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华:回望人生来路(十二)

五溪之子

第四篇 那个年代的 852个日日夜夜一、北京的红卫兵来了1966年暑假，我和往年一样，砍柴，担脚，弹凤凰琴，只是多了一样一一看报纸。我的细姑刘惠英，高中毕业后在双溪信用社工作，有一次现金不对账，少了一百元，那時可是她三个月的工资呀！按制度是要赔的。我记得她回家哭了几天。也不知什么原因，1965年她就调到了黔城区公所。黔城区公所是黔阳县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黔城、托口、江市、红岩、岩垅、沅河，双溪等几个公社。区公所的位置在北门，电影院大门(原来的大门)口往北五六米远左转，一条小巷子往西五十来米就是，也不知解放前是谁的豪宅。黔城区公所撤消后就成了黔城公社所在地。我的家就在电影院正对面，往里走三十多米的后院。后院有个后门，通到区公所的那条小巷子。当時黔城区公所的干部有黔阳县著名的三唐:唐光汉，唐孝杰，唐学钱。还有申品贤，曾玉安等。区公所给我细姑安排了一间宿舍，就在进办公区的左边的第一间房，房后就是连接芙蓉楼城墙的空地，也很宽畅，种了蔬菜和果树。我也就经常去区公所，看细姑是名，看报纸是实。去得多了，同区公所的领导也就熟了。 大约八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我又到区公所办公室看报，门外突然一闪，两个穿着绿军装，腰间扎皮带，头上羊角辫，臂上戴着红袖章的两个女学生从门前往外走。我急忙站起来，从窗户望着她们离去，就问还在办公室的曾玉安(记得后来有一次他向我借枪打一枪，我把驳壳枪上好膛递给他，在大门外他瞄准墙角那棵两人合抱的大樟树开了一枪，然后找了半天没发现弹孔。黔城区公所撒消后，他和我细姑调到税务局，1977年年初我从邵东回到安江那天就住在税务局，曾玉安已是局长了，他跑到我细姑家看我，说了一句小刘你回来了)。曾玉安说她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来了五个人，三男两女，是押送一个老师回岩垅老家的。我急忙问，那老师呢？曾玉安回答说关在后面房里。我立刻起身，到后面去查看。这里原来是地主的大窨子屋，进大门后有两个天井，两边是厢房，天井左边就是我细姑的住房，右边天井后面通往厨房，紧挨天井的左边个第一间厢房就是办公室。办公室有前后两间房，办公室后面又是左右两个天井，便于釆光，中间天井过后又是左右各两间厢房，厢房中间足有五米宽，后壁上左右各开了一个间门，门后面左边是空地，右边又是一排四间耳房。解放前可能是下人住的。我跨出右边间门，就看见第一间耳房门上上了锁，窗户从外面拦了一块蓝布，我撩起兰布踮着脚往里面看，那時虽已是下午，但阳光还很強，而房里却显得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这時后面却吆喝一声“看什么?”，我急忙回头，见一高个子学生双手叉腰站在屋檐下，也是身着军装，扎着皮带，臂上一个红袖章。我走近他说，哦，你们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是黔阳三中的学生，我们这里还没成立红卫兵。交谈中，得知这个大个子叫王斌，一起来的五个红卫兵都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67届学生，押送一个老家岩垅的地主成份的老师回老家。(时隔五十五年之后，才有一位网友向我说明了这位老师身份:“@刘本华你说的那个北京红卫兵送到岩垅的清华大学老师名叫阮真，就是原黔阳县副县长阮昌仁的父亲，我下放到岩垅时经常到阮真教授家里看报纸聊天。他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前几年他的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到干溪坪，给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思会，修善了他的坟墓，树立了纪念碑。”)他们也没想到路上这么难走，从长沙坐火车到衡阳，再转汽车经邵阳到安江，又从安江到洪江，洪江还坐船到黔城，都出来五六天了。这時他们五个红卫兵都到齐了，我隨他们走进了他们住的房间。 我同北京来的五个红卫兵都是同龄人，当時都是15岁上下，都是初中67届学生，自然就容易互相接受，虽然双方处境不一样，但还是很客易谈得拢。他们抢着向我介绍北京的文革形势如何热热烈烈，又一致埋怨黔城运动的冷冷清清。他们讲，我在听，也提些问题，如说到破四旧的時候，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封建社会上千年喊皇帝万岁，为什么现在还喊万岁，那不是四旧吗？他们立刻止住话，告诫我这话可不能乱讲的。他们一直畅谈了两个小時，听得我激情万千。恨自己不生活在北京。