就让我和倪延龄两个老校友，帮老师接待新生，带他们认识教室、宿舍、礼堂、食堂等。也因此，让我和同学们很快的相识、相融了。我们班的同学是来自太原市和部分外地中学的佼佼者，他们带来了各校的优秀学风，延续了各校的优良传统。同学们兴趣广泛、爱好各异、吹拉弹唱、写诗作画、打球舞剑、游泳长跑各有能人。

由于我是老校友，大家推举我为四中学生会文艺副部长，部长是正值高考的高9班武安文。因此，刘侠老师让我多分担一些工作。学校的几次会演，我就充分利用我班的人力资源，几个大个子的男生义不容辞地帮着装台布置。每次的演出，我们班都变着花样，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认真排练。文艺委员游涂组织全班同学的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舞蹈《洗衣舞》和《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都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校的长跑，我班的马书君总是女生第一名。男同学调侃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书君和赵秀萍是校女篮的领军人物。男同学马骥良、闫银忠、胡学斌等是校男篮的主力。

文革期间，我们遵循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几个大个子男生，发挥高个头的优势，制止了多起初中同学对老师的人身 攻击。我班也由此“荣获”了学校的“保皇派”的“荣誉称号”。

文革后期，复课无望，但我们也没闲着。67年冬天，响应毛主席和工人、农民相结合的指示，相约十几个同学到“太铁车轮厂”给工人们读报，和他们一起学毛选，下车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印发上级指示的传单。应晋祠“南城角”村农民的邀请，68年6月，我们上顶着炙热的太阳，下忍着麦芒的刺扎，半个月就干完了原定一个月的麦收农活儿。扑实的农民说啥也不让我们走，另行安排了别的轻松点儿的农活，干满了他们原定一个月，才依依不舍的送我们回家。工人、农民真诚扑实的品格，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67年听从学校的召唤，返校参加军训，又体验了一把部队生活。

虽然文革中断了我们高中的学习，击碎了我们高考的愿望。但是和工、农、兵接触的那些日子，是快乐的、新颖的、充实的，为我们中学的生活添上了一笔浓浓的色彩。让我由衷地感到母校浓浓的情缘和高11班深深的情谊。我爱四中！我爱我班！

64年12月9日学校“纪念12.9运动文艺会演”，初78班演出的舞蹈“喀秋莎”剧照。

高11班风华正茂的部分男同学。

去太铁车轮厂的高11同学

舞蹈《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演出完后的剧照。

晋祠“南城角”麦收后的现场拍照。

麦收中的我

高11班在晋祠“南城角”帮农民收麦子地里的合影。

劳动结束时，同学们一起包饺子的情景。

中年时期的我

农民让我们星期天休息时，去晋祠公园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