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钟秀斌

张恭春诗词（一）

致敬钟秀斌

2021年4月25日

故垒高飞金凤凰，

斯文传记好儿郎。

情深乐道初心在，

笔底风云又一章！

　　钟秀斌，江西玉山人，资深媒体出版人。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硕士学位。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上发表400多篇文章，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篇，主编出版《未来30年 中国改革大势》，合著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我与钟秀斌是同乡中学校友，忘年交。今日从“紫湖人文地理撰文”群里再一次读到钟秀斌回忆母校的文章，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难忘的母校——紫湖中学》，母校情深，游子心声，魂牵梦绕，缘自纯真！

附：难忘的母校——紫湖中学

　　今天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昨天我应多位返校学长之邀，进清华园感受110周年校庆氛围。与往年校庆活动一样，校门口挂满热烈祝贺校庆和热烈欢迎校友返校的大红横幅，道路两边的路灯杆上各自张开两条白色或紫色条幅，或者用紫色写上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或者校庆主题“自强成就卓越，创新塑造未来”“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因为疫情防控，昨天清华园里的人并不多，但返校参加值年活动的校友明显多了。这些校友大多年过半百，历尽沧桑，身上拥有多重身份，可在校园里，脸上绽放出的灿烂笑容，与不经世事的小孩并无二致。清华的美好，融进每个学子的骨髓里。校友们一回到母校，就像游子归家一样，自由轻松。

昨晚馆主再和20多位以清华1997级校友为主的朋友聚会北京王老吉博物馆，畅聊《文字活儿那些事》，欢度世界读书日，庆贺清华建校110周年校庆暨清华1997级校友毕业20周年。这届校友将《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为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的伴手礼，既是非常有意义的创意，也使我深为感动。一本十年前出版的书，还能有源源不断的读者，可见梅贻琦校长的思想和德风，多么深入人心。

清华一如既往隆重而热烈的校庆盛典，也让我想起了远在老家的母校。三年前，适逢母校紫湖中学建校60周年。应堂兄钟子乐老师（紫湖中学资深数学老师）之邀，馆主写了一篇纪念母校校庆的纪念文章《三好学校》，刊载在他主编出版的《烟雨紫湖》书里。

今年清明时节回老家，再遇数位熟识的紫湖中学老师和初中同学，聊起上学趣事，往事又历历在目。时代在进步，现在的教育环境和条件已远非昔日所能比，可学生、老师和家长们的负担却比当年重得多，老百姓对教育的负面情绪也远比当年高得多。为什么会这样？我翻出这篇文章，一方面怀念曾经的老师和曾经的教育，一方面也想和馆友们一起寻找答案。其实当下面临的所有的教育问题，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已经给出了最佳答案。

三好学校

今年清明节，我特意提前两天回老家，专程前往母校紫湖中学，为在校的小学弟学妹们做了一场为什么要读书的分享。这是我离开母校34年后返校，真正第一次与母校老师和同学们近距离亲近。

二十年前，母校40周年校庆，我应邀回来过一趟。不过那次校庆活动时值寒假，主要是毕业离校的校友返校参加。这么多年来我因一直在外求学和工作，虽然每年都回老家，但大多是节假日，学校也放假。曾有几回路过，我独自停车悄然走进安静的校园，站在这片曾经熟悉而今已大变样的圣地，内心满是感动。这次返校，以前教过我的老师都已退休，见到的老师或与我同辈或比我年轻，虽然熟识不多，但一点也不觉陌生，而且有莫名的亲切感。在校的学弟学妹们自然是比我晚了一大辈，比我的孩子小四五岁，他们天真烂漫的笑容，仿佛让我穿过时光隧道，看到了当时年少稚嫩的我。

