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姚彦，保靖大妥（现迁陵王家村）红岩溪人</p> <p class="ql-block">一，姚彦（1903年~1927年04月28日），男，汉族，湖南保靖大妥（现迁陵王家村）红岩溪人。1919年到北京大学附中求学。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正科。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创办中山学社，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委员。1927年4月6日，与妻子及两个幼子一起被奉系军阀政府逮捕入狱。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道在北京英勇就义。</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二：米世珍湖南保靖人。1928年8月30日牺牲。1917年考入武昌旅鄂湖南中学。毕业后，赴北京考入交通大学。不久结识李大钊。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各校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同时，还以“中山学社”的名义组织学术团体，研究三民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伐战争期间，曾利用暑假机会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1926年秋返校后，曾一度被奉系军警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关押3个月。获释后回长沙，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兼省党校教官和《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发表有《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等文章，对戴季陶篡改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进行有力抨击。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作为“跨党分子”扣押，并转送铲共法院。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详述救国救民大计，驳斥当局的指控，使听者纷纷动容。但仍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1928年8月3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p> <p class="ql-block">三：彭司琰，1915年3月17日出生于保靖县迁陵镇一个土家族的封建富裕家庭，祖父既经商又收租。父亲是三个兄弟中的老三。父亲年幼开始读书，稍长就学北京，勤奋好学。然而，天有不测风雨，司琰在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年轻守寡。祖父和伯父为了占有她父亲名下的遗产，给她母亲过继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司继，小的名司续。掌管家财的祖父只供司继、司续读书，不同意司琰读书。司琰母亲的表弟姚彦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北京与李大钊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司琰的名字就是姚彦的取的。1925年姚 彦曾回保靖探亲，他很同情表姐的不幸遭遇，鼓动表姐要勇敢摆脱封建枷锁，送女儿到外面读书。1927年，姚彦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恶耗传到保靖，母女二人恸失亲人，从此，司琰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考入长沙市周南女中读书。她省吃俭用，勤奋好学，可读高一时，母亲再也无力维持他的学费，1934年春只好转桃源师范，因为这里不收学费。</p><p class="ql-block"> 彭司琰就读桃源师范时，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女青年了，此时，她开始注意周围的人事，关心社会的时局，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报纸，她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义愤填膺，经常在同学中谈论时局和发表自己的见解，满腔热情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演说时她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有着极为强烈的感召力，不久，她被同学推选为学生会主席。西安事变发生后，学生会和校长对蒋介石被扣有着截然不同相反的态度，学生会支持张学良、杨虎成两将军的义举，校长却在报告时污蔑张杨为“赤匪”。学生会本来不满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费，这事更是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学生开始罢课斗争抗议，在当局政府的压力下，罢课平息，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彭司琰，竟被校方划入开除之列，但为稳定局势，结果只给彭司琰“记大过两次”，“撤销学生会主席职务”的处分。</p><p class="ql-block"> 彭司琰在桃源师范毕业后，1927年在溆浦简师工作一个学期，8月准备去上海读大学，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件，上海战事紧张，她只好回到保靖，先在县立模范小学谋得一教师职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保靖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彭司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当时，中共地下党也在保靖秘密建立组织，她在带领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发现共产党就在自己身边，她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情激动难平，她找到党组织，并提出要求加入党组织的申请，1938年10月，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组织审核，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彭司琰认真阅读《共产宣言》、《论持久战》等书籍，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1939年，她凭着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被正式任命为县模范小学校长，时年仅23岁。保靖地下党就开始以彭司琰所在的模范小学为基地开展工作。她入党不久，当时的县长要拉她加入国民党，并说不加入国民党就不能当校长。为了利用模小这块教育阵地，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经地下党领导同意，彭司琰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不久，她被选为保靖县妇女会主任，她召开保靖县妇女代表大会，宣传妇女解放，组织妇女支持前线；她办民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她掩护南来北往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他们提供住宿、经费和安全保证，帮助革命者摆脱追捕，由于认真执行中共湘西工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广泛开展地下党活动，成绩显著，1939年10月，湘西工委召开保靖支部会议，指示保靖成立县委，鉴于彭司琰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宣布她为中共保靖县委书记。