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菜 煤油炉 班主任

黄山胡兰兰

怀念我的高中班主任朱守芬

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我满心感激的沉浸在对班主任老师当年用煤油炉炖大白菜给我们吃的情形的回忆里，在重点中学任教语文课鲁令西同学笑着说，你写一篇回忆文章吧，题目我替你拟好了，就叫《大白菜、煤油炉、班主任》。他的提议甚好，但我一直没有落笔。因为老师已于2016年12月底，离开我们了。尽管他享年九十岁算是高寿，可由于情感的依赖，我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几年了，因为老师不在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失去了春节期间，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并一同去老师家团聚的快乐，那是姐妹兄弟回到父母身边一样的情感行为。而今，再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这些人能分头买着吃的穿的，回到同一个屋里，拥在同一对老人身边，告诉他们各自的努力、各自的辛苦、各自的成就、各自的思念。我们像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一样，收拾屋子，下厨做饭……几年了，特别是春节、清明、教师节，我总是忍不住的落泪，真的怀念大家在一起的情形，真的好想我的班主任！

我的班主任叫朱守芬，是一个农村高级中学的地理老师，我们都叫他朱老师。他的样子并不帅，1979年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时候，大约55岁左右的年纪，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工作及居住环境极差，他看起来很苍老，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背脊略躬，声音也不太响亮。极其愚昧的我，考大学的目标并不太明确，学习积极性也不很高，在他的课堂上我也找不出什么兴奋点。但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说朱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重点把握得非常好，很能提高同学们的考试成绩。当时学校的形势很是逼人，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里，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抢抓时间，想填补上十年浩劫留下的遗憾和空白。农村中学的老师们几乎是昼夜奋战，全力托举乡村学子进入高校升造，而后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青春。那个时候并没有“补课费”一说，一个学年的全部学杂费是6元钱，还有许多同学（包括我）家庭困难到不能及时缴纳甚至缴纳不起。但这并不影响老师们补课的热情与干劲。每个老师上课都拖堂至下一课的老师已站在教室门口，他们恨不得将我们因文革反右倾、学白卷英雄耽误的基础一揽子补起来。而课余时间，他们先是抢着到时教室给我们补课，后来学校因为秩序与公平，排了补课表，老师们没有收费，也没有加班费，晚上安排在最后一节课的老师有时会延时至半夜12点。大小考试测验很是密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刷题），老师们在反复阅卷排名中，一起研判哪些是能够跳龙门的，然后在教育看管上更加严苛，生活上更加照顾。在全国高考录取率为4%的年代，我们学校的重点班录取率是60%。老师很辛苦，同学们也很艰苦，当时上学都是周末或隔周末回家背些腌菜（或用旧的罐头瓶或用专制的竹筒装着，天气暖的时候，没有油脂的咸菜上会长白毛），再按每人每天1斤的标准，背些大米交到食堂，早餐是一碗很稀的粥或稀饭，中、晚餐都是一碗干饭（碗不大，许多同学吃不饱），三餐就着咸菜。鲜有能带小鱼虾泡辣椒糊的，便是人间美味。不知当时食堂窗口为什么很少有菜供应，偶尔有两分钱一份的大白菜，我们也没有钱买，即便有钱，遇着老师拖堂，也早卖完了。朱老师教的是地理课，基本上都在下午上课，所以，只要食堂供应大白菜，他都能早早的买回满满一白铁锅，并加一勺猪油膏，放在煤油炉上炖着，然后在上午放学的时间，站在教室不远的地方，说一句：“快去打饭，来吃菜。”我们相对固定的五六个人，几乎会捧着饭碗同时奔进朱老师的宿舍。经过朱老师再加工的热腾腾的散发着猪油香的大白菜，对天天吃咸菜的正似饿虎一样的青年高中生来说，有着非常大的食欲刺激，我们每次都几乎要将白铁锅抢翻。老师也有一碗比我们还先打回来的米饭，他只是微笑着看我们有滋有味吃完后的满足神情，自己就吃白饭。邻班有个同学的母亲是镇上卫生院（小医院）的医生，老师经常托她买维生素来服，当时我们很无知，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上大学才明白，朱老师是因为把菜全省给我们吃，而造成自己严重缺乏维生素，愧疚的心让我们在同学互通的信件里回忆起关于大白菜、煤油炉、班主任，总是泪目至抽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等我们有出息了，挣钱了，一定好好报答朱老师，像对待爸妈一样。

朱老师也真的像爸妈一样关爱我们，他的家在离学校十来里地的村庄（在只靠步行的农村也算很远了），师母农闲时来探亲总是挽着一个小小的竹篮子，提一点新鲜的鸡蛋和腌制的咸鸭蛋来，为的是给朱老师改善伙食补身子，可是朱老师想着我们生活太苦，像一个孩子太多的父亲，将咸鸭蛋煮了并一切四，让我们分食，鸡蛋也是打汤给我们分享。学校食堂难得杀了一头猪，校长说：“毕业班的老师特别辛苦，将猪肝切成几块分配给他们补补身体”，但老师们都不舍得自己吃，而是煮了汤分给自己的学生补身体。我的班主任也分得了一块猪肝，他在屋里用煤油炉白铁锅煮了一大锅汤，然后在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差不多十二点的样子，照例像家长接孩子一样，望着我们挤出教室就叫我们去食堂打了饭去他家吃菜。他好像是在食堂讨了熬制猪油的油渣，还加了葱末在那猪肝鸡蛋汤里。在贫穷得终年见不到几次荤腥的年代，这种香味几乎让我们兴奋到醉，我们几个争先恐后将汤舀进自己的饭碗，凉凉的米饭加上滚烫的汤泡了一下，香香的温温的正适合狼吞虎咽。老师在一旁只是说：“不烫呀？慢点儿。”

