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h3></br><strong>▲</strong><br></br><strong> 点击上方播放按钮,观看视频 </strong><br></br><strong>《重返缅甸战场-国殇墓园》</strong><h3>当我真正站到国殇墓园的大门口时,心中不免有一丝失望。<br></br></h3></br>那是2008年1月7日的清晨,这个边陲小城,寒意丝丝。我从入住的酒店步行,绕过一个盘道,顺着一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前行,两边冷冷清清的玉器店已经显示出,在旅游旺地的腾冲,这里并不是一个游客必到之地。突然间,就看到了白墙青瓦的一个大门,上面写着蓝色的字:国殇墓园。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又有些失落,作为国家英魂的安息之地,和我所见过的烈士陵园不一样的是,大门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伟岸和气派。<h3> <br></br><strong>一</strong>我是怀着愧疚和不安来到这个地方的。第一次听到国殇墓园的名字,是在2005年6月,国际禁毒日前夕,时任《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我,被派往缅甸“金三角”采访佤邦联合军禁种罂粟一事。这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成立于1989年,由原缅甸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分离而来。一天晚饭后,我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位穿着隆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向我打招呼。未等我回答,他接着反问,“你了解‘金三角’吗?”我有些心虚地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不要相信外界的报道,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说,“有好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个长篇大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谈话中得知,他的家在四川,抗战期间参加中国远征军,1949年后随军败退到缅北。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位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让我的好奇心更为浓厚。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谈到抗战时,这位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我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回应他,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我的茫然,让老人陷入了沉默。回国后,这位老人夸张的举止让我难以忘记,我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那段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如此激动。碰巧,《瞭望东方周刊》在当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我的同事黄泓采写的文章《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搜索了“国殇墓园”,这座位于云南省腾冲县的墓园,介绍称“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我突然有一种冲动,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这个地方。<strong>二</strong><br></br>穿过狭窄的大门,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前行,正面是一块嵌入墙体的石碑,由蒋中正题李根源书的四个字:碧血千秋。顺着石阶往上,是忠烈祠,滇西常见的木制房屋。忠烈祠内最醒目的,是一面青天白日旗。<h3> <br></br>绕过忠烈祠,一个小山坡陡然出现在眼前,忽然,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排山倒海般袭来。平地而起的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墓碑是由腾冲特有的火山石制作的,粗糙而又古老。青苔遍布的墓碑仅有尺余,按军衔整齐地排列着。清澈的阳光透过高耸的松树,洒落在小小的墓碑之上,描红的名字,异常显眼。站在满山遍野的墓碑之下,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拷问自己: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又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承?<h3> 我再一次想起了在“金三角”偶遇的那位老兵,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且一脸茫然。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浅薄和无知。我想,我应该为这段历史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三个月后,我前往缅甸,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后来,当我向研究这段历史的戈叔亚老师讲起这段过往时,他说,他之所以研究这段历史,也是从国殇墓园开始的。那是在1984年,他去腾冲出差,无意中来到国殇墓园,当时,那里悬挂着腾冲党校的牌子。院子里的场景让他惊呆了,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破的石碑。一位老人正在做着修复工作,他问老人在做什么。老人没有正眼看他,破口大骂:凭什么把人家的石碑破坏了,人家是来打日本人的,不是来干坏事的!在老人的介绍下,戈叔亚找到修复工作的负责人刘春明,对方给了他一个小册子,《腾冲国殇墓园略记》,上面介绍了腾冲乃至滇西战役和国殇墓园的来历。