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茄哥

引子

我下农村时隔4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那段蹉砣岁月的知青生活，就有想动笔写下点什么的冲动。但时光流逝，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时期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人，初高中毕业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其实“上山下乡”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开展。对当时的知青来说，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运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未，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在那特殊的年代，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更有一代知青对生活信念的坚定，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完美人生的执着。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农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一份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巳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70年代中期，我即将高中毕业，当时学校、街道居委会，包括父母的单位都在动员呆在家里或快毕业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大熔炉中去。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横幅、标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75年3月，刚高中毕业，还未满十八的我，满怀激情，一腔热血，写下决心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父亲所在单位的21名男女青年，集体下放到铜官公社太丰大队。太丰大队北邻铜官镇，西面是湘江，与洪家洲隔江相望，东面靠山，南面半边山与丁字湾接壤。十里长堤的太丰垸都在太丰大队辖区内。

一、知青生活

邻江10里堤坝内是一片沙洲，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大队在沙洲中原来一排破旧的土砖房对面又建了一排红砖平房，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的歇息场所。我们所住的房屋前后是大队划给我们知青的菜地，知青的主要任务是种棉采棉。

太丰垸除了黄家洲一个生产队外，绝大部分村民都住在靠山的高坡上。太丰垸曾经垮过围子，所以年年要修堤，第一年的冬天我们就和大队社员一起挑土护堤，护堤是没工分的，上面分配粮食，蒸馒头，饭管饱，故称“馒头围子”。劳动中间小憩时男社员一般面对湘江屙尿，知青往往都是回知青点解手，而知青谭新富也学社员站在江边屙尿。回知青点后，大家都讲他不注意小节，他却振振有词地说：要向农民伯伯学习，同劳动同屙尿。

　　知青下乡第一年有政府补贴，40斤粮/月，2元现金补助，除了买油盐，所剩无几。自己种的菜主要是辣椒和冬瓜（沙洲土质适合冬瓜生长，平均30至40斤重，外皮带粉刺。）我记得刚去时，我们不会 划算，到镇上粮店把米油盐买了后，买了十几斤猪肉回来，只放盐煮哒，呷得干干净净。随后的日子一日三餐主打菜就是冬瓜，有油盐时，红烧冬瓜、大片冬瓜、开水烫后制作的酸冬瓜等，牌子搞尽。到后来就只有清水煮冬瓜了。冬瓜呷厌哒！所以到现在我都不呷冬瓜。

清晨，大队广播播音员小付的声音响起：太丰大队广播“绊烂哒”（广播放大站），现在开始广播……知青集体出工，在没有任何树木遮挡的一望无际的棉地开始松土、扯杂草，一直要干到太阳升起时，才回来吃早饭。吃完饭稍憩片刻，又在带队干部的带领下，开始重复的劳动。烈日炎炎，女知青还注意防护，头戴草帽、手戴袖套，而男知青，身着背心短裤，有的光着膀子，结果几天下来晒得皮肤脱层皮，除了背心印外，晒得黝黑的皮肤与非洲人的肤色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回长，母亲看到我这般模样，无不心疼，暗自落泪。

当时计划经济，什么都要票，家里也没有多余的口粮，但是每次回知青点，母亲会瓶瓶罐罐，大包小包，为我准备一些剁辣椒、豆鼓，白糖、面条和炒面，还有日用品等。

种棉采棉除了头顶烈日，还有雨水外，最主要的是采棉时，经常会被棉杆刺划破衣裤和手脚。尽管后来我们戴了纱手套，但还是划出了一道道口子，每个知青基本上没有一双好手。

那时知青最开心的事，就是本大队或邻大队放电影，不管路途多远，结伴而行，打起手电筒走田坎、徙溪水、翻山越岭，哪怕是看了不知多少遍的旧电影，都乐此不疲。

　　最悲痛的事是，毛大爹逝世。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知青点上下举哀，特别是女知青哭得泣不成声，好像天要塌下来了似的，全体知青在学习毛著的活动室搭起了灵堂，那天一整夜大家都没有睡觉，守灵到天亮。