总的来说，他们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北京市公安局将各单位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名单告诉红卫兵，让红卫兵把他们赶出北京。二，工作队已被赶出学校。各校都由红卫兵组织说了算。三，破四旧，只要是红卫兵认为是四旧的，都得破。例如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亨得利钟表店改为首都钟表店等。四、宣传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五，横扫牛鬼蛇神，打人、砸物、抄家，甚至打死人还是革命行动。六，毛主席，党中央一直支持红卫兵，如十六条中就指出，一大批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等等。反正是他们讲，我只有听的份。很快到了晚饭時候，我向他们告辞，约他们第二天去黔阳三中。街上行人稀少，显得很冷清，但各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文件，已做了一些表面文章，整个世界都被大家画红了，这就是文革初期的红海洋。出了小巷子后，俱乐部那又宽又高的墙上红色打底，黄油漆的字:“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彊！敬祝毛主席的亲蜜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粗壮的宋体字，让人震撼。往前二十米，育婴巷的墙上。(圣庙的侧墙)又写着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圣庙的正面墙上一边写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即一直贯穿文革的三忠于，四无限。)另一边写着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圣庙对面的祠堂墙上，又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再往前走，在通往西门的转角处是新华书店，正面墙上写着: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侧墙上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再往前走是三角店，左边就是文化馆，大门两边各写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红卫兵们边走边唸，北京的红卫兵说，写是写得好，就是没有行动。黔城的人们都还未见过红卫兵，都投过来惊奇的目光，我逢人就介绍，这是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附中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黔城街道最宽的地方。大概有四米多宽，而其它地方只有两米多宽，两边的屋檐伸出来，只有一米多一点的天空。这里左边是灶王宮，当時是供销社南杂门市部，右边是供销社百货门市部。灶王宮的墙上写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对面的墙上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穿过一个拱门，左边是百货批发站，墙上写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再往前就是南正街口，也是当時黔城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小吃摊都在这里。左边墙上写着大黑体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沿南正街往西走，两个拱门之间右边的窨子屋墙上写着:头可断，血可流，誓死革命不回头！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黔城木房子多，不便于刷标语，就贴了用红纸写的标语，大街小巷，标语口号无处不在。最后来到衙门口，这是清朝的县衙大门，当時三中的大门就开在这里。两边的八字墙上各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门正面两侧还写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要斗私批修”。我们在衙门口的空地上停留了片刻后，走进了三中的校门。当時，原来清朝的衙门还完全保持了原样，大门两边各有一间房，比地面高出一米多，后面有台阶上去，这可能就是旧時称的门房。大门寬约四米，可容两架马车同時通过，一条用青砖铺就的过道有四五十米长，直通正堂，两边是两个蓝球場，65年才用石灰渣硬化。