重返故园，尽管遇上多是不熟识的人，但却不仅没有物是人非之感，反而觉得似曾相识，这也许就是母校的滋味吧。无论你离开她多久多远，无论她变化多大多深，母校永远是学子的精神家园。回到母校，我们就像回到家一样，温暖、亲切、纯情，这一切并不因时空变化而改变。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母校的许多往事并不如烟，一点点地在脑海里清晰起来。过去学校给一些品学兼优、身体健硕的同学评为三好学生，现在我们要给母校也评个三好——好老师、好同学、好校风，原因且听我慢慢道来。

好老师

一所好学校，一要有好老师，二要有好设施。好设施只要花点财物，就相对容易办到，而好老师却不仅仅是钱物就能解决的。现在许多学校的条件，与当年相比可谓有云泥之别，但是教育质量并没有什么显著提高，核心原因就在于师资质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所致。近代伟大教育家、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广为人知的大师论，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办学金句。梅先生一生尽瘁教育，身体力行这句话，成就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丰碑，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传奇。我想，梅先生的大师论不仅仅是大学的办学指南，也是中小学的办学纲要。在我曾经十多年的中小学求学生涯中，对这点体会比较深——好老师越多，学校越好，办学成果越多，学生成才率越高。

我是1981年秋入学紫湖中学初中部。那时全镇大概有三四所初级中学，分布在各个片区不同村落，方便远近学子上学。紫湖中学自然是镇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是最好呢？主要还是当时镇里学问深的好老师，大多都聚集在这里。这里是全镇文化中心和学术高地，教学质量高，少部分学生（一年多则五六名，少则两三位）能够考上全县最好的高中——玉山一中或者小中专和师范。这是当时殊为不易的成绩，其他初级中学几乎不可能，因此母校颇得老百姓信任，孩子念初中以能考上紫湖中学为荣。

初一时教我语文的是吴德书老师，初二以后是谢梦熊老师。当时还有颜景居老师、程乃景老师等也是语文大咖。尽管老师们教过的内容，我大多已“还给”他们了，但我因受他们的教诲而得益终身。这不，我虽然是理科生出身，但做过时间最长的工作是新闻出版，与文字打交道多。如果在年少时没有得到这些语文老师的煦育和引导，我不可能对文字有这么持续的感觉，也就不可能把它当作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初中三年教我数学的，是我的堂叔吴文益老师。那时他大约四十来岁，正值盛年，曾教过高中，是镇上的数学名师。他对教材研究透彻，讲课耐心细腻，深入浅出，不过要求较严，不少同学比较怕他。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一直保持着对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如不是高考数学意外翻船，我大学时可能就选数学专业了。那时母校的数学名师还有张栋梁老师，林思齐老师和我的堂兄钟子乐老师。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受教于他们，但常听到校友们对这些老师的美好评价，也是令人心驰神往。

初二教我物理的，是刚从上饶师范学院（原为上饶师专）分配来的张克鑫老师。他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来母校任教的第一个大学生。张老师所学专业是化学，但因初二年级物理课缺老师，学校就安排他来教我们物理。果然是大学生，尽管刚出校门，可教学水平高，言简意赅，上课时几乎无一句废话，用现在的话说，那得全是干货。因此，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每次考试基本是满分。初三时的物理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颜登然老师，颜老师讲课生动有趣，语言表达超强，深受学生们喜爱。不过，不知怎的，我不是特别习惯，所以我初三时物理学得一般，中考时也就是个中上水平。物理老师当年还有一位刚从上饶师范学校分配来的王惠民老师，因为接触少，对他的了解也就非常有限。

初三时教我化学的是张克鑫老师，因为初二时已经领教过他精妙的教学风格，初三时跟他学化学时也是得心应手，化学考试基本满分，而且培养了兴趣，所以我大学时没选数学就改读化学了。张老师视野宽，关心时事，1984年4月8日我国成功发射同步定点地球卫星，就是他告诉我们的，还颇老到地提醒，中考时事政治可能会根据这件事出题。果然中考政治考卷就有关于这条新闻的填空题，我自然是胸有成竹，对张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化学名师还有张恭赞老师，他教过我初一英语，他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怕他，但这并不影响他教好化学。

