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作乐的风雨人生 一

邵东万春

　　我出生于1960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九，立春。因此，母亲给我取名为万春，意寓万木逢春、生机盎然。父亲则以当年的三面红旗为由给我取名为群集，即群众性地走集体化道路。父亲尽管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冤屈，但对党忠诚不二，因此对我寄予厚望。

过苦日子的时候我不懂苦。听母亲说过，在我两岁左右，家里没有吃的，父亲喂过我吃野菜，我吃不下，他硬生生地用筷子往我嘴里塞，我则是痛苦地往下咽，并且双泪直流。父亲把我看得很重，一次我哭闹不止，带我的小姨和父亲无计可施后，他就叫喊正在屋前不远的坪里捡黄豆的母亲，快点回来照顾我。

父亲一喊再喊，母亲也不答理，他忍无可忍，便气急败坏走过去，抓住母亲的头发就往家里拖。拖回家里后，父亲打了母亲几个巴掌。他还不解气，便拿起一条板凳往地上一摔，板凳便散架一地。结果小姨告诉外婆，说父亲用板凳打母亲，事情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最后在多方做工作后，父亲低头认错，才算过去。

我大概在四岁左右开始记事，这时我开始带1962年底出生的大妹。这些年父亲在外县搞四清和社教运动，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平生中有印象的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我正和大妹在屋前的田里玩泥块，他走过来，抱起大妹，又亲又叫，让我很是羡慕。父亲把对我的喜欢藏在心里，对我严格要求，要把我打造成真正的男子汉。而对大妹，他骄宠有加，想让她成为乖巧灵利的小女孩。

1964年出生的二妹不到一岁就因病夭折了，母亲十分伤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会隔三差五地跑到二妹的小坟头痛哭一场，我也带着大妹陪母亲一块哭。二妹很可爱，至今我还记得她坐在小椅子上，那惹人喜爱的模样，那时我有五岁多了。

我六岁开始下地扯猪词料和上山拾柴火。我性子急，手脚麻力，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是一把好手。父亲带我去扯猪饲料，我一背篓满了，他一半还不到，因此连连夸奖我。满过七岁我开始上学，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放学回家就三五成群沿320国道走，看到串连的红卫兵就走上前去，讨要毛主席语录牌和像章。一旦得到，便欢呼雀跃，喜不自胜。一次恰巧遇到拉练的部队一辆吉普车，车上一位解放军叔叔走下来问路，我自告奋勇坐车带他们去找。第一次坐上吉普车，这事让我骄傲了好久，现在还记忆犹新。

在学校学习很轻松，就是语文和算术。我有母亲记忆力惊人的遗传基因，课堂上认真听课，学的知识全部吸收消化，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作业。回到家里就飞快地干完父母吩咐的活，接着就与小村的小伙伴玩游戏。

文革时期上课时，有同学会搞恶作剧。比如，当老师全神贯注在黑板上书写时，有人会一遛烟跑到老师的背后，将事先准备好的纸条贴在老师的背后，惹得哄堂大笑。那时也不懂事，会积极参加批斗老师的大会。上学时小村的学生排队向学校出发，端着毛主席像，打着红旗，唱着红歌，那场景印象深刻。

父亲1966年从社教回来后，担任大队民兵营长，果园场长，宣传队负责人。宣传队排练的主要节目是《沙家浜》，父亲退伍的军官帽给胡司令带，一把刺刀也派上用场。演出的时候父亲都带上我，我也就学会了几个唱段，回到家里就有板有眼地唱起来，惹得父母和妹妹们的掌声和呼彩声。

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对我的深爱，是在我七岁多的一个夏天里。父亲带我来到大队果园里，他挑选了几个最好品种的梨子给我吃，这也可能是他一辈子中唯一一次以权谋私。我吃着梨子，甘甜甘甜的，心里美滋滋的……

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