戈老师在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不停地给我重复一个事情:我是学历史的,我是云南人,但是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从此以后,戈叔亚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几百位老兵,并数十次前往缅甸、印度等地的战场,实地考察,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找回了很多有血有肉的细节。<h3> 八十年代戈叔亚走访老兵<br></br>我一直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戈老师说,有一次,他去回访一位老兵,家人告诉他,老人走了。他还追问对方,走到哪里去了。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亲历者,带走了太多历史的真相与细节。“几乎每一个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曾经泪流满面。”戈叔亚说。后来,他曾带很多人去国殇墓园,看到他们泪流满面的样子,戈老师有些无动于衷,这让对方有些诧异,戈老师说,我已经不想哭了。<strong>三</strong>送给戈叔亚小册子《腾冲国殇墓园略记》的人叫刘春明。1944年9月,腾冲光复。那年,刘春明只有10岁,当时腾冲城的场景让他一生难忘,一片狼藉,到处是战死的士兵。<h3> 李根源奉命从重庆回到家乡滇西,修建墓园。学识渊博的李根源,从屈原的《九歌》里取了“国殇”两个字命名,以此来纪念为国牺牲的烈士。刘春明参加了墓园落成仪式,在迎接英魂归葬时,沿途摆满了香案,前来祭拜的人如潮水,哭声响彻整个腾冲城。在那场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无数个腾冲的孩子战死在了家门口。在国殇墓园的忠烈祠下,蒋中正题写布告: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但江山的交替,让委员长的手谕已自身难保。国殇墓园终究被“移作别用”,成为腾冲县委党校。腾冲本地的历史专家李正告诉我,上级指示捣毁国殇墓园时,腾冲的百姓不愿意去,长辈也告诫孩子们,别去,那是我们的恩人。后来,当地驻军挺身而出。位于腾冲县城的198师纪念碑逃过一劫:腾冲的老百姓用泥巴糊上纪念碑,在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毕竟,这是在腾冲,是在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中国远征军的鲜血最近的地方,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基于这种情愫,1984年对国殇墓园的重修才得以顺利进行。墓碑尽毁,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烈士名单,工作人员从当地修建厕所的围墙里找到了当时的名录碑,拓出了3000多个将士名单,仅为当年安葬烈士的三分之一。主导此次修复工作的,就是刘春明。<h3> <h3> 刘春明老人<br></br></h3></br>修复墓园时,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青天白日旗”还要不要恢复?刘春明说,上面的文件,是“原样修复”,那么就按原来的样子来做。在制作旗帜时,没有店铺敢接,刘春明给了对方一个红头文件,说责任我们来负。<br></br>墓园修复后的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腾冲,参观了国殇墓园,认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多年后,戈叔亚问刘春明,当时搞不好,可是要抓人的。刘春明说,要对得起历史。让刘春明意想不到的是,重修方案很快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批复。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连,祖籍湖南衡阳,他的父亲杨洪畴,曾任中国远征军88师中校军需。令人唏嘘的是,30多年后,上映的电影《八佰》,却被涂抹掉青天白日,且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strong>四</strong>就在戈叔亚第一次无意中进入国殇墓园的那年,在云南财经学院上学的段生馗,向同学们讲起家乡腾冲抗战的历史,遭到大家的奚落:“瞎说!日军连重庆都没打到,怎么可能打到边远的腾冲?”“不信,下次带你们去国殇墓园看看。”说完这句话,段生馗都有些底气不足,彼时的国殇墓园,早已荡然无存。他下定决心,要做点事情,证明给他们看。那时,他正好看到一篇写收藏的文章,他突然想到,他积攒的那些小时候玩的东西也可以算作是收藏呀。小时候,段生馗被认为是娃娃头,带着一帮玩伴玩打仗游戏,用的道具则是真家伙:抗战时的军刺、钢盔、行军锅、望远镜、军大衣等。那时候,村子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1958年大炼钢铁时,一个生产队还把村子边上停着的几辆旧坦克拆了。<h3> 他略加搜集,竟有200多件。从此,他开始走上一条不归路。因为热衷于这些被认为是“死人的东西”,他谈的一个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时和他告吹。真正意义上的收藏是从参加工作以后开始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了工资,可以去乡下甚至是缅甸收购更多的物品,但最关键的还是来自父亲的鼓励。段生馗回忆,刚参加工作后,他曾想放弃收藏这些“没什么用处”的东西,安心工作,而父亲却劝告他:“我看你在银行的工作也成不了大事,收藏这些东西或者还能成大事。”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能说出这句后来影响了段生馗一生且让他“成了大事”的话,并不是出于偶然。在段生馗父亲的记忆里,那段历史仿佛就在昨天。日本人占领腾冲那年,段生馗的父亲仅仅8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名远征军战士,得了疟疾,急需治疗。情况紧急,段生馗的祖父二话不说,将这位战士留了下来,并熬了一些草药给他喝。因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段生馗的祖父烧掉了这位士兵的军服。有一天,日本兵来搜查时发现了这位正在养病的士兵,段生馗的祖父连忙说那是一位良民,是他的大儿子。日本人把这位士兵的衬衣衣领扯开,发现上面有国民党的党徽,立马大怒。段生馗的祖父因在当地小学当教员,灵机一动,说那是他的校服。日本人半信半疑,段生馗的祖父赶紧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段生馗的父亲去抓了四只老母鸡来送给日本兵。临走时,日本兵问,重庆兵来时,向不向我们汇报。段生馗的祖父有些讥讽地说,你们的消息灵通,等我们知道了你们早就知道了。日本兵听了,沾沾自喜地走了。“父亲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那之后,全家好长时间都不吃鸡肉了。”