初二那年，学校来了一批刚从上饶师范和上饶师专（现上饶师范学院）毕业的新老师，尤其当时学校奇缺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老师就是新来的女老师吕小云，那时学校女老师很少，她的到来无疑为学校带来一抹亮色。我们常常看到课外时间，新来的年轻男老师们总会带着她一起去散步。我因对英语兴趣一直不大，所以她教得怎样，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印象深的却是，吕老师那时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班上有几位比较顽皮的同学恶作剧，竟然惹哭了她。与她同期分配来的英语老师还有肖小林、祝卫前、陈茂鼎、严益敏等老师。这些老师来了之后，母校的英语课才算有了专人专业教授，一改过去需由其他科目老师代课的尴尬，完善了师资配备。

初中政治老师名叫汪善山，他是从外地来的，有些不修边幅。当年据说汪老师来紫湖教书已十数年，可是仍然说不通闽南话，这让我当时“骄傲”了好一阵子——瞧，我们的母语多么难学啊。那时的政治课本简单，洋溢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比较抽象，故事性少，所以很难有兴趣学。若不是中考需要，我们自然把它打入另册。

主科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些。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历史地理是可有可无而不被重视的科目。要学习它们基本凭兴趣，一些小说或评书，如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等，启蒙我的“历史知识”。母校如此，其他学校也差不多，我在后来的学习生涯中，没有遇到几位理科同学的史地知识比我了解得多的。初一时因为地理和历史课没有老师教而未上。初二时，刚从上饶师专毕业的李和水老师来教我们历史。李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母校第一位科班出身教历史课的，尽管刚从大学毕业，可毕竟科班出身，所以他教历史驾轻就熟。李老师历史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满清政府腐败昏庸无能，受尽西方列强欺辱，最可恨的是被俄罗斯强抢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今仍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我更加痛恨沙俄强盗的野蛮行径。不过我们当时太小，没有认识到学历史的意义，大都没能认真学。现在经过业余恶补，总算有点明白英国哲人培根为什么要说读史使人明智。

至于音乐课，母校更不可能有专职老师，多由有才艺的主科老师代课。我记得初一时上过几堂音乐课，是由教数学的吴文益老师教的，主要是识谱唱歌。吴老师还有一绝活，那就是二胡拉得非常动听。课余时间，常能从他的房间里飘出婉转低回的二胡声。当时许多老师能识谱，会乐器，而现在许多人即使读了硕士、博士，除了专业知识和研究领域，大多五音不全，更别谈使乐器了。这也令人不能不佩服当年老师们所受过的素质教育，而我的小学老师大多是初中学历，他们大都能识乐谱，教唱歌。至于音乐欣赏，那是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不过你先得懂点音乐，才可能会欣赏。

初中时，我们每周有两节体育课，是由一位专职体育老师任教，他不是本镇人，不讲闽南语，再加当时体育课颇不受重视，所以对他的印象已然渐渐模糊，实在抱歉（经初中同班同学吴华民提醒，体育老师名叫吴小林）。在我后来漫长的学习之路中发现，越是正规的学校，对学生体育运动的要求就越高。体育一则强健体魄，二则锤炼意志，三增人生趣味。所以清华大学特别重视体育，每天要求学生至少腾出一小时参加体育锻炼，号召学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母校当年能有专职体育老师，一周安排两节体育课，确实很不容易。

现在想来，当年各科任课老师的学历并不高，多是中专生，大专学历很少。学历不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好老师，因为那时他们有颗真诚追求学问、践行师道尊严的纯粹的心。因此，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之路上，依然引领我们走得很远。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这些老师的收入也不比镇上其他公职人员水准高，但他们是镇上最有学问的一群人，明理通达，因此更能安贫乐道，全身心教书育人，所以备受老百姓的尊重。诚然，紫湖地处偏远，距县城有近50公里的崎岖山路，交通很是不便。从外地分配来的老师，大多都想方设法早点调回县城或者离家近些的地方教书。我们那些年分配来的年轻外地老师，几年后大多都调走，去了县城或近城的学校任教，这样多少会影响母校师资队伍的稳定性。

