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今 ——我所亲历的建党百年农村巨变

云

谨以此篇，致敬我们亲历过的百年。

---题记

　 我是1958年生人。我岀生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中国已经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从1975年下乡当知青到2018年退休，工龄43年、党龄31年。谈我亲身经历的建党百年农村巨变，就从我下乡插队谈起。

1975年7月高中刚毕业，我就响应党的号召，下到绵阳县的金星公社（现涪城区的金峰乡），成为一名下乡插队知青。现在来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停滞，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严重不足，是国家在当时条件下所采取的权益之计。

　　我下乡插队后，公社先后安排了三个生产队：5大队9队，农科3队和知青农场。我插队的这个地方属丘陵地区，一年种两季，小春种小麦油菜，大春种水稻红苕玉米，几乎没有经济作物，大田种的基本上都是“饱肚子”的粮食作物。那时粮食产量低，小麦亩产能达到300斤、水稻亩产500就很不错了。所以，即便是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年到了三、四月份就会出现春荒，一些农户就会四处借粮以解燃眉之急。那时工分值也很低，记得5大队9队每百分工分值是五毛多钱，这在当时金星公社尚属比较好的。农科3队只有三毛多钱。那时一个男劳力平常一天就挣70、80个工分，能力强的男劳动力大概一年能挣3万多分工，年终分配结算下来，一个全劳力的报酬大概就是一百五六十块钱。这些钱扣除生产队分配给的口粮、工分粮及柴草等副作物后，能分配到的现金顶多就三、五十元钱。这点现钱，就只够为家庭买点油盐酱醋。如果家里的小孩老人多，或因病出工少的家庭，所挣工分结算的钱，还抵不够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油料，那就还要向生产队倒贴钱。那时，农村管这种农户叫“倒找户”。

（1977年冬，知青农场8位知青合影，居中的是公社派驻农场的管委会主任，姓廖。另外两位男知青林杨、倪戈已参军入伍）

　　那时，农村政策不允许农民搞副业挣钱，一家一户除自留地种点小菜，在自家房前屋后林盘喂几只鸡，有少部分家景稍好的能喂头猪外，农民几乎没有挣钱的渠道。为了生存，不知从何时起，在5大队悄悄兴起了一股“卖血”风，即把向医院献血给予的身体营养补偿当成收入来源。5大队有一个姓李的壮年人，成了5大队卖血的“穴头”。所谓“穴头”，就是熟悉医院“卖血”的路子，然后组织或介绍本大队的农民到医院“卖血”；农民在医院“卖血”所得，“穴头”要从中“抽头”。一些农民也把献血当成“卖血”挣钱的渠道，有的农民一年跑几十趟医院去“卖血”，每次抽血前，先喝一大杯淡盐水，稀释血液。许多农民因为常年抽血，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面黄肌瘦，出工无力。在我1975年刚下乡时，党委、政府采取了严打措施。一天晚上，5大队那个“穴头”在公安和民兵的追逃中，跑到离5大队10多里远的梅家沟火车站卧轨自杀了。

　　在金星公社插队时，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国家对农村实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春小春粮食作物收获后，要给国家交公粮。5大队的公粮要挑到梅家沟粮站，交粮来回要上坡下坎走30来里地。交粮那天，要在上午十点左右，先把谷子摊在生产队的晒坝晾晒，差不多到下午五点时，才往粮站挑。等挑到粮站经过排队风净、评级、过磅、记账这些环节，再挑着空箩筐回到9队李家大院，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这时在埝塘里洗个澡，再回家烧锅煮饭，等到收拾完睡觉，已经是十一二点了。这样大春交公粮的农活大概要持续七八天。

有一天，在交完公粮回队的路上，我和一个农村青年同路往回走，我们之间的一段对话让我至今不忘。我说，我们知青其实比你们农民还辛苦。你看，送完粮回来，你们家里有人煮饭，回家就吃，我们还要自己煮。这个青年说，你们知青的这点苦算啥？再苦，你们熬两三年就可以离开农村，进城当工人、读书或当兵，我们哪有个头？这个青年的家庭是那时所谓的四类分子成分，不要说进城读书当工人，就连参军这条路都被堵死了，只能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呆在农村。试想，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农村青年，面对这种像宿命般的命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些明白，苦难不仅仅是贫穷、饥饿、体力透支，不仅仅是生活和皮肉所承受的苦难。人生最大的苦难，是看不到自己的人生前途。