二、插队落户

第一年的政策补贴呷完了。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队根据公社的要求，将所有的知青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和社员同呷同住同劳动。其实生产队的社员们对知青分配到生产队是有抵触情绪的，认为知青伢妹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做事懒得死，无形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加之农村社员本身生活就艰难，知青安排在他家里住呷生活压力更大。家里条件好的知青还可以从家里带点油盐酱醋、面条之类的物资，减轻他们的负担，而知青家里条件差的，拿不出什么东西补充，社员之间也会攀比，认为吃了亏，对知青也不会友善。

　　我感到庆幸，分配在瓦窑生产队邓三爹家里。邓三爹是生产队的队长，有两儿一女，都是強劳力。大儿子在铜官窑上挖窑，能给家里挣点现金，二儿子新民比我大几岁，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邓三爹家里算比较殷实的，最主要的是邓三娭毑是生产队有名的贤妻良母，对待我就像自己儿子一样，只要有好吃的首先让我呷。大儿媳继承了婆婆的优良传统，从不多说一句话，但做事勤快，我住的房间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下的衣服她会默无声息地帮你洗净放在床边。我完不成的工作量，新民会帮我。

回城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新民都有来往。

三、命运的考验

太丰学校是一个小初综合学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我被选调到学校教初一的语文。当时年轻气盛的我，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拿起了课本，执起了教鞭。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我是个高中毕业生，所学的知识本身有限，却挑起了如此的重担，岂不是有点误人子弟。但我还是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一是为自己提供了再学习的条件；二是待遇比一般的知青要高多了。教初中的待遇：12元/月生活补贴，计10分工，一年360分工。由于条件的改善，我从那时起学会了抽烟。一直到后来回城，我的凤凰18单车，上海牌手表都是在农村下乡时挣钱买的。

回忆当年我还是非常努力，除了自己努力学习，还虚心请教资历老的教师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除此以外，学校的重活脏活抢着干。记得当时我自己花钱买了一把推剪，帮学生剪头发，刚开始不太会用，经常剪子夹头发，痛得学生直哭，刚学剪头剪不齐，索性给学生剪个光头，搞得学生家长跑到学校来告状。但我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起乡下孩子家都不容易，剪个头不是给剃头师傅5分钱，就是一升米或者几个鸡蛋，只是好心没有得到回报。

我在学校的表现赢得了大队书记的好感，专门语重心长地找我谈了次话，记得大致意思是：只要你安心扎根农村一辈子，马上可以突击入党，临时民办教师可以报上级教育部门特批，转为公办教师。否则就不能再教书了，只能回知青点。谈话后，我既兴奋又矛盾，兴奋的是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矛盾的是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回城无望。最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理性终于战胜了感性。回复大队书记，那我还是回知青点。

四、半农半工的生活

父亲单位为了让知青在农村生活好一点，投入资金和技术将太丰大队纸厂进行了改造，使大部知青能够到纸厂上班。纸厂的劳动强度不低，但每月4元钱的补贴加10分工/天，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记得纸厂三班倒，生产黄草纸，长沙市50%的草纸是我们生产的。大致的工艺：将稻草放在石灰池，用脚反复踩，浸泡几天后，男知青和社员用耙头将发酵好的稻草挖出来，挑着满满发酵的稻草上跳板，将其倒入用水泥垒成的蒸笼，蒸十几个小时，再将蒸过后的稻草挖出来，放在打浆池里打成浆。一个班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腰酸背痛，劳动强度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回到寝室，倒在床上，话都不想多说一句。特别是冬天，上夜班，天气寒冷北风呼啸，要从热被窝出来穿着冰冷的工作服上班，那种滋味真是无法形容。女知青工分低一点，但工作相对轻松一些。男知青荡起的纸浆经过烘干线，将纸烤干传送到切纸台，女知青切好纸打包成捆，出成品。

农忙时知青再回知青点或生产队插田扮禾。但感觉比在纸厂上班要惬意多了。

78年底，母亲单位招工，我挑着担子，一头是米一头是铜官陶器回城，才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岁月在荏苒中流逝，而记忆的长河却总也不会干涸。每次忆起蹉跎岁月的知青生活，心里有种苦涩的感觉，但是它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积蓄了力量。4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渐渐老了，但那段时光仍时刻牵着我的思念，连着我的思绪，刻进了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