好同学

每所学校都有两大主角，一是老师，二是同学。对于每个上过学的人而言，同学是一种不输兄弟姐妹的非血缘亲情关系，人们常常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浪漫，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高谊，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佳话，温润着同窗的数年，也是多数同学一生温暖而珍贵的记忆。无论离开多少年之后，老同学相见，这样的故事总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明星话题，甚至聊起年少时的顽皮和恶作剧，当时也许令人咬牙切齿，愤怒不已，可在事过境迁的今天看来，一切变得那么的生动趣味。如果没有这些淘气，我们绚丽的人生就会少了一些有趣的色彩。

我们年级入学时只有两个班，每班60名同学，我被随机分在二班就读。这120名同学来自当时全镇大约18个村庄（这些年或因城镇化发展，或因三清山旅游风景区的开发而合并、划转等原因，全镇目前下辖9个村庄）约五六百名小学毕业生，当时录取比率大概5：1，能够考上母校的，大多都是各村小学里的学习尖子。这些同学当中，只有不到十位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大多数都来自于其他村。进入母校后，学校规格高了，规模大了，同学多了，若加上初中部其他两个年级四个班，全校将近360位同学。这对于小学只有40来位同级同学的我来说，就像进入一个神奇的大世界，对每一位同学都充满着好奇。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通俗一点说，交通主要靠走，通讯主要靠吼。因此，人们交往和交流不太容易，大多靠大脑惦记和回忆，相见时难别亦难。不像现在这么便捷，远在万里之外，也能通过视频交流，相互了解，天涯若比邻。尽管我们同处一镇，同讲闽南语，可不同村庄仍有不同村庄的风土人情。来自不同村庄的同学装着不同地方的故事，相互分享，彼此都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

因为来自全镇各村，三分之二同学的家离学校比较远（比如，来自平余村的曾昭健、曾妙环同学，家离学校就将近15公里，每次徒步回家单程至少三小时），因此我们大多数同学都住校，只有家在紫湖村，以及土城、建设村的一小部分同学能够日常走读。当时学校有一栋仅一层高的宿舍楼，大约七八个房间（女生大概是两间），每间放有8张有上下铺16张床，一个班的男生基本一间宿舍就够了。当时人们生活水准低，男生宿舍每床上的铺盖卷儿几乎都是两人合的，一人出被子，一人出席子，真可谓同床共枕，手足情深。

现在想来，当时住校生的生活其实蛮艰苦的，尤其是伙食。米饭可以大米加水用铝饭盒在学校食堂里蒸熟，而菜则需要自己解决。因离家较远，我们住宿生大多每周只能回家一趟带一次菜，所带的菜要保证一周六天所用。记得刚上初一的一两周，我因刚离家独立生活，缺乏生活经验，所带的菜两三天左右就被一扫而光，结果只好周三傍晚再跑回家一趟备菜，次日一大早就匆匆赶路返校。两三周之后，我习惯了之后就能像老生一样，比较合理地安排每天的菜量，不必中途再回家炒菜。每天菜量合理分配，确保一周够吃还是小问题，而要把熟菜放五六天而不坏，以当时的条件，实在勉为其难。不过，没有什么困难会难住我们能干的妈妈们，她们找到了炒熟后可以久放的梅干菜。有的同学直接带的是咸梅干菜，条件好的会炒上点猪肉或者豆干，条件差的甚至连油腥都很少。而我因为喜欢吃豆子，我妈就特意在梅干菜里加了大把的豆子。梅干菜偶尔吃吃味道还不错，长期吃的话，不仅乏味，而且营养不足。所以我初中时个子矮小，毕业时也仅140厘米，小中专或师范根本不可能上。不过，我们那时都不太在意这些，没什么人抱怨吃得不好。当时我们大多十二三岁，注意力还没在吃穿上，除了上学之外，还有其他好多事情吸引着我们。每天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洗漱之后上床海阔天空地卧谈，也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这也是那些走读能够享点口福的同学，享受不到的大“福利”。