</p><p class="ql-block"> 彭司琰担任地下党县委书记以后，利用校长的公开身份，组织保靖的革命活动。1939年，反共浪潮袭击湘西，湘西工委在溆浦、沅陵、泸溪等县难以开展工作。地处边陲的保靖、花垣逐渐成为重要活动基地。在其他地方暴露的同志，有组织、有领导地一批一批转移到保靖，保护组织，掩护转移同志的任务自然落在保靖县委的肩上。彭司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领导和同志们安排在自己家里，中共地下党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谌宏章、李鳌等同志，多次来保靖都住在她家里。地下党员金汉虚，身患疾病，又遭敌人追捕，彭司琰将其安排在自己家的楼阁上，隐蔽了半个月。后来，金在其《劳蛛日记》中写道：“房间收拾的很整齐，什么都为我准备得很周到，连解手纸都剪得很整齐……”。金走的时候将自己阅读的外文版《列宁传》等书籍及日记托负给彭司琰及她的母亲代管。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彭司琰后来转到昆明，她一直将金的书籍和日记隐藏着。解放后，她将《劳蛛日记》交给金汉虚的家属，后作为烈士遗物珍藏在湖南历史博物馆。</p><p class="ql-block"> 在白色恐怖下，保靖地下党的频繁活动，更加引起敌人的监视、盯稍。上级组织决定为保存力量，保靖县委暂停活动。彭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了昆明，后来又转到重庆。她期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未成功。1941年，彭司琰在重庆江津师范学院读书时，与一位在重庆陆军大学学习的同乡喻英奇相识，喻多次向她求婚，并告诉她，自己于1937年作为国民党66军160师478旅的旅长曾参加过上海、广东抗日保卫战，从南京突围时身负重伤，伤癒合后又在江西、广东等地与日作战。司琰与喻认识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特定历史时期，彭司琰考虑到当时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喻是团结的对象，同时可以利用喻的力量为家乡办点事。于是，她同意了这门婚事。半月后她回到保靖，召集进步青年一起在水银乡创办了花桥小校。学校采取减、免、奖等办法专收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入学，此举受到家乡人们一致好评，为家乡的教育作出了贡献。</p><p class="ql-block"> 1948年，彭司琰想早日找到党组织，便去了广东。她想，香港是各种身份的人聚集的地方，说不定能找到党组织，于是他定居香港，千方百计找党组织，终于通过介绍认识了当时华商报工作的俞鲤庭同志，之后又见到了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张 枫、杨 奇同志(张 枫即解放后任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的饶彰枫同志)。饶彰枫同志了解彭的全部经历和政治情况，便为她安排了相关工作。彭司琰找到组织后非常激动，她多次往返香港与潮汕之间，收集有关国民党奥东部队兵力、装备情况，及时向香港地下党汇报，她还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东江纵队募集资金，并协助组织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p><p class="ql-block"> 1949年10月1日，彭司琰在香港听到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她激动万分，立即作出回新中国的决定。1950年初，在中共华南局的关怀下，她离开香港回到祖国。党组织送她到“南方大学”深造半年后，分配她到广东省妇联工作，她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她看到解放初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先后捐钱捐物。一次性为南方日报捐献港币6万元，为南方大学捐献港币1万元，购买电影放映机及其它教学器材。为广东省妇联托儿所捐黄金17.5两。抗美援朝时，又捐献巨款购买飞机大炮。她把这些捐款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党的一片爱心。</p><p class="ql-block"> 1953年，根据司琰及她母亲的要求，司琰由广东调回长沙，回到她的母校周南女中任语文教师。在极左肆虐的年代里，彭司琰无法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叛徒，被审查、批斗、游街，坐“牛棚”，甚至被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尽管如此，她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的忠心和信心，她的家被抄十多次，母亲和孩子被牵连搞重体力劳动和下放农村。有一次，她的儿子到“牛棚”来看她，问她：“妈妈，全国解放时，一些人纷纷离开大陆，你却把我们从香港带回来，现在你后悔了吗?”她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人应该追求真理，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只有信念是永存的，我希望你们要坚信党，坚信群众，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的。”</p><p class="ql-block">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市委为彭司琰同志恢复了党籍，并作出享受正县级干部待遇的决定，当她得知此消息后，心潮澎湃，一次性缴纳党费800元，她说要补上多年来的党费。</p><p class="ql-block"> 1986年，长沙市老干局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彭司琰患有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她知道自己病情后考虑得不是自己怎么样治病，而是怎样抓紧时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她得知家乡的花桥小学年久失修，校园破损，就萌发了复修花桥小学的念头，她抱病起草了《劝募复修花桥小学倡议书》，向海内外朋友倡议，她不顾子女的劝告，拖着病体回保靖暂居，一边指导学校修建，一边为含冤死去的地下党的同志撰写申诉材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89年3月13日，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3岁。长沙市周南中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灵堂前一副醒目的挽联，是对彭司一琰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最好的评价：</p><p class="ql-block"> 上穷碧落，下穷黄泉，格致世理，五十年来，轰轰烈烈，追求真理，做革命先驱，党员表率，而今未言成永诀；</p><p class="ql-block"> 先顾学子，后顾家小，畅达人情，七十四载，平平凡凡，爱惜声名，为教育师长，当代楷模，从此欲哭竟无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