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云上读书会”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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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丘北县律师行业联合党支部 李孝懿

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卢沟桥事变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力，那唤醒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抗日战争，最重要的节点便是卢沟桥边的一场冲突。

1937年7月7日夜的那场事变，无疑是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转折。对中国来说，它既是战火灾难的降临，也是团结一心的契机；对日本来说，它既是侵略扩张的升级，也是覆灭的伊始。

1937年7月7日夜，华北日本驻守军在卢沟桥附近，非法演习过程中，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双方交涉期间，日军向宛平城发起攻击，中国军队英勇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成为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

为什么这个时候日军会在中国领土上堂而皇之的挑衅？

首先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很快跻身强国之林，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迅速恶化了起来。甲午日俄之役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紧张的关系，《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日军获得了在华北的驻军权。

　　1901年设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位于天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挑衅。1933年更向长城用兵，同年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以及芦台以西，而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中间区域划分为非军事区，但日军却在不断增加驻军人数，至“七七事变”前总兵力已达8443人，甚至有些资料认为日军已近两万之多。

为进一步蚕食华北，1935年，中日双方签订《何梅协定》，将中央势力完全驱逐出华北。于是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担任委员长，代替政府与日本继续周旋。二十九军可谓经历坎坷。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率部讨逆，一番大战后，阎冯惨败，部队星流云散，残部退至山西接收整编。

1931年变为二十九军，1933年，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负责喜峰口的防务。二十九军，采用大刀队向日军发动夜袭，取得很大战果。长城抗战使得二十九军名声大振，由于《何梅协定》中央军无法驻防河北，因此调动二十九军前来京津一带布防。对南京政府而言，派遣非中央直属的二十九军与日本交涉，算是保全了政府的颜面，南京改派二十九军在京津驻扎，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十九军与中央素有罅隙，如果能够说动他们服软也是好事。对于二十九军来说，折冲于日蒋之间，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经过多次扩编，至“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总兵力已近十万人，此举算是让三方都满意的举措了。实力虽然增长了，但宋哲元并不感到舒服，一方面，日本曾多次对他威逼利诱，企图让他投降。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政府虽然支持他抗日，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宋哲元不得不两头受气。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请愿的学生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各方就在这种尔虞我诈中迎来了1937年。

自中日双方签订《何梅协定》后，中央军随即撤离，日军派遣约一个营的兵力在丰台车站以东驻扎。1935年9月，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移驻北平，并抽调一一零余一个营担任丰台车站的保卫工作。中日两国军队驻地相距不过四百米，这1936年局势进一步紧张，士兵经常发生冲突。

　　6月，日军突然入侵中国军队营地，与守军激战。中国军队随即派遣二二零团另两个营增援，中国军队以第一营两个连向日军左翼包抄，第三营向日军右翼包抄，日军见形势不利才逐渐撤退。随后经过双方协商，认定此时是一场误会，二十九军撤回驻车站的部队，另派石友三所部营队营保卫车站。

　　“七七事变”之前，二十九军的四个师中，以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扎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及保定一带，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分布于天津、廊坊一带，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分布于张家口一带，而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扎河北河间等地。

虽然宋部坐拥十万之众，但分散各地，总体实力并不比日军强，且北平已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北面是伪蒙疆自治政府，东面的通县是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

卢沟桥它位于北平的西南面，属于宛平县，是永定河上由北平通往河北的唯一通道。桥东不远即为宛平城。进入二十世纪，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南面五里是丰台。1936年双方冲突过后，日军就占领了此地，因此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

　　自6月底，二十九军就加强了对宛平及卢沟桥的防御，以一个连部署于铁路桥东面以及北面的龙王庙，一个连部署于宛平城西南，一个连部署于宛平城内。另一个连位于卢沟桥西的大王庙，重迫击炮连位于铁路桥西，轻迫击炮连部署于城东，重机枪连驻守宛平城东南和东北。

七月七日晚，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演习，并宣称有一名士兵走失，就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双方商定派遣调查团前往宛平，但日军依旧不断向宛平东面调集兵力。

　　七月八日凌晨五点，日军一木清直大队突然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愤然还击，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白天日军依仗火力优势，攻击龙王庙及铁路桥东面，同时日军另一部向宛平城东门发起攻击，二十九军虽然击退了日军对宛平城的攻击，但龙王庙及铁路桥东面相继失守。8日下午，日军自龙王庙渡过永定河，并占领了西岸。

入夜，二十九军大刀队发动夜袭，一举收复丢失的阵地。日军提出与中国政府议和，随后从国内和朝鲜等地陆续派遣援兵至七月下旬。日军各路援军抵达华北一带。而此时的二十九军依旧分散在各处，彻底击溃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可能已不存在。

　　事件扩大：

日军在得到增援后，向平津地区大举发动攻击。

7月25日，日军由廊坊车站下车发起进攻，驻守廊坊的是三十八师二十六团，双方在车站展开激战。

7月26日下午，廊坊失守，廊坊的失守，使日军切断了京津地区的联系，二十九军的局势更加危急。

至七月下旬，日军完成了部署，日军第一联队驻丰台和通县，第二连队驻扎天津、塘沽及秦皇岛一带，加上驻扎于华北其他地区的日军，总兵力约为三万人，并于7月28日夜在占领通县后，向北平发起进攻。位于团河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和位于北平东南马驹桥的日华北驻屯军，从东、南两个方向攻进南苑，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级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从北方攻击北苑和西苑二十九军以三十七师一一零旅，驻扎西苑、八宝山及长辛店一带，一一旅驻城内，另有军直属部队及骑兵团等驻守南苑兵营。