这些现在看来颇为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倒我们这群奋发向上的同学。虽然发育都偏晚，但都没能挡住无敌的青春，我们仍然在乐观中一天天长大。我们这群同学虽然后来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同学通过上学跳出农门，可凭籍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大多数同学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刻苦拼搏，闯出了各自的天地。有的同学离开母校后另学各种手工艺，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为今日美丽的紫湖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同学远走他乡，闯出另外一番事业，比如曾经红火的苏州国际家具城里，就有许多同学高大的身影。考学走出家园的同学，从政的大多已走向领导岗位，兢兢业业；没有从政的，大多已成单位里的业务专家，在各自领域里大显身手；有的同学接过当年老师们的教鞭，教书育人，桃李天下；甚至有的同学已侨居海外，时刻凝望着祖国的日新月异……如今我们大多同学已近知天命之年，经过数十年的风雨之后，青春渐远，乡音未改，仍坚守在工作生活的一线上，安居乐业，乐天知命。

感谢母校，为我们每个人找来了这么多兄弟姊妹。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可经过三年时光的滋养，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不是亲姊妹胜似亲姊妹，冥冥之中拥有一个共同名字——同学，这也是我们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而这一切完全得益于母校之所赐。

好校风

我上学时，母校建校也就二十多年，期间还经历了令人痛心的十年浩劫，尚难有成熟的校风。现在，母校有校训，有校歌，有许多被文字固化下来的母校精神内涵。然而，那时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同学们的刻苦求学，学长们的成才激励，在无形中给我们以印象深刻的成长启迪，至今还常常激荡着内心。

母校远离都市，偏居一隅，教学条件有限。但老师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给我们打开心灵之窗，眺望远方。当时的核心价值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简单质朴，老师们并没有条条框框地要求我们死记硬背，而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他们是镇上学问高、知书达礼的一群人，也是镇上斯文传世的一群人。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年代，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老师的地位较高，父母送孩子上学叮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下，母校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我们当时甚至是后来的成长，影响甚深。我自己体会颇深的至少有三点：

一是老师的教学不像现在这样功利，唯中考或高考指挥棒是瞻。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每年全国大中专学校招生40万-50万，录取率极低（往往不到5%，江西省因没有一所重点大学，即现在的985高校，因此江西学生考上好大学比别的省市学生更难），不像现在大学录取率高达60%-70%。当时考不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同学占大多数，可是老师对每位同学的学习要求没啥差别，抓得都紧。有些顽皮点的同学，还能时常享受老师免费“开小灶”补课的待遇。这要是搁在当下得花多少银子延请家教“一对一”补课，这是何等奢侈的享受啊！那时老师可能觉得，能否考上学校要看每个同学的造化，而大家能否学到知识能否成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严格要求每位同学认真学，绝不允许偷懒不学。有的同学当时可能并不理解，在经过世事沧桑之后，一定会明白当年老师们的严苛，其实是人间至爱，希望用知识和真理照亮我们的人生，而不仅仅是为了升学考试，这也是教育的真谛。

二是老师们对我们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仅是学业，还有品行（包括学习品质和道德品质）。荷尔蒙四溢的青春年少，谁曾不闹腾？有的明显，有的隐藏，这是自然规律。只要不出格，不影响他人和学习，老师们大多不会干涉。如果玩耍过分，那么再怎么伪装，也会被老师逮住而挨批。记得我在初二有段时间，学习不太上心，课后经常和同学在母校周边闲逛嬉戏，成绩有些下滑。有次课间我溜进教室边的竹林里爬竹子，遗憾的是被一机警无比的老师发现，被抓了现形而遭批。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在表扬完上进学生之后，张栋梁校长当众点名批评我贪玩，不用心学习，成绩下滑，警告我要引以为戒。校长批评之前，我还颇自负，觉得自己成绩还可以，适当嬉闹并不影响什么。而随后参加全县初中几何竞赛名落孙山，彻底震醒我，一向自信的我，原来只是井底之蛙，与高手差距颇大。于是，适时收敛戏心，在吴文益老师的引导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几何研究上，功不唐捐，中考时我的几何成绩满分，但仍觉得解题不过瘾，希望考试题目难度再高些。虽然当时挨批时，还有不服气，可现在想来，还是蛮感动的。母校没有对成绩不错的学生，放松管理和教育，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其三，大多数老师对待每一位同学的态度基本上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差别。当时背景比较好的同学（比如，有的同学父母或是镇上的领导，或者是一村之长；有的同学家底比较殷实，父母社会影响力大），如果学习不上心，比较爱闹腾，一样会挨老师批，甚至批得更狠。