那时，我们单纯到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幼稚程度，我们只是觉得朱老师真好，从未想过老师的付出有多重，只是隐约懂得老师是希望我们好好念书，能考上大学。有一天晚上我们因为补课的老师拖堂，快十一点才回宿舍，为了一盆洗脸水，我居然和一个同学打架了。几个老师闻讯赶来，都大声批评了我们。朱老师住的离我们远点，最后一个赶到。看到他真的气得胡子发抖的样子，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他会怎样责骂我们。而他似乎是自己在强压怒火，沉默了一会儿，才装作平静的样子，只说：“过去了就算了，赶快睡觉，明天上午还有考试。”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我突然变得心思复杂起来，想了很多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包容，对待自认为是欺负我的人，再也不似以前那样以战斗的姿态进行猛烈还击，而是先换位思考，替对方找一下理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心胸与涵养从那时起在慢慢开阔提升。

正如老师们的规划，我在高考中被录取了，实现了学校文科女生跳龙门零的突破。老师们都非常高兴。作为奖励，朱老师为我买了一个当时在农村几乎没见过的漂亮的灰色人造革女式背包，还有一把黑布晴雨两用伞。这是当时的奢侈品——老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正因为农村中小学有大批这样热爱乡村教育、热爱农村学子的老师，他们给予学生的不仅是良好的教育，同时还有部分的养育之恩。很多农村学子因此才得以走向了高校，走向了城市，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我们参加工作时，朱老师退休了，我们每次去拜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强调，要我们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我在从事师范教育的时候，经常会向学生讲我的班主任，告诉他们一个优秀的老师必定以热爱学生为前提。也唯有热爱学生的老师，才能培育心智健全富有爱心的学生，而且，学生会终身爱戴他。

古人云：一日之师，终身父母。朱老师是我们高中毕业班一年的老师，同学们一直视之如父。特别是李张应同学，九十年代初家用电话刚刚兴起，他就立即牵头为朱老师家安装好，以方便同学们通话问候。九十年代中期，李张应第一个有了较为宽敞的房子，他就接老师去武汉市游玩小住。老师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听力已经下降，我们电话联系变得很困难，于是同学们尽可能多的回去探望。我和卢新江同学一起回去，觉得朱老师年事已高，农村的厕所很不方便，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卢新江同学立即安排人员帮他建了室内卫生间，因为他工作太忙，验收任务是我专程回去完成的。老师真的老了，不方便出行采买，傅少球同学常常从安庆市送些鲜活的鱼回去，有时买些排骨，上门亲自烧好，象儿子一样陪他吃饭，为是让他增加营养。范方金同学知道老师喜欢吃牛奶，他总是不辞辛苦从上海买些高档奶产品专程开车送来。而我作为唯一的女生，每每回去总会将一些常用药备齐放到固定的抽屉里，并将家中先前过期的处理掉。凡是老年穿着舒适的衣物也都适时给他添上，冬如尼克服，羽绒服，夏如真丝全棉，春秋如羊毛衣衫及卫衣裤。我将买好的养生粥原材料配好带去，当面教师母煲制调味。我们像母女一样在厨房里边说话边做饭。时间久了，村里的人都说你们这些学生对老师真好，可是我们要说，是老师对我们太好。村长与我们也保持联系，他会在困难的时候替我们照顾朱老师。在涨大水的日子，我们会不断给村长打电话，要求确保朱老师生活保障不出问题，村长也总是尽一切努力做到我们所能想到的。

朱老师快九十岁了，不知道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越加疼爱我们，凡是我们三三两两回去，他总是称我们“伢”，不再叫名字，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总是送至路口，一定望着我们在停车的大道边上车。每一次我都没有勇气回头看他们，因为他和师母总是一边询问 “什么时候再来家？”一边就开始掉泪。我也是坐在男同学的车上泣不成声……看着朱老师年迈的样子，我们都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他。

2016年底，朱老师真的走了。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在处理完丧事之后，才通知我们春节不要回去探望了。他只道是怕我们奔回去会影响工作，却不知道老师在周末的日子离开，是给我们留了回去送他的时间……事后村长告诉我们，依照地方风俗，我们只能在第二年清明回去扫墓。我们几个在老师的墓前几乎是彻底失控。隔一座坟头，我们在外头，老师在里头，我们的呼唤老师听不见了，我们同样再也听不见老师慈爱的唤“伢”声。师母已随孩子进城生活，那让我们视作家的房子，以后再也不是我们探望如父的老师的家，再也不是我们几个老师的“孩子”回来相聚的家。那一回离开的时候，身后没有老师的目送，背上似乎缺少些温暖感，心想从此不望此处天空吧！可是每至春节、每至清明、每至教师节，心里空乏得很，有时会隐隐的痛，泪水止不住——大白菜、煤油炉、班主任永远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