正堂门外两边设有木栅栏，栅栏后面是通道，左边走出圆拱门后通向一囗古井，古井常年有水，一棵大树枝繁叶荗，遮住井囗一大片地面，离地五米高的粗枝上挂了一口古钟，一根绳子连在钟内的钟锤上。当時的工友李师傅，拉动绳索，古钟发出震耳的声音，预备钟不紧不慢敲十下，上课钟急急的响5下。下课钟悠闲的也响5下，老师和学生们都闻钟声而动。右边的拱门外踏上几个台阶后是一个六七米见方的平台，平時也没什么用，1967年曾开过一次发行毛主席著作动员大会，把这里作为主席台。正堂两边各有两间房比地面高了尺许，左边是校长室，右边是教导处。往里走上两个台阶进入内堂门，两侧各有一间房。房外左右两边各有门洞，左边经过高台旁边后到达教学楼，教学楼后有一池塘，池塘边的围墙上有一小门通往镇政府。镇里办的民办中学也设在这里。右边的门洞后面有两间房，1967年谢跃林老师就被我们关在这里。最后面是改建后的老师办公室，只有七八十个平方，老师们都在这里办公，显得有点挤。 我和北京的五个红卫兵站在操場上，看到教学楼墙上，砖柱上，围墙上，左边天主教堂的高墙上，也写满了红色的语录，标语。虽然离开学只有几天時间了，学校内还是静得出奇，没有几个人影。我原以为他们看了衙门后会有什么反感，结果发现他们很有新奇感。倒是1969年后，学校觉得大门就是衙门不妥，就将衙门封了，另在西门城门左边另修了不象大门的大门。看完教学楼这边，我带他们走过土街的天桥，来到老师们的住宿区。张德真老师的房门锁着，我告诉他们，张德真老师是北京人，今天不知哪里去了。当時学校只有王义良，张铁如，邓兴羡几位老师拖家带口住在学校，其它老师都还未回校呢。北京的红卫兵们说，他们学校老师学生一个暑假都在学校里干革命。来到西门，在食堂外靠城门的地方，还有一段没拆完的城墙，我们顺着斜坡爬上西门城楼。那時城楼还很破败，门窗都没有了。在楼下门洞里，他们摸着两扇大门上的象故宫大门上的大铜钉一样的大铁钉，十分感慨，在这样的穷乡僻壤，还有这般设施。沿着城外小路往芙蓉楼走，三座石山让他们开了眼界。路边一垛一间房大小的叫香炉岩，上面挂满了求神许愿的红布条和纸片，一个女红卫兵扯下一根布条扔了出去，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大家又下到河边望着从水里长出来的高约三四丈，围约五六丈的两块巨大的石灰岩，这可是北京没有的，他们高兴的踏着石缝爬上岩顶。两座石山之间是一条一米来寬的通道，一直通到水面，他们不敢跳过去。来到芙蓉楼的大门，正面和两侧墙上的雕塑、壁画都残缺不全，没有光泽。隔壁医院的埸地不够，就在芙蓉楼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芙蓉楼的一楼就成了病房。半月亭被照相馆占着。玉壶亭里堆了十几座佛像，那是四清运动中不知从哪里拆来的。芙蓉楼的东面是城墙，地势比大门处高了十多米，城墙脚下有一片菜地，其中我母亲就占了一块。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芙蓉楼一楼装了发电机，为了便于进出，在城墙上又开了一个大门，直到八十年代才被堵了。我们到芙蓉楼上看了江景后，就从城墙上的大门出来，沿着城墙走到区公所后门。这時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我告诉北京的红卫兵，下午要到面食店挑水，第二天再来同他们玩。我母亲在面食店工作，我经常从下南门河边挑水给面食店用，每担五分钱。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来到区公所北京红卫兵住的房间，(因各公社的干部经常有事到区公所来，所以准备有几间客房)门开着，人却不见了，行李也不在了。我急忙跑到办公室，唐孝杰在值班，他指着报架上的报纸说:昨天来的报纸有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报道，他们昨天下午就想走，已经没车了，今天一早就走了。我问那个老师呢？唐孝杰说岩垅来了人，昨天带回岩垅了。我脑袋一下就炸了，拿起报纸，果然，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们向百万红卫兵招手呢！唐孝杰同我讲了几句话，我也没听清。(唐孝杰当時在区公所的职务已记不清了，1980年代，我到县政府开会時曾多次见到过他，但没有交谈过。1993年我细姑的大女儿嫁给了唐孝杰的儿子，虽成了亲戚，我却没有再见过他。2OO4年唐孝杰病逝了)。北京的红卫兵来了，又走了。我同他们只呆了两个半天，只问了那个大个子红卫兵的名字，其他人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他们送回岩垅的那个老师，是男是女，多大年级，岩垅哪里人也都搞不清楚。但北京红卫兵对我的影响却是积极的，在以后的两年多時间里，我以北京红卫兵为榜样，敢冲敢闯敢造反，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至入狱。