（这是1977冬季，我和高中的几位同学在绵阳县知青先代会上相逢，大家相约一起在相馆合影留念。我在这张照片中精气神不佳，原因是76年盛夏感冒咳嗽，一直坚持在农村战天斗地，最后发展成间质性肺炎，到77年刚刚大病初愈…）

　　时间到了1978年，这是一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一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年被史学家们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这一年秋，我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大学生的学龄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好同年同岁，我们的命运也与改革开放紧紧相连。

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深秋的一天，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一头挑着箱子，一头挑着被子，坐上火车，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到了西昌火车站。下火车后，就乘坐学校接站敞篷货车，来到马坪坝，从此与西昌农专结下不解之缘。入校时全班同学平均年龄已达27岁，有约三分之一的同学已经结婚。同学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回乡和插队知青、复退军人、大队支部书记、农村代课教师、公社会计辅导员、国有企业职工、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等，入校时同学们都有了相当的社会阅历。这些特点，在新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社会历史现象。那时在我们的老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刚刚解放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外省区农业院校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这些老师的到来，极大的增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升了学校的教学水平。

（1981年7月，西昌农专农经七八级二班同学毕业照）

　　我在西昌农专所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所学专业恰好契合了国家正在展开的农村改革发展需要。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的5月份，学校将我们的毕业实习安排在当时的广汉县，我则被分在广汉的金鱼公社实习小组。当时的广汉县是全省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发地之一，这里实习的一个多月时间，让我对刚刚发轫的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切身的感受。有两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我所实习的金鱼公社，较早就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到组责任制，在我们去实习的小春点播前，又率先实行了“两田制”。所谓“两田制”，就是将一部分田地包产到户，一部分田地联产到组。我们去金鱼公社实习时，正值麦收季节。一个下雨天，我和同组的两位同学一起下队了解麦收情况，当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农民都在冒雨抢着将一部分田里的麦垛往家里搬，而一部分麦垛则堆在田地里无人管。后来一问，原来抢收的麦子都是包产到户的，没人管的则是联产到组的。我们几个同学马上回到公社，向党委、政府进行了反映。党委、政府马上通知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召开紧急会，组织动员群众抢收麦子，最后减少了麦收的损失。这件事，最终让金鱼公社和广汉县认识到，“双包制”这种责任和利益脱节的农村土地承包制，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农村实际，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在这年秋天，广汉县的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了土地“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时，我已经毕业分配到了广汉县农业局经营管理股工作，这是后话了。

在广汉实习的另一件事，就是向阳公社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即“撤社改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说，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涉及农村经济体制的微观改革，那向阳公社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则触及到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体制，因此更加受世人注目。实习期间，学校组织我们考察了向阳公社的体制改革，让我对当时处在全国最前沿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有了概略的了解，也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艰巨性有了初步认识。

（1980年，西昌学院七八级农经二班同学在德昌县五一公社实习）

　　1981年夏秋，我从西昌农专毕后就参加了国家的毕业分配。在参加工作的早期，我先后在市县农业部门和党委调查研究部门从事农村经营管理和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后期则在县和市级机关工作，工作的内容和重点也与“三农”工作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在长达近40年的工作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完整地参与了农村各个阶段的改革发展工作。以理论界对农村改革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我对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的实际工作感受，农村改革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市场化改革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在1979—2002年间，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内部，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以放活还权为重心，在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1980年，中央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推进上还存在很大分岐和阻力。当时绵阳的行政区划还是18个县。1981年蓬溪县率先在全县推行包产到户时，在绵阳地委行署还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最终，通过深入讨论，地委还是同意了蓬溪县在全县全面推行的大包干改革方案。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对那一时期关于农村重大问题的改革提岀了明确的意见。其中，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到1983年底，绵阳的农村基本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家通过立法确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规定土地承包关系延长至30年不变，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建立起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村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等各种新型农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产权制度保障基础。

（网络图片）

　　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另一条线则是改革和放活农村流通体制，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1985年开始，国家就取消了对农村粮食、棉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其他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又支持各类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发展，为最终取代主要农产品计划调拨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在国家的鼓励下，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大转移；适应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国家从九十年代开始，通过采取改革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和跨区转移就业，推进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战略调整，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此后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要求，改革农产品贸易的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进出口政策，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高。