母校对于学生的品行教育也基本做到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同学。这样公平公正的做法，在我们幼小心灵里“润物细无声”地树起了正义的标杆，这对我们日后建立的人生大厦意义非凡。我至今还没听说有哪位同学因违法违纪而遭处罚或刑罚，谁能说这与我们小时候受到的良好教育没有关系呢？

这样纯净的学习环境，体现的是师道尊严，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地在母校赶上这样公平的教育氛围。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指明新方向。科学的春天已到来，科学的春风在祖国各地劲吹，自然也吹到母校。那时整座学校就像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老师全心全意教，我们尽心尽力学。正是在这里，我知道了笛卡儿坐标、杨辉三角、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阿基米德浮力、伽利略重力、哥白尼日心说、居里夫人与镭元素，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巨擘，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群星璀璨，美仑美奂……正是在这里，我了解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拿破仑的闪电战、华盛顿的伟大、希特勒的罪恶、满清政府的昏聩……人类历史上的大德与大恶总是交织在一起，这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让我感受到学习知识的纯粹与追求真理的快乐。正是在这里，我的眼睛不再被群山所遮挡，我的双脚不再被山路所阻拦，因为母校燃起的知识和真理之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我的心不仅可看到远方，而且还可以翻过大山，趟过河流，与我喜欢的、更宏大的世界开始对话。

母校的校风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求学生涯，这就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简陋的教室，其中一侧白墙上挂着两条印刷体的字幅，一条写着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另一条是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什么？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两段话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提醒着我人必须思考，人必须勤勉。老师当年并没有说出这么经典的话，但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行无言之教，让我们在少年时代就能思考，天赋与勤奋对于学习的意义，现在更加深刻感悟到这两者对于事业的价值。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母校到县一中，到大学，然后在北京工作定居。这三十多年正是社会和时代天翻地覆的时期，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在变化着。母校也与时俱进，无论是师资力量，学生人数，还是校园建设，教学成就，都有着催人奋进的改善。我后来经历过的很多校园，无论师资还是规模，都远非母校所能比，可这并不影响我对母校的牵挂。对于学子而言，母校永远是精神圣地。正如印度文豪泰戈尔所说的，再长的树影也无法离开树根。我想这也是学子与母校关系之写照吧。

1958戊戌年，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现在看来是非理性的。不过，母校的诞生，却是当时风云际会中所结的难得的善缘。从此，自宋朝青年状元汪应辰延引而来的紫湖文脉，随着母校的朗朗书声，弦歌不缀，薪火相传，至今已蔚蔚大观。60年来，这里走出的成千上万的学子，既有建设美丽紫湖的骨干，也有奔赴祖国四面八方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学子们在学习、工作或人生中的每一分精彩，都是在向母校致敬！

60年来，一代代老师和一代代学子的共同努力，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勇于进取，立己达人，母校书写着故乡教育一曲又一曲的精彩乐章。当年母校奖掖我们为三好生，现在我们该评她为三好学校。度过一甲子光辉岁月的母校，更加成熟，更加绚丽，也必将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学子！

谨作此文，纪念母校建校六十华诞！

钟秀斌

2018年10月1日 初稿于北京

2018年10月6日 修改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