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里的故乡情

远方的☁️云

　　头些天在微信上和以前的大学同事/师妹聊系里以前的老人——老同事和当年的老教授，得知一个对我很友好，有点特殊联系的老教授也已经离开人世了。唏嘘感慨人生的同时，不禁想起我和他的一点故事，以文记之缅怀。

话说八十年代，我一不留神混入了大学教师的革命队伍，开始了近十年误人子弟的教书生涯。时间久了，跟系里老一辈教授们熟了，彼此同事关系，尊重之余，偶尔也会和他们没大没小地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

　　老教授中有一个孙姓教授，其人特立独行，个性鲜明。所作所为大胆泼辣，超规逾矩，在某些正统人士的眼里，那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师道有缺”，给象牙塔一样高贵纯洁的大学教授称号抹了黑的另类人物。

有看官问了：“这教授到底干啥事儿了？”

嘿嘿嘿，八、九十年代，教授地位尊贵、高雅，可是，随着市场经济开始发展，大学老师们的收入相对其它社会阶层，差距越来越小，后来反被一些其它行业人员的收入追上，甚至反超。一时之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书匠不如卖茶鸡蛋的”说法很是流行。虽然有夸张之处，却有相当的真实。我的小姨子当时没有工作，不得不出去“摆摊儿”卖些小商品，每天十几、几十元的获利，真的碾压我的大学老师的工资几倍。（八十年代，助教工资人民币56元/月，讲师72/月，一、二年后调到80几元/月。教授们的工资分级别，也不过百十来块或再多个几十块。）当然，几十年后的今天，国家经济和国民收入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的大学老师、教授们的工资收入和当年的收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俺这孙教授，实在！

“摆摊儿”挣钱不是？好，咱也“摆摊儿”去！

于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哈尔滨某杂货市场上，不时地能看到俺的大学同系孙教授的“练摊儿”的身影。

　　其实，孙教授“练摊儿”还真有优势。首先，俺们大学当年叫商学院，系的名称就叫“商业经济系”，老师们都是搞经济、市场研究的。其次，孙教授还有独特的“商品优势”和“价格优势”。孙教授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后被公司派驻苏联/俄罗斯，苏联变成俄罗斯国的初期一些年里商品质量很不错，而且对人民币来说非常便宜，借助天时地利，给老父弄些俄罗斯的商品到国内卖，绝对受人欢迎，畅销兼带利润丰厚。

　　（笔者90～91年曾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和伯力为一家公司办理商务，就买了几件呢子大衣等物品回来，当时的俄罗斯经济似乎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笼罩下，商品价格十分便宜。）

当然了，孙教授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也引起了系里老师们的一些议论。也不奇怪，有人觉得这是给大学老师丢脸，有的觉得损害了“师道尊严”，有的或许是看人家挣钱了有的眼红，自己没那个胆子、放不下身段，也没有货源……，有的觉得老师么，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术和教课上来。议论多了，系领导开系里大会，不得不不点名地说一下，提醒某些老师注意影响。

　　其实，我在私底下对此颇有点不以为然，甚至暗暗佩服孙教授的勇气。一是在当时的经济形势和收入水平看，大学老师们的收入的确处于一个“尴尬”的时期，除了“大学老师、教授”好听的名声外，大学老师们从住房，到收入/福利待遇，到权力，都不如公司、企业、政府和日益增多的“三资企业”工作人员。记得当时大学里本系外系的同事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调到政府机关，银行或“下海”，“雁南飞”到南方去，到“三资企业”去发展。既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代，教授放下身段，摆个摊，也没啥大不了的——人家都不在乎教授的虚名，对别人就是“干卿何事？”了。

此外，我也是在大学待时间长了，慢慢看出了一些东西来。我们的老教授们其实也都是一群可怜人啊。

话说大学里的同事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还是相互尊重的，表面上一团和气，温良恭俭让。但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那些老教授们骨子里的圆滑世故，见风使舵，唯唯诺诺的一些本色来。

所以，系里几个个性鲜明，特立独行，敢在某些关头直言不讳，争取公理正义的教授就成了“出头的椽子”，“刺儿头”，不被系领导们喜欢。（弄得我有时私下嘀咕，都是“臭老九”，干嘛“臭老九”还自己整“臭老九”呢？）

　　再往后，我自己年纪也大了，也明白了：不能怪教授们唯唯诺诺，活得小心翼翼，像是缺了脊梁骨一样的生活——他们一辈子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渡过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理阴影伴随了他们的全部生涯！

我们这所大学是共和国1949年建立后的第三年1952年创立的。细细想来，1979～1983年大学里教我们的那些老师、教授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丰富却惨痛的人生经历。八十年代初期五十来岁的人，1949年建国时正是20～30岁的满怀爱情、希望、理想的热血澎湃、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然而，他们的青春、成年到初暮的几十年（50～76）却是在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渡过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或可再加上后面的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注1）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如果我是他们，恐怕不会比他们做的更好。

　　哎哟，话扯远了，赶紧拉回来！（老婆一直说我话痨，说我这是早年当大学老师落(念lao)下病了，得治！）

有一次，在系里和孙教授闲聊，孙教授笑呵呵地对我说道：“你知道吗？你是我招来的！”我一下来了兴趣，赶紧问缘由。孙教授说道：“我有个亲戚在贵州，我知道贵州那里有很多北方迁去的’三线工厂‘。你高考的那一年，我正好去贵州招生，一看你的档案，就知道这是个“三线工厂”的子弟，我就把你的档案给收了，让你回老家！”

哇，原来我上大学，后面还有一段“三线工厂”——故乡情在里面啊！（注2）

我在当大学老师期间，也曾回到贵州去招生，也像孙教授一样，招了两个“三线工厂”的子弟回家乡上大学。

　　有道是：

教授情深，善拔弟子于崇山峻岭，如今江湖万里也缅怀，

书生怀旧，景仰师长之特立独行，当年老少十年同育人。

（完）

2021年4月25日于加拿大

注1，年轻朋友可以上网了解一下共和国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们的情况。

注2，限于篇幅，想了解我的“三线工厂”故乡情的故事，请看我其他的微信美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