　　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我所眼见的变化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的粮食产量获得了持续地大幅增长，人民吃饭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二是农民的收入得到了较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刚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79-198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2%，比城镇居民家庭增速高8.2个百分点。三是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日益丰富，不断提高和满足了城市对农副产品供给的需求。

（2021年5月，在金峰水库堤坝上远眺金峰镇丘陵农田）

　　城乡融合改革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在2000年到现在。2003年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城乡融合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期间，国家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提出“两个趋向”的基本论断：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

　 从２０００年起，国家开始在实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到２００６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并由国家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2005年，国家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进一步提岀在农村推行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三项改革”，切实保障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增强农村的活力。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开始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步在农村建立健全公共医疗保障制度、农村养老金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从2010年开始，国家进一步提出了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炉，主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期间，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各项改革全面深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这一阶段，我所眼见的变化也是三方面：一是国家加大对县乡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 ，加大了对乡村公共卫生、教育、交通、水利和产业发展的投入 ；初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二是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效。据国家最近公布的脱贫白皮书披露，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790万户、2568万脱贫人口告别泥草房，住上安全房。三是农村发展的活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超过城镇居民家庭，2010—2019年年均增速达到8.6%，比城镇居民家庭增速高1.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已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网络图片）

（2021年5月麦收季节，俯瞰5大队农田：沟端、路直、树成行）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发展的这些巨大变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三个方面：

在领导制度上，不管怎么变，中央始终坚持总揽“三农”工作的全局，坚持党委挂帅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因为，“三农”工作看起来简单亲民，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对工作的综合领导能力要求非常高。

在指导思想上，中央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待“三农”问题，始终坚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小时，中央就更加注重防止各级在思想上对“三农”工作的松懈，始终强调“三农”工作是最根本的民生工作。

在政策制定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将“三农”政策制定放在最优先和最优惠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延续了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专门安排部署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制定出台支持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政策。

（2021年5月，涪城区公交车经过金峰镇五福村村委会。五福村，即我下乡插队时的5大队。）

　　

时间到了2018年，这是我的退休之年。这一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插队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刘代福打来电话，约我回金峰乡看看。此时，距我1975年下乡插队，已经过去了整整43年。

车刚开出吴家镇（当年的吴家区）场口不远，我一眼就看见吴家供销社的仓库和吴家中学。当年我们就是背着被盖从金星公社步行到吴家区，晚上就在这处供销社仓库搭地铺睡觉，第二天在吴家中学的教室参加高考。下车一看，仓库己换成了天虹丝绸公司的牌子，负责吴家片区的蚕种发放和蚕茧收购；吴家中学几年前就已经迁往新校区，旧校区被一家乡镇企业租用生产麻将。还没进入金峰乡的地界，满眼所见，就已经是几十年改革后焕发岀来的勃勃发展生机。

进入到金峰乡场口，我就看见金峰乡直达绵阳市中心的公交巴士64路、30路的站牌。听刘书记说，现在金峰乡已经社社通公路，村村通公交车。为了出行和生产运输方便，许多农村居民家中都买汽车、摩托车和农用车。

我们车行在金峰的水泥乡道上，正值栽秧季节，秧苗已经下田，二、三台土里种的是成片的密植桑、芦笋和刚岀苗的早玉米等粮经作物；丘陵的山包上，人工种植的桤柏混交生态林，把山丘盖得密不透风，偶尔也会在路边看见一处果园；道路两边，是一处处竹木簇拥着的两层或三层的民居水泥筒子楼。此刻的金峰乡村，瞒眼翠绿，生机盎然。

当车子经过了一处小二型水库时，眼前的地貌环境让人似曾相识。一问刘书记，才知道这是我当年插队劳动生活过的农科三队，只是我们当年住过的黄家大院已经被水库淹没。

故地重游，抚今追昔，不禁让人对金峰40多年的变化感慨万千：从国家的宏观层面看，一个金峰乡的变化，既是国家改革开放在农村的一个微观缩影，也是众多农村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产生巨大变化的实证案例。从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金星公社长达40多年的历史变迁，也像是为我个人留下的一卷延时摄影胶片。我想，生活在近代和现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自己的脑海里，贮存着一段段这样的胶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百年巨变，就是由这样无数个亲历者的记忆构成…

（2021年5月，座落在金峰水库边的金峰、慧觉场镇，一镇跨两县，一镇连两场）

（2018年5月，我和时任金星公社党委书记刘代福在金峰水库堤坝上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