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实小微课】第五期：1925——中共四大：明灯照亮前路

太原市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前 言

中共四大纪念馆位于今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馆内一幅幅展览，一件件实物静静地向络绎不绝的游客诉说着当时在那激荡巨变的时代中刚刚成立四年的共产党在此召开的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

　　时间拨回百年前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在一片黑暗中寻到一丝光亮，革命局势逐渐起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确立。在此影响下，长时间处于低潮的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恢复，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也开始起步。但在势不可挡的革命大潮下一股股暗流涌动，国民党日渐出现分裂，右派背离国民党一大精神向共产党进行诋毁、攻击。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无理陷害，陈独秀、翟秋白、蔡和森等接连发表文章痛斥右派的险恶用心以及无耻行径，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时刻做好反击右派的反革命行动。处于新生期的共产党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大势以及国民党右派的迫害，不得不深思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和国民党的革命关系，是继续坚定依附国民党，在国民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还是壮大党的力量，发展成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为回答这一新的且急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并总结近一年的国共合作的经验以及加强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虹口的一幢石库门房二楼秘密召开了中共四大。为安全起见，会议现场被布置成了教室的模样，主席台被讲台、黑板替代，人手一本英文课本，陈独秀、周恩来、翟秋白等20位与会人员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在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共商关乎党前途命运的大计，寒冬烈烈扑不灭共产党革命的壮志，中国革命的火种在这石库门中已熊熊燃烧。 近乎半月的大会在秘密的条件下顺利召开，确定了许多重大且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以及3个文件，这是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四年间召开的四次会议中通过文件最多的一次；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翟秋白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这一称呼虽在党的历史中几经变化，但最终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中共四大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依据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措施。在表决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把党的组织问题提高到“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的高度，会议特别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不迅速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把党的组织工作提到如此高度，在党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第一次。为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大会明确提出了“扩大党员数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在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尤其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固党的基础。为实现此目的，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改，一是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二是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此举在后来建设全国性、群众性大党，夯实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中成为制胜的关键举措。

党的基层组织迅速遍及全国，几年时间内呈井喷式增长。大会决定，为扩大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积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党逐步认识到吸收社会新力量，夯实党的根基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从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多次强调并大力号召发展党员不断扩大党的队伍。同时为适应建设和发展党基层组织的需要，党各级组织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各行各业党员，仅从“四大”至“五大”的二年零三个月时间内，党员人数增加近60倍，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正是因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确定党基层组织为支部，三名党员成立一支部的政策，我们党逐渐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夯实。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欲筑室者，必治其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基层组织不仅是党联系党员和群众的桥梁与纽带，而且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基础。中共四大后，支部成为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制定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指出，“党没有支部的组织就是没有基础；支部组织不牢固，党就很涣散”，要求把党的支部建设成为“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的战斗武器”和“党的上级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中共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认为对于这场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扩大和加强党基层组织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争夺和巩固革命领导权，在中国大地上激发和凝聚起反帝反封建的磅礴伟力夯实根基，在祖国大地插满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芒的赤旗。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任何时期，不论是在天灾还是人祸面前，党是我们亿万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战斗堡垒聚人心，中流砥柱抗疫情。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人民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紧急的面临着一场加试考，措不及防的与病毒火速得展开一场遭遇战。在与病毒殊死搏斗的几个月时间里，从抢救同胞的疫情第一线，到事无巨细的城乡社区都高高飘扬着鲜红的党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每一个党支部都是挡在危机面前的战斗堡垒，每一位党员都是敢打敢拼的英勇无畏的战士。

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成为“真正群众的党”。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认为，“第四次会议是形成群众性政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刚刚成立的共产党自四大以后开始逐渐从宣传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蜕变，为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实现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四大为后来党将革命重心向广阔的农村地区转移，在穷山僻壤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确立群众路线揭开了序幕。“在党的领导之下，……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五大自豪地宣布，本党“已经变成真正群众的党了”、“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建设群众性政党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均实现脱贫摘帽，这不仅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也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至此实现。我们在向贫困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各级党组织身肩重任，在抓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又亲力亲为，驻村干部常年深耕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帮助乡亲们彻彻底底的拔掉穷根，摘下穷帽子。在一步步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有这凝聚力和智慧攻坚拔寨。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转眼已百年，这百年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创业史，更是中华民族的命运由危至强的复兴史。我们党不论是在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还是在齐心奋力的发展年代所迸发出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力量不仅在于党中央的权威和向心力，也在于如星星之火遍布祖国大地的数百万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在前线，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和顶梁柱。我们党在继续带领亿万人民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要发挥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把基层党建工作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以长远科学的政策引领基层党组织，不断向组织输送各方人才，保证党组织建设的更加具有专业性和先进性；重视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靠得住，打胜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无论在何时都是每代党员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中挺身而出，毅然扛起振兴的大旗，至今仍初心依旧，向下一个百年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