段生馗说,那位被救的士兵,来自贵州,病愈离开后就再没有了消息。2013年8月15日,国家投资1.5亿元,毗邻国殇墓园,建成滇西抗战纪念馆,段生馗毕生的收藏,终于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这是正面战场最大的纪念场所之一。<h3> <br></br>历史,需要铭记,也需要传承。<strong>五</strong>2002年9月15日,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的组织下,9名滞留缅甸的老兵组团重返云南,并前往腾冲的国殇墓园为战友敬献花圈。这次回国访问,以参观旅游的名义,而且访问团全称叫缅甸华人华侨访问团,并没有出现中国远征军的字样,且回国的老兵都被组织方叮嘱,不得接受媒体的采访,一切低调行事。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华侨王荣森称,他受总领馆委托开始寻找老兵商议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他们有太多的顾忌和疑虑,有一位老兵甚至公开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但现在毕竟是共产党执政。”有担心,也有不愿放弃的政治立场。经过再三的解释和沟通,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而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反悔,原因是孩子觉得他们年龄大了,出行不方便。云南腾冲的学者李正接待了这个特殊的访问团,同样,单位领导嘱咐他,不能打问这个访问团成员的身份。李正觉得很奇怪,但是当他看到这些老兵,在国殇墓园的忠烈祠前默默流泪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他们的身份。<h3> 9名老兵访问结束回到缅甸后,他们的孩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的父亲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地方,没有受到迫害,还得到了很好的接待。这件事情在滞留缅甸的老兵中,引起了更大的反响。2004年9月27日,由云南保山市政府主办的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腾冲县召开,居留缅甸的老兵林峰受邀参加。让林峰激动的是保山市市长熊清华的讲话:“抗战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抗日将士们的丰功永存。”回到缅甸后,林峰将这句话告诉了几乎所有居留缅甸的老兵。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开会,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之抗日远征军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书:现尚健在的抗日远征军,都已逾八十,老弱病残,不复有当年之气魄繁华,更不敢自谈远征军的功绩,只有让后世去评论,让历史去见证。但为了不让保家卫国血洒海外河岳的英雄儿女们被人遗忘,故我等特发起请愿,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有所表现(不过一纸褒奖,作为抗日纪念而已),以慰炎黄儿女血洒异域的壮烈事实。……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居留缅甸的老兵杨伯方和刘权受邀参加。当他们听到胡锦涛主席讲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句话时,他们和全场的人一起,起立鼓掌。由旅游始,到学术研讨,再到官方一锤定音,历史就这么一步步走上前台。如今的国殇墓园,已是游人如织。有专门来寻亲或者祭拜的,也有冲着火山热海到腾冲旅游的人,顺道来到这里。他们无一不受到震撼,从而开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不懈追问。<strong>六</strong>今年,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诞生10周年。2011年11月11日,这家民间机构在深圳成立。至今,已找到11858名抗战老兵,寻获1055具阵亡将士遗骸。11月11日,后来成为中国的狂欢购物节,或者光棍节。在西方多个国家,这一天被定为“国殇日”,这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官兵的节日,已经成为他们的狂欢节,老兵会配戴勋章上街游行,不论是首相还是平民,以及王室,都会配戴血红的虞美人标志,纪念那些为国家逝去的生命。或许这不是巧合。龙越的诞生,本身就是要担负起更大的使命,也注定在这个价值紊乱的国度里,她的艰难与多舛。我最近一次去国殇墓园,是在上个月。和我2008年第一次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之前的门可罗雀相比,如今是热闹非凡。来腾冲旅游的人,大多会慕名来到这里。不论是年轻的导游,还是游客,也常常是泪流满面。是的,直面历史的伤痛,才可能唤醒我们曾经的冷漠与遗忘。历史在行将谢幕的时候,终究被一群有心人,硬生生地给拽了回来,这是这个时代的可以值得赞许的事情。但是,也是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国殇墓园的出口,新修了一个痛打日寇的雕塑,导游讲到这里时,义愤填膺,说日军如何地残暴。对一段历史的铭记,不应该以制造更多的仇恨为结束。另一个让我纠结很久的事情是,站在国殇墓园的小山坡顶上,可以看到一墙之隔的腾冲县烈士陵园,看不到一个人影。<h3> 这里埋葬着1949年之后,牺牲的100多位烈士,有剿匪牺牲的,也有近年来在缉毒工作中牺牲的。所谓的匪,有很多,曾经是参加抗战的国军。在庙堂和江湖之间,关于历史的分野日益明显。很少有民众自发前往腾冲烈士陵园,也从来没有官方在国殇墓园组织祭拜。我一直在想,上一代人用担当和责任修复了国殇墓园,那么这一代人,有没有可能推倒这面横亘于党派之间的墙,让国殇墓园与烈士陵园合二为一?所有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都应该被我们所铭记。从国殇墓园出发,放下党派偏见,放下历史的仇恨,让人性的光辉指引我们,找回大国之下个体生命的体面与尊严,与世界文明接轨。只有这样,他们的牺牲,才有了真正的价值。(完)<br></br>上个月,我和戈叔亚老师一起,开始拍摄一个系列节目《重返缅甸战场》。我们聊的内容,都是一手的采访和战场的实地考察。<strong>点击二维码</strong><strong>为该节目的拍摄提供捐赠</strong>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c8DmX6Yw5HRjCRB1Ab_m9Q"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