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走街串巷的第二篇是专门留给红色印迹的。我是一个对历史和政治浅见寡识的人,所有的认知都还只停留在儿时课本上的记忆。因此对历史和政治题材的书籍或影视作品都不是十分感兴趣。然而,前段时间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历史连续剧《觉醒年代》却深深吸引了我。</p> <p class="ql-block"> 《觉醒年代》是一部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贯穿主线,以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为切入点,讲述的真实历史故事。</p> <p class="ql-block">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没有枯燥生硬地讲述历史,而是在保留表现他们革命家、政治家坚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主题的同时,还细腻刻画了作为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细致入微地表现出了每位主人公的亲情,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夫妻之爱、父子之爱。</p><p class="ql-block"> 带着对先烈们崇敬的心情,我们决定去当年他们在北京的旧居走一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首先来到的是位于景山东街附近的三眼井胡同。我们沿着胡同七拐八拐摸索着找到了吉安所左巷的8号院,这里是毛泽东1918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力管理员时的居住点。</p><p class="ql-block"> 现在的这里是民宅,暂时没有腾退出来。居住的百姓为了不被打扰,摘去了门牌号码,紧闭院门,谢绝参观。但从两边门牌号的排序就能准确认定8号院就在于此。见到此景,我们也就只能在胡同中拍张照片而已。</p> <p class="ql-block"> 从吉安所左巷出来,我们继续走街串巷。北京的胡同呈网格状分布,四通八达,但只要方向是对的,就一定能走出去。我们穿梭在胡同中,眼前展现的都是整齐的青砖灰瓦和干净的街面。这些外墙都是近年政府重新翻修过的,但是院内仍旧是年久失修的样子。路上巧遇一位邻居,她的娘家就在此地,于是热心的她便成了我们的向导。我们边走边聊,其间聊到了到腾退搬迁的事宜。她说:没有人愿意搬走,补贴费用实在太少了。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百姓意见,适时改进、调整搬迁腾退方案。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如愿以偿。</p> <p class="ql-block"> 走出胡同,我们来到了五四大街上的“红楼”。这里当年曾是北京大学的校部、图书馆和文学院所在地。也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此时正值蔡元培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后又亲任北京大学校长。</p><p class="ql-block"> 五四大街上的“红楼”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我也曾几次进入参观过,但都是走马观花,没有驻足深思过。这次原本想带着对电视剧的观感重新进入“红楼”,感受一下当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氛围,然而我们却没能如愿以偿。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这里在进行从外到内的整修,闲杂人员不得入内。</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乘坐公交,我们又到了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这是鲁迅博物馆所在地。</p><p class="ql-block"> 鲁迅博物馆的正厅是鲁迅先生的生平展览,展示了他从1881年在绍兴出生到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各个阶段历史。展厅的规模比绍兴的鲁迅故居小多了。</p><p class="ql-block"> 正厅的旁边是鲁迅先生1924-1926年的旧居。鲁迅先生在北京曾住过四个地方,这里是保存最完好的。 所以,尽管鲁迅先生在此居住的时间点不是《觉醒年代》所描述的,但也就这里是可以参观的了。</p> <p class="ql-block"> 旧居是个很小的四合院,院内的建筑风格和室内陈设都是比较简朴的,倒是院内鲁迅先生亲手栽培的白丁香花,还是花繁叶茂的样子。</p> <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箭杆胡同、东堂子胡同、文华胡同。</p><p class="ql-block"> 我们从骑河楼南巷进入,按照导航路线指引,很快找到了呈“T”字形的箭杆胡同9号(现20号)就是陈独秀1917年到1920年的居住地,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p> <p class="ql-block"> 箭杆胡同9号曾是清代的典型四合院,院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陈独秀同志当年租住的是东院。东院的北房和南房分别为《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和自家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和车夫宿舍。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能进入院内参观。</p> <p class="ql-block"> 观看 电视剧《觉醒年代》,重新解读了陈独秀在我心中的记忆。了解了他不仅是一个果敢、尖锐、无私无畏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一位普通的、充满柔情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尽管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与陈延年、陈乔年两个儿子关系始终有些隔阂,也曾经各自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守,但并没有影响他对孩子们父爱的表达。无论是亲自为两个儿子炒南瓜子、三人促膝谈心,还是在送儿子去法国留学时相拥惜别的场景都深深表达出了慈爱之心。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好父亲。</p><p class="ql-block"> 陈延年、陈乔年也在逐渐了解中国当时的现状和逐渐理解父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之后,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坚守,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最终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p><p class="ql-block"> 这红色一家人让我深深地敬佩、敬仰和缅怀,甚至动摇了我心中原有记忆的标签,开始怀疑当年书本中对陈独秀的结论认定是否有失偏颇和公允的可能?哎!这不是我能想明白的事,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去探讨吧。</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离开了箭杆胡同,我们顺着智德西巷向南行走,途经北京27中学校,来到了东华门大街。 再沿东华门大街一直向东,横穿王府井大街,进入西堂子胡同。原本以为穿过西堂子胡同便是东堂子胡同,结果我们判断失误了。两个胡同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走了不少冤枉路。重新按照导航提示才找到了我们要去的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先生旧居。</p> <p class="ql-block"> 门牌号虽然找到了,但是仍旧是铁将军把门,什么也看不到。只好又站在门口拍张照片,算是到此一游的见证了。</p> <p class="ql-block"> 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附近的文华胡同24号(原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是我们要找的最后一个地方。那里是李大钊同志1920年到1924年的居住地,也是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在北京十年,先后居住过八个地方)。</p><p class="ql-block"> 尽管我们做好了同样不能进入的思想准备,却没想到,这次我们连胡同都没能走进去,被保安告知疫情期间没有居民居住证不得进入胡同。哎,无奈呀!</p><p class="ql-block"> 此次红色印迹之旅共用了两天时间,虽然所有的旧居都没能进入,但是至少这次旅行强迫自己重新学习了有关历史知识点,收获还是不小的。待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待疫情警报彻底解除,我们可以再走访一次,相信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