28日黎明，日军以七十七、七十八联队为左翼攻打南苑西南侧，第七十九联队一部和第八十联队为右翼，攻打的东南角。另一部分部队从广安门出发，自新发地向南苑兵营西北角进攻。面对日军的攻击，二十九军顽强抵抗，阵地在遭到日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后，部队陷入被压制的境地。

28日10点，日军突入兵营东南，但随即被守军击退，中午日军攻入南苑兵营西南角，守军被迫向城内撤退，但不料日本驻屯军在大红门设伏，切断了守军撤退的道路。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双双在此殉国。

据日方资料称，二十九军在此阵亡约五千人。南苑阵地失守后，三十七师残余部队，自西直门、门头沟、良乡一线撤往保定。在北平战事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天津同样面临考验。天津的防务由三十八师负责，副市长李文田决定抢先向驻天津日军发动攻击，从二十九军其他部队一样，三十八师驻地分散在各地，仓促之间，只聚集了约四千名正规军及约一千五百名警察，于28日凌晨发起进攻。

　　天津市内的日军除在车站驻扎一部分外，在海光寺有一个联队，在东局子拥有一座机场及一个中队，三十八师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另一部进攻东局子机场，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将两重目标攻占。

29日下午，日军援兵赶到，进攻部队遭到较大伤亡，被迫停止进攻，并转移到静海和马厂等地。

7月30日，天津沦陷，在日军占领京津等地后，迅速从长城南下攻击河北省等地。虽然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是日军还是一路攻城略地，四处肆虐。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彻底开启了全面战争的大幕，而参与了这场重大事变的几位主要当事人，在之后的大战中走向了不同的终点。

无谋之略：

我们知道二战初期，德国闪击波兰，闪击西欧，闪击苏联，都是谋划清晰、目的明确的军事侵略行为。

而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也是这样的吗？还真不尽然。事实上对于中日全面开战，双方心里都没底。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是否将战事扩大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强硬派”主张扩大对华战争，另一派则是以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温和派，主张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双方争执不下。

直至“八一三事变”之后，“强硬派”才压倒了“温和派”。

　　那为什么日本内部会有这样的分歧呢？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内部就陷入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两派在对苏联政策上争吵不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认为日本占据满蒙，这极大地损害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苏联尚未完全准备的1936年给予其致命一击。与之相反，以号称“陆军大脑”的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认为在完成国家整体动员前，应推迟与苏联的对抗。

　　1934年，荒木贞夫辞职，两年后“二二六兵变爆发”，“皇道派”相继被调离。虽然永田铁山疑遭刺杀，但在随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中，由寺内寿一担任陆军大臣、永田铁山的忠实门徒石原莞尔担任作战科科长，“统制派”愈发被看重。

　　1937年，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他反对此前政府一直秉承的分裂华北政策。他认为日本的敌人是苏联，要与其对抗，就必须利用满蒙的资源，并且与英美搞好关系，这样在华北争端上就要有所缓和，但这套思路却遭到了同为永田铁山门徒的武藤章的反对，武藤章认为日本必然要卷入世界大战，因此就必须利用中国的资源，因此就要早一点吞并华北。

1937年，近卫内阁成立，石原所中意的板垣征四郎未能当成陆军大臣，板垣遭到了寺内寿一和梅津美治郎等人的一致反对。武藤章得势后，日本更加紧了备战。

由此可见，旧日本帝国中派中有派，同门撕逼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在没有一个真正最高实权者能够把控全局，并负责到底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方略犹如无头苍蝇，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不管哪一派，哪种主张，其侵略本质都没有区别。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就勾画了精密系统的侵华设想，这套循序渐进的大陆计划，其后辈起 初倒也执行的顺风顺水。

　　20世纪30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日本方面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窃取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兵锋逼近热察冀，策动华北大自治，俨然一副润物细无声，闷声发大财的姿势。但随着自下而上的军国主义支配了日本，军人渴望攻城略地，军人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所以对日本陆军中这些猴急武夫来说，谨小慎微的渗透演变已满足不了他们的侵略欲望了，他们要的是“诛突猛进”。然而真到了开打之时，他们却缺乏系统完备的战略构想。

1937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的基准计划还是，以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情不得已时，方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直到8月中旬，才锋头一转，为集结重兵侵占华东来进行总动员。

随着淞沪会战越演越烈，双方都各自投入精锐部队，全面战争之路已无法回头。

“七七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对日本来说，尽管在随后的战争中一路攻城略地、连战连捷，但随着战线的拉长，不可避免的陷入无法速战速决的战争泥潭。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侵略行为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其所招致的经济封锁，令日本不得不再发动太平洋战争，发动这场无论如何也打不赢的战争。

所以“七七事变事”实上是将日本帝国拖入无可挽回深渊的开始，一个靠脚趾头来思考的国家，就这样正式走向覆灭之路。

“七七事变”事件之后，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八年之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